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文学同源，起源于10～11世纪之交。初期主要是民间口头创作，如勇士歌、童话歌谣、谚语等。拜占庭、保加利亚文化对书面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早期文学作品用古斯拉夫文和古俄文撰写，往往同宗教、历史等著作融为一体，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内容多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偏重纪实。古代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是12世纪末佚名诗人所写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史诗描述了罗斯公国伊戈尔王公征讨草原游牧民族波洛夫齐人的历史事件，在思想和艺术上可以同法国的《罗兰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媲美。13世纪以后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留下的作品不多，仅有一些反映鞑靼人入侵的作品，如《顿河彼岸之战》等。1480年伊凡三世战胜蒙古鞑靼人之后，逐渐形成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罗斯国家，全国性的文学逐步替代分散的地区性文学，15～16世纪的文学宣扬提高莫斯科地位的思想。16世纪中叶莫斯科开始有了印刷业，第一本有年月可考的书是1564年由伊凡·费多罗夫印成的。17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全国市场形成，国际文化交流逐步展开，文学开始突破中世纪的格局，出现了大量描述社会生活，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世俗故事和反对教权的政治讽刺文。18世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了文学的发展。30年代在彼得一世改革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苏马罗科夫的悲喜剧、罗蒙诺索夫的颂诗、康捷米尔的讽刺诗、捷尔查文的诗歌，虽然思想倾向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遵循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罗蒙诺索夫的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的诗体，更适合俄语写作，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8世纪下半期，受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加之阶级矛盾的加剧和普加乔夫起义的震动，文学中兴起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两个新流派。感伤主义代表作运用流畅的口语，注重描写普通人的细腻感情，对扩大俄国文学题材，发展文学语言作出了贡献。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倾向的讽刺作家是冯维辛（1745～1792）。他在自己的讽刺喜剧《纨绔少年》（1782）中仍然遵循“三一律”，但在内容上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指出农奴制是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还有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的启蒙主义者、贵族革命家。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

19世纪初，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的觉醒，加上西欧浪漫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上升到主导地位。其中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1852）。他的诗歌不涉及社会问题，有迷惘朦胧的神秘色彩，但诗歌语言纯正、优美，对俄国诗歌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是早期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和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

从1825年起，至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从萌芽、形成到完全确立的时期。克雷洛夫（1769～1844）反映俄国现实生活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揭露贵族当权者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初步显示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文学语言的创始者，俄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早期的《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等诗歌，表达了当时的先进青年追求自由的思想。19世纪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以普加乔夫起义为题材的《上尉的女儿》，以“小人物”命运为题材的《驿站长》等小说，表现了同情人民命运的民主思想，显示了作家朴素简洁的创作风格。其代表作、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俄国贵族青年“多余的人”的第一个典型。这部作品被公认为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莱蒙托夫继承了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他的诗歌《诗人之死》《童僧》《恶魔》《帆》等表达了贵族革命失败之后先进知识分子的苦闷和悲愤情绪，塑造了对现实不满而奋起反抗的叛逆性格。他在小说《当代英雄》中描绘了19世纪30年代贵族青年中的“多余的人”的形象。

果戈理（1809～1852）在确立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上起过特殊的作用。他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1836）和长篇小说《死魂灵》（1842，第一部）以辛辣的讽刺和幽默的嘲笑鞭挞了专制农奴制俄国的腐朽和没落。

别林斯基（1811～1848）奠定了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批评的基础，他倡导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派别），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俄国文学的主导倾向。他的重要文学评论文章有《给果戈理的一封信》、《论普希金的作品》、《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19世纪中叶，尤其是俄国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挫败后，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赫尔岑（1812～1870）。他作为革命民主派的代表，站在广大农民一边，要求用暴力推翻农奴制度，向往社会主义。他的主要作品有《谁之罪》（1841～1846）、《偷东西的喜鹊》（1848）等。屠格涅夫（1818～1883）和冈察洛夫（1812～1891）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废除农奴制，他们的代表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的社会生活。屠格涅夫在其《罗亭》（1856）、《前夜》（1860）、《父与子》（1862）等长篇小说中描写了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冈察洛夫则以描写外省宗法制农村生活见长，展现了俄国农奴制解体的画卷。他在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中刻画的“奥勃洛莫夫性格”已成为消极懒散、不劳而获、不求进取的代名词。

