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期的澳门地图来看，澳门像一片莲叶漂浮在大海里。澳门三面环海，如果它的莲茎不跟祖国紧接在一起，准确地说如果不跟现在的珠海连在一起，这片莲叶是会枯干的。而且这两个地方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共同的历史，它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就是岭南文化。

非常感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也非常感谢各位在周末来这里听我的讲座，珠海文化大讲堂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了，黄晓东部长和宣传部及社科联的几位朋友都邀请我来这里讲讲，但有那么多观众我有一点怯场的感觉，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一个月前我再次受到邀请，这次我被感动了答应了，但是我要讲什么呢？要想想，因为珠海文化大讲坛更多的是讲珠海的文化，但是我学的主要是澳门的历史。所以只好自作主张讲澳门了，我讲澳门你们不认为就是讲珠海吗？澳门和珠海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大家从地图可以看出来，香山县都是一个地方，澳门在这里，珠澳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如果要讲同城化，我们又不把珠海和澳门看成一个城市的话，这个同城化是没有可能实现的。所以最后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双城共源，同城有期”。

我去年（2008年）去香港作了一个讲座，在香港中文大学谈起了双城的问题，我说港澳两地的确是一个双城，因此它在珠江口的两岸，经历过不同国家的殖民统治，两地的法制也有很大的区别，香港用的是普通法，而我们澳门用的是大陆法。但是珠澳两地很难看成是两个城市，它在历史上同属过广州府，同属过番禺、东莞，后来南宋之后同属香山。另外在早期的珠江这一带，澳门、珠海现在的中心都是在一个貌似岛上的地方（从地图上看）。

葡萄牙人在16世纪来澳门的时候，把香山看成香山岛，所以两个地方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城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面说，“自香山城南以往（一百）二十里，一岭如莲茎。逾岭而南，至澳门则为莲叶。”从这幅早期的澳门地图来看，它的确像一根莲叶漂浮在大海里。澳门三面环海，如果它的莲茎不跟祖国紧接在一起，准确地说如果不跟现在的珠海连在一起，这片莲叶是会枯干的。这两个地方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共同的历史，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就是岭南文化。大家都知道岭南文化具有比较大的开放性，因为它靠着海，也有比较大的包容性，还有比较独特的崇商性。

澳门早期就是一个海上贸易的城市。我们的共同历史还要追溯到香山建县的时候，我们共同拥有一个伶仃洋，它在我们珠澳历史里面有过一段非常悲壮的时期，就是宋元的决战；并且整个香山县包括珠海、澳门的人口大量迁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在香港新界的文家、澳门最早的家族赵家应该也是那个时候迁移过来的，整个香山县的人口大量从北方迁移过来也是这个时候。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士大夫，叫做吴笠（吴渔山），江苏常熟人，当年他从北方过来越梅岭到香山，到澳门之前已经皈依了天主教，他当时的任务是准备去罗马翻译《圣经》的，但是后来因为礼仪之争开始，所以就没有去成罗马而留在澳门，他写了一首诗，澳门跟香山的这种特殊关系从香山早期的诗作可以看出，澳门跟香山其实是两个互相可以使用的词！“西征未遂意如何，滞岙冬春两候过。明日香山重问渡，海边岭去水程多。”也就是说从历史来看澳门跟珠海生死攸关，那种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再看看这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容闳、郑观应、孙中山、陈芳，这些是我们在谈珠海文化的时候不可能忽略的人物和谈香山文化时不可以忽略的人物，或者说我们现在谈澳门的时候哪一个跟珠海和香山没有关系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在澳门写成的。澳门现在还有一间郑家大屋，他晚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我们那里还有孙中山纪念堂，我们说容闳是中国留学文化之始祖，但他最早是去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学的外语，他和孙中山先生一样是从澳门启程往外走的。

