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城市史志中，时代较早的有《三辅黄图》《洛阳记》《关中记》《邺中记》等。《三辅黄图》记载范围较广，是以秦汉的三辅地区为范围，包括当时的京兆尹、右扶风、左冯翊，也就是今陕西省西安、咸阳及附近地区。《隋书·经籍志二》谓：“《黄图》一卷，记三辅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事。”《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因三国时魏人如淳在《汉书注》中征引过，所以人们认为此书撰成于东汉末以前。但今本《黄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是汉魏间人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是梁陈间人作，程大昌的《雍录》甚至认为是唐人增续而成。《关中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称是晋潘岳撰，《宋史·艺文志三》作葛洪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所载殊简略。”《邺中记》一书，《隋书·经籍志》作二卷，称晋国子助教陆刿撰。书中所记多石虎逸闻故事，部分涉及高欢、高洋的记载，大约是后人补入。此外，《京口记》《江陵记》等，是南朝时的作品，时代更晚。陆机《洛阳记》是作者时代明确、记述内容又以一个著名都市——洛阳为范围，它是古代城市史志中较早的一部，也是写得较好的一部。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出身于吴国士族。20岁时晋灭吴，此后陆机退居旧里，闭门读书，达10年之久。太康末年，陆机与弟陆云一起来到洛阳，以文才受到当时士大夫的重视，经张华推荐，辟为祭酒，累迁太子洗马、著作郎、尚书中书郎等。晋武帝死后，晋王室发生了“八王之乱”，陆机也因卷入这场争斗之中而被司马颖杀害，终年43岁。所以《洛阳记》应是西晋前期的作品。当时洛阳是西晋的都城，《洛阳记》中对洛阳整个城市范围、宫殿、苑囿、学校及商业市场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因此为后人研究洛阳的城市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于洛阳城的规模，《艺文类聚》卷63《居处部三·橹》引陆机《洛阳记》说：“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楼橹，外有沟渠。”这里所记载的洛阳城的规模与华延俊《洛阳记》、《帝王世纪》、《晋元康地道记》所载均有不同。《通鉴地理通释》卷13引华延俊《洛阳记》说：“洛阳城东西七里，南北九里，洛阳城内宫殿台观府藏寺舍，凡有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门。”《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说：“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晋元康地道记》说：“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据实测，后面几种书的记载基本上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但陆机《洛阳记》的记载为何出入这么大？我们认为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既然陆机讲的是“周公所制”，因而计算时可能是以周代的里为准。但周代的里虽小，它与汉晋时代的里的差别并未有如此悬殊。而且陆机《洛阳记》中除了记述洛阳城的范围以外，还记载了其他建筑物间的里距，而有些建筑物则是汉晋以后才有的，显然不能用周代的里制，而只能用汉晋时代的里制，这样在同一部书中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里制，岂不造成混乱？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记载上的差异不能用不同时代的里的大小来解释，而是由于对洛阳城范围的不同理解造成的。陆机《洛阳记》所载洛阳的范围，很可能不是指城垣的范围，而是讲当时洛阳的一些建筑物和居民居住区的实际范围。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东汉明帝时所建白马寺，在洛阳城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又《水经·谷水注》记载：“谷水自阊阖门而南，径土山东。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汉大将军梁冀所成，筑土为山，植林成苑。张璠《汉记》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积金玉，采捕禽兽，以充其中’。”《艺文类聚》卷7张璠《汉记》也说：“梁冀聚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穷极工巧，积金玉充明珠，以充其中。”白马寺和梁冀的园林均在洛阳城西3里左右，说明这里当时是洛阳的风景名胜区。北魏时洛阳城西已布满居民的里坊，汉晋时这里可能也是居民区。《晋书·食货志》还记载，在洛阳城东汉代有粟市。另外洛阳城外还有宣扬观、千秋观、鸿池观、泉城观、扬威观、石楼观、鼎中观等，有的就分布在城的东西两侧。洛阳城垣东西6里余，所谓“东西十里”很可能将这些地方都计算在内。至于“南北十三里”，主要是加上洛水以北部分。《洛阳伽蓝记》卷3说：“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洛阳城南4里左右至洛水，其间有灵台、辟雍及太学，还有“洛阳县市”（或称“羊市”）。既有市，无疑也是居民聚居之地。晋潘岳《闲居赋》亦称：“退而闲居于洛之溪”，也说明洛水之滨有民众居住。洛阳城南北9里余，加上城南洛水以北部分，正是13里左右。所以《洛阳记》的所谓“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很可能不是说洛阳的城垣，而是就城市居民区的实际情况而言。

