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 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文章指出，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概括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具体实现途径和方法，给纷繁复杂、被难题困扰的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有两个中心词，即“和平”和“合作”，其“新”意体现于内含的时代性、实践性、自律性。这一新理念完全适用于中日关系。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多次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对日政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基本态度。这既是国际关系新理念在中国对日外交上的具体体现，又鲜明地展现出中日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学习研究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及其实践，对于凝聚共识，提高研究质量和资政水平，把日本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又体现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多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教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文章指出，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需要在多个视角之下。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反转和多元结构特征，成为中日关系定位、认知与处理存在复杂性的重要成因。从安全重构的角度来看，中日在安全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中日之间的竞争性驱动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竞争性驱动可能不会引发两国战争，但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从认知错位的视角认识中日关系，日本应该重新回到欢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轨道，中国应该理解和支持日本不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正常国家”的努力进程。

《东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应否从边缘区提升为重点合作区？》 吴昊（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李征（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文章指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中国政府正式发布的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南性文件。从其内容来看，东北亚地区尚未纳入建设“一带一路”的重点合作区域。无论是从“一带一路”构想的目标来看，还是从东北亚的实际情况来看，都存在将东北亚地区纳入“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东北亚地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课题主要包括扎实推进中国与韩国相关战略对接工作，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加快提升和完善大图们倡议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在其他地区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东北亚区域内的中俄地缘经济外交》 许威（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陈宪良（教授，硕士生导师）撰，发表于《西伯利亚研究》 2016年第6期。文章指出，无论是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出发，还是从地缘政治因素考量，东北亚地区都是中俄两国极为关注的地区。俄罗斯将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由原先的“重视西方”转向“东西并重”，这更多是由国家利益与现实状况决定的；中国长期以来始终重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这不只涉及经济利益的考量，更涉及地缘政治与安全等因素。东北亚地区内部结构复杂，政治安全等影响因素相互交织。中俄两国都是东北亚地区的大国，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开展的地缘经济合作以及所采取的合作方式都将对中俄以及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萨德入韩”与东北亚的“安全困境”：基于新现实主义的分析》 李相万（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 2016年第6期。文章指出，当前东北亚地区扑朔迷离的形势可视为朝鲜核试验、“萨德”入韩以及美国的“亚洲回归”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美国的“亚洲回归”以及转而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旨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进行“战略封锁”。在此背景下，朝鲜核试验（第四、第五次）、朝鲜频繁的导弹试射、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等破坏了东北亚既存的和平共处和战略均衡局面，大有使韩美日和朝中俄回归到“冷战式对立”之势，东北亚可能再现“新冷战”格局，地区“安全困境”也将日趋严峻。文章认为，美国积极推进“萨德入韩”的根本动因在于：一方面向日益紧密的中韩关系打入楔子，另一方面要实现对中俄的战略遏制。韩国同意部署“萨德”本身，一方面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明显的战略误判。“萨德入韩”使半岛局势急转直下的同时，也使半岛成为东北亚各国回归传统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中国之所以对韩国同意部署“萨德”的行为产生怀疑和敏感的反应，原因在于“萨德”系统不能有效应对朝鲜的攻击，而是为了弥补美国应对中国的导弹防御系统（MD）的缺口。从这种意义上说，部署“萨德”的负面影响将日益凸显：一是它并不能减少朝鲜的安全威胁，反而有可能刺激朝鲜而使韩国更加不安全；二是中韩关系将因此严重受损，两国政治、经济、人文交流与合作必将受到冲击；三是东北亚地区将可能再次回归到两极对立状态，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将日益深化。

《朝鲜半岛局势与东北亚可持续安全》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文章指出，2016年伊始，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扩大，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出现“痉挛性紧张”，东北亚安全蒙上一层阴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270号决议能否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难以预料，而美国欲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则遭到中俄坚决反对，东北亚安全与地缘政治格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与变数。朝核问题的关键是美朝双方都坚信只有拥有足以毁灭对方的军事威慑力量才能获取本国的安全。然而，这种相同思维逻辑事实上已导致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的努力屡受挫折，一旦发生战争将是整个朝鲜民族的一场浩劫。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有关各国应该树立可持续安全观，寻求新的努力方向。在东北亚构筑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安全共同体，或许才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稳定的未来出路。

