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6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童兵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嘉宾是位重量级人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童兵教授，他也是我在复旦读书时的导师，新闻传播界的泰斗，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第一个博士。他曾经担任过国务院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组长，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德高望重。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隆重有请童兵教授。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刚才给你们演讲的才是真正的大家——钟庭耀，也是我们一位很好的朋友，前几个月跟我们一起在香港开2012年的全球民意调查大会。钟庭耀是一位有争议的教授，有人怕他，但是也离不开他。大家都知道民意代表着民心，所以这很重要，政府都需要去巴结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学者的立场、良知就特别重要。

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似乎很空泛，又不好讲，一看好像是宣传部长做报告的题目。但是我讲的和宣传部长不一样，我们是以一个研究工作者的视角来看，中国当前的新闻宣传存在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想这三个问题，为政者和被领导者能够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下半年的新闻宣传就会有好的结果。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如何反省我们的新闻宣传很有必要，作为一个学人，从学理出发，来点反思就更必要了。所以在我们极其宝贵的一个半小时内，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

简单地说牵扯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怎么来认定主流媒体。我认为有资格担当主流媒体的至少有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个标准，关注重大问题。主流媒体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一般的问题，都牵扯到国际名声，执政党、政府、社会团体、老百姓最关注的一些问题，主流媒体不能回避。

第二个标准，有重大影响力。身为主流媒体，它对社会的影响必然是重大的，而且是有说服力的。没有说服力的影响那都是空洞的。

第三个标准，具备权威地位。这个媒体是不是主流，它不是自封的，它有相当的权威性。是在实践当中慢慢形成的，缺一不可的。离开它不行的，人们等着要听它的意见，要了解它的主张，要听到它的声音，这个权威性很重要的。

第四个标准，党政机关支撑。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党政的机关报，因为这个太绝对了。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不是机关报的慢慢会变成为核心期刊、核心刊物、主流媒体。有的是主流媒体则可能会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说机关不机关，这不是绝对的标准。

以上四个标准我觉得同学们可以讨论讨论，是不是可以概括当前客观存在的，正在运作的主流媒体。不符合这四个标准的，大概就不应该算作主流媒体。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数量不是界定主流媒体的必要条件，就是说你发行量大还是小，你的收视率高还是低，并不是界定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的必要条件。第二点，非主流媒体是不是就不用担当社会责任了？回答是否定的。所以我们第二小点应该讨论：非主流媒体和主流媒体一样，都要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

我认为衡量一个媒体是不是完成了社会责任大概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方面，是不是坚持了正确的导向。这个导向既包括社会的走势，思想的走势，也包括舆论的走势。它要的的确确能够反映出民心所向，老百姓盼望些什么，期待些什么，要求些什么，痛恨些什么，反对些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舆论作为一个标尺，作为一个晴雨表，能够起这样一个作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认为这个媒体是有社会责任的、有社会担当的。

第二个方面，它必须占据着一定的市场份额。如果一个媒体，它第一个方面做得不错，做得很好，但是它在市场上没有份额或者份额甚小，我想这样的媒体也不能说它有社会担当，尽到了社会的责任。所以说，我理解的社会责任一定要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反过来说你的市场份额很多，可你对老百姓的引领不当或者引领得不是很恰当，那也是没有完成社会责任。

第三点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着好几个舆论场。这里先讲两个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实际上还有第三个舆论场：海外舆论场。接下来我们会涉及的。

现在中国的力量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有一种力量，现在我们国家有三种力量。

第一个力量是中国的力量，大家都有体会的，这个力量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个力量是社会的力量，应该说中国社会的力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这样了不起。大概从2003年“孙志刚案”到现在，10年时间里面，这届政府的10年，重要的议程设置、重要的决定、重要的法律规范的出台，其中大概30%，我这个数据是保守的，是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形成的。

第三个力量就是新媒体的力量，在10年前，我们的政府还不会这么害怕新媒体的力量，今天的新媒体太强大了！政府任何的动作，都被围观，任何一个官员都在大众喧哗之中，他不得不听，不得不看，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当然听得还不够、看得还不够、尾巴夹得还不够紧。你是人民的公仆嘛。

