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纪录片，要先从整个世界纪录片的发展来说。

什么是纪录片？同学们都看过纪录片，只要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纪录片和外国纪录片。现在纪录片的情况，目前来说同学们打开电视看到的纪录片还是外国的多，据广电总局统计的材料，现在每年我们引进外国纪录片大概是2万小时；国产的，中国人自己拍的电视纪录片是1000小时，严重的进出口不平衡，现在纪录片创作的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文化安全。实际上，广电总局对电视剧和动画片播出上有严格的管理，也就是说，进口片的播出是有一定限制的。但是为什么现在对纪录片还没有做这样的限制？一方面是中国每个城市都有电视台，每个电视台有好几个频道，他们每天播出节目的需求量很大，再加上大部分纪录片还是在传播知识，传播文明，尤其是世界各国的文明，也应该在今天被我们改革开放的中国所吸纳，所以，我们打开大门也是有好处的，当然，如果中国经济那么发展，在产品输出的时候缺少纪录片的输出，同学们也是会有一定的意见。

说到纪录片，最近同学们看到一部电影《南京！南京！》是陆川导演拍摄的，它不是纪录片，是一部故事片。它现在全国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元，同时还有一部上映影片《拉贝日记》，是一位德国年轻导演拍的关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片子，《拉贝日记》全国的票房目前是二千多万元。我们也在分析这个原因，为什么陆川导演的影片有一亿五千万的票房？当然，衡量一个作品有一个标准，艺术上的标准大家可以讨论，还有一个是票房的标准，票房体现了城市观众有多少人看了他的影片和他表达的受欢迎的程度。

为什么在开场说《南京！南京！》这个片子？你们在这个电影中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观众一定觉得你们看到了真相，为什么你们觉得这样一部故事片看到了真相，它不是纪录片。去年美国人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南京》，也在电影院上演，这部纪录片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还有演员扮演，有拉贝的扮演者和魏特琳女士的扮演者。大家如果想看纪录片的话，可以去比较这三部影片，有一部纪录片和两故事片。

我让大家关注《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因为它的影像风格有强烈的纪录片影视风格，第一，它选择了黑白影像，为什么觉得黑白影像像纪录片？是来自于我们的视觉经验，大家看到70年前有关南京的影像，不管是南京还是外国的影像，那个时候彩色片还没有发明，大家看到的影像绝大多数是黑白影像。也就是说，你对历史的感觉、对历史的印象是黑白的，所以陆川第一选择的黑白影像。第二，摄影机的运动，对一个导演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把摄影机放在什么地方？导演干的工作是，你到现场去排戏，拍纪录片也好，拍故事片也好，摄影机放哪？对陆川导演来说，你的摄影机摆在哪？怎么运动？怎么拍？据说，陆川是看了大量有关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和那个年代的纪录片，所以，他在做他这个故事片影像风格时，他在模拟纪录片的影像风格。什么是现场的影像风格？是摇晃。尤其是战争，现场大家都在冲锋打仗，你怎么可能拿一个三脚架很平稳地摆在那个地方，子弹都打过来了，一定是你扛着机器，你要随着战士冲锋，又要躲避对方的子弹、炮弹，它的镜头一定是晃动的。大家看到过大量的阵地的纪录片都是晃动的影像，或者有的时候是焦距不准的影像给你造成了真实感。

任何艺术都是有假定性的，他就把你带到了他设置的一个特定情景当中。陆川让你觉得你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包括他的影像整个搭景、影像的设计给人一种真实感。你们也可以去看《集结号》，陆川《南京！南京！》的音响效果，像机枪怎么打、子弹怎么打，包括坦克打出来的炮是完全模拟纪录片，他们会找当时很多声音。《集结号》打的音响请的是韩国音响团队，是做《太极旗飘扬》的团队做这个音响，《太极旗飘扬》的音响和《集结号》的音响是注册的，像它的机枪、手枪、步枪打出来的声音，它打到墙上的声音和打到棉袄上的声音音响效果是不一样的，所有的音响都是注册、都是有版权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电视剧想要用《集结号》或者《太极旗飘扬》的音响，人家是要起诉你的。包括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的音响都是经过注册的。陆川《南京！南京！》的音响没有采用韩国人在《集结号》中那些华丽的音响效果，它不像好莱坞影像打的那么密集、华丽。