再看看我们可歌可泣的抗争历史。沈志亮是望厦村民，当时因为不满澳葡总督亚马留的统治把他杀了，杀了之后把他的头拿回珠海，当年清政府因为懦弱，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捉拿了沈志亮，并把他处决，现在他的墓还在香山。当时的诗里反映出来的也没有说澳门有义士而是香山有义士，当然澳门跟珠海也曾经有过冲突。在座的各位朋友可能不知道，亚马留被杀了之后，葡萄牙人在西方列强的怂恿支持下，攻打了北三里。两地冲突不是中国人自己人打自己，而是外国人引起的一场争夺，这场争夺是在清朝政府积弱成疾、无力反抗外国势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攻打北三里之后，才建成了澳门现在的关闸，澳门早期的关闸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葡萄牙人设置的，那是我们明朝政府设置的，现在关闸是往北移的，但是早期的关闸比较往南走，明朝设置关闸的目的是为了防葡萄牙人，提出设置关闸的理由是华人不得擅出、异人不得擅入。不让内地居民随便去到澳门，当时的政策无论是去经商还是去跟异教的人士混在一起都是不允许的，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当时与澳门葡萄牙人的各种联系和供给，所以当时关闸是五天才开启的，有点跟赶集相似，只是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必需品。

为什么澳门会给葡萄牙人占据了？那就要回头看当时的世界历史。不要看葡萄牙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它是欧洲最早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独立的，它在欧洲的最西边，它往内陆扩张是没有可能的，因为那是比它强大的西班牙，它只能往海上扩张，首先到非洲的北部，要顺着大西洋一直往下走。葡萄牙人在1498年绕过了好望角，一直到1502年的时候就到达了印度的果阿，并在果阿建立了亚洲殖民的大本营，所以果阿的总督，葡萄牙人把他称为副王（就是国王的部属）。葡萄牙人1556年的时候就到了马六甲，马六甲是整个东西方贸易的生命线，控制了马六甲就控制了整个东西方的贸易。一直到1553年来到澳门，葡萄牙人在去澳门之前已经去过日本、上川岛，他们希望把西方的宗教传到中国大地，因为他们知道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要先从中国大地下手，再从中国大地辐射到远东各地。谁知葡萄牙人到了澳门后，很快利用当地的各种资源大力发展贸易。无论他们在印度洋，还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日本海的贸易都非常兴盛，原因就是明朝政府当时实行海禁，不让中国人出海经商。第二个原因是倭寇盛行，中日贸易中断，但中国需要日本的白银，日本需要中国的生丝，欧洲需要中国的陶瓷和茶叶，所以葡萄牙人正好利用这个空间，进入澳门之后把自己扮成中国人，以双重的身份达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中间贸易。

所以当时澳门有三大航线，一个是澳门往西方至马六甲、果阿一直到欧洲的这个航线，第二条航线是从澳门到日本长崎的航线，第三个航线是澳门到菲律宾再到墨西哥的美洲航线。所以当时一个小小的澳门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和世界的贸易。葡萄牙人当时选择澳门也有他们的原因，因为澳门在嘉靖十四年后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或者广东对外贸易的一个舶口。所以当年杜臻留下了一首诗《香山澳》：“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

的确，澳门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适合贸易，后来澳门对外贸易的中断是因为整个航运业的发达，特别是造船业的发达，使它失去了这种贸易垄断的地位。但葡萄牙人在那个时候，特别是海禁的时候基本上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所以很快就把澳门发展成为远东最繁盛的贸易港口。

从1634年葡萄牙人留下的一幅图看，在明代的时候整个香山县大概就5万人口，在澳门据说当时也有2万的人口（统计得不清楚），2/5人口都是澳门的。广东新语的屈大军也说“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意思是说广东省是中国很多出口商品的地方，广东境内澳门是最雄伟的。第一任澳门海防同知印光任到任之后留下了一首诗《望洋灯火》：“望洋临绝顶，千树烛缤纷。照海光摇电，烘天焰结云。鹊桥疑入晓，银汉逼斜曛。万里归帆近，灯花艳紫氛。”印光任是18世纪中叶到澳门的，从诗与图中可以看出澳门当时繁盛的景象。同时代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澳门是个繁盛和充满了万国来朝景象的城市。黄鸣时的这首词写得非常有趣：“烟开蚝镜风光异，好一派，繁华地。万国来王成市肆。绮窓朱槛，玉楼雕镂，这是三巴寺。”三巴寺是西方文化在澳门的一种象征。

