深圳学人访谈录（第一期）

受访者：王为理

采访者：魏沛娜

时间：2017年2月17日

地点：深圳市社科院办公室

1998年，从广东人民出版社调入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的王为理，在学术研究方向上也慢慢发生了转变。澎湃的改革开放实践，激发了他对深圳的多视角观察、思考和研究。渐渐的，他从纯粹的哲学思索开始走向城市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长期的哲学思维训练，特别是受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王为理的文化研究包括对深圳文化的审视往往带有敏锐深刻的批判性。他认为：“深圳正在成为中国继上海和香港之后另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也是因为深圳处于一个异质文化的接触点、边缘地带或缓冲空间，而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富活力的文化往往产生于此。”

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学者，王为理对文化产业的研究除有纵深的学术理论视野外，还特别具有现实的穿透性。在他看来，文化产业研究需要理论探索，更需要产业实践紧密结合。

魏沛娜：20世纪80年代初，大量西方理论思潮引进国内，在知识分子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像叔本华、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思想尤其受欢迎。而您最初是做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存在主义，当时也是受这股思想氛围影响而投身哲学研究的吗？

王为理：我1985年大学毕业，当时存在主义思潮在国内比较有影响，引起我对西方思潮的关注。我的研究方向是现代西方哲学，真正切入研究是在硕士期间，那时已经有更多西方理论思潮被引进国内，比如科学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我当时感兴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研究，在思想上较多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重点研究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弗洛姆的思想。弗洛姆是德国人，后来去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急剧变化，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特别相像。战后的美国，物质极大丰裕，但整个社会在精神层面面临的问题很多。弗洛姆切入的正是这个问题，他较多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受其影响，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做研究。但我选择的主要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切入。当代西方的思想体系主要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潮流，我的研究偏向于人本主义思潮。

弗洛姆的特点是批判意识比较强，同时跟现实问题结合得比较紧密，其《逃避自由》《自为的人》《健全的社会》等代表作比较容易理解。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比较浅显，没有纯哲学的那种特点，角度过于现实。我的兴趣重新回到存在主义，但我选择的不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而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当时在国内算比较早进入海德格尔研究领域。研究海德格尔时我选择的还是从人的角度切入。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存在”，但我更关心的是他是怎么来看待“人”的，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此在”问题。海德格尔主张追溯思想的源头，一是古希腊思想，二是东方思想，而东方思想的其中一个来源是老庄，特别是老子，以及禅宗思想。所以我当时比较集中于研究东西方怎样看待“人”。这一研究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前后发表了10多篇论文。博士论文也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力图在西方思想历史变化的大背景中，从西方对人的认识的转变过程中来分析人的问题，其中包括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些关注。海德格尔后期也走向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比如对人类命运、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的关注，当然都是哲学层面的深刻思考。来深圳之前以及刚来深圳的前几年，我主要是做这方面的研究，《人之问：思与禅的一种诠释与对话》是那时的主要成果，最深刻的感受是海德格尔从人走向存在与禅宗从佛到人的思想理路至今令人惊异。

魏沛娜：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当时的文学和哲学研究很多都是跟社会现实态势的认知和反省紧密相连的。像您当时研究存在主义，研究“人”的问题，结合历史现实后会产生比较多的困惑吗？

王为理：那时我反而是比较纯粹地陶醉在形而上学之中。当时之所以选择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哲学的“纯粹”和艰深之美。我做相关研究时，他的晚年手稿还没有英译本和中译本，但当时国内已经有部分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了，而且争议比较大。我真正做海德格尔研究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90年代都在研究海德格尔。从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后期开始有人从哲学层面对环境问题、技术问题进行关注，看它们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那时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现实变化带来的冲击很大。尽管身在广州和上海，但我当时应该说对现实问题还不是特别关注，因为做弗洛姆研究期间比较关注当时的社会背景，做海德格尔研究时就是想做一种比较纯粹的哲学研究，所以走的是一种“向内”的路子，包括对禅宗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从比较纯粹的理论和精神层面着手，没有太多跟现实问题相结合。所以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也主要还是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虽然针对海德格尔对技术问题的看法等写过文章，有过思考，但那不是我的研究重点。

魏沛娜：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您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忽然停止了，或者说您暂停了纯粹的哲学研究。这是因为当时在研究上遇到某种思想瓶颈吗？

