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徐炯

主持人：各位同学，今天下午我们首先请到的是《文汇报》总编辑徐炯先生，徐炯先生1989～1992年任上海《新闻报》记者、编辑；1992～1997年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1997～2003年任《申江服务导报》副主编、主编；2003～2008年担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2008年7月任《文汇报》总编辑。徐总是上海新闻界的青年少帅，对报业发展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徐总也是新闻专业出身，相信和大家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语言，希望大家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徐炯先生！

徐炯：大家好，先跟大家讲个事。我有个搞广告发行的朋友，有一次聚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现在很轻松，每天就在手机上看几条很短的新闻，从来不看报纸，也不上网，他的生活反而更加幸福了。（笑声）

学新闻的人，特别是从事新闻这个行当的人，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自恋的误区，把新闻当成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所以下面引出我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首先，新闻是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根据我们的常识，显然不是。一个普通读者，你要知道那么多新闻干什么？如果你作为一个记者，或者作为一个准备当记者的新闻系学生，你可能每天看很多报纸、看电视、上网，了解很多很多的新闻，使自己进入工作的状态。但是绝大多数新闻对读者来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每天被生产出来的那么多新闻中，有几条对读者来说是有价值的？新闻有一个阅读体验，就是过目即忘。我在新闻系读书的时候，老师说要培养新闻感觉，让大家读报。我们也很听话，花了半天的时间在图书馆，读完报出来，很吃力地回想这半天看到些什么东西。结果大部分都忘记了。

读报和读书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闻都是碎片，每一条之间是不相干的。而读书就不一样了，它是一个系统的内容，当中有不断的重复。所以。读书能够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和记忆，而读报、看电视，就完全不是这样。你花了很多时间，其实在你脑子里，没有留下太多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新闻对你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看过也就看过了，只有少数新闻是读者真正需要的。

怎样的新闻才能对读者有价值？我认为它应该是能够能助读者认知人性与社会的一些案例。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大家通过这个事件来认识人性和社会。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能够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大反响，引起很多人议论、思考。新闻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些案例，而不是那些大量的，看过以后在脑子里了无痕迹的东西。

很多人用所谓的新闻性来要求大多数报道，判断是不是新闻，首先问，有时效性吗？五个W在哪里？这个很重要吗？我并不认为这个非常重要，当然，新鲜、接近，固然是好的。如果没有这些，我觉得也无所谓，这只不过是一种锦上添花，所以不要拿新闻性来要求大多数的报道。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总在比谁快？我们的新闻教科书，包括我们的新闻实践，非常强调“快”。我在念本科的时候，老师举了一个例子，关于肯尼迪遇刺，当时美联社和国际合众社的记者都跟在车队里，那时候当然没有网络，只有电话，两个人为了抢现场唯一一部电话，把消息抢先发出去，打起来了。那个赢的人很高兴，因为他赢得了一条世界重大新闻的首发权。

“快”当然是新闻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但这只是一个局部特征。快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比如，第一对新闻事实完整和清晰的了解，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新闻大部分不是简讯。特别是对报纸媒体来说，更不可能发非常简单的新闻。第二，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认知，也是需要时间的。第三，新闻事件本身也在发展。过于追求快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你会遗漏一些关键性的事实细节。这种情况非常多见，而根据片面的、根本不准确的事实，评论员就开始评论了，评了半天结果发现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很大偏差，那就等于是在瞎说。

我举一个例子，最近，在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学里，有一个老师说一个外来的孩子是“三无人员”，这件事情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很多人的义愤填膺。论调集中到歧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问题。“三无”无非就是没关系、没钱、没户口等。报道称，那个孩子在课堂上调皮，老师就罚站。小孩系了一次鞋带，老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停下来，过一会又系鞋带，结果老师就把他赶出去了。课后在办公室就发生了“三无”的谩骂，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愤怒。但几天后学校对这个事情做出了澄清，主要是两条。第一，没有发表过“三无”言论，第二，从孩子罚站到被赶出去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即他是把脚搁在同学的课桌上系鞋带的，所以老师才狠狠瞪了他一眼。过了一会，他又回到自己的课桌旁边，又把脚搁在桌面上系鞋带，然后老师才把他赶出去了。而这个细节在采访中，因为仓促，被遗漏了。或者说，记者可能主观、先入为主地故意把这个关键性细节给抹掉了。这也是新闻采访和写作中的通病，为了煽情，主题先行。

