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29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

主讲人：谢耘耕

主持人：谢耘耕老师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也是本次大讲堂的主办者，他忙前忙后，奔波劳碌，支撑着本次活动的顺利运作。谢教授曾先后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东方卫视工作，有20年的新闻采编和媒体经营管理经验，近几年来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是从业界转型到学界来的成功代表。今天谢老师将和我们探讨的是网络舆情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下面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耘耕教授为我们演讲。

谢耘耕：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同学交流讨论，我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网络舆情对中国公共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研究背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国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原来单一的信息传播通道被打破，中国的媒介生态正呈现出多中心、开放式、交互性的全新特征。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表达诉求、抒发己见、监督权力、建言献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的一部分，进而影响政策议程，对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机制、运作模式等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决策层包括最高决策层对网络舆情也日益重视。国务院新闻办每天将主要网络舆情摘编，送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都设有专门的网宣机构，将每日的网络舆情动态报送党政主要领导人。而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就一些重大舆情事件做专门批示，直接影响网络舆情走势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变更。因此我们从2007～2011年的1420起热点舆情事件中筛选出影响公共政策的205起舆情事件，利用统计分析技术初步描述了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愈来愈多的学者也纷纷将注意力投射到网络环境、网民参与、网络舆论等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研究中，一时间关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那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

一是从政治系统论的路径。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99）将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引入政治领域，认为外部“环境”是在政治系统中进行“输入、转化、输出”来实现的。朱水成（2002）的《政府信息网络化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以政治系统论为框架，分析了网络信息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正负作用。尹冬华（2010）在《公民网络参与：新政治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结合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建构了“网络舆论—决策假设模型”来分析网络舆论是如何影响政府决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决策的。二是信息论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从网络技术、网络信息管理和信息网络化的层面强调如何使网络舆情能够更好地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产生影响。如谢和均、石小民的《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信息管理的思考》等。三是从公众政治参与的角度研究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关系。该路径将网络视为公众的利益诉求空间，将网络舆情视为公众政治参与的产物，从民主参与的角度探讨了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如学者黄丽华、姜晓宁（2008）在《互联网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初步分析》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舆论倍增机制、互动机制及整合机制放大了某一发生在个体身上或局部地区的社会问题，形成舆论压力，加速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的速度；其他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黄芳娟的《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公共决策的正面效应》、孙宇的《政府信息公开、公共政策议程和参与型治理》、徐旻敏的《当前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过程研究》、赵灿灿的《网络舆情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研究》等。另外也有学者结合社会心理学视角，研究了蔓延于网络的非理性情绪对公共政策的消极影响，如李发戈的《网络舆论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影响探析》等。总的来说，上述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研究层面的泛论与分析，从微观层次针对公共事件与政策之间关联的分析缺乏，尤其是以科学统计方法为基础的系统性地解读网络舆论何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尚属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我们的研究设计如下：1.研究思路：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因此，本研究以事件为切入点，分析网络舆情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抽样方面通过非随机抽样的方式，挑选影响较大的网络舆情事件作为分析样本，描述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影响的现状，揭示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度、影响因子，并试图找出舆论影响公共管理的模式，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尝试性的探索研究。值得说明的是，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均以公开报道或发布的资料为主。2.研究工具：本研究借助了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共建的中国公共事件数据库。该平台通过数据挖掘、聚类技术，抓取了自1994年至今的7000余起公共事件的信息，此为本研究有强大的技术基础和数据支撑。数据分析过程中，本研究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通过描述性分析、对应分析、卡方检验、差异检验及回归分析等统计技术，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网络舆情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3.样本的确立：借助于中国公共事件数据库聚成平台强大的数据挖掘技术，本研究从2007年至2011年5000余起公共事件案例库中，筛选出关注度在1000点以上的1420起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作为初步分析样本，并将其中205起对政府公共政策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公共事件，作为分析网络舆情对中国公共政策影响的总样本。研究受会议时间所限，仅分析了部分指标，后续将会继续对其他部分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4.研究假设：本研究对2007～2011年5年间1420起影响较大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5年来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现状和趋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网络舆情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影响呈逐年增长之势；假设2：不同的事件类型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不同；假设3：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假设4：不同行业舆情事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不同；假设5：不同媒介对于推动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议程的作用有所不同；假设6：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的因素包括事件类型、是否有意见领袖以及是否有第三方参与等。