涅克拉索夫（1821～1878）和萨尔蒂柯夫-谢德林（1826～1889）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作家，他们主张以农民革命手段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其文学创作和办刊活动都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全面描绘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村的情景，表现了人民的反抗情绪。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继承了果戈理的讽刺传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最出色的讽刺作家。其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戈罗夫廖夫一家》，以家庭纪事的形式和深刻的心理剖析，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空虚灵魂和必然灭亡的命运。

19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活动是促进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和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继承了先驱者别林斯基的传统，他们利用《现代人》杂志为基地发表了一系列美学著作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宣传了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学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针对纯艺术论观点，提出“美是生活”的论断，要求文学成为“生活的教科书”。他们捍卫文学的批判倾向，强调文学在教育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巨大作用。杜勃罗留波夫的主要论文有《论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什么是奥勃罗莫夫性格》、《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塑造了新型革命者的形象，成为几代青年的教科书。

19世纪70年代后俄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作家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对人的心灵的观察，创作技巧也更加成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进入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对同代和后代西欧作家有重大影响的俄国小说家。他以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小说《穷人》（1846）引起文学界的重视。60年代以后发表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8）、《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等长篇小说。作品的基本主题是揭露资本主义强大攻势在城市造成的种种危机，描述了城市贫农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人们在金钱支配下复杂而痛苦的感受，显示了作家洞察和刻画人的心理活动的才能。作品贯穿着人道主义精神，真诚地同情生活毫无保障的下层人民，热烈向往崇高道德的理想境界，却找不到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把受苦受难当做净化灵魂的一种磨炼，希望凭借宗教的力量，在容忍和顺从中寻求解脱。

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是《战争与和平》（1863～1869，1865年开始发表）、《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1876～1877年间发表）和《复活》（1889～1899）。这三部长篇小说分别通过描写历史事件、家庭关系、贵族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展示俄罗斯的生活画卷。19世纪70年代末，托尔斯泰目睹农村的破产，在晚年的作品中反映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也透露了作家本人世界观的矛盾，这些作品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的专制制度、贵族地主的罪恶，但又宣传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

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深远的作家，主要创作成就在短篇小说和戏剧方面。他的短篇小说形象鲜明、文笔精练、思想深刻，能收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苦恼》、《万卡》等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变色龙》等作品揭露专制警察制度下忠实奴仆的愚蠢与专横，在《醋栗》、《姚内奇》里刻画了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空虚堕落的心灵，《第六病室》、《套中人》等则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戏剧作品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风格朴素而含蓄，具有哲理性，受到剧坛的推崇。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历史的急剧转变，在文学和艺术中普遍产生了颓废现象和形式主义。象征主义诗歌兴起，代表人物为勃洛克（1880～1921）和勃留索夫（1873～1924）。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俄罗斯文学也相应踏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普列汉诺夫（1856～1918）、沃罗夫斯基（1871～1923）和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高尔基（笔名，真名阿列克赛·别什科夫，1868～1936）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活动。他的早期浪漫主义作品《马卡尔·楚德拉》（1892）、《伊则吉尔老婆子》（1895）等赞美了酷爱自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底层》（1902）、《小市民》（1901）等现实主义戏剧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揭露了自私守旧的小市民习气。1901年发表的《海燕之歌》以寓言形式和象征手法歌颂战斗的无产阶级，预告革命暴风雨的来临。1906年的长篇小说《母亲》首次描写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斗争，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型形象。他后期的主要作品有反映资产阶级家庭三代历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描写革命前40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1925～1936，第四部未完成）。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1911）、《在人间》（1911～1916年间发表）、《我的大学》（1922）分别于十月革命前后写出，是高尔基文学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描写了作家从社会底层攀上文学高峰、走向革命道路的历程。

