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8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陈韬文

主持人：今天我们特地邀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这就是长江学者陈韬文先生。陈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播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传播、政治传播、传播与社会。陈老师在新闻传播界地位非常高，他为人非常谦和，是非常好的老师。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陈教授。

陈韬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到这个地方来对着大家讲话，我感到非常犹豫。看到这么多人非常高兴，但是心里面有一些害怕，害怕明年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你可以看成最后一次谈话，这样的话会特别留神，当然我自己也特别紧张，尤其普通话讲得不一定正确，就更加紧张。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数字化和全球化环境下传播学范式的转移？》。刚才谢老师也讲，这个课堂不一定最有系统，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分享一些想法，而且这些想法是公开的。所以这个传播学范式的转移，后面有个问号在里面。这个课题可以说比较具有前沿性。

我这里讲的范式，台湾翻译成典范，用词源自Thomas Kuhn，很有名的一位学者。他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比较早，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对他的理念也有很多争议，也不是每个人都赞成，它的含义后来整理出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一个学科里面不同的理论之间有一些假设，对世界有一些看法，是一种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告诉研究者，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不值得研究的，什么是好的问题、什么是不好的问题，都有一些规范在里面，是比较哲学那一层次的理解。另外paradigm的意思是指每一种理论或者学术都有一种取向，都有一种典范。还有一个层次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在进行一些学术探讨的时候，会牵涉到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用什么仪器、用什么手段，以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访问别人，有什么问题，涉及哪些伦理，这些都是操作性的、实践性的。这个理念也是一连串从哲学到典范的程序，具体到实践、方法，都是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范式。

我今天想借用这个理念来看看在新的环境下，传播学有没有产生范式的转移。所谓新的环境，是指数字化跟全球化这两个比较大的影响。既然它在发展，实际上它也有范式转移的问题。它范式转移的来源是它遇到很多异力。比如，原来你对世界有很多看法，对现实有些解释，当你遇到很多异力的时候，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不得不修正自己原来那种看法、范式。那么如果异力太多，你应付不了的时候，你这种学术就要改变了或者被淘汰了，被别的学术取代。最重要的是你的理论跟现实有没有一种对话，是呼应的还是矛盾的，矛盾越多，要改变的范式就越多。所以在理论化的过程中要看有多少异力的挑战、冲击，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方面，促使传播学范式改变的原因来自哪里呢？一个可能是新社会现实的出现。所谓新的社会现实可能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原来已经有了很久的那个社会现实，只不过传播学没有发现而已。现在有人看到了我们忽略的东西，他想研究，一直提出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可能跟原来是不呼应的、有矛盾的，可能产生一种异力，可能对原来的理论造成修正的压力。但是另外一个更有可能，是社会在发展在进步，这个过程引起一些新的社会现象，这个新的社会现象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跟我们对世界传统的认识不一样，这就造成新的社会现实。这个异力的来源可能是新的社会现实，这种新的可能正是这个时代才出现的，不是从古代看到的。

