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以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流派的初步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既有坚持，也有游离；与其他西方民族理论既有分割，也有融合。

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坚持主要表现在它们的历史主义态度上。民族是一种演进过程，具有历史性，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基本论点，也正在为中外现代民族理论所肯定。但是，西方民族理论“对民族历史属性的表述决不似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那样鲜明，而是隐含在它们的种种具体学说之中”2634058，它们的民族终结论显得不够清晰。而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一般的西方民族理论不同，它们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维度，把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视为历史过程的产物，主张以“民族”为支点，以“国际”为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它们坚持“现代主义”立场，认为：“民族（nation）是现代历史的一种发明、一种创造，是对相当晚近出现的‘现代化过程’的一种反映或一种产物。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急遽的都市化、科层国家、大众民主、公共教育和世俗化。”2634059“民族主义和族性（ethnicity）都是‘现代现象’，与现代的正在集权化的国家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社会和政治的构造。”2634060葛兰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提出民族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强调了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或公民）性，并且明确反对通过利用“历史记忆”，甚至歪曲历史的民族主义掀起民族冲突，进行分裂活动。葛兰西的这一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其他代表如霍克海默和霍布斯鲍姆等都明确反对利用“历史记忆”或“民族文化”进行民族主义分裂的行为。如在对犹太人问题进行分析时，他们都认为应该承认德国犹太人及其历史属于德国历史的一部分，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感到惋惜。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是特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他于1897年在巴塞尔主持召开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宣告在以色列为犹太人建立家园。霍克海默认为，犹太人是迫于无奈才走上民族复国道路的，他指出，赫茨尔的著作《犹太国家》“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开始，全书表达了对欧洲各国能够长期认真地接受多元化观念的怀疑，对欧洲各国能够在共同体内让个人自由地遵循自身原则的怀疑”2634061。霍布斯鲍姆则明确反对以色列利用歪曲历史的神话来构建政治认同的行为。霍布斯鲍姆和哈贝马斯对当代民族主义问题强调最多。当20世纪末民族主义在全球再度升温泛滥时，霍布斯鲍姆却冷静地指出：“民族或民族主义的确已过了其鼎盛时期。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会在黄昏时飞出。如今它正环飞于民族与民族主义周围，这显然是个吉兆。”2634062这一充满历史唯物主义气息的经典语录，在西方民族理论界广泛流传。在这方面，哈贝马斯甚至表现出了过分乐观的态度，不仅直接论证“后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的可行性，而且致力于推进欧洲一体化从经济层面到政治层面的跨越。

其二，对于民族文化，它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原则，倡导包容差异性的多元民族文化发展，主张通过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沟通交流来实现相互交融和发展。它们反对西方出现的将差异夸大而吹嘘的“文明冲突论”，对当今出现的族际流动问题，持乐观态度，把它视为走向民族交融和消亡的过程。面对当前西方甚嚣尘上的对种族和移民的排外和仇视，霍布斯鲍姆明确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发挥任何积极作用，而且认为人口大量流动迁移的21世纪将是文化共生的世纪，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民族文化的不断运动结合，会减少当前的排外情绪，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友好相处，实现“各民族皆兄弟”的美好愿景。哈贝马斯希望消解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之间的隔阂，通过宪法爱国主义来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霍耐特呼吁从“霍布斯主义人类学”走向“人权普遍主义”，通过增加民族个体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来避免民族冲突。霍尔更是利用他的加勒比海牙买加非洲黑人后裔身份，不仅通过理论呼吁，而且还以实际行动，为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争取最基本的民族身份，竭力争取少数族裔和流散群体从边缘走向中心，在民族幻想中找到他们的一席之地。霍尔还明确指出当前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没有真正实现对“多元文化”差异的尊重，指出真正的“多元文化”应该是既尊重种族文化差异又能通过构建一个共同的框架或相同性来解决差异带来的对抗问题，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主张“和而不同”和“多元共存”，在西方民族理论话语中，这体现了它们的先进性。而它们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偏离主要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和传统阶级分析方法的疏远上。

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把民族问题视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有将民族与社会形态对应的强烈倾向。它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社会经济现象归根结底乃是民族现象存在的先决条件’，确定民族的类别，除了其他因素外，‘关键是要看它属于哪种社会经济形态。’”2634063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把民族问题纳入社会主义革命视域中，而列宁和斯大林都把现代民族视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时代的产物，将现代民族赋予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社会属性。

而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离经典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和卢卡奇只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来寻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具体路径，而他们的后继者则直接告别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直接定位为在资本主义秩序内争取人的解放，仅仅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它们偏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纯粹政治批判、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甚至是对社会心理问题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而根本不触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建立在私有制上的西方根本政治制度的批判。他们把西方福利国家视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成果。霍布斯鲍姆把西方二战后建成的福利国家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哈贝马斯也肯定福利国家获得的成就。因此，他们的批判主要是针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时，都倾向于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调节式变革。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是遵循了以上宏观理论方向，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维度越来越远。葛兰西和卢卡奇在分析民族问题时都基本坚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注重从经济基础上找民族问题出现的原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反犹主义进行分析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如分析了反犹主义产生的经济因素。而其他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都忽视了这一问题。赖希在对法西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进行分析时，指出人的权威主义反动性格结构才是其根本原因。他直接用性格结构的反动与否替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矛盾，认为社会的每一阶层群体都存在具有“健康积极的性格结构”和“不健康的反动的性格结构”两类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对每一阶层具有“不健康的反动的性格结构”的人的革命。哈贝马斯直接从马克思的“劳动”范畴走向“交往”范畴，从而告别“阶级斗争”，它基于交往理性和人民主权的视域，完全忽视了经济基础的维度。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是一种完全忽视经济因素的“政治伦理学”，正因为如此，弗雷泽才把“再分配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但是她也明确表示，对于阶级，她倾向于“采用一种较少经济主义色彩的解释。这种解释更加注重阶级的文化、历史和话语维度”2634064。所以，她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霍尔更是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并不决定上层建筑，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经济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相互“接合”方式和过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表现可以说和西方主流的民族理论保持了一致。他们都认为传统的无产阶级已经被成功整合进资本主义体系中，当今的阶级身份认同已经被种族身份认同所取代。其实，这种趋势源于全球化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变化对弱化阶级认同、强化族性认同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随着全球化时代产业结构的大范围调整，产业之间既分化又交融，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相互之间的界限，这就导致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和阶级属性也不如以前那样固化，而出现多变性、多重性和模糊性。相对而言，族性有着无可选择的“天定”成分，是一种最具稳定性的社会属性，所以族性认同就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尽管如此，“当今的全球化对阶级认同的弱化和对族性的激发都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仍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原则。……阶级分野和阶级斗争仍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634065。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压迫的社会群体，阶级斗争就没有失去它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