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27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郑贞铭

主持人：郑贞铭教授是台湾中央通讯社的常务董事，也是哲学研究所主任。郑老师在整个大中华区的新闻传播界，包括国际新闻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被称为“台湾新闻传播学的教父”，包括祝建华老师的系主任李金铨老师都是郑老师的学生。郑老师已经第二次来到我们的大讲堂了。2011年来过，跟学生做了很好的互动，反响非常好，今天我们又请到了郑老师，很多同学已经比较熟悉了。那么今天，很多同学都提出来要跟郑老师做更深入的交流，所以我们今天要把郑老师请到我们大讲堂现场，请郑老师给大家做精彩的演讲，和同学们做一个热烈的互动。有请郑老师！

郑贞铭：我今天想讲的主要是我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些思考。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因为在座的同学绝大多数是来自各大学新闻传播科系和学院，你们正在受新闻传播的教育。但是，到底什么是新闻传播教育，新闻传播教育的精神跟方向究竟在哪里？我今天想分几个单元跟同学简单地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有一本中外新闻传播教育的专著，有20多万字，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书中的几个部分跟各位同学提到，但是，我会竭尽全力。

首先，我想从几个故事讲起，从几个人物讲起。各位知道，人类的历史，是人所创造的，而人创造历史，他能不能有正确的方向和内容，这是来自于他有没有正确的思考，正确的思想。所以我们常常说，思想是人类心灵的防腐剂，我们一个人腐败，绝大多数是从一个人心灵开始。我们要使一个人走向正确的路，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思想是防止我们心灵腐败的最重要的一味药。同样的，新闻传播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得好好思考。我想先从几个人物开始。

20世纪60年代，我担任台湾文化大学的新闻系主任，那时的我才26岁，是全台湾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那个时候我很快地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因为美国当时想和很多国家和地区结为好友，就想办法邀请当地在各行各业里都很杰出的人来访问美国。说得白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想培养亲美的势力，因为你们去美国访问当然对美国就开始有了解，会亲近。那段时间，我受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三个多月，你想访问什么人，你想访问什么地方，由你来开名单，国务院来给你安排，几乎99%都可以达到你的理想。除了参观访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的ABC、NBC、CBS或者美联社之外，当时我把最重要的访问地点确定为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学院。

大家知道密苏里大学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大学里面设有新闻学院的大学，那是在1908年。密苏里的创办人，威廉博士，叫做Williams，他创办了全世界第一家大学的新闻学院，提倡新闻学。过去没有所谓的新闻学，很多人不同意新闻是一门学问，新闻只是一门技术，不是学问。Williams，他当时在美国一家大报做总编辑，待遇非常好，可是他决心把那个工作辞掉，他要去密苏里创办一所新闻学校。我读他的回忆录，非常感动。我从事新闻教育有半个世纪了，对我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物，第一位就是这位Williams博士。我读过他的传记和回忆录，曾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把那么好的大报馆的总编辑工作辞掉，要去办一个新闻学院呢？他在传记里面说，我相信报业跟民主政治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广播电视，更没有今天的新传播科技，只有报纸，那是最重要的。他说，“我相信报业跟民主政治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办报，我继续办报，继续做总编辑，我了不起只能办一份很好的报纸。可是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很多好的报纸，所以我要跟有志青年，有志于报业的青年一起来研究新闻学，一起来研究怎么样能够办出更多更好的报纸，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所贡献”。

因此各位知道，为什么今天美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被认为是第四权，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权？为什么他们认为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因为新闻传播事业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它相信人性，即人在拥有了强大的权力之后，大部分都会走向腐败。在政治学上有一句名言：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所以权力必须有另外一个权力来制衡它、来监督它，这个国家的政治才不会走向腐败，而这个监督的力量，就是新闻事业。它跟政府的力量是平等的，跟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力量是平等的，不隶属于政治，也不隶属于政府，它是站在一个监督腐败、监督政治的立场，强调它的新闻事业的责任，一直到今天为止。