那么另外产生的范式转移也会牵涉到社会条件，这个我们一般比较忽略。Thomas Kuhn在讲科学技术革命的时候，提出就算自然科学里面技术的改变和转移，实际上也有学问在里面，不是完全像我们想的必须是非常客观中立等，事实上它背后也有套社会学，包括哪些学校有哪些资源，哪些老师，他们那个师徒制度怎么样，为什么某一种理论发扬光大，而另外一种要排除万难才能够冒出头来。这些都牵涉到一些组织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不完全是自然科学，我们所倚重的是那个自然界中立客观的部分。自然科学更是如此，它涉及更多社会背景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可以预期当社会条件改变的时候，连我们问什么问题，怎么样找那个答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不完全是学术的问题，不完全是我们想象的以为是客观的工程。所以一旦社会重构，包括权力的重构、教育界的重构，可能会引起范式的转移。看中国就知道，比如“文革”中，首先不能研究传播学，连audience这个概念的提出也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挑战，才最后提出受众这个概念。受众这个概念原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认为这个概念跟中国传统社会接受的概念不一样。1949年之后我们更强调群众关系，可以说群众、可以说读者、可以说观众，受众就不能讲。这么一个概念也受到整个社会体制的影响。现在可能各国也都有这个情况，不是说中国特有，只不过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变化比较大，所以就看到与社会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举个例子，我们过去认识传播学里面有没有一些说得上是范式转移的呢？总体上讲，如果讲传播学概论时会讲传媒效果，会提到传播媒介的威力是很强大的，它讲什么受众就受到什么影响，行为、态度等各方面都受到相应的改变。当然可能也没有太多人相信Bullet Theory这个说法，认为媒体效果不是这样的，不是枪弹理论可以概括的，传媒的影响可能比较小，这是一种。如果真的有Bullet Theory，那这种改变真是非常大的范式改变，另外一个可能是部分同学听过的，即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关注的是社会怎么发展，怎么样可以用传媒将社会现代化，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是80年代比较关注的问题。传播学里面一些Founding Fathers，都是有关这方面的。他们非常乐观，社会一旦拥有大众传媒，就会接受现代化，快步跑向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就是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原来的想法。后来他们经过各种各样的实验，在中东、亚洲使用这个办法以后，就一败涂地。原来要现代化不是这么简单，不是某个农民用了神奇米，整个社会就得救。发现整个社会受到很多社会因素影响，受到社会结构影响。所以到了80年代的时候早期的一批学者，就聚在一起得出结论，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应该经历范式的改变。那个范式不是那么简单，应该看到社会结构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如果没有社会结构配合的话，可能传媒的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

回到我们关注的两个变化，来看这个变化有多大，或者是特性在哪里？一个是数字化或者数码化。我们现在对新媒体非常熟悉，但很多人共同使用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综合来讲，新媒体或者数码化引起的影响有哪些呢？一个是将传媒变成very portable and mobile，就是说它的体型缩小了。原来电话是非常大的，后来大哥大还是大，后来又变成手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又变大一点了，变成智能手机了smart phone。但是总的方向是越来越薄，越来越轻，越来越方便，这就是portability。还有一个是mobility，因为携带方便，所以人到哪里机器就到哪里。另外一个是accessibility and pervasiveness，就是说新媒体让我们很容易就能上网和打电话。Pervasiveness等于无所不在、到处都是，那么在家里可能客厅有iPad、有电话，厕所里面什么都有。因为数码化导致传媒汇流，它们变成是统一的平台或者渠道，能够看到不同领域的信息或者内容。另一个就是能量增大。能量的意思就是一对一，一对多，或者多对多的交流是可能的。这个也是数码化的来源。至于容量方面呢，因为它变成差不多是无限大，但现在还是有限的，storage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总体上作为一个社会，它的容量几乎是无限大的。无限大之后就产生一些效应，一个是渠道大大增多，比现在得到信息的渠道多很多，如果电话不行，还有互联网，地震的时候通过各种方法都能得到消息。另外找资料比以前要容易很多，如果有什么记不得的东西就上网查一查，专栏作家资料搜集也比以前方便了。还有就是border insensitivity，新媒体可能对边境没有这么敏感，对国界也没有这么敏感了。这不等于国界不存在，国界还是存在的，还是可以有防火墙，但是还是有些漏网之鱼，可以透过防火墙翻墙，这种都是数码化的特性。等一下我们来看这种特性会怎么样冲击传播理论。

另一个变化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含义是什么呢？一个是国与国之间或者是不同领域之间依赖比以前多，比以前要高。另外一个就是时空压缩，不同的社会学家已经强调，因为交通、通信比较快了，所以时间大大缩短，缩短以后空间的距离也压缩了，这就是全球化的主要含义。也因为时空的压缩，文化脱离了本土状况。整个世界沟通变成网络，一旦你可以上网，理论上你跟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沟通。这就组合成庞大的网络，互联性大大增加，interconnectivity，个人与个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interconnectivity非常大。这里讲globalization实际上跟digitization也有互动的关系，因为讲interconnectivity，时空的压缩，与新媒体数码化的发展很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一种共同演变的过程，一方面是数码化，一方面是全球化，它们中间也有互动的部分。