其实，认为汉魏洛阳故城是“周公所制”，完全是一种误解。西周时营建的成周城故址，应在洛阳旧城附近，那里也是隋唐故城的所在地。而汉晋洛阳城旧址很可能是武王伐纣以后所营的洛邑。西周营建成周时，可能又进行了一番整修，此后成了成周的一部分。据《水经·谷水注》说，当时还是“城隍逼狭”的卑陋之所，城区范围也比较小。因此，春秋时代又有晋国率众诸侯“城成周”之举，把原来在城外的狄泉也圈在城内，基本上奠定了汉晋洛阳城的基础。

据《水经注》及《洛阳伽蓝记》等书记载，汉晋洛阳城有12门，东面3门，最北边名上东门，魏晋改为建春门；次南为中东门，魏晋改为东阳门；最南为望京门，魏晋改为清明门。南面4门，东头第一门名开阳门，次门为平门（一作平城门），魏晋改为平昌门；次西为小苑门，魏晋改为宣阳门；西头为津门，魏晋改为津阳门。西面3门，南头第一门名广阳门；次北为雍门，魏晋改为西明门；再北为上西门，魏晋改为阊阖门。北面2门，西头为夏门，魏晋改为大夏门，东头为谷门，魏晋改为广莫门。

《洛阳记》中对洛阳城门也有很具体的记载，从现在保存下来的《洛阳记》佚文来看，《后汉书·董卓传》注引《洛阳记》说“洛阳城南面有四门，从东第三门”为宣阳门。宣阳门即汉之小苑门，又名謻门。《文选》卷3张衡《东京赋》云：“謻门曲榭，邪阻城洫。”薛综曰：“謻门，冰室门也。”《水经·谷水注》：“謻门，即宣阳门也。”《太平御览》卷98《地部三十三·冰》引陆机《洛阳记》说：“冰室在宣阳门内，恒有冰，天子用赐王公众官。”《文选》卷26潘安仁《河阳县作二首》注引陆机《洛阳记》还说道：“大夏门，魏明帝所造，有三层，高百尺。”

陆机《洛阳记》中除了对城门的记载以外，还有对宫门的记载。如《文选》卷24曹子建《赠白马王彪一首》：“谒帝承明庐，逝将归旧疆”句，唐李善注：“陆机《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吾常怪曹子建诗‘谒帝承明庐’，问张公（华），张公曰：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北魏时在城的西面阊阖门之北增辟一门，名承明门。即以此后宫门之名而命名。

洛阳的宫殿分南宫和北宫。对于南北宫的具体位置，千百年来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后汉书·光武纪》注引蔡质《汉典职仪》说：“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众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但整个洛阳城南北长度仅9里余，两宫相距7里，不少学者感到无法理解，甚至怀疑记载有误；但细细考查文献，又证明是确切如此。如《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注引《汉官秩》说：“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千石。”《后汉书·灵帝纪》注引蔡邕说：“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从出，门之最尊者。”平城门既是洛阳城南门，又是南宫的宫门，说明南宫紧靠洛阳南城墙。北宫在城的北端，两宫南北总长度约2里。但魏晋时南北宫有无变化，情况如何，就不清楚了。幸好陆机《洛阳记》有所记载，《后汉书·蔡邕列传》注引《洛阳记》说：“南宫有崇德殿，太极殿，西有金商门。”《文选》卷24陆士衡《赠冯文罷迁斥丘令一首》注引陆机《洛阳记》还说：“太子宫在大宫东、薄室门外，中有承华门。”除宫殿之外，洛阳还有不少台观馆阁，《洛阳记》中也作了不少记载，如《太平御览》卷179《观》引陆机《洛阳记》说：“洛阳南宫有承风观，洛阳北宫有增喜观，洛阳城外有宣扬观、千秋、鸿池、泉城、扬威、石楼等观。”又曰，“洛阳城外有鼎中观”。又，《艺文类聚》卷63《观》引陆机《洛阳记》说：“宫中有临商、凌云、宣曲、广望、阆风、万世、修龄、总章、听讼，凡九观，皆高十六七丈，以云母著窗里，日曜之，炜炜有光辉。”《太平寰宇记》卷3洛阳县引陆机《洛阳记》还说；“临商、凌云等八观在宫之西，唯绝顶一观在东。”魏明帝时还在洛阳的西北角修筑了金墉城。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后，就迁曹芳于金墉城。后来司马炎又用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曹奂，灭魏建立了晋朝，也是让曹奂出居金墉城的。《文选》卷25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注引陆机《洛阳记》说：“金墉城在宫之西北角，魏故宫人皆在中。”

