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9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郎永淳

主持人：各位同学，今天上午我们邀请的是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就是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郎永淳。郎永淳曾主持《我的今日之最》《新闻直播间》（《整点新闻》）《法治在线》《朝闻天下》等节目，近年来参与主播的大型新闻节目有：《2009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直播》《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直播》《澳门十年》《世博倒计时100天》《2011关注日本地震直播》《2011两会特别报道》等。2011年9月25日，他与欧阳夏丹搭档，正式亮相央视《新闻联播》，给《新闻联播》带来了新的播音风格。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郎永淳。

郎永淳：很高兴能来和我们未来的传媒精英在上海交通大学见面。首先感谢谢教授对我的一番褒奖，非常惭愧，以往很少有机会跟来自110多所院校的学生做面对面的交流。

很多人跟我说，现在的舆论界有两个部，一个是中宣部，另外一个就是网络上所谓的“真理部”。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舆论场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来自于一个传统主流媒体，现在的主流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已经形成了二八倒挂的现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从业者，怎么去找准未来发展的方向，还要去坚守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我希望通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可能，大家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虽然我们不是政治家，但是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所报道的任何一个事件，任何一条消息，都可能会影响到政治的进程，影响到社会进步的进程。所以我们作为准新闻工作者，首先需要懂政治。我认为懂政治的最主要的表现是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所处的时代是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先不讲外部世界，只讲我们自己，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历史。但在过往的2000多年中，最牵动历史进程的，能够导致朝代更替的核心可能是土地问题。昨天晚上我和谢院长交流，说到土地人人都会非常关心，谁要是夺了我的土地，那就相当于夺了我的命根子。而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们身边也发生着一系列关于土地的革命。比如说，从以前的土地私有变成完全国有。而现在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大多都可以从土地上找到。比如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而很多地方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土地。有很多县级地级市，可能有50%以上是依靠房地产的拉动，所以在我们的身边其实一直存在着土地革命。包括在197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安徽的小岗村，出现了这样一个联产承包土地到户的土地革命，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当时，把土地分到户了以后，有一个期限，最早说100年，后来改成30年。新生的孩子，已经去世的人，嫁到这个村的姑娘，没有出嫁的姑娘，等等，他们的土地如何解决。而这类问题就一定会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新闻媒体上经常会看到，拆迁、征地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大革命。我们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GDP总量达到了全球第二，但是人均可能是在100位以外。就是在这样巨大的数字反差和全球化浪潮中，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找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在很多经济成就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树立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唯钱至上。

2001年，我们在卡塔尔多哈被接纳进了WTO，意味着在我们的身边又发生了更新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全球化，我们会面对世界所有国家和各种开放的信息。

而在各种开放的信息到来之后，在我们的身边出现了两个世界。对于媒体的结构来讲，形成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一个二一个八的比例结构。很多传统媒体管理者还认为自己是一个主流媒体，但实际生活当中，人们获取信息的第一途径已经依赖于互联网。5月份我看到北京有一份调查数据关于电视的开机率，北京地区的电视的开机率已经由一年前的70%下降到了目前的30%，这对于我们电视从业者来讲，是一个多么悲哀的事情。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来讨论，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我们该怎么做。

先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7·23”甬温线高铁事故，哪位同学能跟我分享一下，当时发生高铁事故的时候，你是从哪个渠道获知的这个消息？你当时对于这个事故第一反应是什么？随后到来的铺天盖地的报道、言论，对你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

嘉宾：当时好像是从电视上知道的，我主要是记住了铁道部发言人，他说了一句，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现场笑声）

朗永淳：其实这是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的，他创造了一个去年的流行语，这也反映了我们新闻发言人在面对媒体时还是不太专业。

但他只是一个新闻发言人，涉及铁路事故，会有6个分管副部长就他们不同的专业来做相关的调查。但是面对媒体的时候，只有王勇平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他应该邀请这6个副部长来，分别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作解答。而不是他一个人大包大揽，容易出现偏差和误解。

任何一次事故，在其他的国家，他们是怎样处理的呢？

比如说日本的新干线，一开始运行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于“7·23”这样的事故，死亡人数要远远超过“7·23”。但当时的媒体不像现有的媒体生态这么复杂，还是以传统媒体为主。信息的发布相对迟缓，传播的速度并不是很快。现在回过头来想，可能也会有瞒报，也会有推卸责任，他也会有一系列应对的方法。比方说，当时最后认定的事故责任人是已经去世的司机，把100多人的死亡归咎于司机的操作失误。

