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城市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城市插上一嘴，每个人都可以说出每个人对城市的观感。我这里解读的中国城市可能会让你发现有一些你以前不太注意的地方。也就是说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往往很容易忽略我们生活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发展历史非常地短，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西方古代的城市应该说在3000年以前就出现了，中国在2000多年前也就有了。但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城市，比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西方是中世纪以后才产生，而中国就更晚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中国诞生是在近代。

城市，我们都知道，常常把它连起来读。但“城”和“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城”是什么？就是要用一道围墙把这个区域包围起来。中国的城市就是以防御为主要功能发展起来的。中国为什么有了城？在古代，因为经常有各种氏族之间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怎么办？首先要保护国君，所以把皇帝生活的城市就得用城墙围起来。围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墨子》：“城者所以为守也。”“城”是用来自守的，“所以自守也”，也就是自我保护的地方叫“城”。但是在西方，我们很少看到整个一个城市围起来的。罗马是有，但是罗马也是很小的区域，只要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一个个的都是城堡，一个城市里有很多古堡，每一个古堡它可能是一个要塞，是一个战壕。西方在古代同样也存在安全问题，它的安全问题怎么解决？它不是把一个城市整体围起来，而是有很多不同的城堡。这样只要攻不破我的城堡就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国，城墙一破，就不安全了。中国的皇宫建筑和所有城里面的建筑都非常脆弱，建了一道高高的城墙就以为万事大吉。还有种解读，中国的城市从一开始就带有封闭性。城都是封闭的，每个城之间都是封闭的。有护城河，通过护城河进城必须有城门，城门到晚上十一点就关闭。古代的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每天都有开门、关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城市的“市”是什么？是一个交易的地方。“日中为市”，太阳到中天的时候要“市”了，而这个“市”最初和“城”有关联，但不产生必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市”就摆在城门的外边，然后慢慢的这些“市”就移到了城里边。后来为了解决城里人的蔬菜、粮食需求，就划定专门区域以供交易，并按照功能的不同进行分区。

“城”和“市”的结合是慢慢地走过来的，现代汉语把它们连在一起了。城市这两个字的组合就糅合了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逐渐靠拢的过程。“市”本来是代表农业文明的，而且主要是农产品贸易。“城”是现在说的城里，“城”和“市”是从刚开始互相疑惑到各取所需，到最后分不开，融为一体。然后经过多次的整合，城里人和农民的角色就有部分相互转换，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

中国城市和西方的城市完全是两个概念，甚至某种程度上，一开始就决定走向不同。欧洲的城市从古罗马时期起就不承担防御功能，没有军事意图，纯粹就是贸易的功能，商业的功能。但中国一开始的城市就有军事和政治上的意义，而且“城”和“市”在古代是分开的。“城”实际指代“城郭”。“郭”其实也是城。古代的城市一般有两道围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核心的政治中心、官府、皇宫以及寺庙等宗教场所一般是在内城里面，外面还有一些普通的市民生活，又用一道围墙把它围起来，叫“郭”。城一般包含了“城”和“郭”，指整个城市的大圈子。那么，中国城市的建构特征就决定了不可能走西方一样的城市发展道路。

开始解读中国城市源于我在凤凰卫视担任《纵横中国》的总策划。于是，发现中国城市非常多，而且，对城市的了解很不够，即便是家乡城市的历史，或者自己生活的城市。我们每天生活的半径，非常有限，基本工作和住的地方两点一线，有空闲时去的也是固定的几个地方。例如尽管我每天都住在巴登街，我也是下班以后回去就睡觉，然后第二天起来就上报社了，我跟巴登街完全没有关系。偶尔有个机会，走进去就发现那里是一个小世界，可以说在巴登街的人不用出那个地方，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都可以解决。

中国的每个省往往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生活方式，而中国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不同的性格。所以解读一个地域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到一个城市中间去。城市是组成一个社会的细胞，把一个城市解构清楚了，就也可以解构清楚中国社会。重走了一遍中国城市后，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对城市的误解和误读也非常多。