汉晋时的洛阳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洛阳记》中对洛阳城南的灵台、辟雍、太学均有记载。《文选》卷16潘安仁《闲居赋》注引陆机《洛阳记》说：“灵台在洛阳南，去城三里。”又说：“辟雍在灵台东，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后汉书·光武帝纪》载：中元二年（公元57年）初起灵台、辟雍。陆机《洛阳记》说是魏武所建，应是魏武时重建。灵台是用来观测天象的地方，也就是当时国家的天文观测台。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的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而名。据班固《白虎通·德论》说，东汉时在洛阳建辟雍，是作为“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东汉光武时还在洛阳城东南建有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冬十月，“初起太学”，注引陆机《洛阳记》说：“太学在洛阳城故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等奏请正定五经文字，得到灵帝的许可，蔡邕便亲自书丹于碑，使刻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当刻有五经的石碑初立时，前来观看及摹写的人很多，车子每天有千余辆，致使街道堵塞不通。蔡邕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他写的石经体是用隶书，所以熹平石经又称一字石经。魏正始年间，又立古、篆、隶三体石经。这些石经都是我国古代极可宝贵的文献，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些石经的残片。对于刻有五经的石碑的数量的记载，各书多有不同。《水经·谷水注》有错简，将东汉一体石经“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系于魏正始三体石经之下。《洛阳伽蓝记》所记魏石经亦与熹平石经相混。而《后汉书·蔡邕列传》注引《洛阳记》说：“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按，应作四十八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名。”记载明明白白，以后来出土的部分石碑相验证，亦相符合，于此可见《洛阳记》的重要价值。

《洛阳记》记述太学时，说到与宫的距离，即“太学在洛阳故城开阳门外，去宫八里”。太学遗址在辟雍之北，距洛阳城2里左右。若是南宫的位置没有变化，它距离南宫的位置无论如何不会有8里之遥。当时太学“去宫八里”正说明魏武时南宫有了迁徙。所以，我们细读《洛阳记》，也就掌握了一把解开南宫之谜的钥匙。

因为魏晋以后南宫的位置向北迁徙，故从南宫的正门阊阖门向南至洛阳城的南门之间有一段较长的距离，这就是著名的铜驼街，正对宣阳门。《太平御览》卷158河南府引陆机《洛阳记》说：“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

陆机《洛阳记》不仅记述了洛阳的城市、宫殿、台观馆阁，还记载了一些重要居民区“里”，有的还尽量追溯其历史渊源。如《水经·谷水注》引陆机《洛阳记》说：“步广里在洛阳城内宫东，是翟泉所在。”《后汉书·鲍永传》注引陆机《洛阳记》又说：“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宅也。”翟泉，或作狄泉，我们在上面提到过，此地本在洛邑城外，春秋时为敬王避子朝之乱时活动的地盘。《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有“天王居于狄泉”的记载，不久即有“城成周”之举。从此狄泉被划入城内。至于上商里为殷顽所居，这也是确凿无疑的。《逸周书·作雒解》记载：“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北魏时成书的《洛阳伽蓝记》卷5也记载：“洛阳城东北有上商里，殷之顽民所居处也。世人歌曰：‘洛阳东北上商里，殷之顽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瓮子，人皆弃去住者耻’。”陆机《洛阳记》的记载，不仅解释了上商里名称的由来，并且叙述了它的历史状况，对我们考查洛阳建城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洛阳和其他都市一样，在城市中也有作为商业市场的“市。”晋代洛阳有三市，《文选》卷16潘安仁《闲居赋》注引陆机《洛阳记》记载：“洛阳凡三市：大市名金市，公（宫）观之西城中；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金市在城内宫之西。马市在城东建春门外2里谷水南。戴延之《西征记》作“牛马市”。洛阳县又称“羊市”，华延俊《洛阳记》作“南市”。从城市布局来看，汉晋洛阳的主要宫殿在城内偏南部，而洛阳的主要市场，汉代的粟市和晋代洛阳三市中两个主要的市——金市和马市，都在洛阳城偏北，基本上符合我国古代都市“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传统。