通过分析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2011年成五年来网络舆情事件推动政府公共政策变革最多的一年，网络舆情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民众对社会诸多方面的观点和倾向。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由网络舆情事件代表的民意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愈来愈多的舆情事件成为政府公共政策变革的助推器。综观2007～2011年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2011年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社会舆情事件数量占比较高。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1年，公共舆情事件推动公共政策的比重依次是3.7%、3.1%、5.4%、1.4%和6.9%（χ2=71.670，P=0.000）。本研究从立法、废除政策、修改政策、人大政协提案、其他以及未推动公共政策几个指标来衡量舆情事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2011年度推动政府公共政策变革的热点舆情事件中，废除政策的案例数量所占比重最高，达6.9%。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推动人大政协提案方面，2011年的舆情热点事件所占比例为五年的最高点，占1.0%。

2.推进公共政策变革的事件类型中，近三成为社会民生类事件。通过分析2007～2011年影响较大的舆情事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发现，5年来，推进公共政策改变的事件中，近三成为社会民生类事件。这可能是因为社会民生类事件本身关乎公众利益，大多与国家政策或地方性政策、措施的变更、实施等事务紧密相关。这一类舆情事件的爆发多起因于现有政策与公众诉求间存在一定的罅隙。如2007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发生后，公民私有财产如何受保护一时成为舆论热点，而后在舆论的呼吁下《物权法》出台；2010年南京小龙虾事件之后南京当地政府对南京市龙虾批发市场开始实行龙虾登记制度；2011年，免费午餐计划在网络平台发起，10月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些政策的出台，均与网民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仅次于社会民生类舆情事件的言行不当和时事政治类舆情事件，各占17.6%。相关舆情事件有内蒙古包头市红校服事件、成都拍卖豪华办公区赈灾、广东地铁免费政策惹争议、教育部研究推进异地高考等，均是在舆情发生以后，原有政策出现了变更。

3.全国性事件占比逾五分之一；北京舆情事件数量位居其次，占比12.2%。通过对2007～2011年1420起影响较大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统计发现，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205起舆情事件几乎涉及中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另还有部分国外发生的舆情事件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从全国舆情事件的分布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媒体发达的地区所占比重较其他地区高。其中，影响公共政策的事件中，全国性舆情热点事件所占的比重最高，高居榜首，占比22.9%，超过5年来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热点舆情事件总数的1/5。典型案例包括：免费午餐计划、大爱清尘——尘肺病农民工救助活动、广电总局叫停5家广播电台涉性节目、网民呼吁为汶川地震死难者降半旗、百度文库侵权等。从具体省市地区分布来看，北京地区影响公共政策的舆情事件最多，共计47起，占比12.2%，是其他各省市地区舆情事件数量的2倍以上，影响较大的事件如北京取消公费医疗等。

4.公共管理行业舆情事件居首，其次为教育行业和制造业舆情事件。从行业分类看来，在推动公共政策的舆情热点事件中，公共管理类事件的占比最高，为31.2%。公共管理类事件多是以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为主体的事件，涉及与公共利益的关联度较高，推动公共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案例包括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唐福珍拆迁自焚事件、湘西吉首非法集资事件、财政部门1个月突击花2万亿元引争议，以及希望工程项目评选曝舞弊事件、老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引热议等。位居第二、第三的是教育业和制造业舆情热点事件，占比分别为14.1%和13.7%。两者共占比27.8%，接近三成。如厦门PX项目、上海超市染色馒头事件、江苏无锡差生测智商风波、教育部推行高校冬季长跑录指纹遭质疑等事件均引起网络舆论风波，并促使了政府公共政策的相应改变。