《东北亚区域能源互联网建设研究》 李天籽（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迪（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所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6期。文章指出，能源互联网是国际能源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东北亚地区是目前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中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东北亚能源互联网建设能够保障区域能源安全，提高区域能源效率和保护环境，东北亚地区具有建设能源互联网的基础和必要性，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在技术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机制、国际环境、东北亚各国态度和相关政策等方面面临很多问题和障碍因素。该文在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能源互联网建设过程中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发挥主导者和引领者的作用。

《关于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纳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 郭文君（延边大学副校长、博士）撰，发表于《东疆学刊》2016年第2期。文章指出，以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为主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战略是东北亚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重要引擎，是大图们江开发开放先导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等各种战略的叠加区，地缘政治特殊，发展基础良好，发展潜力巨大，因此应尽快把“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横跨东西、兼顾海陆、联通内外的开放格局。若能够把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纳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形成有机整体，不仅有利于我国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推动沿边地区跨境次区域合作，更有利于我国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开放格局的形成，促进环日本海各国经济的长足发展。

《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 祁怀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博士）、李开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博士）、潘亚玲（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吴其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撰，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年第8期。文章指出，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可从权力结构、制度进程、战略观念的三元变化进行分析。1990～2015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在权力、制度、观念上呈现三元变化特征，即权力结构单极弱化、区域制度缓慢构建、战略观念互疑上升。2025年东北亚地缘政治基本结构不太可能陷入壁垒分明的两极对抗格局，而很可能呈现两超（中美）竞合、多强（中美日俄韩）博弈、弱国（朝鲜）逞强的复杂态势。2025年东北亚地区制度的建构不容乐观，尤其是在安全制度的构建方面急需包容性的解决方案。东北亚各国的历史记忆纷争和意识形态干扰仍将持续存在。如果无法降低这两个因素的负面影响，东北亚各国不易形成统一的集体身份，更难建立彼此亲近与战略互信的关系。在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线性发展趋势很难改变的背景下，区域制度缺失和战略观念互疑将成为未来十年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改善的“短板”。因此，相关国家必须重视地区制度的构建和战略互信的塑造，从而为2025年的东北亚构筑稳定与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

《中日韩FTA建设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基于中日韩三国自贸区战略的分析》 王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后）、许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编辑）撰，发表于《亚太经济》2016年第4期。文章指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是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实质上是对各国自贸区战略进行整合的过程，使中日韩自贸区战略目标能被纳入三方自贸区战略框架。尽管三国经贸合作密切，但是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地缘政治的压力致使三方的谈判进展缓慢。当前，在促进经济一体化与区域安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应进行东北亚FTA的整合，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释放东北亚经济活力，符合各方利益诉求。

《“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中的朝鲜因素评估与政策应对》 梁立昌（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撰，发表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文章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东北亚地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朝鲜因素是一个重要变量，有必要从朝鲜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外交和统一诸多领域客观评估朝鲜因素及其地缘影响。由于朝鲜因素的不确定性，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引导朝鲜实施战略转换，从基本内容、基本保障和基本手段三个方面调动朝鲜因素的积极性，提高中朝关系的生产性和效率性，重建两国实质性战略合作推动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实施。

《东北亚均衡者：韩国的区域战略选择》 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6年第10期。文章指出，伴随近年来韩国亚太地区外交的“风生水起”，韩国版的“亚太均衡”战略逐渐浮出水面。这一战略源于韩国对地缘政治格局、国家综合实力、核心利益诉求等方面的认知调整，集中反映了韩国的亚太观及区域战略选择。这其中，对“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成为推动韩国“亚太观”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或者说，韩国的“亚太观”主要是受制于“中等国家”的身份定位。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计划、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表明了韩国在地区范围、合作领域、制度建构等层面对“中等国家”身份的再确认，以期实现韩国在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政治“主导”、经济“中心”、安全“自主”的新的战略转向。