美国人相信，新闻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新闻自由是每一个新闻人用生命、用血泪、用汗水来换取的。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任何人赏赐给你的，所以新闻人的使命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灵魂。Williams基于这样的信念创办了新闻学院，希望培养真正对民主有信仰的报业青年，所以Williams为新闻事业、新闻教育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首先，他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第四权，是一种监督政府腐败，反映民意，表达民意的第四权，同时他为新闻教育还奠定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和原则。其次，他觉得新闻事业是一种理论与实务并重的事业，新闻教育必须讲究理论跟实务并重。因此我们要很努力地去研究新闻学，使新闻的理论能够跟其他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心理学等学问一样，有一个非常健全的理论架构，有它的学术尊严。

过去有很多人说新闻无学，他否定这样的看法。新闻学府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负责研究新闻理论的架构。可是新闻跟别的学问又不一样，它又非常重视实务，所以要理论跟实务并重。因此，60年代我到密苏里去的时候，学校老早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报纸，叫做《密苏里人报》。《密苏里人报》是每天出版的，就跟外面市面上发行的报纸是一样的，由老师写社论，老师指导编辑、学生采访，并每天出版。

Williams为新闻教育指出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理论跟实务并重。你们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同学进去念书，一年级的时候，你猜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的学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去送报。因为密苏里在哥伦比亚城，这个哥伦比亚不是纽约的哥伦比亚，它是一个镇，并不是很大，所以他为密苏里人办报，当地的居民都订他的报纸。那学生为什么一大早要去送报？因为你去送报，你的报纸才会真正的跟订阅人、跟读者有第一手的接触。如果你今天的报纸送晚了一会儿，马上读者可能就抱怨，也或者读者看了你的报纸之后有什么意见，会跟你聊聊，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学校、报馆。如果我们办报纸的不了解读者，你怎么办报，你办的报是读者需要的吗？所以他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理论跟实务的并重。

第三，Williams为新闻教育奠定了很重要的方向。他认为新闻人的培养，必须保证学识、技术和人格三者合一，缺一不可。人格是什么，人格就是新闻人的道德操守跟他的精神，所以他定制了《新闻报人守则八条》，把它作为全密苏里师生要共同遵守的八条新闻道德规则。我记得我到密苏里参观，那个学院的大楼大门，一推进去，右边墙上就是一块很大的铜板，上面镶的就是Williams首定的《新闻报人守则八条》，每一个学生都要把它作为平日遵守的重要的准则。这个八条后来被美国全美国记者工会通过，变成全美国新闻记者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譬如说，它这个道德守则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相信，新闻事业是终生的事业。所以，今天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是他当年为全世界开创第一所大学的新闻学院，他就指出新闻道德、新闻责任是新闻教育的灵魂，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Williams非常有国际眼光。他认为新闻教育不能仅仅存在于美国，要把它推向全世界，它才能够普遍地发展，同时新闻传播这个行业才能够成为监督腐败的力量。就Williams的个性而言，他是非常有热情的。1922年，Williams到了北京，发表了一篇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演讲，主要谈东方的新闻学跟新闻教育。由此看来，我们中国的新闻教育起步算是很早的，比起亚洲的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我们都比他们早。为什么早？就是因为Williams来这里公开的宣传新闻学，提倡新闻传播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还组成了一个世界报业大会，不仅是学者，也让新闻业的业者每年定期有一个机会，共同研讨有关新闻事业发展的种种问题，同时使业者和学者有了沟通和交换意见的机会。

各位同学，50多年前，Williams已经有这样的思想，而且照着这样的思想去做，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所以我说，历史都是人创造的，人创造的历史能不能对后世产生很好的影响，就在于它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思想。我前几天在这讲过一句话，“既往才能开来，承先才能启后”。我们今天在这里当然要研究很多新科技、新问题、新方法，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人类过去的很多智慧，更不能把它丢掉，你只有了解过去，你才能知道我们今天做错了什么。我对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有很多意见，实在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把我预先要讲的东西讲完，因为时间很受限制。