十月革命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苏联文学流派繁多，文学斗争错综复杂。1925年联共（布）通过决议，统一党的文艺政策，随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控制日益加强。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解散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和一切文艺派别，建立统一集中领导的各文艺协会的决议。1934年召开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全苏作家协会。此后，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作家、艺术家必须遵循的原则。苏联作家从20年代起写出了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

以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有《铁流》（1924）（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恰巴耶夫》（1923）（富尔曼诺夫，1891～1926）、《毁灭》（法捷耶夫，1927）、《初欢》（费定），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苦难的历程》、《静静的顿河》等。

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23年第一部，1934年第二部，1935年完整出版）的作者是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他是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战士，共青团工作者。这部小说是他在负伤瘫痪和双目失明后写出的。小说描写了苏维埃国家第一代共青团员成长的过程，塑造了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小说主人公鼓舞了许多国家的进步青年。

《苦难的历程》（1943）三部曲是阿·托尔斯泰（1883～1945）的代表作。三部曲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至国内战争时期复杂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出了俄国知识分子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静静的顿河》（1～4卷，1928～1940）的作者肖洛霍夫（1905～1984）熟悉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小说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哥萨克人在动荡年代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小说曾引起争论，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

在恢复国民经济和战前实施五年计划期间，一批苏联作家写出了以工厂、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或着意表现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或反映各阶层改造思想的复杂过程，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二部）（1932～1960）揭示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人们心理的变化，反映了农村急风暴雨般的历史变革。

卫国战争期间，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也出现了一些中篇小说，如《虹》（瓦西列夫斯卡娅）、《不屈的人们》（戈尔巴托夫）、《日日夜夜》（西蒙诺夫）等。战后出现了反映卫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真正的人》（波列伏伊）和《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等。

法捷耶夫（1901～1956）是苏联著名作家并长期担任苏联作协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毁灭》，生动地描写了1919年的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战争的壮丽图画，塑造了游击队领导者的光辉形象，卫国战争后发表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5）描写克拉斯诺顿的共青团地下工作者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英勇斗争。小说塑造的共青团员形象鲜明生动，富有个性，整部作品充满理想主义激情。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反映经济恢复的题材受到作家的重视，出现了反映战后经济建设的长篇小说《幸福》（巴甫连科）、《茹尔宾一家》（柯切托夫）等。

苏联无产阶级诗歌的奠基人是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他的长诗《弗·伊·列宁》和《好》热情歌颂了党的领袖列宁和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著名诗人还有叶赛宁、伊萨科夫斯基、吉洪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这些诗人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得到广泛流传。

战后，官方对文学活动进行了较多的行政干预，例如，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的一系列决议，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影片《灿烂的生活》（第二集）停映，改组《星》杂志编委会，解除吉洪诺夫作协主席职务，将佐琴科、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等。结果是“无冲突论”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旋律，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作品充斥文坛。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也挫伤了文学工作者创作的积极性。

1954年底，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距1934年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已整整20年。会上有人提出反对“个人迷信”，重新评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次大会标志着苏联文学新时期的开端。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国内政策影响深远，也影响到文艺政策和文学创作。苏共中央为在肃反扩大化中及其他场合受到批判的文艺界人士恢复名誉，文艺界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勃洛克、叶赛宁、巴别尔、伊里夫、彼得罗夫、巴格里茨基、奥列沙、维肖雷、梅耶荷德、维列萨耶夫、茨维塔耶娃、马尔登诺夫、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遭迫害的作家被恢复名誉。