王为理：这涉及对整个哲学界的评价，不太好说。当时我感觉哲学在研究路径上比较困难，虽然我认为自己在哲学上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做得不错。但即使是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把整个关于海德格尔与禅宗的研究做完，在海德格尔研究方面会有不错的成绩，但也仅此而已。我对海德格尔的一个判断印象比较深刻，海德格尔当时就已经认为我们处在一种思想贫乏的时代，事实证明，这种判断越来越正确。人类似乎正进入这个时期，很难再出现哪怕是海德格尔这种级别的思想家。

从全球来说，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哲学的终结”，其有特别的含义。我比较关注语言的限度与哲学的终结问题，做过相关研究，现在看来，我更愿意取其字面意义，视“哲学的终结”为整个哲学的一种象征。当时我对于中国哲学的出路也比较迷惘。因为严格意义上，中国是没有哲学的，“哲学”一词是从日本、西方引进的，与东方思想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经过长达百年的发展，中国的哲学主要还是停留在对西方思想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基础上。做得比较深入的是新儒家，那些人的东西方思想功底都特别深厚，在借助西方哲学思想诠释和建构儒家思想方面有所突破。但即便如此，也很难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真正形成自己的哲学。

魏沛娜：所以，这也是属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局限吗？记得您在1996年发表的《语言的限度与哲学的终结》一文末尾提到，如何在弘扬自身深厚的人文传统基础上，将西方哲学引入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诠释也将是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目前中国哲学是否已经走出了这种困境？

王为理：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本身就得益于胡适、冯友兰等人对西方哲学方法的借鉴，新儒家是将西方哲学引入对传统中国哲学研究和诠释的一次成就高峰。但总体而言，中国哲学研究至今都没有走出这种困境。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全盘照抄和接受西方哲学的基本范式和逻辑体系，在哲学上彻底西化；另一方面，传统中国哲学如果不按当代学术规范表达自己，或者是一味坚守在故纸堆中，就可能完全脱离当今世界。所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仍然在路上。

魏沛娜：您写过一篇文章《深圳的哲学难题与消解》，谈到当下的深圳依然“拒斥形而上学”，认为“也许，没有哲学是深圳必须付出的文化代价”。而在《南方论丛》2013年第6期，您在主持“西方哲学研究”这一专题时介绍说，该期专题选择西方哲学为主题，是因为纯粹的西方哲学研究可以为改革开放和深圳学派建设开启一扇别致的窗。具体理由可以请您解释一下吗？哲学其实是以怎样的形式影响着深圳的城与人？

王为理：当时的观察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深圳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城市，城市发展主要还处在对物质的追求阶段，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一定会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物质和精神的分裂，人在物质涌流中的精神失落，甚至是世界观的崩塌。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信时间和历史会治疗好这种创伤。西方哲学对人的观察和研究有独特的视角，对很多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一些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类似时代问题的反思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关于哲学对深圳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的影响，正在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体现。一方面，虽然哲学是密纳法的猫头鹰，要在黄昏的时候才会起飞，但总会起飞；另一方面，总是会有人仰望星空。更何况，波澜壮阔的城市发展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哲学需求，就在积蓄着哲学发生的力量。哲学既是象牙塔，也充满人文情怀和人性关爱。

魏沛娜：当时您还提到，哲学家要避免思想僵化，必须从西方哲学中汲取养分。在您看来，相比于东方哲学或者说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是否更显重要？

王为理：不好直接这么比较。对当代社会来说，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有参考意义。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中国的，我们需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哲学。但哲学家既应该扎根本土，又必须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时刻关注世界的变化，否则就只能坐井观天。

魏沛娜：我发现您来深圳后在研究方向上有比较大的转变，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转变，开始做起城市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这是基于对深圳这座城市的特点而做出的选择吗？

王为理：1998年，我离开广东人民出版社，刚来到深圳时，对深圳确实有一些观察和体会，也写了一些文章，是从哲学角度来看深圳。后来之所以转向城市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确实跟深圳这座城市的特点有关系。对原来所追求的纯粹哲学研究，还是保留了一定的兴趣，原来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博士学位论文都是来了深圳之后出版的。

我的研究方向真正改变，既有大环境的影响，也有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时之所以选择文化产业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一是因为在研究工作中比较早接触到文化产业问题。2001年前后，文化产业开始在全国受到关注，我们社科院也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深圳独特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和波澜壮阔的实践，让我开始从新的角度关注“文化产业”这个曾经受到法兰克福学派强烈批判的概念和问题。二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历史学课程哲学博士的机缘。一开始我的兴趣主要在城市研究上，对国际城市体系中比较靠前的纽约、伦敦等大城市以及香港和上海特别感兴趣，并没有局限在文化问题上。在其后的研究中，香港起步较早的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研究，纽约、伦敦的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全球影响，以及文化产业在深圳的发展实践等，这些激发了我专门研究文化产业的兴趣。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从边缘走向中心——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实际上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之后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对产业发展的规划、评估及前瞻性思考上。