接下来，我就提出三个问题，一个是传播理论有没有办法将现在这种社会跟科技的变动包含在里面，有没有办法将这种信息带到你的传播理论里。一旦可以带进去，我们对原来传播理论的认识有没有改变，这是一个考量重点。在此之上，我就考察三个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传播最基本的认识就是传播过程，它有没有在现实中产生一些改变，这个传播过程有没有重新定义，这是第一个问题，有关传播问题的本身。第二个问题是批评学派或者是东南学派的学者认为权力关系是传播理论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因素。如果这个核心因素也受到改变，我们可能产生范式的转移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如果最核心的关系都没有改变，那么我们可以说没有冲击、没有关系、没有转移。如果一个研究的范式或者理论的范式，它受到冲击的时候可能引起一些新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些新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就分这三个问题来探究。

不知道大家学习传播学的时候老师怎么解释传播学，在西方传播学教科书里面，传播最基本的过程是用图表表达出来的。这里简单看看这个图就知道了，一个是看这个信源，信源就是透过一个过程进行普网化，透过一个渠道，再一个解码，达到受众那边，如果受众那边有一些反应，变成信源通过同样的过程回到信源那个地方，这是循环不息的。当然那个图里没有画的是背后也有一些社会背景，另一个，这个图也没有讲整个社会可能有很多传播过程在进行，它们之间可能是互相关联。这个过程也有noise，就是有干扰，让我们的传播不能有效地到达受众。

问题就是在新科技全球化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有什么改变？一个可能是有改变，或者是没有改变。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改变，或者没有改变。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反馈的部分比以前要多，要及时。原来反馈很有可能延时，尤其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中受众的反应可能是一周之后，或者几天之后，至少一个晚上之后才知道观众的反应。因为要透过民意调查、受众调查才知道他们的反应。但是现在反应是即时的，非常快，电视也好，互联网也好，可以让你看到feedback。另外feedback也比以前要丰富了。以前可能只是收视率而已，但是现在可以更清楚他们反对的声音。有时候一个电视节目一播放，就知道他们在网上的议论，比如演员啊、剧本啊等。所以feedback从延时的变成即时的。另外就是长度也不一样，是enhance的那种feedback。

第二就是信源和受众的边界比以前模糊。feedback使受众变成信源会很快，所以主动性比以前更大。主动性就使从一个受众变成一个信源更有可能。另一个enhance audience activeness，受众的主动性对信息渠道的选择更能发挥作用。在Facebook或者微博里，发挥主动性的可能性更高。

渠道大大增加。以前可能也有渠道，但是现在很不一样了。传统上面就只有两种模式。一种是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另外是Mass communication，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形态。现在可能兴起的就是Machine assist communication，就是有机器帮助进行操作的传播形态，比以前更多，甚至变成了主流。当然人际传播还是很基本的，另外就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结合，以前不可能，现在就有可能，电话的参与或者是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大众传媒里去，很多办法都可以使这两个方面结合。因为渠道的增多导致内容的多元化。

这些变化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现在对Assignment，就是对这种变化来个评价，看看对我们这个题目有什么反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播过程中每一部分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说现在不会产生新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还不用修正。但是变的地方在哪里呢？变的地方就是部分跟部分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信源跟受众的关系改变了，渠道和受众的关系改变了，这个改变的过程是否构成对传播过程的冲击呢？我的看法是改变是非常大的。不能因为原来几个部分还存在就说没有改变，同时要看到新媒体、全球化的出现，没有改变原来的那些过程里面牵涉到的不同部分，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所以我认为这个改变也十分重要，不能够完全是看它里面那个部分，从有没有多加一个部分少或加一个部分来看。这是第一个问题，有关传播过程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新环境之下，有没有对传播过程里的权力关系做出一些改变。这部分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简单探讨一下。首先，权力在社会关系里是非常核心的部分，尤其是批评学者认为这是非常核心的。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来看权力的分配，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整个社会的传播，以及一个国家的传播、全球的传播。我们先看全球传播这个部分，就是从全球这个层次来看研究整个世界是越来越中心化还是非中心化。我的看法是越来越非中心化，不是一个中心而可能是多个中心，这个情况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另外有地域性中心，一些sub center，或者是regional center的出现。以前我们讲global information order，world information order的时候，实际上强调的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反方向的流向，从发展中国家传到西方国家或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这是另外探讨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案例可以看到真的是verse communication flow，但我们还一直说西方在global information order。另外，如果文化帝国主义或者global information order，我们认为还是西方占主流的话，那么就会害怕整个世界的文化会越来越单一，变成巨头，变成homogeneous。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是这样，有单一化的趋向，但是同时也有一种认同。这个可能更是主要的部分。国界、边界的关系我们前面讲过。国界还是存在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比以前要多，因为相互依赖所以导致也不是一个国家说了算，无论多强大的国家，在对外政策和很多不同的政策方面，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所以，可能是一个国家所谓的主权范围比以前要减小。这是全球化付出的代价。另外，我们也可以说整个世界全球化是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呢？如果从传播方面来讲还是有所谓的digital divide，传播手段在有的和没有的那些国家中间的鸿沟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综合起来看，在全球化之下，全球层次里权力的冲突有分散的地方，但是有些国家还是占主导地位。这种状态还是存在，但可以看到一些变化。