大三巴也是日本禁教之后，许多日本传教士逃难来到澳门之后建的，后来被烧毁成了现在的大三巴，到现在大家都把大三巴看成澳门的象征。吴笠（吴渔山）留下了很多作品写这个大三巴的事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面说到了：“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说的是十三行的事，实际上说的是澳门的事。中国商品的进出口基本上都是通过澳门完成的，从这幅图可以看到，这是《澳门纪略》，是澳门有史以来第一本地方志，从里面的插图可以看出，澳门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地方，是珠海陆地上的延伸，在历史上虽然没有把澳门看成另一个城市，它总是香山县的一个城市或者是香山县除香山县政府外的另一个城市，澳门海上贸易的禁和开，也直接影响到香山的经济和香山人的生活。

“澳里唐人三十万，一时翘首望双台”的诗歌，实际上就道出了进入澳门的河道有两山，一个南台山、一个是北台山，只要航道上有船来就有贸易，有贸易就有生计。

“负贩纷纷多估客，辛苦言从澳里归。前山寨接官闸口，鬼子来迎群稽首。”这是广东封疆大臣吴兴祚到澳门视察时看到的景象，看上去两地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关闸更多的是一个符号，并没有阻隔两地人的来往，关闸的设置也基本上是为了防范、管理、针对葡萄牙人的，霍与瑕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后，曾经向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端提建议。葡萄牙人的到来曾经引起朝野的争议，到底该怎么管理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因为当时的明朝人，还没有太多跟西方人打交道的经验。而霍与瑕曾经在海外生活，他就把西北管理少数民族的经验搬到了沿海来，他把边防的经验运用到海防上，他提出的建议是“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他当时提这样的话是有历史的原因。因为当时整个广东省的财政是需要靠外贸的，明代张居正改革之后，地方已经没有中央的拨款了，而且在有灾荒或战争的情况下，还要向中央进贡款项，在广东的情况就是无论是军费还是其他费用都要靠自己去解决，广东省的解决方法就是对外贸易，但是在海禁的情况下何来外贸呢？澳门就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第二个问题就是海防的需要。我们知道自从郑和下西洋结束之后，中国已经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我们的船队已经没有远航作战的能力了。葡萄牙是一个海上霸权国家，葡萄牙人能从大西洋绕过印度洋来到中国，他们的海上航行和作战能力非常强。再加上日本的海盗，中国的滨海地区一直不得安宁，特别是葡萄牙人为了做中国的生意，他们跟海盗串联在一起，这更使得明朝非常头疼。当时明朝政府的争论分为两种意见：一是把他们赶出去，二是找一个地方让他们规规矩矩地住下来做生意，不要跟日本的海盗混在一起扰乱中国。所以当时两广总督采用了霍与瑕的建议，把葡萄牙人安顿在澳门，让他们做生意。所以这样既可以得到税收，又可以借他们来守住海防。当时葡萄牙人也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中国政府需要他们，而他们也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所以他们就非常地乖。明朝末年，整个国家机器已经非常松散了，既然让葡萄牙人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了，官员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葡萄牙人有发展的空间，所以《明史》里面就把葡萄牙人能够长期居住澳门并且势力发展越来越大这个责任推到了戴耀身上，认为广东总督戴耀在任13年养成了葡萄牙人的为所欲为。