所以我想随着这三股力量的崛起，舆论场会越来越厉害。其中有夭折的、有对抗的、有碰撞的。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这两个是直接对抗的。我想这么让这两个舆论场形成合力，这是我们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努力去做的，是学者应该努力去讨论的。要把这两个舆论场协调好，形成合力，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工作空间，有成长空间。

第一个方面是导向和市场的关系。导向和市场在今天的中国原则上说是对立的，很多媒体顾了市场就不顾导向，很多机构顾了导向就不顾市场。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空间，这是一对矛盾。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上和对下。我们的媒体、我们的舆论场假如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很多问题要好办得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往往眼睛向上，对上负责、对中央负责，对下面不负责，很少听取老百姓的疾苦，很少真切地去解决下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是对里对外，也有很大的空间。对里不讲真话，对外讲假话，这个问题很大。对内对外的报道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协调、去弥合。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今天的媒体在两个舆论场的建构当中往往注意了社会效益，不注意经济效益。有的时候很片面，那么我们说这两个效益都要考虑。社会效益要正确，经济效益要丰厚，很多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好。

第二，三个舆论场

对于我们在座的大学生，不管是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说，我们存在着三个舆论场，因为我们有很多机会接触海外舆论场。中国的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全中国老百姓面对的必然是三个舆论场，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很长。当多数人掌握了手机可以阅读新闻的时候肯定是三个舆论场都形成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对我们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和重视民间舆论场。

首先，民间舆论场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我想这是我们当前应该关注的重点。为什么要关注民间的舆论场？从舆论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舆论场实际上它意味着有三种舆论同时存在。

第一个舆论，我们叫它“潜舆论”，“潜水”的“潜”，很多舆论它是不说的。我们这次中宣部的会议上我也很受启发。华东师范大学有个老师讲了当前中国的舆论态势，他说当前最厉害的是不说话，看着你冷笑，那是最厉害的。那样一种“冷看”实际上是一种舆论，“潜舆论”。看你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把事情处理好，把你的任务整顿好，这是很难的。所以民间舆论场首先是一种“潜舆论”。

第二，那就是“显”，“明显”的“显”，显舆论。既然是舆论，一般情况下，要说要叫要喊要闹，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要适应那样一种舆论的态势，不要紧张，不要有点不同的意见就大惊小怪。老百姓有意见、有想法就是要说出来的，这叫做显舆论。今天我们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民间舆论就应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方便。

第三种舆论的态势叫做行为舆论，民间舆论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打打闹闹、发牢骚，这是很正常的，甚至于砸东西、跳楼，这都是一种行为表现舆论的倾向。你不要去管它雅还是俗，你不要去分析，要尊重那样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对民间舆论我们要尊重。

第四点，不要忽略海外的舆论，今天我们执政党、我们的官员，他们了解的海外舆论是非常片面的，他们没有了解全面的舆论，因为他们的舆论通道很简单、很单一。搞民意调查最重要的不是水平，而是良心，一颗堂堂正正的心。

第三，民意表达与舆论引导

这也是我们当前新闻宣传中碰到的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来说说表达权。我不知道在座学新闻的同学有没有关注到6月份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第二期中国人权建设计划，2012～2015年的人权计划，其中很大的篇幅讲到要发展中国人民的表达权。这是一个进步。我自己觉得表达权之所以在当前被突出地加以重视，官方越来越认识到它是公民政治权利的集中展示。知情权当然很重要，我们前几年讲的是知情权，这是从SARS之后，我们对知情权特别重视。所以从北京奥运会召开前3个月，2008年5月1日，我们中国就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现在看来，知情后怎么办，重要的还是要参与、要表达。知情不是目的，知情只是表达的一个前提，一个条件。当然我这样讲丝毫没有贬低知情权的重要性，我只是想强调表达权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

怎么推进表达权的建设？我想强调的是两点。

第一，立法。中国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国家的基本法，还是部门法，还是一般的法规，还是法律解释，都没有一个地方谈到表达权。这是非常遗憾的。

第二，要加强对表达权的司法救济或者说司法保护。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做得不够好，我们感到很遗憾。

