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4年的《新左派评论》期刊版到1991年的杜克大学出版社专著版，仅仅不到7年时间，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已悄然发生变化。1991年，他在加州大学韦勒克图书馆作了一系列的演讲，并于同年4月将它们结集出版，命名为《时间的种子》。在这本文集的前言中，他检讨性地承认：“我已经开始认为，‘后现代’一词应该为这种思想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最好理解为我们整个社会及其文化或生活方式中更深刻的结构变化的一种征象。”415738詹明信的这一理解，明显超出了1984年期刊版将后现代主义限定为美学和艺术风格的范围，而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即使是作为风格的后现代主义，詹明信也认识到，因为无限多元论的影响，个人风格本身已不再可能，因此，这种风格只能成为“将整整一个时期归纳为某种一般化的时代风格”。但是后现代主义本身却是“反风格”的，其结果是“抵制美学或风格的整体化”成为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正因为如此，詹明信不无遗憾地声称：“我过高地估计了实际存在的后现代‘风格’的多样性，似乎忘记了结构主义的基本教训。”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詹明信这种态度的变化，是否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从期刊版到专著版的修改中找到某种线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