所以我觉得“又快又好”通常是做不到的。你要把事情搞得非常周全，那一定要花时间去采访，只有有了准确的事实以后，你的评论才是有意义的。现在除了报道快，评论也非常快。新闻事件一边在发生，电视台已经把评论员请到直播间，开始发表评论了。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对正在发生的事马上发表评论而且能够滔滔不绝，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职业评论者的套题作文而已。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快所骗，也骗了很多读者，读者真的需要你那么快吗？我觉得只有少数新闻要求越快越好，比如哪儿发生地震了。而且也不是对所有人，是对地震相关地区的人，当然是越快越好。对有些球迷来说，球赛结果你报得越快越好。大多数新闻，一味求快其实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有了网络以后，大家都觉得网络的快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大家不断刷新，希望能够看到新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这样，绝大多数人肯定不会时时关注新闻。按照生活常态，谁有那么多的闲工夫呢？所以我觉得定时浏览新闻恐怕还是一种生活常态。

当网络、iPad、智能手机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是在浏览新闻还是在玩一个新的玩具？我觉得恐怕还是在玩玩具吧。“快”成了报纸心头一条深深的创伤，事实证明报纸非常慢，即使日报24小时一个周期，也绝对赶不上网络。报纸很不甘心，拼命挣扎。第一它紧追网络的热点，把这些热点都在报纸上呈现出来，有的是重新编辑一下，有的附加了评论。自以为赶上了潮流，其实是一种错觉。现在很多报纸，上网的人基本没什么必要再去看，因为这些东西，网上都有，而且早就有了。如果你能评论到位、精彩，当然也是很好的，可是通常评论也不到位，很多评论也是从网上摘抄下来的。第二就是进军新媒体，同样也是为了快起来，有了自己的网站，也有了自己的iPad客户端。以为能快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觉。你以为你的新闻上了你的新媒体就有读者吗？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媒体去搞网络和新媒体，基本上没有赢的可能，因为这个市场早已被新浪、搜狐、腾讯这样的门户给占领了，他们是完全市场化的，传统的国有企业凭什么去跟人家竞争？凭什么指望自己能在争夺中重新取得胜利？你尽管有了自己的新媒体，但是没人看。

最近非常热烈的另一个话题是“全媒体记者”，很多大学新闻系也搞了多媒体实验室，开始教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样的记者恐怕还是很低端的记者，跑跑社会新闻和现场还差不多。比如有辆车撞死了一个人，到了现场先发一条手机微博，这个是简讯。然后写一条稍微长一点的，发到网站上。再写一条稍微再长一点的，用在报纸上，同时也拍了照片和视频，这就是所谓的“全媒体记者”。但是对一个要做“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这么忙乱，他的工作质量能够保证吗？我表示非常怀疑，人不是机器，也不是超人。像上海“11·15”大火，现场非常混乱，你要写出独特的稿子和独家的新闻，必须观察一些细节，特别是那些关键的、决定性的细节。记者到了现场，一会儿发一条微博，一会儿拍照片，那请问，七八个小时后你回到报社，要让你写深度报道，你能写出什么东西？无非也就是把你发过的那几十条微博连缀起来，我想就是这样。所以我根本不看好所谓的“全媒体记者”。我觉得根本没有考虑到人在现场的各种可能性，没有考虑到记者是有不同类型的，或者读者是有不同需要的。

有些读者知道那里着火了，死了很多人，就可以了。但很多读者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来了解更多的东西，比如在大火这样的极端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而这部分任务，是要由高品质的记者去完成的。记者要完成这样高品质的报道，除了自己素质比较高之外，他还要有一个适合的工作环境。而“全媒体记者”的这种忙乱，是和这种环境完全相悖的。

我觉得对一张报纸，或者对一个有追求的记者来讲，是否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观点？我快不了，那么我就慢下来，但是我能慢出品质和特色。报纸已经没有可能再去获得新闻的首发权了，从过去的角度来讲，这对报纸是一种损失。换个角度来看，何不看成是一种解脱呢？甩掉了一个包袱。因为大量的快新闻是非常简单的，非常浅的，对大多数读者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一大块的事情，过去是不得不做的，现在可以甩给新媒体了，不是一种很大的解脱吗？报纸大可集中精力利用时间的优势，新闻需要时间去发掘，新闻的很多价值需要利用时间去慢慢判断。