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时期，前面把澳门让给葡萄牙人做生意是非常正面的事情，但在国家国力衰退的时候就好多人在抱怨了，并责问这个事情，说：“谁将澳门山，轻与番夷处？”到了光绪年间这个情绪更加高涨，“可怜卧榻旁余地，鼾睡他人四百年”。它的高潮应该是1921年闻一多的《七子之歌》，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因为列强在中国的霸道，以及政府的软弱无能引起的。这《七子之歌》就是闻一多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写的。至于澳门的由来，澳门最早出现在中国文献里面，广东御史庞尚鹏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说：“广州南有香山县，地当濒海，由雍陌至濠镜澳，计一日之程。有山对峙如台，曰南北台，即澳门也。”澳门更多是一个地形的名字，有南北两台叫澳门。澳门这个名字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Macau在亚洲很多地方也有，福州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澳门，上海有一个澳门街，澳门出口地处海湾，濠镜澳才是它原来的名字。

葡萄牙人真的完全占据了澳门吗？也不仅是。是关闸把澳门和珠海切割开了吗？事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一直到清代中叶，我们看到很多留下的文献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基本上认为澳门还是完全中国化的，更多的是赞美、溢美之词，如李珠光说的“一邦同父母，万国此车书”，并且很赞美当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和得当的处理。因为很简单，很多人都在看着澳门，并且在管理上面也基本上把澳门的华人和洋人分别处理。葡萄牙人也很聪明，他们知道凭他们的实力是没有办法跟中国的明清政府抗衡的，所以也采取了比较谦恭的政策，整体上在澳门整个历史上是这样，当然有过反复，特别是看到中国的政治社会形势不好，国势国力转为衰弱的时候，他们就伺机而动了，我们看到蒲龙《感事》这首诗就可以看到当时澳门是一个非常繁荣，也没有太多悲情的地方。

葡萄牙编年史家留下来很多在东方的记载，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与中国皇帝的和平完全由中国皇帝随心所欲，因为澳门离印度这么遥远，中国人多势众，绝非葡萄牙人可比的，无论我们丑闻再多（葡萄牙人贿赂中国人，对中国官员毕恭毕敬等），也决不能有决裂的念头，因为他们仅仅需断绝粮食供应，便足以毁灭我们的城市，因为我们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获得所需的粮食。”就一个关闸就把葡萄牙人给管理好了。

以前很多的媒体都宣传，葡萄牙统治了澳门四个半世纪，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那之前，澳门的主权和治权还牢牢掌握在清朝政府手上，康熙六十大寿的时候，葡萄牙人还为他做寿，那时候还写了一首诗：“波光错绮涨晴霞，莲叶形浮出水花。一角天开航海径，果然无处是中华。”还完全是一个充满中国文化的地方。

顺治年间满人刚入关到广东的时候，葡萄牙人诚惶诚恐，因为当时葡萄牙人帮助过南明抗清。他们看到满洲人到广州之后就血洗羊城，以为如果到了澳门之后就没生路了，所以就主动投诚了。顺治批了“这辽人归顺知道了”，满洲人也接受了他们的投诚，葡萄牙人才可能继续在那里留存下来。当时两广总督需要什么礼物就直接写封信来叫葡萄牙人提供，提供完后皇帝还有赏赐，当时澳门同知直属于总督，相当于现在珠海市市长的级别，他需要什么东西也就直接扳个手就行。要是葡萄牙人碰到麻烦了，如要修房子就要到香山县去申请，他们的船坏了要修或者是被劫了也要请求中国明清政府协助。这里有一份文件就是说这件事情，请求香山县提供协助帮他们把船给找回来。

清朝入关后对澳门的管理加强了，在顺治年间设置了前山寨，而现在前山寨也就剩下一点点城墙了。康熙年间设置了副将，驻了2000名官兵。官兵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数量了，因为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数量一直都在1000～5000之间，人数不是很多。