那确实是一个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的过程。以前我很不喜欢黑格尔的东西，但在深圳和香港，我迅速体会到他的一句话的意义：“哲学最敌视抽象，她处处将人引向现实。”在我看来，学者或知识分子的研究总是会分成两类，一类是学院式甚至是象牙塔式的研究，另一类是“入世”的研究，二者对于深圳这座城市都很重要。我更愿意做“入世”的研究，关注当下的深圳问题，关注与城市未来相关的战略，关注产业前沿。

魏沛娜：讲起深圳文化的特点，无论是“大众文化”“特区文化”，还是“移民文化”，至今仍存有争议。尽管目前还不能真正厘清深圳文化的概念，但有意思的是，深圳文化却总能每隔一段时间就创造出引领全国的观念，由此可见深圳文化创新的特质。您曾在《移民文化的当代图像：从全球到深圳》一文中明确提出：“无论如何，深圳都是当代移民文化的一个动感地带。”经过10余年的观察和研究，您认为移民文化在深圳依然还处在生成过程中吗？

王为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于深圳文化，刚开始是有些争论，我当时也是不认同用移民文化来概括深圳文化。对于我这个学科背景来说，是没办法接受的，因为我是站在一种纯粹的哲学角度来认识，是非常象牙塔的视角。深圳这种层次的文化发展，还没有达到真正谈文化的层面，包括移民文化。我感觉称深圳文化为移民文化，总觉得有点别扭，后来就这种思考也写过相关文章。再往后，我对深圳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了，重要原因是深圳这个地方的移民背景基本相同，主要移民是来自中国内地，尽管来自各个省，但文化背景基本相同，尽管有所差别，但都是在中国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差异性不明显，当时我称之为“成色不足”，特别是跟国际上典型的移民城市相比差距明显，比如与纽约、伦敦相比。伦敦每天都有300种不同语言在使用，而深圳最多只能讲每天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在使用。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认为深圳文化也是一种移民文化，这跟当年的上海、香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代深圳无疑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个最大的移民城市。就深圳文化来讲，起码是带有移民文化一部分比较明显的特征，比如说移民比较开放，创新意识比较强，包容意识比较强，所以像你所说的深圳出了那么多引领全国的观念。这座城市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创新意识、包容意识，以及在观念上能够不断引领全国的能力，也是移民文化的客观反映。

魏沛娜：您又怎样看待这30多年来深圳已形成的文化图景？

王为理：深圳文化跟深圳城市本身的基因有关。因为深圳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文化跟这座城市的关系既有非常直接的一面，同时又有非常间接的一面。在这种过程中，对城市的影响，经济要素起到的作用比较明显。我比较喜欢讲“春天的故事”，现在解读这个文本，其中的一句“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实际上也就是讲“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一座金钱意识非常浓厚的城市，这在那个时代是名正言顺的，没有错。但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肯定需要在这方面做修正或批判。而深圳恰恰有这种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所以包容力、创新性都比较好。

从城市结构来讲，深圳发展得特别迅速，到目前为止，在不到40年的时间，城市产业机构主要发展为科技创新产业，定位是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这种定位比较符合现阶段深圳的战略特点，深圳朝着这种定位发展，文化主要也是围绕这种定位发生作用。那么，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文化有几个大的特点：文化总是在比较边缘的位置生存。文化是空气，离不开又摸不着，往往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应。但在这样大的中心控制下，深圳的创新文化又比较发达，跟产业结合的文化同样比较发达。

另外，深圳文化又有比较奇怪的一面，尽管偏于边缘位置，但总会有一些文化力量，或说一些文化精英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作用。比如说决策者，无论是早期领导人，还是现在的一些城市设计者、决策者，都特别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提升到战略位置上，强调全民阅读，这是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对于全国的一种贡献，只有深圳才能产生这样的文化理念。除了体现创新，还体现力量，不会那么颓废，而是非常积极向上，推进产业发展，在城市发展中成为比较好的部分，这是深圳文化的特点之一。但由于处于柔弱边缘的位置，相对于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未来位置、在国际城市体系中的未来位置，深圳文化还有很多缺憾和不足，比如文化设施和活动还没有达到纽约、巴黎、伦敦，甚至是上海、北京的水平，这方面，无论是投入还是眼界、规划、战略等都准备不足。