爱伦堡（1891～1967）1954年发表的小说《解冻》，无论内容还是创作手法，均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这篇小说表现了作家作品主题的时代感和独创性，在苏联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借这个中篇小说而得名的“解冻”文学与以前各时期的文学相比有两个显著特点：即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和写真实。在积极干预生活的口号下，出现了一批较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这类作品有《区里的日常生活》（奥维奇金）、《旅途中的战斗》（尼古拉耶娃）、《不单靠面包》（杜金采夫）、《死结》（田德里亚科夫）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罗佐夫的剧本《祝你成功》、阿尔布佐夫的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等多方面地反映了这一文学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长篇小说《日瓦格医生》（1957）。这部小说主要描写十月革命前20年到十月革命后10年这30年间的巨大历史变迁，描写了旧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日瓦格医生的坎坷经历。小说在意大利出版后立即遭到批判，作者因此受到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会籍的处分，后因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为该小说颁发的诺贝尔奖金而恢复了他的会籍。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与上述主流作品相异的作品，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最具代表性。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苏联文学界出现了一批所谓“第四代”作家，他们大都反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主张不拘一格，宣扬个人主义，明显表现出非英雄化的倾向。作品的主题大都反映苏联当代青年思想混乱、缺乏理想、丧失信念、精神空虚的迷惘心态。如阿克肖诺夫的长篇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1961）、《摩洛哥的橘子》（1963），沃兹涅先斯基的《长诗〈三角梨〉里的三十首抒情离题诗》（1962）等。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最有影响的是肖洛霍夫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小说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普通人带来的悲剧性命运，开拓了表现战争主题的新角度。

60年代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家是亲临战争的“前线的一代”的“士兵作家”。其共同特征是大力描写普通士兵和下层军官在战场上的遭遇及他们真实的感受，多注重细节描写，很有感染力，因而得名“战壕真实派”。此类作品有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等。

著名作家西蒙诺夫（1915～1979）擅长于战争题材的写作，他在苏共二十大后用5年的时间，完成了卫国战争三部曲的前两部《生者与死者》（1959）、《军人不是天生的》（1963～1964），这两部作品和《最后一个夏天》（1971）被称为西蒙诺夫的军事题材三部曲。三部曲描写了从卫国战争开始的第一天直至德国法西斯被彻底击溃的战争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苏联卫国战争的百科全书。小说反映的内容既广阔又深刻，提出了许多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外，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了所谓的“集中营文学”。作家索尔仁尼琴（1974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发表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1），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表了长诗《焦尔金游地府》（1962）。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其执政期间，继续贯彻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政治路线。在文艺政策上，提出既反对“抹黑”也反对“粉饰”的口号，对文艺界严加控制，使之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轨道。这个时期，由于苏共关心文艺，帮助作家们进行创作探索，文艺界的思想较为活跃。这个时期的文艺界强调写正面人物，写时代的真实，写生活中的美，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界定为“真实描写生活的历史的开放体系”。

6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的突出特点是鸿篇巨制和全景式的。例如西蒙诺夫的军事题材三部曲、恰可夫斯基的《围困》、普罗斯库林的两部曲《命运》和《你的名字》、阿·伊凡诺夫的《永恒的召唤》等。

道德探索主题在苏联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这类主题的作品多以揭露性为主。这类作品有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李帕托夫的小说《伊格尔·萨沃维奇》，田德里亚科夫、拉斯普京和舒克申的小说以及罗佐夫的戏剧等。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等作品借助童话、传说和拟人化的动物形象扬善惩恶，揭露不道德现象，并阐扬维护生态平衡的主题。

国际关系也是苏联文学中经常涉及的主题。较大的国际题材作品有邦达列夫的长篇小说《岸》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始任苏共总书记，随即开始了改革和“民主化”运动，大批斯大林时期被错杀、错批的作家得到平反，许多过去被禁的书得以出版。文艺工作者揭露矛盾、针砭时弊的作品相继问世。“消除文学史上的空白点”的口号，引导着人们去反思历史。

“维索茨基热”的兴起是改革以来苏联文艺界的重要现象。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1938～1980）是60～70年代在民间风靡一时的诗人、歌手和演员。他写诗，谱曲，自己弹吉他演唱，还演话剧，拍电影。他的诗暴露了生活的种种弊端：谎言、守旧、庸俗、官僚主义和背叛行为，热切期望生活有所改变。其诗歌艺术带有民间口头创作风格，是表达人们印象、情绪、感情的箴言式的作品。他受到民间的爱戴和官方的冷落。

