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8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王宁

主持人：王宁教授是我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及翻译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著名学者。他前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1年又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提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厦门大学的文学院院长曾经开过一个玩笑，对王宁老师的评价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我是谁？第二句话，我从哪里来？第三句话，我到哪里去？回答第一句话是，我是谁，是SSCI国际期刊最多的中国学者；第二句话，王宁教授因为经常到全球各个著名的学校做演讲，我从哪里来，从牛津来；第三句话，我到哪里去，我到哈佛去演讲。今天王宁教授来到我们上海交大传媒领袖大讲堂，做一场精彩的演讲，掌声有请王宁教授！

王宁：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高兴在第三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给大家做演讲！我讲的这个话题跟我们新闻传播学密切相关，这也是目前一个公共的话题，就是“全球化”问题。我研究“全球化”问题主要从人文学科、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切入的。去年在这里做的一个报告就是世界文学。当然，今年我尽可能贴近新闻传播学，所以我就拟了一个新的题目叫《全球化与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

从大的学科门类来分，新闻传播学也属于文学的学科门类，它在一级学科叫新闻传播学。所以我想把全球化和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我的报告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一个前沿，讲全球化的悖论，就是Paradox of Globalization，混杂性和地方色彩。全球化的对立面就是本土化，Global and Local。所以我们也有一个术语叫Glocaliztion就是全球本土化。第二，是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即文化传播在当代。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自从1964年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之后，全球化迅速风靡当代社会。到80年代，“全球化”这个术语频繁出现在我们的英语当中，也出现在其他语种当中。但是在其他语种当中，它不一定要用“Globalization”，比如在法语当中它就用Mondialisation（法语），但是在中文当中，我们就用了全球化。最后，就谈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全球化究竟有利于全球文化的传播还是不利于文化的传播。当然我们都知道全球化可能对精英文化，对那种高雅文化可能是有冲击力的，但是全球化反过来也可以使高雅文化走向大众，也就使得文化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那么也就使文化大众化。那么大众文化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我们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对它进行分析。这就是我要做的讲座中的话题。

探讨全球化问题及其当代信息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当今所生活的地球，实际上不到30%是可以人口居住的地方，70%多都是海洋。所以法国的后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他认为用“全球化”来描写不太合适，他主张用“世界化”Mondialisation，实际上后来也就等于是Globalization。

全球化首先出现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给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一个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非西方国家。所以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种同质化现象，也就是从中心向边缘辐射，然后把地球重新进行绘图（就是Remaking the globe），这是全球化的一个本质。全球化当然出现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得原来本身富裕的人变得越来越富，本身穷的人变得越来越穷。但是这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实际上大家都有所提高，只不过是富的人提高得很快，穷的人提高得很慢，相对来说它就是仍然在相对贫困化，全球化就造成了南北差距和国内贫富差距的加剧分化。你看在非洲很多儿童都是生长在贫困线上、饥饿线上。但在欧洲，全球化也遭到人家的反对，因为全球化主要是使得美国最受益。当然最近美国的日本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他说全球化的最大赢家是中国。全球化在西雅图也遭到了人们的社会游行，反对全球化。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既然美国始终处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在文化上抵制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抵制美国的政治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渗透。因为很多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并不是欧洲化而是美国化，因为美国在西方世界处于前列。但是，最近几年，在西方世界出现，以及在后来迅速在全球波及的金融危机，使人们的习惯看法有了改变，很多人都把目光向东移，转向中国。

全球化当然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双层的公共汽车做的广告往往并不是本国的广告，而是世界各地的广告。全球化到底如何定义呢？《全球化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扬·阿特·肖尔特他对全球化做了一个定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起，对“全球化”术语的使用，在各种原社会部门、职业与学术学科间迅速传播。像全球、全球的、全球主义这样的术语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就是Globe、Global、Globalization等，都有很长的历史，其实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globes，但是“全球化”这个英文术语是80年代出现的，它暗含一种发展（Development），一个过程（Process），一种趋势（Tendency），一种变化（Change）。它相对而言则是一个新词，在20世纪后半叶才得以使用。全球化的术语翻译到中国是在90年代，若用当代术语对全球化进行概述，可以描述为四个主要方面：第一是国际化，就是Internationalization；第二是自由化，就是Liberalization，第三是，普遍化就是Universalization；第四是星球化叫Planetlization。这四个观念相互重叠互补，因为它们都在广义上指超越民族或者国家界限的社会关系的增长。还有一种关系link，linkage，很多人也用这个术语同时指这四个观念中的几个含义。当然这四种观念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含义，有时这些含义甚至是互相矛盾。所以我现在做简略的解释，在这四个定义当中：