陆川导演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是受过纪录片训练的，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是电影学院退休的教授司徒兆敦老师，司徒兆敦老师在电影学院一直讲纪录片，对他的学生进行纪录片的训练。所谓纪录片的训练，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导演要想把影片拍好，必须过纪录片这一关，纪录片是容易的，纪录片也是最难的。你纪录是容易的，但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纪录片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观念，一种态度，一种精神，就是对事实的尊重，对客观的尊重，包括对社会责任的坚定，坦荡，对真相的探寻。陆川导演做了大量的功课，不仅看了很多的书，他还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南京事件、南京屠杀的影像和老照片，包括所有演员的服装、道具都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情景复原。比如说，他们会做一些统计，在老百姓进入国际难民区时，有多少人是穿长衫的，多少人是穿棉袄的，穿什么样的棉袄，戴什么样的帽子，穿什么样的鞋子，都非常讲究。他们为了这一块从服装、道具的花钱，很多是花在对细节的真实追求上，因为你不能说电影厂的服装随随便便找一堆衣服来，肯定不行，必须是1937年的衣服，1937年的南京是当时的首都，他会有一些时尚的东西在那，比如说，2009年的深圳大家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和2005年的深圳穿的衣服可能不完全一样，都会有一些时尚的变化，服饰也会代表一个时代。大家可以从影像、道具、服装、烟火、音响看到，《南京！南京！》吸引大家的是一部纪录片风格，或者说，你看上去它是一部纪录片，因为它把你带到了一个假定的真实环境中去。《南京！南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纪录片模仿的成功。

当今世界的纪录片和故事片的融合趋势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密，有很多导演既拍纪录片也拍故事片，在他的故事片中有非常多纪录片的元素，或者在他拍的纪录片里也融合了非常多的故事片元素，目前你已经很难分清楚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非虚构的。大家也没有完全想过纪录片的理论、美学、哲学思想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说，刚开始想明白了，我干了20多年现在越想越有点不明白，反而觉得他的这种融合程度越来越高。100多年前电影刚诞生时，它实际上融合在一块儿，包括大家看到的《火车进站》、《工厂的大门》、《园丁浇水》等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有人说是纪录片，但是也有史学家说是故事片，有很多人物是扮演的，他找人到家里来浇水，组织工厂放工的人到工厂门口走一圈，也是扮演的。到底是真实的纪录还是扮演，有理论家说，扮演就是作假。我们在“大跃进”时，中国的纪录片也走过一些弯路，把所有的麦子集中到一块，说是要放卫星；把所有的鱼都集中在一块，打鱼多了，画面就显得好看，所有鱼在一个网里面，但是一想就不可能，一网兜下去怎么可能打那么多鱼。就是为了追求画面的好看进行了所谓的加工，人为的干预，今天有的学者说就是“造假”。我们先提出了这个问题：纪录片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可以来思考。

纪录片的历史。从100多年前，1895年电影诞生时纪录片就开始了，在中国是“新闻纪录片”连在一块说的，有很多最开始是一些新闻片片段，电影发明以后，突然觉得这个事情拿电影记录下来很有意思，于是他就拍了很多简单的工作，有些时候和杂耍一样，当时胶片很贵，不能像现在这样DV可以不停机的拍，当时只有皇家、有钱的大资本家、大企业家来拍胶片。他可以说，今天是国王生日或皇帝生日，小皇帝登基大典了，他拿电影胶片拍下来，所以最早的电影是记录一些重大的事件，包括开始打仗。当时的电影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现在看很多一些文章说，当时的片子像杂耍一样，因为当时是16格每秒，当时的片子走路很快，很奇怪，不是一个正常的放映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正常的电影速度，35毫米是每秒24格，是我们人眼看到的正常速度。同学们会看到所谓的慢动作，这个人走得很慢，或者是我们在广告中可以看到，一滴牛奶下来，或者可以看到一颗子弹，子弹的速度多快，子弹穿过苹果或一张纸的速度，这是用高速摄影机拍摄机拍下来的。子弹打破一张纸的速度是每秒1000多格画面，才能拍下子弹的慢镜头。

电影的发展、纪录片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技术，技术和艺术是影视的两翼，永远是相伴相生的，当时的纪录片是哑巴的，没有声音，当时的录音设备非常重，几个人才能抬到现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把那么重的录音机抬到现场？它就没法移动了。电影最开始发明的时候，机器是用来记录一个戏剧活动的或者一个典礼。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突然发现电影要记录世界上那么大的一件事情：打仗。当时轻巧摄影机的生产就变得很重要，但是声音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在60年代以前，大部分纪录片都是哑巴电影，要靠解说和音乐来完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纪录片形态其中有一个是画面加解说，这是老的方式，上百年来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观看的习惯。