提到城市，大家知道的是一个城市外在的东西。但是外在的东西怎么形成的，大家不去想。比如，“生在杭州，穿在苏州。”苏州有丝绸，杭州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那当然是天堂，在西湖边，生在那个地方的人简直太幸福了。“吃在广州”，广东人都知道，全中国人没有能吃得过广州人的。

然而还有一句话我始终不理解，叫“死在柳州”。“死在柳州”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有人说那是柳宗元的地方，柳宗元在那里种了大量的柳树，叫“柳柳州”；柳州又叫“壶城”，整个城市就像一把壶一样，三面环水，它是一个半岛，一面是连着陆地，它的地形非常好，也是很优雅的一个城市。那么解读也不通。那为什么不死在杭州呢？我觉得死在那儿更好，那儿是温柔乡嘛。为什么死在柳州呢？到了柳州后，发现“死在柳州”并不是因为那里很安定、很和谐。这和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有关系。柳州的民俗对死看得特别淡。那里水葬、土葬、火葬、墓葬都有，古代的柳州人就已经很开明了。在唐宋以后就已经是移风易俗，并不是每个人都用棺材，但是棺材的理念延续下来了，到现在棺材成了柳州的首选礼品。但是如果不到那个地方去，就不可能知道，因为之前的一些学者们，没有一个人把它写清楚过。

另外，我们过去的解读有很多误解，需要得到修正。

比如说以前湘西的“赶尸”。大家只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面听说过这个名词。可是以前我们认为“赶尸”是封建迷信，或者干脆说它不存在。但是很多当地老百姓说确确实实亲眼看到的，看到一个死人站在那里一跳一跳的。就一直解读不了，我去湘西了解了“赶尸”是怎么回事，因为很多人都去过，央视也去拍过。当时那里叫“湘西自治州”，他们的领导说最好别去了，总觉得曝光出来了不是太光彩。我说这个不能这么看，从民俗学的角度，你这儿有别人没有的，它就有价值。你说它是封建迷信，还是说它有价值的，还是没科学的，那是另外的人判断，我说我们不判断，我们就把这个真相告诉别人。最后他们帮我们找了一个赶尸匠，已经80多岁了，我们找到他，拍下来了。他说：“‘赶尸’其实没有外面传得那么神秘，‘赶尸’在古代实际上就是一种运尸体的方式。”现在为什么觉得那么神秘呢？周星驰的电影里用过“赶尸”，那更神秘，都是大家的想象。其实“赶尸”就是一个人死了，死了以后，他叶落要归根，湘西人如果死在外面，随便死在哪儿，他家里稍微有钱的，都要雇一个赶尸匠把死者背回来。但是背回来，假如背在背上的话，就不叫“赶尸”了，它有独特的技巧。首先人死了之后就僵了，立起来之后在尸体的脚下装上一截片，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的弹簧，它是没有钢丝的弹簧，就用竹片做。然后把尸体和“赶尸”的人绑起来，穿一个巨大的斗篷。所以赶尸匠一般都很高的，他要高于尸体，不然就看不见。另外高于尸体以后，斗篷把他一遮，远看就是一个人了。但是白天如果“赶尸”，很多地方是很忌讳的，觉得不吉利，就不让他走。怎么办？一般来说就晚上走，但又为了走得顺利，就利用人的以讹传讹的心态，他有一个徒弟在前面敲着锣说：“‘赶尸’来了！”结果一说以后，那帮人就更觉得神秘，又想看，又不敢看。老远一看就觉得一个尸体在那里跳，所以“赶尸”就一直变成了一个谜。还有以讹传讹的，包括《纵横中国》的嘉宾易中天老师，他也曾经想象过，这个尸体站起来是怎么跳的？就觉得肯定是施了什么法术，用了什么蛊之类的，其实不是，他是绑在身上一起跳。