5.首曝媒介与推动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1）在推动公共政策的舆情事件中，网络新闻和报纸曝光的事件数量较多。在推动公共政策调整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由网络新闻曝光的比例最高，占32%，其次是报纸曝光的舆情事件，占比27.1%。再次为论坛社区中曝光的影响公共政策的事件，比例为10.8%，随后是由电视曝光的舆情事件，占比8.4%，而由微博、官方网站曝光的公共事件均占7.9%，其他首曝光媒介所占比例较小。（2）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曝光的公共事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更深刻。首曝媒介的影响力对于舆情的发展及演变有重要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作用最强，持续的时间也较长。由首曝媒介与是否推动公共政策之间的对应分析可以看出，新媒体首次曝光与修改政策，形成人大、政协提案等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密，而推动立法与传统媒体曝光之间的关系较密切。废除政策的事件中，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曝光的比例相当。而由境外媒体曝光的事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是循序渐进的，舆情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也有程度的不同。形成人大、政协提案是公众舆论上升为政策议程的第一步，人大、政协形成提案后，再通过代表大会、政协会议等方式，层层反映到地方或国家决策层，最终推动政策修改、废除，直至推动立法。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曝光的公共事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更为深刻，能推动立法层次的政策调整，而新媒体曝光的公共事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则集中于形成人大、政协提案以及修改当前政策等层面。而就不同首曝媒介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而言，程度各有不同。由报纸曝光的公共事件对于公共政策形成的各个层面都有广泛的影响，其次是网络新闻，但两者的影响有所不同。报纸首曝的公共事件对于推动立法、废除政策和人大提案有较大影响力。在推动立法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有32.3%是由报纸曝光的，在废除政策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有32.8%是由报纸曝光的，而报纸曝光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形成人大、政协等提议的比例也占到了1/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报纸等传统大众媒介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调整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力。网络新闻主要包括新闻网站如新华网、中青网、人民网、央视网、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网以及门户网站的新闻中心等发布的信息。由网络新闻曝光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在修改政策、形成人大提案方面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形成人大、政协提案方面的影响最大，占比44.4%，其次是在修改政策方面，占比41.9%，相形之下，网络新闻曝光的事件在推动立法和废除政策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小。由论坛社区曝光的社会舆情热点事件对公共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在形成人大、政协提案方面，占22.2%，其次是推动立法和废除当前政策，分别占16.1%和13.8%。而由电视首曝的公共事件对于推动立法和修改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两者的比例分别占12.9%和14%。其他媒介首曝的公共事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较小。

6.舆情事件最终能否影响公共政策，与事件类型、第三方参与等因素存在一定关联。为探讨网络舆情事件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我们对其进行了回归分析，二元Logist回归分析显示，是否有第三方参与及事件类型与是否推进公共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有第三方参与的舆情事件比无第三方介入的舆情事件影响公共政策的可能性要高0.71倍；与此同时，不同的事件类型在推动公共政策方面的影响不同，其中，社会民生类、时事政治类舆情事件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最大，社会民生事件比非社会民生事件影响公共政策的可能性要高1.83倍；时事政治类事件与非时事政治类事件相比，推动公共政策的可能性要高1.047倍。

综观2007～2011年影响较大的社会舆情事件，有第三方参与的事件如甘肃校车事故，最后导致教育部、各地教育部门纷纷出台校车管理办法，采取了一系列规范校车的行动；还有三鹿毒奶粉事件后，相关监管部门大力整顿乳业，出台了一系列乳制品的新国标。而一系列与社会民生息息相关的舆情事件，由于其影响范围大、波及面广，也极易影响公共政策，如地沟油事件、房屋限购、陆丰群体性事件等，随着事件态势的进一步发展，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和更新出台。