而在“7·23”的时候，铁道部采用了非常传统的方式，在他们的思维当中，抢通车和保证线路的正常的运行是第一位的，于是他们迅速把车头、车身解决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的形态下，任何的消息都可能会通过我们的手机、微博而迅速传播。

当时最主要的舆论是，中国，你能不能放慢你的发展速度，等一等你的灵魂。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在1986年，美国的航天飞机在发射的过程中突然爆炸，美国的主流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呢？没有一家质疑这样那样的缺陷，他们最主流的观点是，人类在挑战太空的过程中，必然要有一批勇士，为这样的一项事业做出牺牲，没有把矛头指向国家，没人把矛头指向具体的机构。

“7·23”甬温线事故中，主流媒体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网络的言论中，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跟着网络媒体走。我记得当时我们的一个夜间节目，开篇的时候就引用了已经疯传的手机短信，其实也来自于网络，非常明确地质疑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我们当时主管的台领导在开车，听到这么一段开篇词的时候，迅速掉头回到台里，问这句话到底是谁写的。最后了解下来，完全来自于网络。大家可以想象，网络的力量已经完全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传统新闻媒体工作者。

我经常会举盲人摸象的例子，我们可能仅仅看到一个局部的真实，一个相对的真实。而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怎么样更加理性、更加客观、更能经得起推敲，这可能是我们在追求速度的同时需要去考虑的。

我记得当时，这位主管领导给我们所有人开会。他说，放慢我们的脚步，让我们的发展模式做一些调整的话，那你说斯里兰卡的发展速度慢不慢？孟加拉国慢不慢？我们周边的若干个国家的发展速度慢不慢？如果单纯靠放慢脚步，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了吗？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言论从一个A出发，直接得到了一个想当然的B结论，其实并不是直接相关。而这个B结论，会深深地影响到很多人。作为一个传统媒体工作者，我们怎样找出突围之路。

我的师兄刘春，现在已经弃我们传统媒体，进入了新兴媒体发展，我不知道他在前两天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我觉得来自于网络对传统媒体的挑战的确越来越大。大家都说内容为王，但实际上总把内容为王前面的那句话给省略了，新兴媒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技术的驱动，带来了媒体的进步。

电视是线性传播。以前没有网络点播，没有CNTV，看任何一个电视节目，要按照时间规律，看《新闻联播》就是从7：00点坐到7：30。而现在你可以随时随地看，由于网络技术进步，点播模式出现了，看我们的电视的节目也是在网上搜索。

2011年，美国一个驻华记者和我说，在《纽约客》杂志内部有一个所谓的审查机构，类似于我们的审稿人。比如针对中国地区，他可能会有2位审稿人。某专栏记者写了一篇专栏大稿，涉及80多个被采访人，可能会引用20多位被采访人的言语和观点。他会把80多个被采访人的联络方式，全部附到稿子后面去，相当于论文参考文献。而美国总部负责中国事务的两个审查员，先由第一个人来做第一遍复查，80多个人打一圈电话，发一圈Email，就这篇报道中你所谈到的观点、事实，逐一进行核实。一周后，第二轮审查开始，负责中国事务的第二个人再来一番核查，他们所追求的是报道的准确。和网络媒体去争快，任何传统媒体都没有优势，我们能做的就是，保证我们更客观更准确。

前一段时间，《新京报》报道了一个烟台苹果事件。两个记者进行了一个礼拜的调查，写出来这个报道，迅速在网络上被传播。我们所做的每一篇报道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讲，都可能会带来致命的打击，所以一定要力求更加准确，让伤害减小到最低。我们可能会批评某些人、伤害某些人，也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受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力求对所有人的伤害更小，而不是从那么一个局部就可以上升到指责整个烟台的苹果有问题，甚至所有红富士苹果都有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二进制的思维，非黑即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固有思维。很像是计算机时代所带来的思维的方式，也就是0和1。