我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解读说明我们现在很多城市人，对我们古代的城市，包括一些小县城，像湘西这样的县城，对它们的生存状态一点都不了解。我们对城市的解读只停留在前人的书本上。他对城市怎么解读，我就怎么解读。现在旅游发达了，每个人都有条件走出去。但是走出去大家一看，其实还是在被动地解读一个城市，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是通过旅行社，或者我到一个城市是找一个好朋友，你介绍我去哪儿，他肯定就是那几个点。就像我们现在到深圳，比如说到世界之窗，或者是华侨城，两三天一玩就回去了，回去说：我到了深圳，深圳有世界之窗。但是没有人会说：“我带你去巴登街吧，带你去看看城中村吧。”

但是，深圳的很多村子比深圳的马路上、深圳的所谓的“高档社区”要有意思得多。那里面有很多风景是游客看不到的，而且它里面蕴藏着这个城市所有的“城市密码”，或者叫“城市性格”，叫“城市的精神”。一个移民城市怎么存在呢？实际上存在于深圳的城中村、深圳的小巷子里面。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城市是现在常态的，一般人认为的城市。但真正的城市不活在这里面。

解读城市，以前也有一些人做过。余秋雨做《文化苦旅》对城市进行了解读。易中天的《读城记》也在进行解读。后来我也问过易老师：“你说赶尸的是尸体自己跳，后来我发现他不是自己跳的。”他说：“其实我写的有些城市，也是根据资料，包括我的想象去写的。”他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城市是有性别的——北方的城市是男性，南方的城市是女性。当然这是文学性的表达，不能说不对，但是你深入进去，发现有一些是有道理的，有一些就不是太准确的。

他解读了一些城市，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他说北京就是一个父亲，那就像父亲一样。确实，那是古都，现在又是首都。它就是你爹，谁也不敢跟它挑战。然后东北就是一大哥，东北的城市相对比较豪放，也比较粗犷，北方基本上都是这样。南方的城市就比较阴柔，杭州是大家闺秀，那是女的，苏州是小家碧玉，还是女的，他们说上海是洋场女郎。南方和北方城市因为地域不同，出现了很多城市性格的差异，而这种城市性格，一旦拉开了距离看，它确实有它非常合理的一面。

为什么说北方的城市普遍像男人？当然北方的城市里肯定生活着女人，但是北方的女人和南方的女人到一起，她又阳刚一点。所以普遍来讲，北方的城市阳刚一些，像男人。为什么？因为北方的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都是平原，然后再向北到内蒙古，那是草原。平原、草原、高原，然后再加上东北的林海雪原。在那样的状态下，人需要和大自然斗争，不粗一点是不行的。看见野兽就要拔刀子，时时刻刻都要带一把刀子，谁看见你的时候手上都拿一把刀子，他并不是拿把刀对着你。他吃要用刀割肉，宰羊也要刀，在形成这样的生活习俗之初，北方人和野兽几乎上就是你进我退的关系。

到了南方为什么显得阴柔呢？首先南方是水乡，旱涝保收。苏杭一带不用考虑颗粒无收，这种情况极少，可能100年有那么一次。所以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人逐渐变得温和起来，然后人就变得“温”起来。就像有人说昆明人，说这个城市性格是什么？昆明人说叫“温吞水性格”。昆明人温温的，其实想想也是，在那么四季如春的地方，然后在一个高原上，看着天空那么蓝、白云那么白，滇池那么广阔，那当然他就活得非常自在，所以他就“温吞水”。然后我在做节目的时候，给它起了一个比较文的名字——如歌的行板，就像交响乐里的乐章，像抒情诗一样。云南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跟你说：我们下午见一次，3点钟喝茶，不见不散。等到5点钟能出来就不错了，他们基本上是不守时的，对于他来说反正也没有什么着急的事，这种“温吞水”的东西渗透在很多方面。互相之间基本上也不会发火，当然也有，但是他即使吵架，方式都不同。大家都知道东北，两个大老爷们三句话不对就打起来了，但是在那个地方就不会。以前余秋雨写上海男人就曾经写过一篇这个，说两个上海男人碰到了，在吵架，叫了半天都没打起来，因为谁都不想先动第一拳，这种性格就挺好。南方的性格和它的自然、城市风貌、气候、地理位置是密切相关的，这样的城市性格逐渐形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城市景观。