一个社会的层次会是怎么样的呢？在一个社会层次里，我们往往说有没有一种主流public space，或者是公共领域，如果有公共领域的话，那么这个公共领域是让哪一个阶层，哪一些人来主导的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执政者或者是受益分子elite他们在控制。有个问题就是在新的环境下有没有一种另类的公共空间出现？那么有了新媒体，在全球化环境下，出现这种另类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比以前要高。社会动员在新环境下比以前要明显，以前要花大力去组织才能动员别人做一些具体行为，现在有了新媒体，动员代价减小了，所以这个可能性也比较高。在香港就有这种情况，有很多人上街表达他们的意愿，其中，中间的动员非常小，主要靠人际传播，更靠social media社交媒体来进行动员，整个社会就变得非常具有流动性。有一种说法是社会也变成液体社会，就是liquid society。另外一种说法是社会变得有点像网络，社会的一个传播过程和另一个传播过程是连在一起的，组成一个非常大的网络。

那么最后讲所谓digital divide的问题。digital divide，社会里的鸿沟是不是越来越缩小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在扩大。我主要是看这几个案例，一个案例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比较大的变动是公民社会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当然很多社会里面公民社会是比较清楚的，民众有没有组成很多团体，这些团体不是属于官方的，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如果有的话就认为公民社会更强更多。以前因为中国体制的问题，差不多所有社会问题都包含政体里面，生老病死都是政府照顾，国家企业里都是这个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你可以自己负责了，工作也慢慢自己找了，社会承担的任务、活动比以前要多很多。外国很多社会学家关注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社会有没有出现。

另外，全世界都讲中国现在对西方、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平衡的力量，这是比较清楚的，在经济上、政治上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国际上权力可能比以前平衡一些。在中国有没有出现另类的传播系统呢，因为互联网的出现、new media的出现，有没有另类的media system？这在互联网上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至少这个声音是比以前多元化，信息的渠道也多元化，但还不构成一个整体上非常发展、非常发达、非常稳定的传媒系统。

那么中国内部的传播系统，实际上也不能完全自主、独立于世界传播系统。比较著名的案例是SARS那段时间，中国传播系统的改变。那段时间中国系统按照原来的轨道去运行，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因为SARS本身就是一个全球化的疫症，在此冲击下中国只有改变，后来就变成与世界上有关SARS的报道同步，所以中国也不能独立于全世界的传播系统。

在中国，互联网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新媒体事件此起彼伏，就是不同问题发生很多新媒体事件。新媒体事件用现在中国的话就是“围观”，它产生的力量就是很多人一起议论同一个事件，围观的时候就产生一些力量的平衡、舆论的平衡。对比之下在香港那些新媒体事件没有那么多人参与，美国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在中国大陆特别多，这跟整个体制有关，跟新媒体的出现有关。因为大众传媒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就在小众媒体里面大讲特讲了。

另外就是讲到反全球化的movement，这是关键案例。在研究反WTO那个运动里新媒体是怎么帮忙进行动员组织的。这个研究发现不同地方的运动参与者和以前相比自主性要强，以前都是靠某个中心领导，现在关系不是这样的，每个人或者每个地方的自主性比较强，中间有人统合，但是这个统合的角色是比较小的。可以看到组织里民主的可能性，不一定靠中心来调动了。audience占领华尔街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那些人不一定都是朋友，可能就是透过新媒体大家互相联络，这样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全球化的运动，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新媒体的动员、组织，这种运动的可能性很小。讲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变化、社会变动，也是一种权力的平衡。有了audience，对跨国资本的平衡就出现了。