在1688年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在澳门设馆收税了。粤海关设立之后的当年澳门就设立了总关，并在广东七大关中，澳门关是最大的，可以看出澳门的贸易量还是很大的。雍正年间在香山县设了一个县丞专门来负责澳门的事务，这个官员直接进到前山寨就近管理，后来还进了望厦村。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是乾隆年间设立的。有驻军、有税馆、有军民同知府，所以整个澳门从中国清朝政府来看防备是非常完善的，不停地派官员到澳门去巡视，去澳门最高级别的一个人物叫石柱，是内阁大学士，他去澳门的时候写了不无文学色彩的报告，说澳葡争相鼓舞、感恩戴德、夹道欢喜！两广总督在康熙六十大寿的时候有一个奏折描述了葡萄牙人如何全程欢庆的场面。道光年间香山县还树了一个碑，现在这个碑还在莲峰庙里，也就是说澳门从来没有离开祖国，虽然说1887年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清政府第一次从字面上承认了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力，但实际上两地居民接触还非常密切，并且很多澳门的老居民，还向香山县政府纳税，说明葡萄人的管制只是一个形式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1966年澳门有一个“12·3”事件等同于澳门的“文革”运动，当时就逼葡萄牙人签了投降书。这事情很简单。澳门要建学校，那肯定是要搞申请手续的，澳门这个情况通常的做法是这个手续在申请过程中就开工了，当然葡萄牙人说海岛的负责人看学校开工了不满去干涉人家，引起了警民冲突，这一事件后来引起整个广东省的集会，因为澳门人民反帝反殖民，珠海肯定是马上声援澳门同胞。香洲响应、唐家响应、广州响应一呼百应。最后提出驱逐葡萄牙人出境，从当时来看北京政府是要清除国民党在澳门的力量，利用这个机会要葡萄牙人与台湾断交，第二个是要把澳门国民党的力量铲除了。但是葡萄牙人好多时候并不知道中国人的内部政治的微妙性，也赔钱了，因为在警民冲突中打死了几个人，到最后也乖乖签了一个认罪书。当时的葡萄牙外交部长澳督嘉乐他这样写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拥有澳门的主权，我们的生存全赖中国的善意，并一直与其分享权威”。这是说给葡萄牙人听的，其实这也说不清楚。可这也就是说明了葡萄牙人从来没有统治过澳门，中国从来都是想给你多少权利办多少事都是我们说了算。就是说经理权利的多少全部取决于董事长，所以他说：“我们不拥有主权，我们只是在他人的监督之下，管理一间物业。”

所以我们在澳门未回归前就已经庆祝国庆，在1950年就已经庆祝了，其实抗战之后香港和澳门都可以收回，之所以没有收回，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在比较封闭的情况下需要一个对外的窗口，所以这就是后来港澳办透露出来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澳门、香港分别在1999年和1997年回归了。

当时看到最多的是，“祖国好香港好，祖国好澳门好”，这句话应该说1997年的时候香港未必会很理解，粤港的合作在香港回归的头几年进展得不是很顺畅，但是现在港澳居民完全理解了这个意义。因为以前港澳的存在是基于中国的落后与封闭，近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港澳是必须意识到的，它原来的角色和作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但香港刚刚回归的时候或者说澳门刚刚回归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意识都不太深刻，后来经过金融危机及各种各样事情的发生，特别是内地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大家完全明白了，事实上是这样的，澳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起步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要在70年代以前，无论香港还是澳门本身也不是很发达。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两个地区的中介作用非常明显，也带动了港澳的发展。

澳门当时的旅游博彩业、出口加工业、其他服务的加工业，基本上在90年代发展成型。当然这种作用跟珠海是有关的，珠海第一个现代化外资的酒店也是澳门人投资的，珠海的第一家外资工厂香洲毛纺厂也是澳门投资的，如果没有这些投资，没有澳门早期的参与，珠海也不会有今天。有时候珠海和澳门两地政府在某些问题上谈不妥的时候，开玩笑说如果没有澳门也未必会设珠海特区。所以珠澳两地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如果你真要把它看成两个城市的话，是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把它看成一个城市。我们要凸显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