第二个要跟各位特别介绍的是被称为“报业拿破仑”的普利策先生。他当年的确有跟赫斯特竞争黄色新闻，所以把美国的社会搞得乌烟瘴气，但是，普利策先生是被赫斯特逼的。因为赫斯特原来在旧金山办报，看到普利策在纽约办报这么成功，他很眼红，他就把旧金山的报纸停掉了，搬到纽约来。他要跟普利策竞争，竞争的手段就是黄色新闻。普利策没有办法，跟他竞争过一段时间的黄色新闻。普利策五十几岁以后，双目失明了，他口述了他的传记跟历史，我读了好几遍，读了以后，我非常感动。他非常后悔，后悔年轻的时候跟赫斯特竞争黄色新闻而危害社会，所以到了晚年，他决心要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后世的影响，对新闻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一直到今天为止。

各位都知道，他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在1912年，他创办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他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搞黄色新闻，为了赚钱，不择手段，是因为这些新闻人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所以他决心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新闻学院，他用了当时的100万美元，创办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普利策先生说，当今时代，律师、医师、牧师、军官、工程师与艺术家的培养都有专门的学院来承担，唯独欠缺培养新闻记者的学院，在我看来，这是毫无道理的。所以他就决心要创办一个新闻学院，这就是今天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跟密苏里不同，密苏里是一个完整的、综合性的新闻大学，而哥伦比亚大学不办本科班，只办硕士班。从1912年成立开始，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为什么？普利策认为，很多新闻记者的知识储备都是非常欠缺的，特别是缺乏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如对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心理学以及人文科学方面知识的了解。今天全世界的国民义务教育都在普遍提高，阅听人的水准都在普遍地提升，可是新闻工作者的水准并没有提升。如果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你的知识还不如普通大众，你的报纸怎么去教育民众，怎么去引导民众，怎么能够有非常好的深度报道，非常好的分析评论作品呢？所以他主张，新闻学院不一定要办本科班，不论你本科念的什么专业，只要你有志于新闻工作，就来考我们的新闻研究所。两年新闻的专业教育，加上你在大学本科所修的专业，两者加以结合，才会培养出好的专家记者，好的专业评论员。

所以你们看今天的纽约，绝大多数有名的专栏作家、评论员，或者特派员等，他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你们可以去研究，他们之所以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新闻工作表现，就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专业背景。因此如果你对财经知识非常缺乏，要在报纸上报道财经新闻或者分析财经问题，那只有让真正懂财经的人看笑话，那你这个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还有吗？

所以你们知道，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也是多元化的，台湾大学的新闻研究所就是模仿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研究所，台湾大学的新闻所没有本科班，也没有博士班，他只有硕士班，到现在还是这样。台湾大学要成立新闻研究所，就是请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做指导，也是采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模式和经验。

当然普利策先生还做了另外一件对历史影响非常大的事情，各位都知道，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有普利策新闻奖，这两件事情是让普利策在新闻史上的地位远远地超过赫斯特。他晚年知道过去搞黄色新闻做错了，所以他奠定新闻教育的另外一个模型、另外一个方向。