中国的很多省都有“双城记”，就是总有两个互相不服气的城市存在，几乎每个省都有。比如说江苏的南京和苏州，谁是老大？南京是省会，但是江苏老百姓普遍认为南京人很土，苏州人很洋气，苏州离上海近，就一个小时，基本上就是上海生活圈。苏州人也是觉得挺委屈，觉得自己应该和上海在一起，怎么能跟南京在一起？再比如说东北辽宁省的大连和沈阳、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原来四川的成都和重庆、山东的济南和青岛，还有广东的广州和深圳。这种“双城记”在中国不断地发生。这说明中国在每个省建设之初，我们的治理者始终有一个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让你们互相有一个制约。这种中国特色的“双城记”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上的内耗。他们互相之间有一个掣肘，互相的形成内耗，就造成了在新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建设的成本非常之大。

为什么后期长三角的经济一下就上去了？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元素就在于华东一带有着上海这个明确的区域中心城市。但是在广东，虽然珠三角是最早形成的，但珠三角这个区域的城市之间是黏合不起来的，互相不服气。这个区域没有老大，就形成这个区域的城市竞争无序，各自为战。比如说这个区域，中国前十规模的机场有五个：广州、深圳、香港、澳门，还有一个比这几个都大的珠海机场。当然珠海机场到现在成了一个烂尾工程，就是建好了，没有飞机往那儿飞，严重亏损。这种浪费非常厉害，但是就在这个区域，它就存在了。现在珠三角经常提泛珠三角的概念，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彼此认同。而长三角自然而然的形成了那样的定位，上海就是中心，然后旁边的杭州、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都和它配套。你现在去上海，真的是感觉它发展很快。

在城市互相攀比中，媒体界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城市排行榜”。各种“排行榜”你方唱罢我登台，每个城市像坐过山车一样，实际上跟老百姓没任何关系。而且种种“排行榜”的排行依据并不翔实可靠，更多是“忽悠”。而城市管理者对各种媒体的“排行榜”又非常看重，对不利的排名公开辩解，更有城市根据媒体来调整自己的城市定位。这类城市的这样定位，是很糟糕的。

譬如，香港在《新周刊》的“魅力榜”中被评为“最辛苦的城市”。香港人“辛苦”，肯定没错，但“最辛苦”的城市难道是“有魅力”的吗？你不能说“最辛苦”的城市是“有魅力”吧？如果真的它是一个“最辛苦的城市”，它就不该上“魅力榜”了，它就没有“魅力”了。

香港实际上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城市”，中国没有一个城市比香港有活力。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没有制约，从它的行动到方方面面。香港人说他明天早上去巴黎，明天早上就买上机票就去了。我们没有他自由，我们得签证，还得去办。他不用，他拿着香港的身份证就可以了，他可以免签的，他到那儿就跟我们去上海是一样的。或者说香港是一个“自由之城”也可以。它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它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边界的，它在那儿什么都有，香港天天在游行，但是整个社会的秩序又很好，其实非常地稳定。香港的极度自由带来的就是有活力，它不断地有想法出来，活力四射，它是一个“有活力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性格的形成跟它的方方面面有关系，它的建城史、地理位置有关系，香港地处在国际枢纽，是一个自由港，税是最低的，那人家交易就愿意到那儿去。这都是一个城市形成的必然的东西。

最后是关于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或者叫“城市化带来的阴影”。我们记得，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绝大部分人都还是从农村来的。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城市非常有限，就那几个，而那时候非常大的城市就几十万人口，北京这样的城市只有六七十万人，那个时候的城市人口非常少，后来是大量的人进城。现在很多地方反对农民工进城，赶农民工，还有农民工的待遇问题老解决不了，我经常说：“这样做是忘本了。”上溯三代，我们都是农民，当他们进城的时候，你们对他们那么抵制，其实我们忘掉了我们当年的历史。