《韩国部署“萨德”必将陷入新的困境》 金强一（延边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撰，发表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文章指出，韩国宣布部署“萨德”以来，东北亚格局又出现一次震荡，首先感受到美国全方位压制的是中国。“萨德”本身能不能防卫韩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借此形成全方位的防卫体系来挤压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萨德”的性质是相当严重的。关于目前的中韩关系问题，笔者曾经主张过良好的中韩关系是东北亚稳定之轴，如果中韩关系受到影响，可能引起东北亚震荡。

《俄罗斯能源政策的范式转变与东北亚能源关系》 富景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撰，发表于《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6期。文章指出，有关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研究，不仅涉及俄罗斯国内政治层面的国家和企业关系演进，而且包括由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冲击引发的俄罗斯在不同地区能源市场维度上的角色互动。作者试图构建俄罗斯与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双层博弈”框架，即在强调俄罗斯国内政治行为对地区能源关系影响的同时，考察东北亚能源市场上各方利益博弈对俄罗斯能源政策实施的作用。其中，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和地缘政治危机对传统油气出口国的外部冲击，将被纳入对东北亚能源关系演变的动态分析。考虑到世界能源市场正在经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合作的需求程度将越来越大于后者对前者的进口依赖。俄罗斯从资源民族主义转向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能源政策，将实质性地推进其与东北亚能源关系的提升与深化。

《萨德入韩经纬与中韩关系》 李宗勋（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主编，教授）撰，发表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文章指出，“萨德”入韩是美国对中国挤压和包围政策的重要环节。“萨德”入韩，说到底是一场由美国主导的把戏，对美国来说，“萨德”入韩可谓一举三得：第一，可保障驻韩美军的安全；第二，是管控中国军事力量的绝佳机会；第三，不但通过北约东扩牵制俄罗斯在欧洲的军事力量，而且此举又能从远东遏制俄罗斯在亚太方面的实力。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回归亚太、TPP、干涉南海局势等策略全面挤压中国，以谋求其世界唯一霸权。

《东北亚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展望》 任晓菲（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笪志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撰，发表于《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年第12期。文章指出，东北亚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陆海空口岸互联互通区位具有独特优势，并在建设中取得显著进展，陆海互联互通综合地位得到提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东北亚地区互联互通潜在优势将逐渐获得释放，资源互补与口岸需求将呈上升趋势，产业转移与口岸经济成为合作新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分析》 施锦芳（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刘娟（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研究生）撰，发表于《日本研究》2016年第4期。文章指出，尽管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国家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区域经济合作进展迟缓。“一带一路”的推进，将促进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文章主要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东北亚经济合作，通过东北亚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间合作的案例比较，阐释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分析深化东北亚经济关系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试论东北亚地区的区域整合》 梁云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郭雨南（香港《大公报》记者）撰，发表于《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6期。文章指出，东北亚现在已不仅是地理概念，更多的是包括地理、经济、政治安全等要素的综合性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东北亚地区也出现了地区整合的需要，即在主权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更多地区性共同利益及其诉求，其目标即推动包括大部分国家在内的多边全方位合作，以实现共同和平与安全、发展与繁荣。因此，就需要在强化经济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强调和培育地区意识。在一个包括所有大国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内，在消除现有危机的基础上，建立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永久性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过，由于这一地区几个大国之间的历史和政治纠葛，以及多样化的地区特点和大国之间潜在的竞争与冲突，东北亚地区区域整合的前景并不乐观，实现最终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对东北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付云鹏（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宋宝燕（辽宁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士）撰，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文章在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东北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2001～2012年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贸易数据，研究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对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最后根据文章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与中蒙俄能源合作——基于地区安全视角》 朴光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撰，发表于《亚太经济》 2016年第5期。文章指出，从中蒙俄地区安全形势出发，立足“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从双边和多边层次分析了中蒙俄能源合作的基础、机遇、现状与挑战。基本结论如下：地理毗邻和能源互补性为中蒙俄能源合作奠定了基础；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蒙俄实现战略对接，促成了三国能源合作的机遇期，中蒙俄能源合作已然开启“蜜月之旅”。中国须从合作机制、基础设施、互信、东北亚有序竞争的角度发力，加快推进中蒙俄能源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示范工程。