最后，我们来进行总结，我们整个研究从时间分布、事件类型分布、地域分布、行业分布、首曝媒介类型分布等方面描述了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和现状。时间分布上，推动公共政策的舆情事件数量于2011年达到最高峰，公共舆情事件的现实社会影响力不断放大，多项政策变更——包括立法、废除政策、修改政策、人大政协提案和其他公共政策变革的舆情事件数量较往年均有所提高；事件类型分布上，推进公共政策改变的事件中，主要以社会民生类事件为主，占舆情事件总数的近三成，其次言行不当和时事政治类事件也各占近1/5；地域分布上，影响公共政策的舆情事件逾1/5为全国性事件，具体地区则以北京为首；行业分布上，公共管理行业舆情事件推动公共政策的数量最多，其次为教育类和制造业舆情事件。

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发现，由报纸等传统的纸面媒体和带有很强的传统媒体特性的网络新闻首曝的事件，对于推动公共政策的影响较大，影响的层面也较高。而由论坛社区、微博、博客等新媒体方式推动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小，且影响层面大多停留于形成人大或政协的提案、修改当前的公共政策等。可见，由于传统媒体自身的优势更容易对决策层造成影响，许多事件由传统媒体曝光后能够更快地到达决策层，引起决策者的重视。而网络议题从集结、形成，到最终形成趋同性的公众议程，也离不开传统媒体的跟踪报道，许多网络议题正是通过传统媒体的转载或重新包装后，转变成新闻媒体议程，并最终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或调整。

网络舆情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主要因子包括事件类型和是否有第三方参与。不同的事件类型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度不同。研究发现，社会民生类、时事政治类舆情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这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参与讨论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许多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再是决策者关起门来的传统决策模式，而是向民众释放决策的气球，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讨论中来。虽然网络民意并不等同于现实民意，但作为部分民意的特殊体现，其对于我国公共管理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首先应提升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程度，增强政府发布信息的可信度，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其次，要加强对新媒体传播媒介的认识和运用，建立一套与网络民意互动的新机制，广泛尊重民意、吸纳民意，寻找执政目标与网络民意之间的契合点，以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

整个研究是我们网络舆情研究的子课题部分，对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今后我们还将网络舆情与公共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专项课题来研究，重新设计一套专门的量化指标体系，从更多角度和视角对网络舆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嘉宾：谢老师，你好！我们都知道，微博在当今中国的媒介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新媒体的最新代表，微博的强势发展必然会给传统媒体造成强烈的冲击，同时也给传统媒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发展机遇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这个问题请谢老师与我们探讨。

谢耘耕：微博的及时性、便捷性、互动性等特性的确给媒体带来各种挑战。但是微博丰富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来源，微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爆料，很多信息的最早的爆料是来自微博，超过五分之一的原始新闻来源，实际上都是通过微博爆料的。新闻媒体记者都容易获取新闻信息来源，这是一个最大的好处。其次，微博加强传统媒体与受众的沟通，不像以前比较原始的方式，有一些更直接和更便捷的方式。最后，传统媒体可以借助微博第一时间传播消息，包括新华社的新华视点和两会微博。传统媒体开设微博也是提升影响力很重要的方式，像新闻周刊等一系列的媒体获得了很好的收益。微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从通讯界来讲极具潜力。面对微博的冲击，传统媒体如何应对，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传统媒体应该积极主动应对微博，我们传统媒体要有影响力，不仅仅是发行量有多少，而且要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比较不争的现实是，一个是传统媒体，一个是新媒体，有很多是截然对立的，传统媒体要有影响力，要影响主流舆论，不仅仅是报纸发了，还应该影响互联网的舆论，因为互联网的舆论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新浪加搜狐等于CCTV，如果新浪搜狐加上人民网，等于两个CCTV。从我们传统媒体来讲，应该积极拓展这些信息渠道，才能够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否则失去了这么一个重要的阵地，微博有很多草根，但是不能说微博是一个草根，它有很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