第三个问题就是接近性。一个读者，以自己为中心，他对新闻的关心，据说是像圆一样，一圈一圈往外延伸。最小的那个圆是他所处的社区，是最紧密的环境。他对家庭成员的事情非常关心，对邻居的事情非常关心，对单位同事的事情非常关心。然后他会关心自己所在的小城市，之后他关心省里面的事情，再关心国内、国际新闻。这个原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在中国，这种情况就不典型，读者对国际新闻很关心，等会儿《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要来，他就是大大得益于中国读者对接近性原理的反抗。

现在国内媒体也非常喜欢讲接近性，比如城市的报纸，只报道城市，基本没有农村的报道。在我们的报纸上，真的很难看到农村。我有一个感受，觉得中国媒体上的农村已经被“非洲化”了。在国际新闻当中，非洲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平时根本没人关心非洲，只有发生天灾人祸、打仗了、大屠杀、大饥荒了，大量的记者就去了，报道天灾人祸。报完以后就走了。到下一次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们又来了。但是非洲人平时是怎么生活的，这些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是非常模糊的。

我们对国际报道中的“非洲现象”总是义正词严地谴责，说这是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不平衡，对非洲人民的不尊重。但是我们国内的媒体，对农村基本是当非洲来处理。发生地震了，一拥而上。领导指定要报道什么先进事迹了，一拥而上。报道的内容就是单个物体，地震本身、灾民本身、先进人物本身，但是他们大量的生活背景、生活状态，根本没有报道。所以我们对国情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越来越荒凉凋敝，很少有记者去关注。这恰恰比很多所谓的新闻，对我们了解中国，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中国人，有价值得多。城市报纸只报道城市，那是商业化的借口，广告主要都是做给城市人看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报纸不需要农村读者。

小结一下前面讲的三个问题，我觉得，媒体应该力求展示世界的丰富多样，揭示世界的矛盾复杂。在我个人看来，有价值的报道应该是读者认知人性和社会的一些案例，它可以是新闻，也可以不是。在新媒体的环境当中，报纸不得不做很多变化。在现在非常浮躁的社会上，读者总体上越来越浮躁，媒体越来越浅薄和浮躁，互相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不良的互动。比如“软实力”流行了，有些地方就提出什么科技软实力，科技根本就是一个“硬实力”。而且“软实力”主要是描述国家的，现在连一个街道都在讲“软实力”。

再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们发表过一篇文汇时评，我看了也很开眼界。说重庆一个大学有个研究生，研究猪的脂肪和肌肉的关系，可能揭示了人肥胖的原因。当时的报道说这个人破格提拔为二级教授，还做了大量宣传。报道当中提到，这个人是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家以为第一作者当然是作者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但我们请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教授写了一篇时评，他告诉我们一些常识。首先《自然通讯》不等于《自然》杂志，《自然》杂志办这个刊主要是为了赚钱，他知道中国人喜欢发论文。据说《自然通讯》的主要作者是中国人。而且，第一作者在国际惯例中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科研课题，具体去做的那个科研工作人员或博士生，通常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最重要的是署名在最后一个的责任作者，表示他对这篇论文的真实性和学术道德负责，我们很容易望文生义，看到第一作者就觉得最重要，一般人都搞不清楚。

最近很火的《舌尖上的中国》，那个安徽农民，跑到湖北，在冰冷的湖里面把藕一节一节拔出来。那个藏族的小姑娘在山上采松茸，在收购站看到价格波动，那种无奈的眼神。我觉得比我们很多所谓“走转改”的新闻报道要好得多，展示了那种基层的生活，人们的状况和心态。它能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丰富多样和矛盾复杂，它就是有意义的。所以不要死板地去套用教科书里那些概念，也不要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

接下来我要讲讲我们《文汇报》，也给自己做做广告。讲文汇报之前，我先讲一点稍微轻松的话题。

最近我正在看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三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非常喜欢科幻小说，今年是2012年，传闻是世界末日。曾经也有过一个电影《2012》，里面有个情节，是造那个方舟，造完以后就选了一部分地球人上去，沉入深海，躲过一劫。刘慈欣的这个故事背景是差不多的，也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境，在这种极端的情境当中，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复杂更充分地暴露。所以很多文学创作，就是要假设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境，来使这种复杂性充分暴露。