世界纪录片有非常多的流派，产生过很多的大师，也有很多纪录片运动，我们在世界纪录片里面要记住几个人：一位是弗拉哈迪，他是英国人，他拍的最早的纪录片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比方：《北方的那努克》，他觉得纪录片是探险，他跟踪一个爱斯基摩人的家庭；还有一位英国人格里尔逊，他在30年代领导了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他拍纪录片非常厉害，他当时让英国成立了一个类似国家电影局的机构，来领导整个英国的纪录片，他觉得国家应该来控制电影生产，格里尔逊觉得纪录片是可以干预生活的，可以起到鼓动作用。当时他拍摄了很多纪录片，实际上正是这个纪录片运动提前给英国人民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提前起到了鼓动作用，提前教英国人民怎么挖防空洞，怎样做战争的准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没有被法西斯德国打垮，很大程度上是英国纪录片运动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战争打响的时候，英国民众因为通过纪录片已经有所准备，在打仗时，英国很快有一批战地摄影师上战场，至今英国的纪录片在全世界都非常领先，拍了很多很好的纪录片。还有一位苏联人，维尔托夫，他有一个理论是“眼睛理论”，他说电影的眼睛是你看到的东西，他说，摄影机是不撒谎的。苏联的电影在整个电影史上也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我们受苏联的影响很大，把电影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纪录片。当时列宁就说：“新闻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它要成为苏维埃报纸的兄弟。”中国的纪录片，1949年以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我以前工作的单位，我曾经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了20多年，你看它的影片目录和《人民日报》所有的重大标题都能对上，也就是说，新影厂的影片是《人民日报》的形象版。

世界纪录片到了60年代出现了真实电影，真实电影的运动是从法国和美国同时兴起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不再满足于画面加解说的灌输式影片方式，大家想看到来自生活更直接的东西，但还是受到技术性的限制。声音问题怎么解决？在60年代时，轻型电影录音机被发明出来，瑞士有一种NAGRA录音机，在现在制片厂还是一个主流的、很爱用的录音机，它能和电影摄影机保持同步，它有一个小的无线发射机，很方便，有1/4英寸的磁带，录音效果非常好。这是德国人最先发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战场上从德国人那里缴获了录音机，发现比美国人做得要好，美国人拿回去做了这个试验。全世界电影的历史规格很稳定，是35毫米的电影。我们现在在电影院看到的都是35毫米，这是从电影诞生以后没多久就稳定下来的一种电影规格，一直到现在，这在全世界是通用的。你如果用35毫米做成的胶片拿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放，放映机的格式是一样的。我们电视还有点问题，中国电视的制式是PAL-D制式，美国、日本用的是N制式，法国是另外的制式，全世界电视的制式还没有完成统一，但是电影的技术规格全世界是统一的。但用35毫米还是比较麻烦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为军事的需要，战场的需要，16毫米开始大量的被生产出来。

电影是一个工业，电影从它诞生开始就是一个赚钱的东西，电影发明以后他们拿到全世界去放，这个东西很赚钱。电影发明出来1年以后就拿到上海放，当时是作为杂耍节目。现在讲文化产业化，电影很早就产业化，中国电影在中国文化产业化是走在最前面，对美国来说就是好莱坞的工业体系。全世界电影走了三条路：第一条是好莱坞路；第二条是苏联的电影是意识形态的路；第三条是欧洲、法国、意大利国家觉得电影是艺术。而美国是电影是商品，苏联是电影是意识形态，走了100多年下来大家很清楚，这三条路中，美国把电影作为商品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好莱坞这条路走通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票房好的影片，90%以上都是好莱坞电影，基本被好莱坞电影占领了。