出了毒胶囊事件之后，前几天我和一个医药流通领域的大佬在聊天，他说他现在7个仓库都储存着各个厂家的胶囊，等待他们来处理，从他们具体的销售数字已经看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投票，对于胶囊一票否决。以前是都吃胶囊，不吃片剂。现在所有人都抛弃了胶囊，吃片剂。

前一段时间《舌尖上的中国》热播，陈晓卿老师现在如果走到大街上，没有人认识他，他会觉得非常的羞愧。《舌尖上的中国》播出第二天我们发现，某些食品销量在直线上升。而在第五天之后，云南的诺邓火腿销量至少上升了17倍。

同一个媒体，当我们批评了毒胶囊的时候，这个产业基本上就是一次新的洗牌，老百姓抛弃了它。而对于《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一个褒奖式的节目，晚上10：35播出，在你即将休息的时候又勾起了你的食欲。于是，很多人一大早又起来在网上寻找昨晚晓卿老师给我们展现的食材。虽然那些美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些腌制的食品，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你在看到那样的画面之后，你会忍不住用鼠标来投票。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具有360度，甚至是更多维度的世界，而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讲，我们很难做到用360度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做报道时，要反反复复要求自己不要犯盲人摸象的错误。以前我们接受的是一种灌输式的教育，很少去思考，很少去怀疑。大家基本上是“90后”，“90后”从一出生开始，所接受的教育和我们70年代的人完全不一样。现在是经常怀疑，甚至没有太多你相信的东西，你们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充满了一种坚定的信任，每一个事情，你们都会有无限的想象和质疑，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这种独立的思考是要有一个反复求证的过程，来让我们的头脑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我的建议是，我们尽可能去多找相关的信息做求证，让自己的判断更加无懈可击，然后报道出来，你才可能让更多的人不会被误导。

所以作为一个传媒人，我们在面对每一个热点事件的时候，先让我们的脑袋热一下，有一个报道的热情。然后返回来冷静地去查找更多更丰富的信息，有利于我们做一个正确的判断，有利于在正确的判断之下带来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言论，这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通过网络，若干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引起了当地，甚至是全国的普遍关注。而在这个时代，传统媒体只有在第二时间才能进行更深入报道和调查。当年贵州的瓮安事件、浙江的钱云会事件、钟氏姐妹事件，包括去年的广东乌坎事件，等等。最根本的起点是当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非常突出。如果有一丁点小小的火花出来，自然而然就会让一些人的情绪不可控制，随即迅速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群体性事件。而这个时候，基层的组织，没有经验，还用一系列传统的操作方式，希望把它压下去，可是完全没有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江西钟氏姐妹事件，县长带着几个人，把姐妹俩堵在南昌机场的一个洗手间里，但他没有想到现在的通讯手段是多么发达，厕所里钟氏姐妹俩在网络上发送若干信息和图片，让全中国人知道了在南昌机场的一个女洗手间发生的事情。下午6点的时候，他们仍然在洗手间外面封堵，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已经做出了决策，建议县人大常委会罢免他县长的职务，由上级的党委撤销了他的县委副书记的职务，而他还在南昌现场，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这也是在倒逼我们的信息发布机构，传统媒体，怎么能够更主动地在第一时间把信息进行广泛的发布，而不是采用一种封堵的方式。在我们的传说当中，就有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有李斌父子的故事，他们也是采用一种分流的方式，而不是非常野蛮。

网络媒体就好像是别墅，信息更丰富，而传统媒体永远没有海量的容纳性，充其量是一个保障性住房。对于中央领导来讲，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参考消息，通过各个渠道报过来的、内参式的、动态的，等等。他所掌握的信息量更丰富，他才可能做出一些决定和判断，做出权衡。我们不要以为，地位越高的人对很多的事情完全不了解，实际上我们要相信，他要比我们了解得更多、更丰富，当然他所做出的决策，也是依据他所掌握的更丰富的信息来做出的一系列的权衡。

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也是我听张越老师讲过的一个故事，大家知道电视有“村村通”工程吧？“村村通”工程让很多边远的老百姓，也能通过那口小锅收看到十几个频道甚至更多的频道，广电总局这些年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尤其是那些还没有通上互联网的地区，让那里的人也能收看到电视，收听到广播。