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明显变化是：

其一，反对个人崇拜的反思文学盛行。代表作有阿·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弗·杜金采夫的《白衣》、塔·格拉宁的《野牛》、亚·贝克的《新的任命》、维阿斯塔菲耶夫的《悲伤的侦探故事》等。

其二，出版过去被禁止的作品。1988年《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在斯大林时期被镇压、迫害的曼德利斯坦、茨维塔耶娃、沙拉莫夫、布尔加科夫等作家的作品也得以公开发表。

其三，重新评价流亡作家的作品。1986年7月，出版了1919年移居国外的作家弗·纳博科夫的小说《卢津辩护词》。最引人注目的是，《新世界》杂志1987年第12期刊登了俄裔美国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部分诗作。“苏联文学”的概念得到重新审视，移居国外的苏联人的作品被纳入20世纪苏联文学之中。被重新评价的作家还有客死法国的彼克特尔·涅克拉索夫，出版了流亡作家叶普盖尼娅·金斯布尔克的《阴暗的白昼》、瓦拉姆·沙拉莫夫的《克雷马故事》等作品。

1985年以来发表的小说主要有邦达列夫的《人生舞台》、拉斯普京的《火灾》、阿斯塔菲耶夫的《忧郁的侦探》、穆什凯季齐的《界限》、贝科夫的《采矿场》和《雾茫茫》、别洛夫的《一切都在前面》和《前夜》第3部、格拉宁的《野牛》、莫扎耶夫的《农夫和农妇》第2部等。新剧作主要有沙特罗夫的《良心专政》《布列斯特和约》《继续前进……前进……前进！》，古巴列夫的《石椁》等。新出版的创作于50～70年代的作品有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别克的《新的任命》、冈察尔的《大教堂》、杜金采夫的《白衣》、安东诺夫的《瓦西卡》、舒克申的《柳巴文一家》第2部、格拉西莫夫的《深夜叩门声》、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凭着记忆的权力》（长诗）等。新出版的创作于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有扎米亚京的《我们》、皮利尼亚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基坑》《初生海》和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长诗）等。

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流派——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曾被斥为“颓废派”，认为是文学的堕落，现在则被奉为“白银时代”的标志，认为仅次于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吉皮乌斯、巴尔蒙特、布洛克、别雷、维·伊万诺夫、库兹明、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格·伊万诺夫、赫列勃尼托夫，以及兼具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特点的扎依采夫、安德列耶夫、列米佐夫。

1986年苏联文坛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是纪念诗人古米廖夫100周年诞辰。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古米廖夫（1886～1921）是阿克梅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其成名作是诗集《珍珠》（1910），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浪漫之花》《异国的天空》《箭袋》《篝火》《帐篷》，长诗《米克》《一个骑兵的随笔》，悲剧《染毒的法衣》等。1910年当象征派诗人内部出现危机时，以古米廖夫为中心的“诗人行会”组织便打出了新的文学流派——阿克梅派的旗帜。这个流派不仅反对象征主义，也反对未来主义，宣称诗歌要充分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古米廖夫作为阿克梅派的领袖和理论家著有诗论《诗的生命》《象征派的遗产与阿克梅派》《诗歌剖析》等。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著名的女诗人，1964年意大利授予其国际诗歌奖，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她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给人们留下丰富的文学遗产。她生前编过7部诗集，只有5部出版，许多作品都是她逝世后问世的。其长诗《安魂曲》创作于1935～1940年间，60年代初最后完成，1987年首次全文公开发表。