国际化主要是指跨国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国家之间的。比如说我们讲中美贸易那就是International Trade，是中美双边的。常用于描述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贸易上的往来，带有跨国的和国别间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国际歌，国际歌的原文是什么？英文是International，法文是Internationale，当然国际歌最后一句是“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所以也有人把它直译过去“International be realized”，这不是它的原文，原文是“International should be human realized”。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是“国际共产主义是属于全人类的”，直译是这样的，带有政治和经济的意义。

自由化经常更强调市场化、市场经济。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完全主张放开市场经济。自由化主要是为经济学家所使用，意为摆脱了政府的行政干预，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样全球化就是一种Open、Free的国际市场的产生，是一种自由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政府的职能、政府的权力是很小的。

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常常适用文化学者在研究文化概念时使用的。主要涉及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念。我们经常讲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因而全球化被解释为普遍化的观念，经常是基于这一假设：一个更加全球化的世界在本质上是文化上倾向于同质的世界。这种论述经常将全球化描述为西方化、美国化或者麦当劳化。

星球化则涉及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像我们的宇航、“神九”，还有我们的手机，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全球通，这就整个是一个信息的传播。电话和英特网使横穿星球的通信成为可能，导弹也是这么飞的，弧形的，贯穿星球的军事联系。气候变化包含横穿星球的生态联系，我们现在的卫星的一个功能也就是气象。美元、欧元等货币成为全球性的货币，当然现在人民币也要慢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货币。总之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得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我们感觉到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硕大无比的地球村里。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也是最早研究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这方面继承了他们的研究，并加以发展。比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杰姆逊就是一个比较文学家，他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说Globalization is a communication concept。它预示、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技能说，同时又扩散着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至少是他们的一些大城市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所以杰姆逊他高屋建瓴，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描述全球化。

我本人对全球化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并且提出了我的定义。我这里参照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提出我的建构。我的全球化表现在七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第二，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第三，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第四，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就是我们文学文化的全球化；第五，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它可以客观地描述我们当今的社会；第六，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第七，作为一种理论的话语。所以这是我理解的全球化的几个方面。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出发，我们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趋同性，文化不可能在各个地方都是趋同的。辩证地认识文化领域的全球化的二重性可以使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个契机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此外也有利于实施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

那么全球化的悖论，是混杂性和地方色彩。它不仅仅是完全是趋同的，它也有地方色彩，也有混杂性。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国内学者在国际学界很难进行平等对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掌握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在中文没有真正成为全球普遍运用的语言时，要借助英语来推广我们的中国文化。

我们把全球化跟文化联结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当成一种历史文化批评话语来考察的话，它对于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起着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所以为什么全球化在欧洲也遭到抵制，因为它使得美国最受益，欧洲老牌的帝国主义就稍微衰落一点。而且欧洲现在确实也出现了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当中，这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全球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对立物，与现代性以及其自然延伸的背离——后现代性又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得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直接地连接在一起。正如我们的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所总结出的，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元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始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从那时起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更早。比如说，我们大规模地翻译《圣经》、大规模地翻译佛教经典，翻译成中文或其他亚洲的语言，都是文化全球化的开始。还有我们中国早期的丝绸之路，也是文化的全球化，所以比经济上的全球化更早。

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兴的工业排挤掉了，新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我们经常买的东西它已经不需要在本国生产，在国外就可以生产，然后再运到这些地方来，包括我们的汽车工业。我们国产的汽车工业线条被国外的汽车流水线冲击很大，但是这些全球的汽车工业到中国来，它也本土化了。

那么在文化上出现什么情况呢？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很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出现了全球化的状况，其标志就是世界文学。而世界文学的构想实际上描述了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在当今时代毫无疑问也包括信息的传播和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