我这些年关心、关注电影立法，我希望能增加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希望取消电影审查。因为我们现在电影的文化审查过于严厉，每年生产150部左右的故事片，结果文化部的电影审查组，广电总局的审查，100多部被打入冷宫，能够进入电影院的只有40多部。现在中国的故事片投资也很可观，少则几千万元多则三四亿元，那些出钱的拿了那么多钱，一个官员说不行，就被卡掉了，血本无归。全世界如此严厉的电影审查制度，只有中国是这样。

第二，我很希望我们的电影促进法能增加电影分级制度，允许有二级片和三级片的存在。我们有这样的市场。只有接触了才有鉴别的能力，才懂得这是三级片，那个不是三级片。我1996年到香港去教书，陈韬文老师非常认真地问我，童老师，你看过香港的三级片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大可不必到电影院，我安排个礼拜天，组织几个人，一边讲你一边看。那是我第一次接受电影分级制度的启蒙教育，看了一天，很有体会。我现在关于四级片五级片为什么这么分，要怎么分，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我可以讲得很全面。实际上我给好多政府官员讲过，他们觉得有收获。因为现在三级片市场，基本被盗版片垄断。学生又缺少基本的引导，没有知识教导，我很希望电影促进法有这样的内容，但是没有。

要保护、要发展表达权，首先就是要立法。其次，要张扬司法的保护。这几年，我们的记者，被人家追杀，被人家打砸生产工具，每年几十起之多。在一个和平国家里，中国大概是独一份的。前几年意大利等国家毒枭很厉害，记者揭露贩毒被毒枭追杀很多，每年有一二十个人被黑社会整死。中国没有什么大毒枭，至少到现在也没有揭露出来。但是我们得罪了官员，得罪了商人，照样被追杀，照样被打砸抢，所以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严重地被侵害。我觉得如果说政府有意要去推进表达权的建设，以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加强的重点。

另外一个就是当下娱乐引导的特点。我觉得现在的娱乐引导大致有这样四个方面的特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特点，主体多元化。现在的舆论主体非常多元，每一个人就是一个舆论的主体，每人都是记者，每人都是主编，每人都是媒体。舆论的主体这种多元化，没有像今天这样多过，这样复杂过，这样不可把握，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诉求多样化。利益的诉求，意见的诉求，情绪的诉求，都非常多样化。一件事发生了，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说对的，有说错的，千奇百怪也不足为怪。很多舆论在过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是公开的表达，而且这些舆论不完全是主体化，而是千奇百怪的。最近有同学去香港交流，你看那边的书，很奇怪，国内一些大官都到香港去发文章出书，撇清自己的立场。当前的舆论诉求是很多样化的。

第三个特点，渠道复杂化。现在舆论表达的渠道很复杂。从2010年开始，比较厉害的是微博。大家都觉得微博很厉害，微博的痴迷者也很多，微博成了他们主要的表达渠道。但是今年以来大家知道，微博的点击率、上网率、传送率，明显地在下降。有学者估计6月份，可能是新浪微博的高峰，到了驼峰，从7月份开始有可能就要下来。但是人们还是要去表达自己的舆论，所以肯定会有其他的渠道，最厉害的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手机。你看手机今年1到6月份，价格在下降，样式很多。有一些屏幕搞的好像A4纸一样大，真可怕。好多公共场合照相，不是拿照相机，就是这么大点的东西，你根本看不见，就在主席台前晃来晃去。所以这是渠道的复杂化。

最后一个特点，舆论表达的无序化。现在这个社会是不讲规矩、不讲程序的，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怎么能造成轰动效应就怎么来，非常复杂。所以这是当下舆论引导的新特征。我们来总结一个经验，你要实行舆论引导，前提就是要满足群众充分地表达，让他说、让他叫、让他喊、让他骂，在充分的表达当中，你有力地恰当地去引导舆论。像教师爷那样的说教，靠发文件来统一认识，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了。