刘慈欣选择的环境和2012世界末日差不多，只不过是讲外星人要来毁灭地球。地球人已经明确知道他们肯定要来，已经在路上，但是过来要好几百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应对，在刘慈欣的小说当中，人类知道自己几百年以后肯定要毁灭，当然就要商量一个方案。有人就提出，要造大量的飞船，让一部分人上去，飞向太空的某一处避难。但凭什么选他而不选我，人和人不是平等的吗？最大的平等就是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凭什么有钱就能上飞船？凭什么聪明就可以上飞船？所以这时候人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社会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后来地球人就决定，一律不准造这样的船。因为你可能解救了一万人，而外星人还没来毁灭你之前，剩下的不能逃亡的那几十亿人，早就把地球给毁了。

作为一个记者，确实需要对人性和社会有深入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新闻到底有没有价值，你的思想一定要有穿透力，你要看到这个事情的表面，你也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深处。比如讲最近起诉苹果的那个深圳唯冠，很多评论认为，法律是这样规定的，苹果就是错的，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心，还有天理啊。法律也是一个人为的东西，我非常鄙视唯冠，我觉得毫无理由，就因为你抢注了这个商标，瞎猫碰到死耗子，现在你要讹人家。虽然遵循了法律，但是这种风气发展下去，这个社会要人心大坏。

下面我来讲我们《文汇报》，《文汇报》创办于1938年，当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日军侵占了上海。但是上海因为有租界，日本人不能进去，所以形成了一个孤岛，里面有英国人、法国人。日军规定华文报纸要么停刊，要么接受日军军部的检查。所以当时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停刊，然后转移到内地去；另一条就是附逆。

这时，一些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决定办一张报纸，让上海人民知道抗战的真相，不受日伪宣传的蒙蔽。于是他们假托一个美国商人的名义，在租界注册了一张报纸，这就是《文汇报》。其实，编辑记者都是那些进步的爱国人士。一开始也碰到了很多的危险，一些员工被特务杀掉，日伪特务闯到编辑部来扔炸弹，可歌可泣。到了1939年以后，《文汇报》停刊了，抗战胜利以后又复刊。到1947年的时候再一次停刊，一部分报人到了香港，创办了香港《文汇报》。1949年的时候，一部分报人回到上海复刊了《文汇报》，包括徐铸成先生。所以我们和香港《文汇报》有着血缘关系，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种种归属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文汇报》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很坎坷，以至于办不下去。曾经迁到北京，准备成为教育部的机关报，改名叫《教师报》。事情都筹备好了，突然毛主席想起《文汇报》，问《文汇报》现在怎么样了？了解到我们已经迁到北京改名《教师报》了，毛主席说不行，然后就回上海了。后来，《文汇报》发表了很多右派言论，毛主席亲自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这是《文汇报》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信号，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这是《文汇报》的第二个高潮，之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以后，《文汇报》迎来了第三个高潮，是我们非常为之自豪的，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在《文汇报》首发。“伤痕文学”也就是因为这篇小说而起，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话剧《于无声处》，《文汇报》全文发表了它的剧本。当时的话剧基本上不是一个艺术品，就是投枪与匕首，是一种政治的工具，它挑战当时僵化的思想，《文汇报》敢于发表这样的剧本，是有勇气的，也说明这些老报人对形势也是有所判断的。当时一纸风行，发行量170多万份。

《文汇报》从创办一开始，就号称是一张知识分子的报纸。读者当然有很多分层，年轻读者、中年读者、男性读者、女性读者等。我们的角度是这样的，读者无非三种。第一种，知其然，称“知道分子”。第二种，知其所以然，称“高级知识分子”。第三种就是求知其所以然，同样一件事情，他不满足于报纸上已经告诉他的答案，他要自己去寻找答案。这就是“知识分子”读者。他们有质疑的倾向和意愿，同时也有质疑的能力，我们的口号叫做“智慧立报”。