魏沛娜：谈到城市文化，还不能忽视城市人文精神。10年前您曾经撰文指出，深圳目前独步天下的优势有三个：一是当代中国最大、最新、最典型的移民城市；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经济特区；三是中国创新先锋城市。这三种资源正在生成一种富有活力的城市文化，开放、创新、包容、关爱的人文基调和人文情怀凝炼其中，深圳城市人文精神的个性可以从中张扬而出。明年是深圳建市40周年，您认为接下来深圳在涵养城市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气质方面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王为理：深圳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创新、包容特质，我们现在需要重点考量的是如何在这种文化与科技、市场、资本等要素聚合在一起时，弘扬和培育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对于深圳这座以经济特区为基因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必须承认，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我们的人文精神准备不足。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善恶之分，但它具有一种内在张力。一方面，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文精神核心理念是构筑市场经济规则的一些基本价值，市场经济可以助长一个社会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社会具有重实利、重技术、重工具理性的偏向，可能导致一个社会“见物不见人”，人文精神不被张扬反被消解。人文精神“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可以帮助我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消解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的消极影响；人文精神所传达的人文关怀可以焕发我们心灵深处人性的光辉。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建立物质与精神的平衡，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由城市器物、市民行为、城市制度、市民心理和城市观念等多个层面构成，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是一个具有总体特征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城市精神、城市人文气质、城市人文情怀、城市民生福利、城市公共政策、城市文化服务、城市家园情怀、城市规划、城市环境等诸多方面，这需要付出全方位的深入城市细节的实实在在的努力，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概念制造和观念灌输。

魏沛娜：大学是思想文化创新的源泉之一，也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相比于北上广，深圳的大学无论从数量还是实力上都稍显单薄。虽然近年来引入国内外不少知名高校在深圳办校区、学院，但是多数以理工科为主，人文学科依旧处于边缘的位置。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抑或说，若干年后，那些名校的深圳校区还是会起集聚效应，一定程度上改变深圳的人文格局？

王为理：深圳的大学主要是为产业服务，人文社会科学相对来说特别边缘，能够容纳的人才相对少。从国际文化实践来讲，特别是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没有与深圳的经济地位相匹配。香港这方面也有点问题，但是一直在努力。我们常说深圳要赶超香港和广州，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一环如果跟不上，深圳在国际城市文化体系中的位置是很难得到大幅提升的。

的确，国内外名校在深圳办校区，对于深圳的人文格局应该说会有所变化。大学起码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来深圳办校区的大学尽管是偏科技型、理工型的大学，但是其中的人文力量会慢慢凝聚和发展起来。当一个大学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乃至成为一流大学时，肯定离不开人文学科的支撑，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专业就很出色。所以，这些大学的校区在深圳建立起来的话，对于深圳吸引人文方面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这种作用相对来说会比较漫长。要知道，深圳从不重视大学群，到真正意识到要建立大学群，几十年都已经过去了。就像基础学科从来就很难被重视，但2017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第一次提到基础学科，设立的10大基础研究机构里面就有数学，表明深圳开始知道数学的重要，这就说明对学科的认识有一种缓慢的提升过程。深圳终有一天会知道，除了数学，还有哲学、文学、历史这些人文学科的重要。这也需要机缘，就像一个少年的成长，哪一天忽然就知道某件事情对自己的重要性。回到大的时代背景来说，当前是物质主义盛行的时代，其实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精神的重要性。物欲泛滥，让人感到痛苦茫然。当时弗洛姆就看到美国处于一个金钱的时代，人都不是健全的人，但最终美国走出了这个阶段。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说不定哪天就进入一个新阶段。现在社会讲质量，应该说，社会一定不只是注重产业的质量，还要包括生活的质量、文化的质量、人的发展的质量，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这个过程相对漫长。

魏沛娜：从硬件建设，到软件建设，深圳距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或者说“国际大都会”还有多远？

王为理：一个世界城市，不会只是在科技产业上发展，而一定是全方位地引领全球发展，比如从伦敦和纽约的城市水平来看，其文化占的比重不是一般的大，或者从产业来看，对全球的影响力往往是文化起的作用更领先。这么说也许有一种深圳主义的感觉，但这不是没可能。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大的都市圈，还是有可能冒出一个首位城市，香港、广州有可能，而深圳也有潜力，但深圳这方面的文化准备还是必须做的。伦敦把文化视为“心搏”，它们的发展值得深圳借鉴。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还是比较关注从全球文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深圳文化需要做哪些准备，并会结合深圳自身的文化创新实践多作研究。我认为社科院既要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持，更需要从战略层面为城市发展做出前瞻性的研究，这才是我们能够真正发挥智库作用的重要方式之一。