到了1976年，我个人感到非常幸运的事来了，我在斯坦福大学见到了第三位对新闻传播教育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就是施拉姆先生，我们的“传播学之父”、“世界传播学大师”。如果没有施拉姆，就没有今天的传播学。也是在另外一次访问美国的机会中，我提出要求，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跟施拉姆先生有个交流的机会。后来美国新闻处做了安排，在我的传记《无爱不成师》中就收集了我和施拉姆先生的照片。你们今天所读的传播学书籍，我相信很多都是施拉姆那个时代的，因为你们很难接触到威廉时代的东西。那么我和施拉姆先生见面、谈话约有两个半小时，施拉姆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家知道，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培养了将近400位博士，美国传播学的学者，不是施拉姆的学生，就是施拉姆学生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学生的学生，所以几乎没有人不受他的影响。那么他在跟我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有几点我要在这里跟各位同学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他说，传播学必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要有中心思想和中心目标，除了要研究我们人类的各种传播行为，更重要的要解决很多人类社会的实际问题。所以传播学不只是一个理论，也是一种实际的运用，我们人类社会今天会有很多问题、很多争执、很多沟通障碍，甚至于会引起不和谐战争，都是传播的管道发生了问题。传播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沟通人类的心灵，促进了解、促进和谐，这是传播最重要的目标。我们人跟人之间是不是要通过不断地传播才能够互相了解呢，我们是不是互相了解对方的心灵之后才比较容易沟通？心灵容易沟通，我们就容易达成和谐，这是施拉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那次也跟我一再地做这样的强调。

第二，他在这次谈话中给我留下的很重要的印象就是他强调传播学的研究必须要和其他的学科相结合。研究传播学跟研究新闻学一样，甚至比新闻学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各种背景知识，特别是像社会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这样的学科背景。如果没有，很难独立的研究传播学，因为传播学的成果都是和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于人文学科相结合。或许我今天谈的这些东西都不稀奇，我相信各位同学在课堂上已经听到过，看过他的很多书，但是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要求的人，他跟威廉一样，指出一个方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使新闻传播教育、传播学的研究走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第三点，传播学的国际化。传播学不只是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传播现象或者是传播问题，而是要走向国际化。所以我之前说过，“小小的教室就是大大的世界，大大的世界就是小小的教室”。我们真正要把这个学科研究得很好，就一定要走向国际。就这一点，我发现施拉姆跟williams的性格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具有非常的热情，你要在一个学问或者一个事业上有所成就的话，你就应该具备这样的性格。你要对人有热情，对这个学问有热情，对社会的现象有热情，如果你没有热情，我想，很多事情你很难做成。

我刚开始做大学教育工作的时候，我的第一届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对我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学生在台湾有名，可惜他在2010年过世了。他在台湾可以说是改革现代新闻文学的第一人，他叫高信疆，他在台湾被认为是“纸上风云第一人”。他写的东西非常好，提出的思想非常多，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在作业里面写了一句话，对我以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说，“老师的冷漠是学生心里永远的痛”，我想了他这句话想了很久很久，我想这个学生进了大学，他一定是抱着非常大的热情，希望在大学里面学到很多知识，能够得到很多老师的启发。可是我们新闻传播教育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来自于我们很多老师都是来自于业界的，他们都很忙，大部分都是匆匆忙忙上完课就赶着走了，甚至于因为业务上有困难，还常常请假。学生就认为，我有好多的问题，好多的疑问想跟老师请教，可是老师都非常的冷漠，他也没这个时间。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做《热情老师天才学生》，这本书在台湾曾经是畅销书，中国大陆也出版了我这本书，出版单位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可是我也要反问学生，如果有一个很热情的老师，他真的有这样的诚意，想多教你们一点，你们是不是真的也非常的热情呢？你说，老师的冷漠是学生心里永远的痛，那么学生的冷漠，是不是也是老师心里永远的痛呢？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如果老师能够倾囊相授，学生能够主动求知，这个教育的效果才会真正达到一个理想圆满的地步。