之前明清政府如果要对付葡萄牙人，把关闸一关就可以，如果说珠澳两地闹僵了，那我们就喝海水了。电我们虽然有发电厂，但是日常生活所需大多数或者说100%是珠海供应给澳门的。但双方的关系发展也不是很顺利，曾经有过一些曲折，所以两地关系曾经发生过一些问题。在80年代初的时候珠海就向澳门建议说，利用澳门的国际地位建一个机场，两个通道一个进珠海一个进澳门，珠海、澳门都可以用这个机场，设计上很简单，瑞士也有这种机场，但是后来没有成功。最后各搞各的机场，澳门当时建机场，是两地关系处于紧张的时候。两地互相授意传媒骂了。因为澳门建机场没有珠海的支持是不行的，澳门没有领空，澳门基本上没有领水。澳门的领水是定下来的，所以珠海和澳门水界的还不是很清楚的，幸好大家现在关系还比较好，没有出现水界的问题。领空就没有了，当时珠海就说澳门起飞就对珠海有很大的干扰，因为噪音很大！澳门要建机场要还填海，那填海的土要从哪里来？后来跟珠海闹僵了，就跟中山买了一些沙与石来填。还有赛车，这也是我们没有协调好的，澳门的赛车几十年了还是做得不错的，珠海也搞赛车，搞了几届之后现在声音也是很大了。

最近澳门大学横琴校区也一度在传媒上沸沸扬扬，据说还有珠海市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很激动，说这跟租界有什么区别？所以两地相处的过程还是会产生问题的，为什么会产生问题呢？其实现代社会肯定是有合作也有竞争，在寻求发展的合作中肯定会产生摩擦，这是很正常的。但有趣的是作为旁观者，看到的是双方在争一个苹果，这就是我们站的高度还不够，还没有上升到思想上的高度，认识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如果大家都把澳门和珠海看成同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这个城市的分工可能会做得更好，所以我很欣赏去年温家宝接见英国首相布朗的时候，引用英国诗人一句话说：“我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苹果，假如交换的话，我们各自还是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假如交换的话，我们会各自又有两种思想。”所以珠澳的合作在相当长的时间还停留在“苹果的阶段”，而且还不是交换苹果而是争苹果吃，实际上那么小的地方，澳门只有30平方公里，四面都给珠海围住了，所以应该把澳门看成城中城。

现在很多珠海的居民买东西到澳门买，跟当年去吉之岛免税商品店买一样，其实这个距离差不多。如果到时候我们在九洲港能够开通到澳门凼仔北岸码头的船的话，那里到澳门更近，所以两个地区居民之间的交往还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整个城市的规划，把澳门与珠海看成同一个城市的话，我们可能有另外一种思路或另外一种策略来规划我们的城市，在交通、基建、产业规划和公共服务方面也有好处。例如拿澳门的居民证或者医疗证可以在珠海看医生，或者是珠海的居民可以拿着医疗证到澳门看医生，可能大家还看不上澳门的医疗水平。我跟澳门大学校长开玩笑说，你跟人家拿了那么大一块地方，是不是要给珠海多保留一些学额？你如果一年给珠海200～300大学生的指标名额的话，珠海人肯定会感谢你，像中小学的教育，现在澳门的居民很多都把孩子送到珠海来上，当然可能要求的条件不一样。这些同居民息息相关的事情可以先做，如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都可以计划一下。但前提是基础设施、交通要对接，将珠澳看成一个整体来布局规划。我们站在澳门的观光塔上面看，其实你喝一点啤酒后会有点晕，看不清哪里是澳门，哪里珠海，其实我们之间的目测距离还不到两公里，距离很近很近。

大家看看我们的体育馆使用率都不是很高，澳门的体育馆平时我们都不知道让它来做什么，看珠海体育馆也很少有所谓的比较大型的体育赛事，接下来看澳门的文化中心，很多珠海人都比较熟悉，因为澳门有国际艺术、音乐节和各种各样的展览，如果这些展览、演出、表演可以搬到这里来的话，这里的活动可以搬到澳门的话，你想我从遥远的地方把国际巨星请来了，为什么还不能在我们两个地方轮流做演出呢？这方面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要做到的。