第四，信息公开与信息安全

我把信息公开提到很高的位置，我认为它是现代社会的生命，不知道同学们能不能认同这样的结论，这样的评价。假如我们大家都同意的话。

我们在前面提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8年5月1日开始生效的，里面缺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惯例”，就是这么几个字，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所以我觉得信息公开在今天讲得还很不够。

其次，应该说信息公开必须以法律为保障，我们这样的法律保障在今天的中国是很不够的。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不能说信息公开的问题上无法可依。我们已经有法了，除了《信息公开条例》以外，相关的应急举措等这样的规定、法规、政策已经很多了。各个部委、省市委、自治区党委都有类似的规定。

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无法可依了。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控制新闻、隐瞒信息的人缺少法律的打击。我觉得这个是当前的主要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纪代法，以所谓的纪律代替法律；还有一个以罚代法，就是罚款，以惩罚来代替法律。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信息安全的确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信息安全出了很多问题，有很多教训，很多人已经试法，被关起来。我想信息安全当前主要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个是泄密。第二个是个人隐私被侵权。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不断去探索公开和安全的平衡。既要公开又要安全，该怎么做，是我们当前新闻传播学要特别重视的问题。时间关系不便展开。

第五，流言阻止与知情有度

应该说当前流言很多，流言就是传闻，小道消息，它和谣言有一定区别。流言是舆论一种畸形的表现，流言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规律可以去寻找到的。我想至少有这样的两点。

第一点，流言同重要程度成正比。流言所反映的内容与一定地区、一定规模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相关，它就必然无腿飞跑，因为它很重要。

第二点，流言同接受者的批判能力成反比。有批判能力的人一般不会轻信流言。从这个角度来说，流言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不协调的产物。也就是说当大众传播不发达的时候，或者由于这样那样过分的管制，大众传播被绑住了手脚，无法自主运作的时候，人际传播就发展，就高度泛滥。所谓大道不通小道通。今天的流言不断同我们的信息不公开，大众传媒被捆住手脚是有关系的。

流言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非官方。当然大家都知道，在舆论学里，像李普曼等提到政府可以适当放一点侦查气球试探一下，这个危险性很大，代价很大，成本太高。如果政府一天到晚搞假的东西去摸人家的心态，老百姓看多了会不相信。所以一般都是非官方的。第二，非正式渠道传播的。流言很难通过《人民日报》，通过中央电视台来传播，除非记者受骗上当。第三，流传广泛。流言一旦形成，用不了几个小时，整个地区都可以传遍，几天全世界就可以传遍，非常快。第四，不可预测。流言是不可预测的，不管中宣部的工作做得多么好，还是防不胜防的。只要这个事件同一定群体的老百姓利益相关，大道不发布消息，小道必然泛滥。

第二个方面，我们讲社会经验。流言止于公开，流言止于社会生活的透明，等等。那么应该说，我们现在离这一点还有很大距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自己预测：

第一，流言会越来越多。因为传播渠道多了，中宣部管不胜管，你没有那么多干部、那么多电子警察去管，我们的透明，我们的公开，还跟不上，既没有法律，又没有规章。

第二，未来几年流言的传播越来越方便，成本越来越低。比如说本来要有一台电脑，电脑还比较大，你会被你同房间的人看到；而现在拿手机躲在枕头底下你就可以发，很容易。明后年不知道会有怎样新的传播媒介问世，应该说越来越容易。

第三，传播的范围会越来越广阔。所以在这样新的特点面前，围观者该怎么办，该怎么动作？我觉得是要考虑的。政府的经验、学识、开放程度，都有一个过程，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大家也应该理解，允许他们有这样的过程。

最后一方面，知情是有尺度的。我觉得所谓知情的尺度应该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考量，大概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要考虑国家的根本利益。有的该知，有的暂时就不该知。有的可以知道相当的深度，有的要浅尝辄止。第二，知情要考虑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权利应该保证的，你必须让他知道。这一点很重要。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第二期人权计划里面讲到的几个主要权利，一个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一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两个权利的表达和联合国1964年通过的国际人权的三个公约里面的两个公约的行文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有关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同国际接轨了。这比2009年第一期人权计划有很大的进步，充分考虑到了对公民的基本礼仪。第三，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这一点很重要；最后一点，要遵守民主程序。我们要知情，但有必要的程序。这几个方面我们假如能够坚持做到，就能够做到知情有度。