培根过去讲：“知识就是力量。”今天我们强调知识不仅仅是力量，知识也是财富。知识经常是以信息的形式表现，所以Information is also wealth。你掌握的信息你就掌握了资源，掌握了资源你就掌握了财富。因为很多东西它是象征性的，比如说，法国的社会学家皮尔，他就用了几个，他说一个人可以有好几种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即Cultural Capital、Symbol Capital，还有一种Financial Capital。我们都知道文化资本可以是一种Symbol Capital，Symbol capital could be changed into financial capital。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来，文化上的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上的趋同性。在文学上也是一样，悲剧并不等于Tragedy。当然Tragedy翻译成悲剧。所以说钱钟书说中国没有悲剧，他指的是中国没有像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那种的Tragedy。同样如此，小说也不等于Fiction，也不等于Novel，按照西方所界定的小说是在18世纪英国崛起的。但我们中国，如果说按照我们中国的章回小说，六朝的志怪小说那就更早了。但是那个东西就介于Romance、Fiction和Novel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很难把它界定。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就不用Novel，我们用Fiction，但是旁边要加一个注释，就是“Particular Chinese style fiction，different from western fiction”。所以文化上的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上的趋同化。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出，而且那时也不可能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趋同现象，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向我们提出全球化绝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和传播领域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在传播领域。

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进程中，一般只体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向边缘方向的扩展，原来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就是从中心向边缘辐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图书市场看到的书，其中翻译过来的占很大的比重，中外文化的、文学的交流是不平衡的、不平等的。所以也就出现了第二个方向，也就是全球化的渗透，从中心向边缘运动同时也导致了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双向运动。第二个方向就体现着原先不知名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以及反殖民性或非殖民化。

因为原先的一些被压抑的边缘话语要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霸权话语进行抗争，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趋向。有的学者建议用“全球本土化”来描述文化传播的复杂特性，就Glocaliztion，就Global and Local。由此可见，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向强势文化的反渗透提供了契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首先就要对西方的霸权话语提出质疑和混杂，加进我们的一些因素，使它变得不纯，消解它的殖民话语霸权。对于我们从事的文化研究和传播研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全球化的话语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我们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这种划分法，形成了可以覆盖这两种话语的新的视角，消解了这种现代和后现代的中国认为的对立。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跟我们信息社会和文化传播直接有关的。尽管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中介，但是国内仍然有不少人对于客观的现象认识不清。我们要提出自己的积极的对策。所以你看我们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要掌握西方的语言，使我们尽快走向世界。

尽管“文化研究”起源于英语世界，但它迅速波及世界各地，而且其发展也不尽相同，在英美两国“文化研究”的指向也是不同的。在英国，它更加指向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在美国，很大程度上与大众文化相融合，或者对大众文化持同情的态度。既然“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那么它在其他语种中也没有固定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好把它翻译成“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英文叫Culture Studies，它是英语当中出现的一个独特的概念。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文化研究”为什么用引号？因为这里的“文化研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雅“文化研究”，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包括消费文化、都市文化、社区文化、网络写作以及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这些。这些东西都在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那里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要研究的都是高雅文化，如莎士比亚、贝多芬，很少有人研究我们现在的李宇春，很少有人研究什么韩寒的。但是韩寒现在已经堂而皇之地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关于“文化研究”的内涵，一般人认为它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种族和族裔研究、区域研究、性别研究以及传媒研究，所以我们的传媒研究也属于“文化研究”的大范围内。“文化研究”虽然崛起于英国，但是传到其他英语国家后就根据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侧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非精英意识，它对大众文化也是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这一点和过去的传统精英文化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网络写作包括现在的微博文化，这些都是“文化研究”者研究的对象，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所以我们必须正视它，必须解决它。

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比如说英国的利维斯就认为，文化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大众只能被动地等待启蒙。所以利维斯就很快被当代“文化研究”者淘汰掉了，出局了，超越了，在他们看来，我们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艺术作品。但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的，实际上也就是从利维斯那里演变而来的，只不过后来的“文化研究”者超越了利维斯的“文化只有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观念，主张文化走向社区，走向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所消费、所享用。