个人层次也是如此。个人可以是消费者，也可以是制作者、提供者，有些citizen不能成为气候，但是往往是他们发表最新信息。前几年有Blog、博客，现在可能不一定那么流行了，因为有通过微博或者是Facebook表达自己的意见。

我们讲了这几个案例，可以说社会基本结构还是存在的，没有因为新媒体，也没有因为全球化没有了阶级，阶级还是存在的，统治者还是存在，这些都没有改变。权力也存在，权力的不平衡也不是因为有了新媒体、有了全球化以后就没有了。但是相对的位置有改变，相对的位置是指原来没有权的那些人，现在发言权稍微大一点，比以前多一点。那些统治者或者elite不得不考虑别人的观点，对民意也不能不重视。因为新媒体动员的力量比较大，而且一个人的想法可能变成很多人的想法，这对他是一种挑战。以前动员一个集体行为要花大力气，现在稍微小一点，代价也小一点。

另外，在新的环境下，媒体一直在寻找新的经营方式，到目前为止还不是非常成功，还在探究，所以，可以看到媒体受新环境的冲击非常大。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传统媒体集团在重组，原来一些很有影响的大众传媒，它们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已经被一些新媒体取代，在经营方面也受到同样的冲击。

最后，就是目前有没有一些新的问题提出来。但重点是有一个改变，因为新的环境出现的时候，有些问题会变成非常主要或者基本的问题。首先，是从刚才那些分析延伸出来的，就是我们对文化的趋同可能没有那么多关注，更关注的是文化的吻合。如果吻合变成比较主要的方面，我们就要问，文化是怎样吻合在一起的，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影响。身份认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中国大陆在网上看到的都是认同感非常强的。如果文化吻合在一起的话对认同感有什么影响，或者没什么影响，这很值得研究。其次，就是在数码化传播的状况下互动性变得非常有弹性，主要在互动性方面。问题是互动性是怎么变得可能的，这种互动产生哪种影响，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另外，有关权力的部分很值得研究的就是边缘团体或者是弱势团体，他们有没有办法和可能参与到公共商议里。公共商议就是参与到公共论述里，在这个公共论述里他们的意见获得吸纳。如果讲到共识的话，共识在这个系统里面是怎样建立的，who set the agenda？如果有公共论述的话，那么谁来决定agenda？新的环境跟旧的环境是不是一模一样的，还是说the media set agenda，已经改变的？这牵涉到相关的理论是不是应该修正。

有关digitization，我们回到原来基本的问题，就是传播过程有没有因为这个新的环境而获得改变。如果有改变的话，这个改变是怎么影响到组织、机构以及人类的互动的。比如一个学校、一个政府有没有因为新媒体或者全球化改变它的一些功能、一些组织办法，这些可能都很值得探究。我们回头看，原来发明活字印刷，印刷媒体的出现，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要过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回头看才看得清楚，就是说因为印刷术的出现导致print media的流行，一直到革命思想出现，导致整个人类社会得到很大的改变。从print media那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作用，同样的问题也很值得研究。现在互联网、新媒体，渠道这么多、信息这么多，它提供的内容将来会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很大的疑问。比较清楚的就是数码传播对我们现在传播的形态产生很大的冲击。这种改变有没有导致社会以及文化迹象跳跃式地改变，也值得探讨。

一个简单的案例就是有关agenda setting function，这大家都知道。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的背景之下，是不是还放之四海皆准，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方面是现在那些人看东西往往是受到朋友的影响，透过Facebook或者别的社交网络重视或不重视某个问题。另外，就是agenda现在是非常短命的，对有的问题开始大家关注，第二天可能又关注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样对人的agenda有没有影响。

传播教育其实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可能中国有些地方没有改变得这么厉害，海外好像改变得非常大，可以说有范式的改变。以前讲新闻教育、传播教育都是讲要培养学生成为某个方面的一把手，希望他从一而终做个好报人、好新闻工作者。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强调的是弹性的适应能力，就是说他从一而终当报人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他还没有退休，报纸作为一种表达形态说不定就已经岌岌可危了。所以，他要保存的是一种适应能力，在不同的媒体里都能够表现自如。所以现在的学生也慢慢变成即时的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也可以传得很广泛，与传统媒体相比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比较强调创造力，这些变化都是由数码化和全球化导致的。