有一年，广电总局组织了一个“村村通”工程采访团。当时带了一些主持人，其中包括张越老师，张老师到了现场就问村庄里的一个50多岁的大姐，她满心想这个大姐应该会回答，有了“村村通”工程后，生活多么幸福之类的。没有想到这位大姐当时说了一句话，“还不如没有这个村村通呢，还不如看不到这些电视呢”。张越迅速追问为什么呢？这位大姐说，“你看看电视里播的，人家城里人的生活，那才叫生活。再看看我们的现在，我死的心都有了”。这就是我们碰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我们面对的观众群，他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文化水平，差距非常大。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电视媒体，这样一个观众群的构成当中，怎么样去报道更多更丰富的信息，保证每一个不同的阶层，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群，都能得到他应该知道的信息。我们的评述，我们的分析，既不该回避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也不应该回避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存在的难点。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充满一些阳光，多充满一些希望，让更多人（比如那个50多岁的大姐）看到更好生活的希望，让他们看到很多人在努力建设这个世界，而不是在空谈，不只有怒骂。来让这个世界从无序、不文明，逐渐地向我们所期望的方向过渡、转变。我们所发布的每一条信息，都和这个社会紧密关联，会影响到我们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每一滴，我们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其中。

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我来自《新闻联播》，自从上了《新闻联播》之后，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我知道大家对《新闻联播》的诟病越来越多，很多人对我的祝福都是你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但是我想说的是，《新闻联播》是有自己的定位的，它首先是一种宣传性的节目，其次是一个新闻性的节目。它把宣传和新闻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它的准确度，相对来讲是最高的，它传递的一定是一个主流的价值观。

我记得我在上《新闻联播》之前，在《新闻直播间》和《新闻30分》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开篇时都很随意，我们会说各位上午好，或者是观众朋友大家好，或者观众朋友中午好等类似这样的称谓语。《新闻联播》30多年来，称谓语几乎没变，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各位观众晚上好”。20世纪90年代时，香港的媒体曾把《新闻联播》的称谓语3天3个变化做了一个长篇的报道，通过称谓语的变化来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向。有一回张宏民老师因为匆匆忙忙被叫过来录制节目，他的衣柜里没有找到西装，穿上了一套中山装，那期《新闻联播》被解读为改革要往回头路上走了。（笑声）

90年代那三天的称谓语发生了变化，第一天说“观众朋友，晚上好”，第二天说“各位同志，晚上好”，到第三天回过头来，一直延续到现在，叫“各位观众，晚上好”。香港媒体的报道被送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案头，当时的某位中央领导批示，定下来就叫“各位观众，晚上好”。为什么呢？收看你电视的，不都是你的革命同志，也不都是你的朋友，叫各位观众，更加中性，定位更加准确。

《新闻联播》从下午2点开始，把全台和全国所有地方台的信息进行一个汇总，到4点进行第二次报题和确认，从4点半开始陆陆续续一直到7点的两个半小时用来审每一条片子，每一条片子都有可能改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次，以确保更加准确。在《新闻联播》中，可能很少有快捷的第一时间消息。当然现在逐渐在改进，类似于神舟号的发射等同步发生的事件，正好赶上这个时间段，我们通过直播的优势，第一时间，迅速播出。

有时候你会听到，下面请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其实也不一定是最新的消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本来按照排序它应该排在头条，但制作要花几分钟，再一审，就耽误了。现在很少有人敢像罗京老师一样，在直播现场直接配音。有一次是在6：52的时候。中央军委办公厅突然来电说“这份稿件有几个字须要调整”，之前这一条16分钟的片子已经都配好音制作完成了，6：52离播出只有8分钟的时间，再改再审还是有难度的，于是只能让罗京老师拿着这个稿件，完全口播出去，不能有差错。因为那是胡锦涛主席第一次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给几位将领授衔，做了一番重要的讲话。如果这一条播不好的话，肯定会有一些不良影响。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罗老师让我们非常敬佩，他用非常稳定的表现，传递出了准确的信息。在他16分钟的表达当中，你听不到任何的含混不清，听不到任何一种迟疑，你所听到的还是那样一种非常坚定的态度，你甚至听不出来，那是一个在同期配音的播出。