另外两个人物：霍佳特和霍恩，他们早期也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但他们的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所以“文化研究”的特点一个是反体制性，就Anti-institution，还有一个就是批判性。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杰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新生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都对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个方面就是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文化研究”主要研究社区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那么大众文化究竟值得不值得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大众文化有没有审美价值？我们也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到，全球化在文化上的一个反映，就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这一点引起了精英“文化研究”者的恐惧，就大众文化有无价值？这也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过去你要问从事古典文学的人，他肯定会说大众文化rubbish，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或者就是下里巴人，不屑一顾的。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的特征，所以它对文学研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处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也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所以我觉得我们精英的学者介入“文化研究”，客观上也可使得“文化研究”的档次提高。所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恰恰和在美国的发展很相近，有一大批精英的学者，也来从事“文化研究”，和在英国是不一样的。在英国，是在伯明翰大学崛起，很少能进入剑桥大学这样的学校，但在中国，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在香港大学，在台湾地区的清华大学，都是在顶尖的大学、顶尖的学者来进行研究的。所以“文化研究”旅行到了亚太地区、到了中国也发生了变化。

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波及，精英文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由于网络文学的崛起，传统地依靠纸媒作为传播工具的精英文学受到挑战，各种曾经有过蜜月的精英文学期刊，只能在少数恪守传统阅读习惯的文学爱好者中流传。现在大批的网络写手活跃在虚拟的空间里。尤其是网络写手韩寒，成为美国《时代》的封面人物，网络领袖的影响力更是日益增大。

一方面包括高雅文学在内的精英文化的领地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疆界却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越来越不确定，曾经一度对精英分子奉若神灵的高雅文化已经被放逐到当代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取向。所以大众文化畅通无阻，精英文化的地盘越来越少，所以人家讲的曲高和寡，但是在中国又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中国经常出现曲高和众。假如费城交响乐团要到上海来演出，我想1000元一张的门票观众蜂拥而至就抢光了。因为有些人认为，去看费城乐团的交响音乐会这是一种身份的体现。

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和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一点我们人文学者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大众文化的弃儿和牺牲品。对于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不同的人已经做了不同的反应。西方国家的媒体一方面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妖魔化的报道，刻意强调，并突出中国的另一个方面，通过把中国美化为一个超级大国，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序列中承担过高的责任。国内一些曾妄自菲薄的人也过于沾沾自喜地标榜自己的富足和奢侈，在对外交往中他们大肆挥霍钱财，在个人消费方面不惜追求名牌和时尚。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目前的情况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毕竟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新崛起的大国，虽然其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普遍受到怀疑，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因此我们应时刻牢记，否则我们就会在国际交往中付出昂贵的代价。

最近，曾经一度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这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和GDP排名的靠前，更体现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上升，当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东亚病夫”已经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的出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但按照全球化的法则，只有20%的人直接受益，其余的80%的人则必须服务于全球化，当然这仅仅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现在有2400万人需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而这2400万人之于总人口13亿人，显然已经达到了18%，但是还没有达到20%。也就是说，从总体说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至少已经接近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就个别情况而言，贫富等级差别则很大，少数率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占有国民经济总收入的绝大部分，他们生活在这个总体物价处于中等发达国家的大国，尽情地享受着奢侈品的生活，消费着各种名贵的奢侈品，并促使这些奢侈品的价格不断上涨。

对于物质生活率先提高的这部分社会群体来说，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仔细分析一下这部分人的成分，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知识精英并不在多数，而其中不少人甚至连正规的高等教育都没接受过，所以他们很难去消费高雅的文化产品。既然本国的文化市场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便把目光转向西方去了，这使一些进口的高档名牌商品，其中有些在西方也鲜有人问津的高档商品阔步进入中国市场，成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消费品。一些颇能刺激人们眼球很容易变为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所欣赏的大众文化产品，也进入了消费市场，这种产生于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无疑对曾占主导地位的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有着某种冲击和消解的作用。法国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很早就关注消费文化及其对当代人们生活的影响，早在1971年在他的专著《消费社会》中，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食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们生态学的根本变化。鲍德里亚的这些描述至少说明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明显特征，人已经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生活在当代消费社会的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维持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而是更为舒适或审美地享受生活。