《东北沿边地区参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问题研究》 霍文慧（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李红星（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撰，发表于《学理论》 2016年第4期。文章指出，东北沿边地区参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支点，但其目前开放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未能充分释放对外合作活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跨境合作需求不断增加，次区域合作逐渐加入现有对外合作模式。基于东北沿边地区区位优势，分析现有次区域合作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引进专业人才和先进技术、建立经济增长带、调整贸易结构及完善跨境区域交流合作机制的对策，以期促进东北沿边地区次区域合作发展，从而促进东北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

《东北亚丝绸之路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拓展》 窦博（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海洋智库）撰，发表于 《人民论坛》 2016年第29期。文章指出，北极航运商业化在即，日本海沿岸的图们江是我国前往北极最近的海域，中国应整合以图们江为基地的“东北亚丝绸之路”，以“东北亚丝绸之路”为基础，开发“北极丝绸之路”，提前谋划北太平洋自贸区，在中俄历史最佳合作期，尽早彻底解决图们江出日本海，建设“北极海上丝绸之路”问题。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戴维来（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撰，发表于《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文章指出，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韩国近年凭借经济上的崛起，有力地拓展了外交上的雄心抱负。一方面，以美韩同盟为核心，不断巩固韩国的国家安全基础，使之成为其整体外交的根基；另一方面，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韩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运筹大国竞争都有明显的影响。当前如何处理好与韩国的双边关系，既考验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公共外交与对日方略》 门洪华（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6期。文章指出，中国公共外交处于起步阶段，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等方面尚有较大的施展空间，在提升国家形象方面仍有较大潜力可挖。中国对日公共外交的实施，有助于推动民间交往，促进双边关系的解冻，可视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有效方式。中日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局面，日本民众对中国看法处于恶化状态，这是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最为棘手的挑战。应开展更有效的对日公共外交：秉持两个大局的思想，奉行全局性战略；秉持战略耐心；加强人员往来，注重精英战略；秉持客观立场，做好解释和宣传；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大力开展第二轨道交流，积极开辟战略对话渠道等。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杨伯江、金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何晓松、常思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撰，发表于《日本学刊》 2016年第5期。文章指出，习近平关于国际战略的重要表述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思想系统性继承、创建性发展了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日俄和约交涉的新动向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5期。文章指出，与韩国解决“慰安妇问题”之后，日本迅速以“不固执于领土问题”的妥协姿态与俄罗斯厘定和平条约交涉“新思路”，并启动了谈判。从战后处理的历史过程和日俄交涉最新进展来看，双方极尽博弈的最大相互利益，将是日本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日俄间领土改变“结果”与俄罗斯承认战后美日间“冲绳返还”的“历史事实”的平衡。这意味着，日本不再纠缠南千岛群岛返还，俄罗斯确认向日本移交两岛，但目前维持现状，即还要谈判移交条件，甚至美国不从冲绳撤军则俄不实际或不完全移交，而在确认战后“琉球再冲绳化”为合法的意义上强化了日本把钓鱼岛作为冲绳一部分的立场，陷中国的钓鱼岛权益于危险境地。日韩、日俄相继和解，将使中国对日外交面临更复杂的形势。

《冷战后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经济与安全关系分析》 崔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国家战略中经济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变过程中，以往受到重视的经济与安全的关系似乎在发生变化。依靠军事力量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方式，成为近年来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主流方向。从经济手段与军事手段相互补充、经济力与军事力相互转化的关系来看，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继续对“吉田路线”和综合安全路径进行改进及拓展，以及抛弃“吉田路线”而选择军事安全路线的两种具体表现，看似矛盾却存在内在同一性。日本国家战略转变中的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变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对战略环境的判断以及国际经济竞争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亚洲开发合作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基于日本ODA、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视角》 崔岩（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撰，发表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2期。21世纪以来，受国际开发合作领域新的发展潮流影响，特别是亚洲自身发展阶段的转变，亚洲地区开发合作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后起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基础性开发任务和新兴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构成了亚洲多层次的开发局面和相应的开发合作格局。日本作为传统的援助国积极应对这种变化，谋求从开发援助到开发合作、从援助数量大国到高质量援助大国的转变。中国作为新兴国家，在新的对外合作战略下，将迎来开发合作的高潮期。在对亚开发合作中，中日两国存在的利益冲突导致双方战略竞争加剧，中国作为新加入者应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