20世纪90年代初起，俄罗斯文艺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不复存在，出版业实现商业化，俄罗斯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老一代作家列昂诺夫、拉斯普金、别洛夫、邦达列夫、索尔仁尼琴、维尼狄克特·耶罗菲耶夫等继续创作。50～7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年轻作家崭露头角，给文学界带来新的创作手法以及对大变革时代的新鲜感受与思考，形成一股新的文学力量。与此同时，出现了如布克奖、凯旋奖等一批影响与规模各异的文学奖项。出版业十分活跃，部分出版机构与传统的文学刊物相互竞争，积极推动文学创作活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每年举办的文学书市，通过各种圆桌会议与研讨会，促进作家与读者的直接交流。网络文学的兴起，也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重要趋势。大量的电子文库和文学网站，其访客既是读者，亦是作者与评论者，不再有一言九鼎的权威，表明新一代文学正在浮现。

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现实主义和新感伤主义是该阶段俄罗斯文学的基本趋势。

9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不丰富，作家着力展示20世纪的悲剧性，呼唤人道，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光明并不总是会赢得胜利。重要作品有列·列昂诺夫（1899～1994）的二卷本长篇小说《金字塔》（1995）、格·弗拉基莫夫（1931～）《将军和他的军队》（获1995年布克文学奖）等。

8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从地下状态转为地上，以“另类文学”的面目出现。俄罗斯文学后现代主义潮流的奠基人是诗人德·普里戈夫、列·鲁宾斯坦、铁·基比洛夫、伊·日丹诺夫、亚·耶列梅科，作家维尼狄克特·耶罗菲耶夫、符·耶罗菲耶夫、符·索罗金等人。

后现代主义颠覆传统价值，否认“高尚”“低级”“精神”“物质”“灵”与“肉”之区分，认为“世界即文本”。

符拉基米尔·索罗金（1955～）是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1977年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天然气学院。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索罗金在80年代莫斯科的地下文学活动中成为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排队》1985年在巴黎出版。《玛丽娜的第三十个爱人》（1995）的主人公玛丽娜是一个非传统性取向的持不同政见者，遇见了自己第三十个爱人，转变成为模范工作者，小说以大段苏联时期风格的报纸社论结尾。小说《冰》（获2001年布克奖）表现了现代人的宗教探索与追寻。其他主要作品有《定额》《蓝色腌猪油》《盛宴》等。此外，索罗金从事话剧创作，有10部剧作以及数部电影剧本。他的小说被译为英、法、德、意、日、韩等多种文字。

维克多·别列文（1962～），1985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1993年其短篇小说集《蔚蓝色路灯》获小布克奖。小说《夏伯阳与虚空》（1998）将历史与现实糅为一体——1919年的俄国与90年代末的俄罗斯在故事主人公的意识之中都成了虚拟现实。小说《P一代》（1999）、《昆虫的生活》（1998）等，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可以被看做是寓言，书中描写的苏联时期的事件与生活实际上只是一种衬托。其作品的语言是现代口语、时髦的词汇、文学语言和哲学论著的混合。别列文被认为是当代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此外，安·比托夫（《普希金之家》，90年代初期出版）、马克·哈里托诺夫［《命运线，或米科拉舍维奇的小箱子》（1992）］、安·谢尔盖耶夫（《集邮册》）、阿·阿佐利斯基（《笼子》）、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俄罗斯美女》和《可怕的审判》）、法·依斯康德［《人和他的周边》（1993）］等都是当代重要作家。

现代主义溯源于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在采用后现代写作方式的同时，现代主义依然认同传统的价值体系，认为“高尚”与“低级”、“精神”与“物质”的区分仍然有其意义。塔季娅娜·托尔斯塔娅的《猫》（2000，获2001年俄罗斯凯旋文学奖）引起广泛关注。这部长篇小说可以说是反乌托邦、反讽作品，故事发生于“大爆炸”之后，在某个从前曾经是俄罗斯的地方，人们生活的环境则类似石器时代。这部小说的特点是大量的引用语，文字游戏与奇特的文本结构。

新时期俄罗斯现实主义主要表现为新批判现实主义，即对现实的全面否定，对现实生活全方位的表现，它实际上是80年代复苏的自然主义。代表作家有谢尔盖·卡列丁［《简陋的公墓》（1987）、《工程兵营》（1988）］、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斯维特兰娜·瓦西连科、布托夫、马卡宁等。