当年每个人的梦想是什么？我要进城去。那是全民的梦想，然后全民的梦想到了现在，中国又开始有了新的梦想——就是要城市化。恨不得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城市，现在城市化的浪潮是不可阻挡了，而且中国城市化的浪潮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按照社科院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表，10年以后，中国城市化将达到60%～65%。假如在几十年以后，中国农村完全消失掉，只有城市的话，这个国家就已经到老年了，没办法继续发展。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清晰，所以现在有一些人看到了这样的弊端，他们又开始有新的想象，就是逃离城市。大家都知道诗人海子，他写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前四句就这么写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不会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厦、面朝深南大道”。他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一种田园的向往。人是有这样一种特性的，就是人是逆反的。都在城市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城市越来越没有意思。首先是城市越来越千城一面，每个城市都长得一样，你只要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长得都一样，你说那个城市不漂亮吧，都很漂亮。我到郑州去看到这里跟咱们这里没什么区别，你说宽的路，他也有八车道的，你说高的，他也有几十层的，四五十层的都有，跟我们“长”得一样。

你说都长得一样就好吗？假如每个人都长得像大长今那样就好吗？大长今是漂亮，但假如每一位女同胞都像大长今，那这个世界也很可怕，你就不觉得她美了。人之所以美是因为每个人长得不一样，每个人看到每个人的时候都有新奇感，都有差异性，他才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假如每个人都长得一样的话，那也很麻烦了。所以“千城一面”成为我们城市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的城市始终在这样的状态中，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推翻了前朝的政权，一定要把前朝的物质遗存灭掉，比如项羽火烧阿房宫。只有两个朝代例外，一个是唐朝，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皇宫。另外就是清朝，把明朝的北京城接管下来了。新中国建国后，梁思成对北京古城竭尽心血救护而仍憾言“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有保护住北京城的城墙”。到现在，北京古城墙尽毁，古建筑也被大量拆修，原来的四合院和胡同也在不断的消亡。南京的古城门因为南京大学的老教授与门同存亡而保留了下来，但南京城墙被全部拆掉了。前一段时间搞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时候，很多城市规划家都说，中国城市永远走了这条路，建起来，然后再拆，拆掉以后再重建，永远是这样。这个城市在建、毁、建这样过来，所以中国城市这么多年了，它永远不能成熟，永远在重建，每天都在重建，每天都像一个大工地。这种城市化建设的规律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城市对于一个市长来说，就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考卷，可以拿着铅笔、橡皮擦在上面随便涂抹。很多地方就是这样，一届政府一个规划，一届政府一堆工程，你想一个城市能够这么折腾吗？巴黎到今天为止，是600年没变过。它的设计者是巴黎600年前的市政管理官，实际上是一个警察局长，是他勾勒了一个放射状的城市格局，到今天为止都没动过。所以这样的城市它才有它的魅力，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为什么要拆要建呢？是要吸引游客来。但是旅游者协会做过一个调查：自从中国的很多城市变成了旅游的目的地之后，它可看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包括一些景点，包括乡村的景点，它一旦成为旅游胜地，你就别去了，都一样了：昂贵的门票，然后山也是越来越像，进去是大水泥路，然后大门楼子都设计得越来越像，到哪个山都一样。那五岳看完以后都差不多，没有个性了。如果我们的这种观念不改变的话，中国的城市很可能会出现新的“整形”，就是一个“整形”的运动，就把这个城市像人一样进行“整形”。假如一个城市变得跟其他的城市一样，那这个城市一点魅力都没有了。而且在城市保护中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很奇怪的概念，叫做“异地保护”。我们都知道，动产、不动产。动产是没关系的，比如说你的陶罐可以在故宫保存，也可以放在家里保存。但是在地上的建筑来说，进行“异地保护”是相当于毁灭的。这是非常可笑的，对于搞建筑的人来说，“异地保护”完全是一个伪概念。如果把一个文物拆了之后，再在另一个地方建起来，那就不是文物了，它已经没有文物的价值，那只能是“废墟”，或者干脆就是“文明的碎片”。就好比说把一个人的胳膊拆下来，再给他安一个，那是不行的。