在我和施拉姆聊天的过程中，还有一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我们的教育从来不是为学生谋利或者谋一份工作，我们从来不考虑这个，它不是斯坦福追求的新闻教育的关键，我们并不是作为学生谋职的一种利器存在的，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人才。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钻石放在哪里都是钻石，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人才，你真的照着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跟理想去做的话，你还怕找不到工作吗，你还怕将来不能发展你的才能吗？至少以我个人的经验，我自己教书教了50年，我发现，在我所教的学生里面，如果他真的是很认真的，或者说真的对新闻保持高度的热情，没有一个人最后不能走上他当初所想走的路。这一切的重点在于你是不是人才，你是不是真的有很深厚的人文背景、社会科学背景、专业背景，以及人格与职业道德。所以这三位大师，施拉姆先生、普利策先生跟Williams先生，都是近100年来，因写新闻传播教育史而对世界发生重大影响的大师。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感触跟研究。

接着我想跟各位同学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在威廉姆斯于1922年来到北京，发表了有关新闻教育的演讲之后，我们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开始起步了。在国民政府时代，据我了解，全国将近100所学校有新闻传播方面的科系，但是，当时最有名的只有三座学府，其中之一就是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在民国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的三大新闻学府之一，因为它是美国人办的学校，所以它采取很多美国的思想来办教育。同时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英文非常好。所以当时很多的国际宣传人员，以及办英文报纸的人才都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如此成功，也多半是因为它采用了美国式的一个教学理念，“新闻人到底要干什么，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这是燕京大学的新闻学院重点探讨的话题，所以那个时候燕京的新闻系替国家做了很多的贡献，特别是在国际宣传这个领域。燕京大学后来因为我们中美之间的关系不太好，就停办了。所以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很多的遗产就给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我听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在国内评价是很高的，就是因为他们有过去燕京大学的基础，所以人民大学有很深厚的历史积淀。

国民政府时代第二个重要的新闻学府是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当时的复旦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跟国立大学不一样，它的经营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它的新闻系，却办得非常好。当时复旦大学学生最大的长处就在于他们受过扎实的专业训练，表现出了青年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媒体中有很多的复旦学生，后来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影响了台湾的新闻界。你们知道台湾最重要的两个报系，一个是联合报系，一个是中国时报系。联合报系是王惕吾先生创办的，但是王惕吾先生不懂办报，他是军人出身，他就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他们都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的学生，一个叫做刘昌平，一个叫做马克任。这两位先生在台湾通过几十年的奋斗，把整个《联合报》从一个民营的报纸变成台湾最大的报纸，不只是报纸，准确地说，应该是个报团了。我有一套书，叫做《百年报人》，里面有收集了刘昌平先生和马克任先生的事迹。

那么在国民政府时代，第三个重要的新闻学府就是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新闻系，后来中央政治学校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之后它又搬到台湾去了，就是今天台湾的政治大学，我自己也是政治大学毕业生。蒋介石在领导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亲自创办了两所学校，并且都是自己担任校长的，一所就是广州的黄埔军校，它是中央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另外一所学校，就是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培养政治人才。那么中央政治学院的新闻系，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快呢？它主要还是得益于当年国民党的影响力，因为国民党在全国各地都有新闻事业，除南京外，各个省份都有《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也在各地建立了分社，这些媒体都是优先使用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学生。所以很快地，南京中央政治学习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

那么现在我要简单地说明一下台湾今天的新闻教育，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台湾的新闻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比较多元化。所谓多元化，是指每一个学校都会尽量地去找一个发展的重点，所以在台湾，和新闻传播科技、新传播媒体挂上钩的新闻学府就有120多所，但是真正重要的也只有几个学校。第一类，就是属于综合性的新闻传播教育，所谓综合性就是说，它的课程非常的完整，凡是新闻传播所需要的东西，它都要研究。属于这样性质的学府，主要就是政治大学，还有中国文化大学、世新大学。