方法上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小，但也有一些影响可能导致对某些方法的改变，因为数码化以后对资料的储存、分析也有一些影响。可能导致我们更多地进行内容分析，或者是技术分析。

最后就是结论。第一，一些Social Category是存在的，基本的社会关系还是存在的。但是Social Category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可能没有增加新的Social Category，但是之间关系改变了，好像是一个阶层跟另一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但是这两个阶层还是存在的。另外，我们讲范式的改变、转移，是指按照一个范式来活动的那种方式我们叫Normal Science，常态科学，而另外一种不是常态的，可能引起范式改变的那个方式。现在是并存的，就是一方面很多Normal Science还是跟传统的范式来共同研究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对新的状态进行研究概括提出理论。这种部分地带有一种范式改变的研究也同时进行。社会已经在变化，研究者有滞后的现象，社会发展的速度往往快过学者，学者的研究是需要时间的。第二，发表又有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多人能将社会变动很有效地、百分之百地体现出来。因为我们讲到范式改变的时候也有一个起点，什么时候开启，跟什么时候比？但是传播学跟很多社会科学一样，不是很明显地有Benchmarking那种研究。Benchmarking就是那个时候做一个研究，过了多少年以后再做一个研究。同样的研究就可以比较之间有没有很多变化。但是在社会科学中就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系统分析。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传播理论一定要与数码世界和全球化的事实做一种对话，一定要跟它有个交流，如果没有这种对话，就会和现实脱离。

嘉宾：为什么新媒体事件在中国大陆出现得比较多，在香港出现得比较少，能不能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说一下如果香港出现新媒体事件的话传播路径会怎样？

陈韬文：新媒体事件在香港也不是没有，以前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新媒体事件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但是一般来讲比较小。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这个城市比较紧密，虽然有700万人，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大家的传播都是靠大众传播来沟通的，因为大众传媒的自由度非常高，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存在。所以刚才说两极分化状态在大众传媒里都会出现，不仅在小众传媒里出现，在大众传媒里也有这种情况。很多事情就是在大众传媒里表达出来了。记者看到有什么争议就去报道，各种各样的矛盾在里面呈现出来，各种各样的意见就可以看到。不用透过一个互联网来议论，可能也有议论但是这种议论是点到即止，没有花大力气真的去做。

但是相对大陆来讲，媒体系统是不一样的，大众传媒的自由度跟互联网的自由度不一样，相对来讲是官方的喉舌。但是相对于一些比较有社会性的或者争议性的问题，把关一定非常严格。这种情况之下，有关议题，只有透过自由度比较高的空间来表达了，互联网自然就成为表达的主要渠道了，所以新媒体事件就层出不穷，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社会矛盾比较多，中国是地大人多，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有。产生议题和争议的可能性也非常高。中国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可以说，现在中国在建立新的争议文化，通过这种争议形成一种辩论、讨论、议论，即怎样对待某种事情等。中国的新媒体事件大概跟新民主主义有关，跟权益抗争有关，跟道德隐私有关，还跟公权的滥用有关。

嘉宾：你认为现代新媒体的运动和传统媒体时代下的社会动员它们的互动机制有什么不同？相比传统的互动，它们的强势在哪里，薄弱环节又是哪些？

陈韬文：对社会运动，实际上我在2003年就做这个研究，2011年我们出了一本书，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10年来香港一直对社会运动做探究，其中社会动员的模式有没有改变？我们做过一个现场调查，还有全港性的民意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香港50万人上街游行也好，30万人也好，4万人也好，它的模式都是自发动员，而不是组织性的动员。组织性的动员在一些社会里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有个组织在说服、鼓动，让公众参与到一个社会运动里去。但是我们发现香港很多人是跟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的，而不是和团体一起去。另外，我们问谁对他影响力比较大，发现实际上是朋友的号召和传媒的号召。在香港实际上反对上街游行的人也不少，包括一些传媒，但是影响最大的，是大众传媒跟人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