80年代的时候有人质疑，为什么《新闻联播》这样一个有重要影响的电视节目，在4点半的时候就已经制作完毕，到5点钟班车发送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了单位，只留着一个人在那放带子。于是在那个时候就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直到1996年才真正实现了直播。有了直播的方式之后，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来传递最准确的信息。

除了准确快速，我们还要坚守的是理性和平衡。前天，我看到白岩松老师给我们的内刊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观点的一个转变，他说我一直希望用理性去让更多的人回归到一个有逻辑的思考当中，但是作为一个电视的媒体，我所有的理性，应该是包含在我的感性表述中。6月28日他做的关于审计署报告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一个轰动，白岩松在节目里说，我看了这份报告是觉得就像评书一样，里面讲的全是故事，让人匪夷所思，年年审计、年年看病、年年不治病，等等。当然我们内部对这样的表述方式也提出了一些商榷，认为能不能更冷静一些，更理性一些。白老师认为，我希望我的理性能够在我的感性中表现出来，通过这种感性的表述，让更多的人去触摸到我们对于解决问题的理性的思考，你要引起关注度，要让人家更明白，尤其是电视媒体。所以岩松说我希望用一种感性的表达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我们还需要去推动一些事情，比方说免费午餐、微博打拐，等等。其实都是我们新闻频道的几个同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那个时候还不叫走基层），开学之初的时候，做了连续一周的报道，展现了贵州、广西、云南、四川，重庆等地山区学校餐桌的问题。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贵州的一个山村学校里，800多个孩子，中午的时候在操场上、校门外支起一堆小酒精炉或是小火炉，用早上带过来的饭加一点水，煮白米饭吃。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现实。我们用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把这些现实更多地呈现出来，让更多人来关注，让它们有所改变。比如在广西，我们报道过一个小学校长，他每天都会组织他们学校的孩子，站到学校旗杆底下，举行升国旗仪式，仪式非常简洁，所有孩子在唱国歌。拍出来之后很感人，于是就有好心人送给他一个大的录音机和磁带，老师后来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很感谢。我们追问他，用上了吗？还没用上。为什么没有用上？因为没有电。后来，通过政府的力量，几个月之内，他们的村庄通了电。

我经常会讲孙志刚的例子，当时央视《新闻调查》做了跟进式的报道，加上全国媒体的努力，最后形成了一个大的讨论，带来了法律上的改变。我们在力所能及地用自己的行动来说话，而不是用谩骂去解决一切。我们要把我们的快捷、我们的理性与平衡，与推动进步有机结合起来。

我记得1995年我刚进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学生，是下午来讲课的胡智锋老师的学生。当时我对新闻工作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经验，到了现场，怎么样发现新闻，怎么样把新闻的意义发掘出来，怎么样做评论，这其实也是靠我动脑想，实践出来的。特别是突发事件的报道，合作和技术的保障很重要，电视是一种多工种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工作。所以在我们做突发事件报道的时候，不是我一个记者在现场就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都玩儿转了。一定有相关的技术工种的配合。我们到香港做回归15周年的报道，他们已经开始用4G网络，用一个叫TVU的直播设备，里面插上一张4G的卡，拎着一个摄像机。一个记者单兵作战，好像就是一个游客一样，不像我们大的转播车进入到一个场地，如果有道路的限制，可能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做节目的时候，尽可能想得更周全一些，比如摄像要带足电池，一直不关机。2008年的时候，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雨雪冰冻灾害。当时，温家宝总理在西郊机场坐上了一架专机，起飞之前，我们随行的时政记者看到总理和以往不太一样，神情凝重，而且以往总理上了专机后，他会先到机舱后部，和所有的随行工作人员和记者一一握手、寒暄，说上几句话。而这一次没有到后面来，于是我们的记者马上拎起机器进入机舱前部，一直开机，把这个过程全部拍下来，最后编出来了一条很有影响的新闻，内容就是，当时的天气条件都明确地告诉总理南昌停不了、九江停不了、长沙停不了，总理说就往南方飞，一路上不断协调，在这90多分钟的时间中，航线一直没有定下来。通过抓取这样一个细节，记者如果还是像以往一样，坐在机舱后部，等着相关人员给他一个新闻稿，他就永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的报道中，要用好几面镜子。第一个是显微镜，把细微的事件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解剖，仔细分析，就像去看一个细胞一样。再把它拿到放大镜底下，进一步放大，让它更加全面。还要用望远镜，你只有登得高，才能看得远，在我们社会这艘大船前面，有多少急流险滩，有多少像泰坦尼克号可能会碰到的冰山。我特别希望媒体工作者，都能做社会的瞭望者、大地的丈量者。社会的瞭望者是让我们登高望远，而大地的丈量者是让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扎进生活，看到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你只有真正向社会学习，报道社会、报道生活，你才可能对社会对生活更有感情。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做一个成熟的媒体人，除了所谓的技巧，所谓的价值取向，我们还需要用更多的心智，用更多的情商去完成好我们的工作，报以欢歌，用我们乐观的态度去面对所有事情，去推动所有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谢谢！