还有一类属于专业性的新闻传播教育，它会专门研究某个部分。综合性的新闻传播学校，不是很容易办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师资，你要各种领域的师资都很强才行，要不然你就专门找某一项，以这个学校的师资比较强的项目来做研究。譬如说铭传大学，它的研究重点是传播管理。它专门研究传媒的经营与管理，这是由于铭传大学本来就是一个以管理为研究重心的学校，他里面的师资可以用来支援新闻传播学院关于传媒经营与管理这个部分的研究。如果要做全面性的研究，它没有这个条件，也没那么多的师资。还有一所学校是“国立”中山大学，它没有本科班和博士班，只有研究所，跟台湾大学一样。那么台湾大学是专门训练记者，中山大学是专门研究传播管理的，所以中山大学跟铭传大学应该是属于一种科系的。新竹的交通大学也是如此，它是专门研究新媒体的，交通大学是研究所，也是一样的没有本科班和博士班，它的研究重点是新传播科技。

第三类即台湾大学的新闻研究所，它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培养记者和编辑。所以如果你目标是这个，台湾大学可以给你很好的训练。还有一所学校，叫做国立艺术学院，它的研究重点在广播电视领域。它有硕士班，在板桥，离台北很近，大概半个小时就到了，它以广播电视研究为主。

我想你们在大陆的同学，如果有机会到台湾做交流，或者有机会到那边做一个短期的学习，应该去以上几所学校。因为论历史来说，中国文化大学跟政治大学在台湾算资历比较老的，基础也比较深厚的，而前者是私立大学，后者是公立大学。

那么讲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几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就是由这几个人物所创造的。第一位先生，就是我的老师，叫做曾虚白教授。他原来是在上海办《大晚报》，那时候《大晚报》是全上海销路最好的报纸。那么他到台湾以后，做过非常多的工作，他做过新闻局的副局长，中国广播公司的副总经理，国际宣传处的处长，中央通讯社的社长。他做过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的所长。所以曾老师过世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题目叫做《全方位的新闻人》，他几乎每一个工作都做过，而且都做得非常好，他是我在念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时期的所长，活了100岁，整整100岁。

我觉得曾老师给我们最重要的教育，是一种人格的风范。那时候他身体不好。我讲一个小故事，他92岁才开始写传记，写他的回忆录《曾虚白自传》，他那时身体不好，医生就禁止他写作。曾老师跟医生说，人并不是为了活而活啊，如果我什么事儿都不干，我每天活着干什么？后来医生看他情况稍微好一点，就说现在允许你写作，可是你每天写作不能超过1000字。有一次我到曾老师家去拜年，曾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动作，手举起，对我说：“贞铭，你要知道，我现在瞒着医生，每天写2000字！”这本书在台北的联经出版社出版，叫《曾虚白自传》，上、中、下三册，后来得到“政府”的文艺奖金60万元。他把奖金全部捐出来，在政治大学设奖学金，一毛钱都不拿。他在98岁生日的时候，《天下杂志》的记者去访问他，记者问曾老师，你一辈子做过这么多的事情，你觉得最光荣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最光荣的，是做了一辈子的中国新闻记者。我想到美国的杰斐逊总统，他在临死之前说，我的墓志铭上，请你写三件事情：我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我是美国《自由法案》的撰稿人，我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创办人。他还说，你在我的墓志铭上只要写，“如果朋友们，你愿意记得我这个人的话，请你记住，我这一生，我做了这三件事情。”我心里面非常感动。他做过总统，总统这样的桂冠在他的心中没有地位，反而是他创办了一所大学，或者做了一个宣言的起草人，他觉得非常光荣。曾虚白老师也是一样，他做过很多的官，很多重要媒体的老板，他都统统不要写，他就说，我只做了一辈子的中国新闻记者。记者的尊严跟记者的人格，在这一句话里充分表露出来。所以我前几天也跟各位同学讲过一句话，大学在大师，就是你的老师给了你多少启发，因为它的一句话可能改变你的一生，这样的大师在你的学校碰到了吗？