怎么来帮助知识分子求知其所以然呢？准确而全面的事实、理解事实所需的背景知识、有质量而多样化的观点，作为读者的参考，然后读者才能判断是非，在综合的基础上得出一个自己的观点。另外，看问题要有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思考方法，比如说对唯冠的那个所谓的维权事件，很多人的观点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任何观点都是有环境的，法律之上还有天理，还有人心，公道自在人心。美国为什么要陪审员？很多重大的案件是陪审员在起作用，但陪审员根本不懂法律，很多人文化知识都很成问题。找12个人讨论，然后投票决定这个人是否有罪。他们既不懂法律，文化知识也不高，凭什么让他们来投票？这背后的原理就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对唯冠事件，你就可以用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方法去分析，这才是我们媒体可以提供给读者的，不断增进他们的智慧，帮助读者开阔眼界和思路。

接下来我再讲讲深度报道。这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同学的毕业论文说不定也是选了这个话题。但我觉得深度报道是一个未经考究，随口一说的概念。什么叫深？怎么做到深？通过什么样的操作完成的作品才是深度报道？我觉得处在朦胧状态，所以我认为深度报道这个概念是需要考究的。

有人觉得，深度报道就是解释、分析、评价，这个话似是而非。解释性报道一定都是深度报道吗？记者来做解释吗？记者来做分析吗？记者来做评价吗？大多数记者也没有这个能力，在做深度报道时，通常要找专家。现在媒体上有很多万能的专家，什么事情他都能说两句，媒体找来找去就是这么几个人。很多记者以为找了一个专家，说了两句话，专家有那么一个头衔，这个就叫深度报道了。其实有深度吗？没有。专家说的东西你听得懂吗？最近发现了什么上帝粒子，叫希格斯玻色子。这个采访就很吃力，你找到一流的粒子物理学家，他讲的话你听得懂吗？勉强听明白了，你能够准确地复述吗？人家讲的是口语，口语是不严密的，你要把它变成很精确的书面语言。

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知识面和判断力，人家也读过大学，尽管没有像各位研究生一样读7年。对深度报道的鉴别力，读者是有的。我们为什么要写深度报道，就是帮助读者更深入地认识一个新闻事件，了解人性和社会的一些案例。怎样帮助读者，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记者把自己当成老师，这是比较传统的观点，著名的李普曼就是这个观点。另外一种就是记者和读者一起思考，这两个观点是对立的。我们的新闻教科书很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我觉得，在读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恐怕是要有一群人来当老师。现在我国读者水平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应该和读者一起思考，这是一个转型的过程。第一，记者要请读者关注并且思考一些事情，这就是议题设置。第二，提供可靠的事实，特别是要提供重要的、此前被忽略的事实。第三，提供读者理解事实可能用到的背景知识。第四，要提供可供参考的观点、特别是有价值的、多数人感觉相对陌生的新观点。应该把报道理解成一个开放的体系，你就是提供事实、观点、背景知识，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最后再讲讲专家型记者。这也是现在新闻界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因为有了新媒体，报纸要参与竞争，所以要写深度报道，仿佛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武器。于是就配套提出了一个“专家型记者”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提法也是很成问题的。

首先，记者的本分是什么？为什么要有记者这个职业？读者对这个世界有了解的需要，但他不可能亲眼去看、亲耳去听、亲手去触摸。所以他就需要一个代理人，这就是记者。记者代表读者去看、去听、去感受，然后报告给读者。

所以新闻真实性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道理，就是从记者的本分出发，从代理人的角色来的。既然记者是一个中介者，他如果成为专家，和这个本分是有矛盾的。所谓专家，就是一个提出观点的人，如果你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判断，那你在写稿子的时候，会不会屏蔽某些事实？甚至于歪曲事实？会不会删除不支持你的结论的事实？

所以专家型记者从本质上来讲和记者的本分是矛盾的，合格的记者首先是要能和专家对话的人，你能够听懂专家在讲什么，能够准确复述，把专家的观点准确地告诉读者。出发点仍然是帮助读者思考。至于你个人的观点，也可以在报纸上发表，但不能用报道的形式，而应该用评论的形式。

新闻学子们对专家的定论、新闻教科书里的观点，始终要保持警觉和质疑的姿态。很多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包括我今天讲的。特别是不要用概念去套实践，尤其不要拿自己没有检视和确认过的概念。现在新闻教学和研究与实践的脱节比较严重，像上海交通大学办的大讲堂，能够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说话，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要讲的就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