嘉宾：郎老师您好，我对您的个人素养和风格非常喜爱。我有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您的同事赵普老师最近的事情呢？谢谢！

郎永淳：好，我前天和赵普沟通，确实有一些教训需要我们吸取，作为公众人物，我们在微博上的有些言论，当涉及具体的社会问题时，要非常非常慎重。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你发出的每一条微博，它的威力和杀伤力不可小觑。像“毒胶囊事件”那样，赵普老师说了一个可怕的内幕，引发了爆炸性的传播。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但究竟是哪个品牌的、哪个批次的、哪个地方生产的，等等，在140个字里面根本无法说清楚，你的语焉不详就可能会造成我们所说的2进制的思维，所有的老酸奶，所有的果冻，所有的胶囊我们已经不能信任了。现在我和赵普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在社交网络上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所以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推敲，谢谢！

嘉宾：郎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于华侨大学的研究生，我的问题是这样，我是从新疆出来的孩子，我发现很多走基层的报道，走完一圈之后就回去了，基层人平时的生活是怎样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记者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吗？

郎永淳：好，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新闻报道永远在空谈，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但你要相信即便现在还没有解决，只要我们持续不懈地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去行动。不是说通过一次两次报道，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如果不做、不报道，很多问题一定不会迎刃而解。

嘉宾：郎老师您好，我是来自香港大学的学生，《新闻联播》里的社会是美好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世界，您认为将来像《新闻联播》这样的主流媒体能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吗？谢谢！

郎永淳：我刚刚在阐述保障性信息的时候，多多少少透漏了一些我个人的观点，我始终认为新闻报道应该在一条法制的道路上运行，当然现在还是在探索。主管部门习惯的只是让一个公共媒体提供一些保障性的信息，更倾向于要求你不去做什么，甚至完全掩耳盗铃视而不见。我从内心世界里面还是认为，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岗位工作的人，都曾经拥有一腔热血，拥有一腔新闻理想，尽管有的人慢慢淡化，但是我们身边仍然还有这样一批人，在坚守着我们曾经的梦想。在做报道时候，如果没有更宽松的环境，更好的法律制度保障，目前的一些弊端，未来还可能会延续。但你要允许一个多样化的节目存在，如果我们永远把眼睛盯在一些无解的问题上，那我们的世界可能是一片灰暗，你可以选择看到光明，你也可以选择看到黑暗。当然你更加可以选择看到五彩斑斓的世界。我们也希望新闻频道给大家展现出来的是五彩斑斓的、更加真实、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世界，谢谢！

嘉宾：郎老师好，我非常喜欢您的嗓音，我的问题是您刚才提到神舟飞船发射的直播，我非常好奇，想请您介绍一下，谢谢！

郎永淳：讲到神九的直播，相对来讲比神七和神八有所进步，最主要是来自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带来节目的形态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一次神九的直播，用了张泉灵在虚拟直播室的手段，让大家更好地进入模拟出来的神九内部去体验，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现有的所谓直播更多的是一种直播室的直播。现在我们正通过越来越多的连线方式，让更多的新闻现场呈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让节目元素更加丰富。美国CNN有个主播叫Cupor，他在卡特里娜飓风肆虐的时候说，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就是因为我在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他就在卡特里娜飓风灾区现场，连续做了几天的报道。目前，我们由于观念上、技术上的局限，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做到“我在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但是我想这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你要求新闻频道24小时所有的节目都要做到“我在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这是不现实的。其实，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是帮助我们去更好地挖掘一个新闻事件最本真的一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