总结：眼观六路与慎思慎文

最后我做一个小结，我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天讲到的这些问题上能够做到眼观六路和慎思慎文。一个传播者必须眼观六路耳闻八方。

新闻学是一门新的学科，是一门充满朝气的学科，就反映在这些上面。我们都认为新闻学很荣幸，每一天都拥抱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火红的太阳。不像学医的，每天接触的都是愁眉苦脸的病人；也不像学历史的，故纸堆里，发霉的味道要熏几个小时。我们新闻学不是这样，在今天也有可能做到，因为新科技为我们提供千里眼、顺风耳。所以希望大家要不断地关注现实，在信息海洋里面，慎思、慎独。因为我们新闻工作者是单笔作战，是独立大队。这很重要。另外，写文要特别谨慎，黑字印在白纸上，是赖不掉的。找新闻记者算账是最容易的。这一点要特别谨慎。所以我们的方法是分析又分析，比较又比较，思考又思考。

嘉宾：感谢童老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新闻法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迟迟不颁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您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对上和对下的矛盾，导向和市场的矛盾，原因之一是不是新闻媒体现在的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那出路在哪里呢？

童兵：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2011年，我们对新闻立法非常有信心的魏永征教授在香港发了一篇文章，他主张20年内中国新闻不要立法。初看之下很矛盾，为新闻立法苦斗了好多年，现在居然说不要立法。大家知道1987年的时候，胡绩伟等人推动过新闻立法，那一年里中国有三个新闻法的草稿，一个是胡绩伟他们新闻出版署的政府稿，一个是新闻研究所的孙旭培教授的学者稿，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魏永征，接受中央委托搞的地方稿。当时有三个稿子。为什么现在都不搞了呢？原因挺复杂的。

首先，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普遍地实行新闻法的这个水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新闻立法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允许民间办报。因为这是对《宪法》第35条的落实，第35条里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言论出版等的自由。出版自由就是人人有权来出版报纸，你站在法律规定的渠道里面。今天你还是做不到的，因为今天在中国大陆办一份报纸，我计算过，在北京从开始办报到这个报纸站稳脚跟，不赔钱了，打平了，而且有赢利，需要一亿元的投入，在上海需要8000万元。比如上海《东方早报》，它赢利不过两年。前三年都是烧钱的，报纸烧钱的速度相当于一个人坐在火炉边上，5元钱扔进去，烧完了再扔5元，24小时不断地烧。我们谁烧得起啊？今天中国有些人烧得起，几十亿元家产，他拿一个亿出来玩玩，或者拿一个亿出来投资，万一报纸站住脚跟了，他就盈利了。你我都办不起。有人跟我说，童兵，让你这个新闻学教授来办报纸。我不要这个权力。一个亿，我好多学生连房子都没有，我拿一个亿先去买一百套房子给我的学生，大家都有房子住。你办报纸办得起吗？办得起的是那些资本家，那些有钱的，他办报纸是为了挣钱，各种新闻都会登，我们国家也不能有这样的报纸。所以今天的新闻立法，我觉得的确要到5年以后。另外中国的民主也是需要时间的。

第二个问题，这样一些矛盾，我不过作为一个研究者把它提出来，真的要解决，很难。首先要领导人的思想理念跟得上、想得开，有相当的气量。另外中国的立法要达到那样的水平，也是很难的。今天中国谁在立法，有多少真正的法学家在立法？另外还要等待世界是不是给中国机会，比如说给中国和平的机会。我想再给中国20年和平建设的机会，中国肯定比今天要强大的多。但是也难说。一个钓鱼岛，一个黄岩岛，北面有俄罗斯，南面有印度。所以我们要有和平的条件。我们今天只能从新闻传播业务的角度说，我们走一步，中央分管新闻的人不很反对，然后再走一步，没人反对了，再走一步。现在很多新闻改革都是这样的，早上把报纸出了，等到12点，领导没有打电话过来，好，放心了，然后明天再往前走一步。好几年以前，我的调查中心和《解放日报》第一次推出一个版面，第一次出现民意调查，大家都害怕得不得了。早上报纸出来以后不断地打电话，宣传部有没有电话来，说没有，一直到中午，没有电话来，说放心了。你看，提心吊胆一天。所以说中国的改革一方面要稳得住，要坚定地朝前走，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准备走回头路，挨批评。新闻工作的特点，就是要把批评当苦药吃，挨点批评不要紧张，脸皮要厚，要往前走。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人民，无所谓。