第二位，我要提到一个各位可能都感到很陌生的名字，就是谢然之先生，谢然之先生在台湾被称为“新闻教育之父”。因为在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之后，台湾三个最重要的大学的新闻系都是他创办的，也都是他担任第一任的系主任。一个就是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从南京搬到台湾之后，第一任系主任就是他，我就是他第一届的学生。第二个是政治作战学校的新闻系，我刚才没有列入这个学校，是因为它是一个军事学校，是培养军中的传播人才。所以台湾有关军事新闻事业的负责人几乎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创办人和第一任系主任也是谢然之先生。第三个就是中国文化大学的新闻系，第一任的系主任兼创办者也是谢然之先生。他因为创办最早且最重要的三所大学的新闻系，所以他被称为“台湾新闻教育之父”。他做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的时候，他的本职是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台湾叫做“中央”文工会主任，文工会，就是文化工作会，就是宣传部，他做部长，主任就是部长。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忙，他就把整个新闻系交给我，名义上是他是第一任系主任，实际负责人当时就是我，我来替我的老师来创办这个新闻系。谢然之先生是台湾当时最大的报纸《新生报》的社长兼董事长，他又是高雄最早的一家报纸，《台湾新闻报》的创办人兼董事长，所以他当时在台湾新闻界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可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同学的是，谢然之先生，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党员，他不但是个共产党党员，而且他还做过毛泽东的秘书长。我自己亲眼看到他的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前面排队领餐，后面跟着的就是谢然之老师。后来因为当时陈诚将军在湖北省政府做主席，他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就把他吸收到国民党里，所以他来到了台湾。他曾经在密苏里新闻学院、明尼苏达大学这两个大学里专门学新闻传播，非常懂行，他98岁才过世，就是2010年于美国过世。他过世的时候，我第二天就买了一张机票，到美国去，亲自送他下葬。我心里想，这样的一个恩师，如果没有送他最后一程，我一定是一辈子心里不安的。

我跟各位同学提到谢然之先生，最重要的一点，都不是前面讲的这些。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台湾是被日本统治了50年，而且是专制统治，那么新闻事业也是非常受压迫的。可是为什么后来台湾会走到英美的自由民主这条路呢？当时蒋介石也是对新闻事业控制很严格的，但是为什么台湾从那样一个受专制、受压迫，甚至于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的控制下还能走向今天比较民主自由的方向呢？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人物，一个是马星野先生，一个是谢然之先生。这两个人都做过当时台湾的“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工会主任。他们一方面秉承蒋介石的意思，常常要替国民党做很多宣传，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向蒋介石谏言，以他们所受的自由民主思想教育，他们认为要让整个“国家”走向长治久安，英美的制度绝对比日本压迫统治好很多，所以我们应该走英美自由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对教育非常重视，还有一点，如果你是有学问的人，他会听你的意见。所以后来，谢然之老师跟马星野老师两位先后都担任“中央文工会”主任，制定“国家”的新闻传播政策，逐渐地把台湾领向自由民主的道路。

当然还有几位老师，今天各位如果去查资料，应该都可以看到，如王洪均先生，天津人，他对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事业也是贡献很大的。将近30年前，我们第一次做两岸交流的时候，是他带的团，我是跟着他来的，他也是2010年在美国过世。所以各位如果希望对台湾的新闻教育有一点了解，这几位先生的生平和贡献，应该去简单地去查点资料看一下。

