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乃江苏丰县人，见于《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的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本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人们对《史记》《汉书》记载的“沛丰邑”的理解不同，也就发生了一些歧义乃至误解。有人说，“沛”指沛县，而“丰邑”为沛县下面的一个乡，说刘邦为今江苏丰县人固然是对的，但若说刘邦是沛县人，亦无大错，因为当时属于沛县。事实果然如此吗？答曰否。其实，《史记·高祖本纪》所说“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汉书·高帝纪》完全沿袭《史记》的说法），“沛”是指沛郡（秦为泗水郡），“丰邑”是指丰县。因为刘邦跨秦、汉二代，且为汉代开国皇帝，史家记他的里籍，按照汉代的行政隶属关系，称他是沛郡丰邑人，当时人读起来会感到更明确，也更亲切。

那么，讲丰县在秦代为县，并非沛县下面的一个乡，有没有根据呢？有。第一，请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黥布反时，高祖正在病中。樊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

又《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至洛阳，欲都洛。娄敬（即刘敬，后赐姓刘）戍陇西，过洛阳时向刘邦进谏，要刘邦移都关中。娄敬曰：“今陛下起丰击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又《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说南越王尉他（佗）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史记》中这三则记载，都是高祖在世时他的臣下讲的话，前面两条是直接讲给高祖本人听的。特别是樊哙，他是随高祖一同起义的。他们都称高祖“起丰沛”，可见是当时的语言。这证明，在秦代，丰与沛是并列的县，决不会是隶属于沛县的一个乡，不然何能称“丰沛”？生于汉代前期的史学家司马迁为了弄清刘邦起义时的一些史实，曾经到当地作过调查，他又与樊哙之孙他广关系友善，从他广那里听到汉初不少功臣宿将的故事，如《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所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何）、曹（参）、樊哙、滕公（夏侯婴）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司马贞《索隐》：“案：他广，樊哙之孙，后失封。盖尝讶太史公序萧、曹、樊、滕之功悉具，则从他广而得其事，故备也。”这里，司马迁所称“丰沛”也是沿袭当地的习惯说法，并非汉代以后才如此。

第二，丰有城寺街里，非一般乡邑可比。根据《史记》记载，当秦末汉初，丰不仅与沛并列为县，而且还是一个不易攻克的县城。《史记·高祖本纪》载：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沛公刘邦以兵守丰，“秦泗川（水）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后雍齿以兵降魏，“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刘邦只好去依附驻扎在留县（今江苏沛县东南）的景驹，“欲请兵以攻丰”；后闻项梁在薛（今山东滕州市南皇殿岗），又向项梁请兵“攻丰”。《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秦二世二年三月，沛公“攻拔下邑（今安徽砀山县东），遂击丰，丰不拔。闻项梁兵众，往请击丰”。四月，“沛公如薛见项梁，梁益沛公卒五千，击丰，拔之”。丰既然如此难攻，说明当时城池坚固，决非一般乡邑可比。

再者，从后来刘邦为太上皇建新丰的有关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丰县的城寺街里已相当繁华。《史记·高祖本纪》载：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更命郦邑曰新丰”。据晋葛洪《西京杂记》卷2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竞识其家。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张守节《史记正义》：“《括地志》云：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汉新丰宫也。”（以下“太上皇时凄怆不乐”至“太上皇乃悦”一段，与《西京杂记》记载基本相同。）（按：前于骊邑筑城寺，徙其民实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后，命曰新丰。）新丰县故城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14里，并非今临潼县之新丰镇，而是在今新丰镇西南。东汉末阴槃县寄治于此，故又称阴槃城，而徙新丰县于故城东20里零水畔。北周时又迁今新丰镇东南7里。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始迁今临潼县东北新丰镇。我们从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改骊邑为新丰县也可以看出，原来的丰邑应当是县，而不是乡。不然的话，怎么不设新丰乡，而要设置新丰县呢？

第三，《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谓沛父兄曰：‘……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这证明，当时丰已确凿无疑的是县。因为，如果丰为沛县下面的一个乡，刘邦在这里答应免去沛县人民的赋税时，自然也包括了丰，也就用不着沛父兄进一步请求免去丰民的赋税了。正是由于沛父兄的一再请求，高祖才答应“并复丰，比沛”。这表明，当时丰与沛是并列的县，并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当然，这是汉高帝十二年的事，丰县会不会是在此以前新设的县呢？我认为也不可能。一是《史记》《汉书》中均无此记载；二是从情理上也说不通。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情况：秦朝末年，刘邦起义后，令雍齿守丰，但雍齿却以兵降魏，与刘邦对抗，刘邦多次攻打不下，这使刘邦大为恼火，以致到汉十二年高祖还乡时，犹余怒未消。在沛父兄固请减免丰县人民的赋税时，刘邦曾解释说：“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既然如此，丰在秦代若非县，至汉初数年间也决不会将丰升格为县。故于此亦可证明，丰在秦代即应为县。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丰既为县，为何后面要加“邑”字，这又当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与丰县在此以前的特殊地位有关。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梁即魏。据《史记·魏世家》及《世本》记载，晋封毕万于魏（在今山西芮城县北），昭子（魏绛）徙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惠王时为秦所逼，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故或称魏惠王，或称梁惠王。至孙假为秦所灭，转东徙于丰，故曰“丰，故梁徙也”。《汉书·高帝纪》赞曰：“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根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梁被秦灭后虽徙于丰，但因时间较短，无“宗庙先君之主”，所以称为邑，而较之一般的县则高出一筹。因而，丰邑的“邑”，意为都邑而非乡邑。《史记》中一再称“丰沛”，将丰置于“沛”之前，恐怕不仅仅出于对刘邦的尊崇，很可能是在此以前早已流行的习惯称呼。故同一部《史记》中，在《高祖本纪》称“沛丰邑”；在《萧相国世家》中，则称“沛丰人也”；在《韩信卢绾列传》中，则称“丰人也”。“沛丰邑”“沛丰”“丰”均是指的丰县。

有的同志可能要说，按照传统的说法，都讲丰县置于汉，你说秦时即是县，究竟能站得住脚吗？我说这并不奇怪。根据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的推算，秦代应有八九百个县（见《历代舆地图·秦郡县表序》）。但我们现在能确指为秦县的仅三百余个，多数并不清楚。我们只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丰县为秦县，学术界是一定会承认的。

（原载《刘邦研究》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