那么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于其媚俗性和消费性，那么是不是说明大众文化丧失了所有的审美特征了呢？我想恰恰相反，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地丰富了，这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文化的生产，而更多地崇尚对这些物质文化进行享用和消费。如果说在现代主义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主要表现在注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则更过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包装和消费上。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多种选择，他们不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阅读厚厚的长篇文学名著，只需在自己的家庭影院里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欣赏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所提供的审美愉悦。此外相当一部分文化作品是以对经典的戏仿开始的，比如说《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结果却使得文学经典得以走出狭窄的领地面向更为广大的受众。在网络上的大众文化作品，菁芜并存，网上少数的真正的优秀艺术作品总是存在的，它们终究会展现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它们也许会被当下的消费大潮所淹没，但是却会被未来的研究者所发现。所以，我想我们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发现一些有可能成为未来经典的人。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审美而非粗俗地实现对这些文化的享用和消费。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大众文化的产品往往注重外观的包装，通过华丽的外表来吸引读者和观众，使他们心甘情愿地花费时间和金钱去消费和享用这些产品。现代主义的文化产品往往通过精雕细琢而具有直接的魅力，而在后现代消费社会，指向大众的文化产品往往具有短暂的效应和有限的价值。大众文化反对文化仅为少数人所享有和消费，因此指向大众，就得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吸引他们的眼球，使它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消费的决定。此外大众文化往往菁芜并存，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大众文化做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辨析，因此人们对这个的消费和享用常常是盲目的。也许在他们的消费实践中有所体会后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大众文化的这种盲目性和追求时尚性，而要正确地引导他们对一些外表华丽、内里空洞无物的奢侈品进行辨析，从而从整体上提升他们的欣赏趣味，使他们真正能够有效、有选择地并且审美地来享用这些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产品自身也会发生某些变化，如果生产者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发现他们的产品竞争力下降了，他就会不遗余力地在产品的质量上下工夫，这样，大众文化本身也会不断地趋于成熟和完美。其中粗俗的东西也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被淘汰，而少数确有审美品位和保存价值的精品将成为新的品牌。因此，对大众文化的审美认识应该趋于一个发展的辩证的看法。好，谢谢大家！

嘉宾：王老师您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我想问您的问题是，现在的大众文化非常的泛浅，以至于达到了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想请您分析一下这种娱乐至死产生的原因，以及有没有必要重构一种精英文化？

王宁：你讲娱乐至死，娱乐是不是死了，现在我们还不好判断，精英文化它本身也要进行重构。就像我们网络文化当中，网络上的作品很烂，但是我们的批评家要能够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这么一个过程，将其发掘出来。假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天的300多个听众当中，将来如果有5个人成为业界的传媒领袖，我想我们就成功了。我想肯定远远不止5个，当然我讲的这个比例很高，是Global Media Leader。这个经典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我想返回过去的老经典，欧洲中心主义的经典肯定是不可能的。经典本身也在扩大，精英文化也要扩大和进行重新建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嘉宾：老师您好，刚才老师在演讲当中也提到过“网络戏仿”的现象，那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是否会对传统文化和精英文化带来冲击？

王宁：你讲出现这个戏仿，我们汉语中说“搞笑”，英文叫parody，就戏仿的，反讽的，也就是最早的英文当中指的是反讽式的模仿，就是对经典进行一种非忠实的模仿，我们都知道忠实的模仿是一种imitation。我想这种戏仿，一方面是削弱文学经典，使人们感到对经典文化、精英文化大不敬；但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客观上它也使得经典文化、精英文化进入到普通大众中间，使得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普及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所以它既是个坏事也是个好事。我们都知道Translation is betray，翻译就是变化。我们英语当中也经常这样说：Identity，它有好多个意思：身份、认同。所以你要取它某一个意思你必须要忽视它另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经常讲翻译是一种背叛，但是为了尽可能少背叛，我们还是要去从事翻译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六经放在这里，它供我来产出，但产出要有一个度。所以这种错误经常有两种：一种不属于错误，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一种就完全是一种硬伤。还有一种是模棱两可的，我想可能是强调另外一点，而把这一点忽略掉了，所以他们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些经典的戏仿既有它的坏的方面，也有它的好的方面，我们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就不会来一味地指责这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