嘉宾：童教授您好，我来自郑州大学，很高兴有机会与您交流。我最近看到一种现象很有感触。我有一个同学考进了《人民日报》。回来之后我问他考了哪些内容，他就告诉我，完全是公务员考试的那套体系。他之前复习考公务员，新闻知识完全没有怎么准备。但是他竟然意外地被录取了。我想问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童兵：他讲到的情况和我了解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复旦大学也有几个学生考《人民日报》，有的没有考上，有的考上了。也还是问了很多业务问题，有一个还是在那里实习的。因为《人民日报》是分几步考的，首先由人事局的官员来考，主要是硬件，比如说你的政治表现怎么样，你的英文分怎么样，这是铁定的，差一分都不行。接下来二次录取的时候就是业务部门的考核，他们有一个新闻协调组，是各部抽来的，有一些业务的考试。你讲的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具体不是很清楚，很难加以评论。

嘉宾：我是来自湖南大学的本科生，我刚学完您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我当时学的时候发现，我们同学对这部分课程的学习普遍有些懈怠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小小的抵触心理。而且我发现，当代大学生对马列新闻的学习，包括《中国新闻史》的学习热情普遍不高，我想听听老师您对这个现象的看法，谢谢。

童兵：我们复旦大学情况不一样。我们这门课在复旦大学叫《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我们这个团队有5位老师，也就每个学期开5个班，都是大班，大概160多个人到200人左右的大班。一个学期能够接纳1000个学生，一个学年有2000个学生，我们复旦大学每年文科、医科、理科、工科收3500人左右，就是3500人里面有2000人是主动来选修这门课。而且很多同学还选不上。大家知道我读硕士、博士的时候，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从1978年到现在也算是很多年了。不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是这个情况。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确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宝库。虽然不能说每一句都对，世界上不可能每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随着时代的发展等原因，有些东西肯定会被扬弃掉。但是主要的内容到今天为止，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几位领导人，几个重要的观点，还是正确的，还是富有生命力的。也包括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葛兰西、卢森堡，还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总结，值得我们去继承。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这门课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所以我们这个团队5个人对这门课都尽心尽力。我们这门课不是靠人家推荐，就靠我们一堂课一堂课这么讲，评上了复旦大学的精品课，评上了上海市的精品课，最后评上了教育部的精品课。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新闻事件存在很多问题，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思想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各国的政党。从苏联到东欧到波兰，我很赞成那个说法叫“苏东波”，就是苏联、东欧、波兰，简称“苏东波”。它们的理解、它们的执行存在着很多很多问题。这不是说经典出了什么问题，而说明我们后人出了问题。

所以我觉得学这门课能不能学好关键是两点，第一，要批判，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要批判，包括马克思。马克思也有很多不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方说马克思曾经期待过革命可以很快地成功，说明乌托邦的思想在他身上影响很深。包括具体的细节，马克思的字写得很糟糕，到伦敦铁路局去求职，是人家把他赶走了，说你这个破字到我们伦敦大铁路公司来找工作没门。这都不值得我们大学生学习。所以讲好这门课、学好这门课一定要实事求是，很重要。包括这几年争论比较多的民族社会主义，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的确是讲过民主很重要。我们以前不敢说，但是恩格斯多次讲过，所以你要敢于坚持、敢于批评政府。

主持人：非常感谢童老师两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童老师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真诚、坦率，敢讲真话，所以每次来大讲堂都是掌声最多的嘉宾，今天童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我相信童老师今天的演讲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眼观六路和慎思慎文是童老师对在座各位的期望，希望大家能在大讲堂有所收获，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培养传媒领军人物，童老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让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感谢童兵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