我们说澳门要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但就那个30平方公里的地方还挤着55万的人口，谁会感觉到那个地方休闲呢？肯定休闲不起来，要休闲还是得到珠海这边来，也就是要到世界旅游中心。所以如果不把珠澳作为整体来看，这个中心是建立不起来的。珠海现在在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里面，被定为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核心的心就是在澳门。不论经济的总量，还是文化的含量，都是如此。珠海如果不把澳门考虑进来，这个核心城市也很难建立起来。放着那么一个澳门，珠海如果不去利用，有点可惜。当然这也是以前的一种心态在作怪，觉得澳门这个城市地方很小，起不到太多带动的作用，的确澳门一直是个与世无争的地方，也很少去宣传推销自己，所以很多人对澳门的作用也没有吃透，其实澳门那么小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你很难发现哪一个重大的事情、哪一个重大的场合是跟澳门没有关系的，只是澳门自己不说，大家都瞧不起澳门，觉得澳门做不了什么事情，澳门也不推销自己，澳门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的追求很简单，办个安居就死心，大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就求两餐一宿过日子，过得去就行了，所以这个城市的性质就是高山流水、与世无争，从居民来说安分守己、怡然自乐，这点可惜。不仅外面人觉得它起不了作用，自己在这儿也觉得可惜。

1938年英国诗人奥登说澳门是一个亦葡亦汉、稀奇古怪的城市，说澳门这个地方什么都容得下来，但它不会迷失。最后一句话可以说也是澳门这个城市发展演变的真实写照：“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们干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博彩业的开放，博彩业的开放就使澳门经济的规模扩大了，我们这个经济总量比回归前翻了两番，澳门有了近几年的城市设施建设、人口素质的发展，应该说我们比以前和珠海更般配了。因为有了这些的条件，我觉得两地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要比以前好了。在这个方面来看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特别是港珠澳大桥很快就要动工，几年之后，整个珠三角就可以连成一起，说要打造一小时的优质生活圈。所以澳门和珠海肯定是半个小时的优质生活圈。所以去年年底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可以说是为两个地方的合作、为珠澳的同城化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引。起码从制度上现在可以先试先行了，这些都可以在可见的将来看到，人为的障碍慢慢消失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同城化应该作为一个目标，或者其实我们已经在同城化了，如果将产业链拉长，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某一城市自己能做的，澳门很多任务都是在珠海完成的，没有珠海是完成不了的，大家已经在合作了，当时我和记者聊天说，当时出现奶粉问题时大家很多都到澳门去买奶粉，其实已经是同城化了，没有什么区别的。澳门是一个特区，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们感觉它好像跟我们的关系还是有点疏远，所以我们谈珠澳合作关系，是政治关系不平等的关系，澳门是直接向中央汇报，珠海是向广东省一层层汇报的，特别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说澳门就会告御状，其实这只是一种情结。这个是在建机场和80年代时建立的，其实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我们必须得联起手来，这是趋势。欧盟到东盟，好多都联合在一起，要达到区域一体化，做一种策略可以减少利益的冲突，可以最有效地把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前年有些时候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密切。官民怎么同步？民间是很热烈，官方还不够热，或者还有点冷，有一个体制障碍在里面。我觉得这个障碍是可以克服的，要在大家扫清障碍之前，如何来错位发展，这个在理念上可能要反省。但最终的目标，我想同城化不会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珠海成为特区30年多一点，澳门成为特区快到10年，等澳门成为一个“花样女子”的时候，我想同城化可能已经成功了一半，这也就是十年八年的时间。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要从文化上探讨的话，珠澳两地之间应该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要记住，就是澳门和珠海本来就不是两个城市，一向就是一个城市，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们以后每做一件事的时候，都要时时刻刻记住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有这个理念的话，同城化很快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