魏沛娜：深圳学派建设也积极推动着深圳学术文化的发展。从提出至今，深圳学派已经形成了怎样比较具有辨识度的研究特点和方式？

王为理：深圳学派的概念提出较早，经过多年的实践，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好的平台，比如，《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两套丛书已经分别出版4辑。深圳学派的提出主要是想通过深圳学派的建设带动深圳学术的发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深圳学派从当时的制度设计上来说，不好讲是属于哪个学科的，但真正的学派发展一般都是属于某个学科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一，深圳学派应该是研究深圳问题，深圳在国内发展甚至全球发展中，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往往具有超前性，深圳所面临的问题是未来其他国内城市乃至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同样需要面临的问题。因此，研究深圳问题是非常有前景、有意义、有代表性的。第二，深圳学派从目前所有的积累来看，在文化领域最有可能，因为这方面已经形成一系列的相关成果，而且这方面成果在国内较受认可，比如王京生提出的“文化流动理论”“文化权利”，这种研究代表了一种方向，跟传统的象牙塔式的研究不一样，它是走出书斋的，是把最新的、最前沿的理论跟城市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有前瞻性的、概念性的研究。恰恰是这种研究，能形成自己的特点。第三，作为一个学派，可能在传播方面，还可以有更多的途径，尤其是在学术交流和研讨方面，深圳的人文力量不足，所以这方面目前尚有不足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学派的发展一定是在比较充分的讨论中所形成的。我们利用深圳学术沙龙，还要利用我们的学术研究，加强引导，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会形成跨学科内容。简言之，针对深圳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专家意见、学术观点和解决方案，在文化研究突破之后，还可能会引起其他学科，如经济学、艺术学的学者的讨论，在争论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新的理论，推出新的成果。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环境和过程，深圳学派建设总体反映还是不错的，起码有了自己的平台，有人愿意讨论，有越来越多的成果推出。

魏沛娜：可不可以说，深圳学派作为一种“深圳表达”，不仅需要本土不同领域的学者的理论建构，更需要所有深圳人的积极参与？建构深圳学派，您觉得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王为理：学派的形成从人数上来说，往往由少数人的倡导开始，在一个小的圈子里讨论，形成基本的学术主张、学术方式或研究方法，进而形成区域性甚至全国性、国际性的影响力。一个学派的产生，或标志着一种新的知识类型的出现，或意味着一种研究范式的革命性转移；一个学派的产生，往往伴随着大师甚至大师群体的降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作品的涌现，新理念、新方法和新的话语系统的出场。学派的建构可能源自某种激情的呼唤，却一定必须经历实实在在的自然形成过程。学派建构归根结底需要学界自身的努力。学派的产生从来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异质文化的接触点、新兴的移民城市、创业者的聚集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现代与传统的边缘和断裂地带、现代化追求中的典型城市、当代中国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焦点、消费时代生活时尚的创造者等等因素在深圳的聚合，使深圳生成了学派建构所需要的肥沃土壤。我们无法事先设定深圳学派的细节，却可以理性地提出深圳学派建构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建构深圳学派必须注重学术积累特别是学术前沿。学派的产生是对传统和现实的超越，要实现这种超越，首先需要对传统和现实有深刻的理解。这不是说我们需要对某一学科的所有历史都有深入研究，在每一个学术问题上都有独到见解，而是指我们必须占领学术前沿，关注和熟悉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前沿问题、最新理念与研究方法。在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对学术前沿问题闻所未闻，对新的话语系统格格不入，只会在传统中兜圈子，是奢谈建构学派的。

建构深圳学派必须培育批判精神。批判精神的实质就是对传统和现实说“不”，任何一个学派的产生都意味着对传统和现存理论或方法的解构和再诠释，学派的产生是一个颠覆过程。建构深圳学派因而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在学术上要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提出新的理念，敢于创造新的方法。实际上，批判已经成为当下入世知识分子的重要界定，批判作为一种“建设性的争执”已经成为一种程序，学派的建构绕不过这座桥。

建构深圳学派必须具有深圳特色。学派的建构是一个身份认同逐步建立的过程，它既需要自认，也需要他认。共同的学术主张和研究范式的确立、基本统一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确定以及一致的基本话语的集体使用，加上自我命名，自认的过程基本完成。但是，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认的取得。能否取得他认，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是否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只有扎根于深圳这片沃土，紧紧抓住深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在与现实的松散的“真实关联”中展开研究，才能凸显深圳学派的有效特质，开拓扬名于世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