我们的城市必须有一种新的意识。梁思成在晚年的时候非常痛心地说：“中国有很多房子，但是中国没有一座建筑。”他作为一个建筑家这样痛心地说。建房子容易，但是真正的建筑是需要考虑它的形式，它与周边环境的融合，包括整个区域的规划，它是一整套的，这才是建筑，不然它就是房子。谁都可以盖房子，但是建筑是有现代理念的。科学的建筑、科学的规划，是我们所缺乏的。也就是因为这些，城市化可能会带来高速增长，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或者说更大的破坏。

现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稍微觉得自己盖了一点新房子的，都想建国际化大都市。当时媒体称之为“182现象”，清点了一下中国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有182个。这么多城市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其实中国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今天一个都还没有，至少大陆没有。上海是我们最接近“国际化”的大都市，但是它还不是，因为“国际化大都市”有很多指标，不是说这个城市很漂亮就是。如果是“国际化大都市”，就应该是自由出入的。所以就这一条标准，大陆的所有城市都不够，可能只有香港。台湾比大陆稍微好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有182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他根本不知道“国际化大都市”是什么概念，以为有几个老外来这里旅游了，这里就是“国际化大都市”了。不是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和国外完全融为一体的，无论是交易，包括金融体系，整个城市的生活，可能某个小区里面有印度人、英国人、法国人，什么人都有，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才能够叫“国际化大都市”。而且“国际化大都市”也不应该是每个城市都追求的目标，如果说有个别的城市有条件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这是好事。但是每个城市都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是完全没必要的。现在就为了这种梦，每个城市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却忽略了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现在城市病是越来越多了，包括现在城市人之间的问题。

我上次讲过，现在的城市是越来越没有诗意了。现在再在城市里面写诗是越来越困难了，所以现在的诗人是越来越少。你看着钢筋水泥你是写不出诗的，不但写诗写不了，你写小说都写不了。我认识一批深圳的小说家，前几天有一个作家给我打电话，我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大理写书，写完了就回来。他在这里写就找不到感觉。为什么乡村可以让人写小说？我们大家想一想，乡村生活是大家融在一起。包括我们以前的城市，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城市，在一个小里弄里面，大家都住在一起。你们家今天吵了一架，整个街坊都知道，你们家今天打碎一个碗、把小孩揍了一顿也全部都知道，然后又是谁给寡妇挑了两担水，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事情的存在，他就有想象的基础了，他就有故事。

而现在的城市这么生活下去就没有故事了。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隔壁家发生了什么根本不知道，生活资源是越来越枯竭，然后想象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当然它会诞生另一种想象，就是不着边际的想象，他就朝宇宙想了，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些玄幻小说，这也是想象。当然我也佩服，有的玄幻小说写得非常好，当然那种玄幻小说是又玄又幻，完全没有着边际的感觉，他就可以随意的编了。这样的一种城市的想象在消失跟我们的文学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中国小说现在始终出不来好的呢？

城市生活太封闭了。过去一个城市是一道城墙，现在每个小区就是城墙。一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小城市，每个小区就是一个城墙，有大门、有围墙。然后再到里面的单元又是一道城墙，下面一个电子对讲门，整个楼道里边又是一道城门，然后再到家又是一道，可能会越来越安全。但是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人人都把自己封死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人的精神世界怎么办？人的灵魂怎么安顿？没有安顿。以前在一个小村子里，还可以一起到外面去拜拜神。现在没有庙了，没有地方给拜。但是这种精神上的焦虑最终会造成城市人逃离城市的返乡运动。

城市化如果控制不当，就会走向反面，这是我们面临的城市化的一个新的警觉，或者说要敲响这样的警钟，不然的话，我们会反受城市化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