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新反思“太虚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史料类型、学术源流、概念边界、逻辑基础和价值导向。与此同时，追问“太虚法师”这个经验实体的面相形变和价值纠缠，并将成因归结为“太虚史料”未曾被有效区别为三种类型。需要将“太虚史料”离析为“宗派自述”、“他者舆论”和“国家训示”，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一个新的整体和系统，才可能比较有效地解释“太虚现象”及其成因。“太虚现象”本质上超越“太虚个体”，有更为广阔的、从1844年到1953年间的历史边界；同时，它也包含着近现代中国之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一隅走向世界的基因。正是在“近现代中国”和“现代性”的条件下，太虚的“佛教-宗教”改革、“政治-宗教”实践，才能在可供“批判”的意义上服务于当下和未来，而不仅仅滞留于“好古”和“纪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