陆机《洛阳记》中对一些重要建筑物和部分官邸的所在地都有明确的记载，除了我们在上面列举的以外，如“百郡邸在洛阳城中东城下步广里中”（见《御览》卷181《居处部九·邸》所引）等都是。但也有的没有标明具体位置，如《文选》卷16潘岳《闲居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李善注引陆机《洛阳记》：“五营校尉，前后左右将军府，皆在城中。”紧接着就指出“陆机既不言所处，难得而详也”。这从反面也更证明《洛阳记》的大部分记载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洛阳记》见于著录的不止陆机所撰一种。陆机所撰《洛阳记》一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二》《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二》《通志·艺文略四》。同时又有《洛阳记》四卷，不著撰者，亦为《隋书·经籍志二》所著录。此外，尚有戴延之撰《洛阳记》一卷，见于《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二》和《通志·艺文略四》。杨佺期撰《洛阳图》一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二》，并称晋怀州刺史杨佺期撰（据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4说：“晋无怀州，当是雍州之讹”），《旧唐书·经籍志上》和《新唐书·艺文志二》均有著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述古之秘画珍图》称：“《洛阳图》杨佺期撰，一名《杨宫图状》。”但在古代典籍的引文中，称陆机所撰者有《洛阳记》《洛中记》《洛阳地记》等，说明陆机《洛阳记》也有不同的名目。戴延之所撰《洛阳记》不见征引，但引文中注明是戴延之《西征记》的，其内容有不少是涉及洛阳的。这些引文中的《西征记》与《洛阳记》究竟有怎样的关系，现在还弄不清楚。至于杨佺期所撰《洛阳图》，其他古籍征引时有不少是注明《洛阳记》或《洛城记》的，有的还写作“杨龙骧《洛阳记》”或“杨龙骧《洛城记》”。据《晋书·杨佺期传》说，佺期尝为龙骧将军，故有此名。另外，华延俊《洛阳记》虽不见于隋唐经籍志或艺文志所著录，但《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多有征引，或称《洛阳记》，或称《洛中记》，说明也是当时实际流行的《洛阳记》的一种。将这几种《洛阳记》加以比较，仍以陆机《洛阳记》的记载最为翔实。从这部城市史志的写作，不仅可以看出陆机的文才，也显示出他超群的史才。

陆机的《洛阳记》没有流传下来，这书究竟是在何时散失，尚未有定论。《小万卷楼丛书》本《陆士衡集》钱培名《跋》称：“士衡集，《隋书·经籍志》十四卷，《唐书·艺文志》云十五卷，而《郡斋读书志》仅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亦同，则宋世已无完本矣。晁公武云：‘机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今存诗、赋、论、议、笺、表、碑、诔一百七十余首，以《晋书》《文选》较正外，余多舛误’。今此本诗文共一百七十四首，盖即晁氏所见之本。徐民瞻序云：‘闻之乡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赋》为首。’又自述其搜访之难。而去得之于新淮西抚干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赋》，若有所甚幸者，序作于庆元庚申。晁氏序《读书志》在绍兴二十一年，相距几何，而当时已不恒经见如此。毋怪阅今又六百余年，其流传益少也。集中残篇断简杂出不伦，大要出《艺文类聚》《初学记》诸书，而不无挂漏，疑亦北宋人捃摭而成。”我们从《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大量征引《洛阳记》的情况来看，此书在北宋时期并无亡佚，而至南宋末王应麟撰写《玉海》时所引已非完本。如《玉海》卷159引《洛阳记》：“南宫有崇德殿、太极殿，西有金商门”，是通过《后汉书·蔡邕传》注转引的；同卷引《洛阳记》：“（嘉德）殿在九龙门内”，是通过《后汉书·杨赐传》注转引的（今本《后汉书》无此注），都证明《洛阳记》在宋末已失传。从古籍中征引陆机《洛阳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它可能也是亡于北宋末年的战乱之中。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此书亡于北宋以后，为何《元河南志》反而能大量征引它，这不是矛盾了吗？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元河南志》虽续成于元，但此书的基础仍是宋敏求的《河南志》。如《与徐星伯中书论河南志书》所说：“是书实出元人之手，而宫殿坊市，则直录宋敏求之书，间加改窜。……盖其时敏求书具在，故宫殿坊市，尽录原文，而略加金元事一二条。”因此，在《元河南志》中保留了原来的部分引文，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陆机《洛阳记》一书虽已亡佚，所幸我们从隋唐以来的类书及总志的征引中尚能见到部分佚文，使我们仍能了解其概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原载《殷都学刊》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