符拉基米尔·马卡宁（1937～ ）从1967年开始发表作品。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在文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成功的爱情故事》（小说集，2000）中的主人公——苏联时期的作家及其女友，苏联时期的新闻检查员，现在的女企业家，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时时回到过去寻找现实生活问题的答案。长篇小说《他与她》（2001）描写60年代一对男女知识分子，历经磨难，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两个神气相投的人最终未能走到一起。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获1999年俄罗斯国家文艺奖。

鲍·瓦西里耶夫（1924～ ）的小说创作以历史题材为主，长篇小说《僻乡》（2001）以近20年来俄罗斯的风风雨雨为主题：阿富汗战争、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私有化等等，这些事件触及小说主人公居住的“僻乡”地方。小说的主旨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两大传统问题：“谁之罪”与“怎么办”。

安德列·沃洛斯（1955～ ）的长篇小说《不动产》（2001）以莫斯科为背景，故事的主人公是莫斯科的房地产商人，展示了现代大都市高度紧张的生活节奏。

90年代以来的女性小说全面展示现代俄罗斯妇女的生活状况。维·托卡列娃（1937～ ）出生于列宁格勒，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校钢琴专业，后迁居莫斯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剧本系学习。她的作品以家庭、爱情、死亡、人的命运为主题，展示80～90年代大转折时期俄罗斯妇女的生活。小说《有你有我有他》（1994）讲述一个家庭里母亲、儿子与儿媳之间的复杂关系。短篇小说集《自有道理》（2002）里的5个短篇，分别讲述5个主人公在生活中的愿望与追求——得到莫斯科的房子与户口、得到一套雪青色套装、治好关节病、成为著名演员等等。

女性小说的重要作家还有：马列耶娃［《豌豆公主》（1999）］、别尔基列索娃［《艰难的爱》（1995）］、涅夫斯科卡娅［《两姐妹》（1999）］、乌莉茨卡娅［《忌妒女神美狄亚和她的孩子》（1998）、《快乐葬礼》（1999）］等。

90年代以来，乡村题材小说继承了苏联文学的传统。别洛夫、莫扎耶夫、阿卜拉莫夫、叶基莫夫、克鲁宾等作家继续创作，反映苏联解体之后的乡村生活。此外，阿·金、谢·多符拉托夫、米·维列等人作品中的存在主义主题，也是俄罗斯文学中值得关注的。

通俗文学是当代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侦探小说、爱情小说等遵循题材的固定写作程式，拥有大量读者。

维克多·多岑科（1946～ ）以神勇无比的萨维里·戈沃尔科夫为主人公写作近20部系列作品，在俄罗斯图书市场销量高达1500多万册。

达里娅·顿措娃（1952～ ）的《美妇人》、《45毫米口径的微笑》、《出自名设计师的遮羞布》等系列侦探小说深受读者欢迎。

侦探小说作家阿·玛丽尼娜（1957～ ）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侦探小说家。197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在内务部系统工作多年。其作品以一个女侦察员为主线，从199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已写作出版12部长篇小说，总印数达2600万册。她的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1999年根据玛丽尼娜小说改编的系列电视连续剧受到观众的欢迎。

鲍·阿库宁（日本学专家格里戈里·奇哈基什维里的笔名）七部总标题为《埃拉斯特·法多林的奇遇》的系列长篇小说，截至2000年的总印数高达百万册。

在诗歌方面，老一代诗人有阿·塔尔科夫斯基、谢·利普京和尼·莫尔申。阿·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歌继续阿克梅主义传统。谢·利普京的创作则是白银时代传统。尤里·库兹涅佐夫的诗作融合了叶赛宁的基调和先锋派诗歌的成分。“彼得堡”诗派诗人的诗充满了崇高的道德理想，布罗茨基的追随者有叶甫盖尼莱恩、维克多·克里乌林、叶莲娜·施瓦尔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