最后，我想讲的是我个人从事新闻传播教育工作的经过和体验，以及我对新闻教育工作的看法。大概是20年前，也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成立50周年的时候，复旦大学曾邀请我去做过一次专题演讲，演讲主题是我对新闻传播教育的看法。我提出了“六个不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讲具体内容，但是标题我可以讲。第一，新闻教育不是技术教育，我们不是学徒，只学一门技术，新闻教育是要培养一个全人格的现代的新闻记者。第二，新闻教育不是孤立的教育，新闻教育必须成长在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里面，里面有很多的学科，有很多的社会科学，有很多的人文学科，学新闻的同学，可以到别的学院，多听演讲，多去听课。你只研究新闻教育传播教育本身是不够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新闻人才，你一定要有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第三，新闻教育，不是一个速成的教育。我之前也说过一句话，新闻教育不是训练，不是一种临时性的训练，它是一个完整的长期的培养教育。第四，新闻教育不是一个功利的教育。新闻教育培养的新闻人才是终身奉献的，不是为了求名求利求做官的。第五，新闻教育不是廉价的教育。新闻教育要有很多的投资。你看英美，特别是美国，办得好的新闻学院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现在的新闻教育，老实讲，在我个人看来，都不是很完整，自己学校里面没有做很大的投资，也没有提供很好的实习场所，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实习，到现成的媒体去实习，这还不是真正完整的新闻训练教育。很多学校看新闻传播这个名字很新鲜，挂个招牌，弄两间教室，请两个老师，其实办新闻传播系哪有这么简单。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新闻教育不是僵化教育，它必须随着新传播科技而有不断地检讨和调整，比如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学方法等。它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这一点我在复旦大学时做过很深入的讨论，今天我只是告诉各位同学这个标题，因为最后一点就是简单地做一个结论，但是基本上，我认为，真正的新闻人，提供给社会的不仅是资讯，还要提供给这个社会足够的知识，进一步说，你要能够提供给这个社会相当的智慧，才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闻人。我们新闻教育培养的人才不是一个传声筒，而是要使这个社会进步。

此外，我坚信，新闻人必须要上进，要牢记我们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职责，太多的故事，我都没有时间告诉各位。各位看一本自传，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格雷厄姆写的一本自传，那本书还得到普利策新闻奖的传记奖，她写她的一生是怎么样为新闻事业而奋斗的。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不会抓老鼠的猫，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宠物”。新闻记者要能够见到这个社会的问题，要指出一个方向，我们社会国家才会进步。因为权力使人傲慢，权力使人腐化，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权力的监督者，避免它的腐化。有一本小说叫做《权力的滋味》，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故事讲了什么，为什么它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故事很简单，他讲一个非常有理想的年轻人，他对领导人有很多的不满，所以他决心要去革命，去改变这个社会，全书都是在描述他努力的过程、奋斗的过程。后来，他真的变成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把那个腐败的政权推翻了。可是，从他变成领导人开始，他自己也慢慢地腐败了，他慢慢地也专制独裁了，最后，他变成别人要革命的对象。所以我们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当他享尽了这种权力的傲慢之后，缺乏监督的话，他们真的会慢慢腐化堕落。我们要监督权力，这是我们的责任跟使命。

中国传媒大学6月号的《现代传播》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教育观的文章，该文章是由中国传媒大学的博士生写的，他对我做了四次访问，然后写了这一篇《文化·传媒·青年：台湾传媒教育开路人郑贞铭的教育观》。预计应该在下个月，最长再过两个月，浙江大学也要出版一本关于我的书。所以各位，我是二三十年前两岸交流的先行者，那个时候，条件还非常艰苦，人也没有今天这么自由。30年后的今天，我跑遍了大江南北，我非常高兴，两岸的交流慢慢地开花结果，但是我们努力的空间还很大。所以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各位如果有需要，任何学校有邀请我，我都很愿意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进一步地做讨论。没有机会见面的话，各位可以透过我的书跟文章来了解我的观点，好吧？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郑贞铭老师的精彩演讲，讲出了他对新闻教育的很多理解跟思考，给我们很多启发。现在设有新闻传播学院的学校有900多所，而且越来越多，像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院最大的问题是过多过滥，虽然我们的总体成绩是好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再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新闻教育跟实践脱节，我在和很多媒体工作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谈到，我们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当他们真正要到报纸、电视台实习的时候，都得重新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那么我们搭建这么一个传媒大讲堂，实际上也就一个目的，希望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和业界、学界，包括和我们的政界人士有一个互动的机会。另一点，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缩小各个新闻院校之间的差距，减少一些知识鸿沟，这是我们的初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