一个电影技术的推动是要靠工业体系来推动的，美国当时也是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有时候他要做一些试验，像飞机、战斗机需要一些数据，他要把16毫米的电影摄像机绑在飞机前面，他要看飞机的速度，飞机有没有击中对方的飞机，数据要取回来，因为战争的需要他们推动了16毫米摄影机的发展。今天我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一个时政部，我们叫“皇家摄影队”，时政部还是跟着国家领导人参加一些重大活动，他们还拍摄资料，就是用16毫米来拍的，16毫米提供了一些方便。在60年代，美国16毫米的摄影机和录音机已经很成熟，技术的成熟包括60年代的新浪潮，法国的新浪潮、美学思想的成熟和改变，催生了真实电影、直接电影。它不再是画面加解说，最有名的一个片子是《时代》周刊的编辑带领一帮电影小组去拍肯尼迪竞选总统的片子，叫《初选》，他们一个电影小组，一个摄影师、一个导演、一个录音师就跟踪肯尼迪和他的竞选对手在各州的竞选活动。他很完整，他的机器不停机，16毫米胶片可以拍10分钟，而且很方便，他有的镜头是连续几分钟的场面，非常客观。而且他不用解说词，现在都有声音，现场的辩论，总统班底在策划怎么去打败对手，总统上台应该穿的衣服，说什么样的话，怎么去抓住对手的弱点等。现在都有这些声音，他把所有的声音全部录下来。因为这个摄制组和总统竞选班子很熟，竞选班子也没有把这些人当成一回事，很多人很自然，他在很自然的时候全部拍下来。这部影片获得很大成功，现在是各个大学讲纪录片的重要教材。纪录片有两类：一类是画面加解说，一类是真实电影。

说道真实电影，大家要记住一个名字，就是“飞翔的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大家要记住这个人，前面说的弗拉哈迪、格里尔逊、维尔托夫大家可以不记，但是伊文思一定要记住，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中国人民。一个是他在1933年至1934年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4万万人民》，因为9·18以后，日本已经有了吞并中国的企图，已经开始把东三省兼并，建立了满洲国。伊文思拍摄的电影是把中国人民受苦受难，受到外族欺负的状况传递给全世界人民，使世界上很多国家知道中国人被日本人欺负。另外1938年时，他送给中国人一台35毫米M型摄影机和一些电影胶片，因为有了这些摄影机和电影胶片，中国共产党的电影事业从此就开始了，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是我原来所在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20年代的电影是私人老板投资办的电影公司，拍一些武打片、鸳鸯蝴蝶派的爱情电影，3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介入到电影事业中，我们党自己的电影，在红军时代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记录下来，真正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影像从1938年开始到今天，71年来没有中断过。

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什么样的单位？中国电影100多年来，有史以来的几乎所有的影片都藏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我们现在有超过2万部的中国电影，超过1万部的外国电影，我们现在每年还从外国收集很多优秀影片。全世界每年生产非常多的优秀影片，但不是所有的影片都能在中国放映，我们作为国家的影像档案馆，我们要把这些影片收集起来，供我们学习、参考、使用，当成资料来使用，我们是国家的影像档案馆。说得通俗一点，我是给中国电影看仓库的，我们在北京有一个仓库，在西安临潼有一个仓库，西安临潼的仓库是建立在1969年，40年前的6月份，2009年6月是西安库的40周年。为什么要在西安建库？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很有可能苏联会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导弹袭击和轰炸。当时，周恩来总理就指示：我们的影片，重要的影视档案应该备份保存。存在什么地方？当时全国找，最后找了半天，发现几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中国藏东西最方便的地方——西安。谁都明白，它的温度、湿度、地理位置，放在上海、天津不合适，离海上太近，海盗船一来就把东西拿走了。放在北边也不行，放西边不行，放南边，深圳、广州太潮湿、太热，存不住东西，所以放西安是最合适的。也就是说，国家非常重视档案，而且非常重视影像档案。对冯小刚、张艺谋来说，这一部电影是他的作品，对深圳市电影公司、嘉禾电影院来说，电影是商品，但是对我们来说，对中国电影资料馆来说，它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它是重要的影像档案。1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100年前的广州是怎么样？你可以用文字描述半天，但我把画面给你一看，你就明白。这就是纪录片为什么英文叫“Documentary”，它就是档案、文献的意思，就是今天纪录片的功能，你今天拍下来、记录下来的东西成为历史、档案。

电影资料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我们还收集了大量的超过5000张海报、20万张的剧照、几百万字的艺术档案，包括某些导演的手稿、分镜头剧本等等艺术档案都保存在我们单位。我们依托这些资料可以做很多事情，将来同学们毕业之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电影资料馆，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共同的财产和文化遗产。

全世界纪录片还有一种类型，中国叫“文献”纪录片，外国理论称为“汇编式”的纪录片，就是利用电影资料馆所保存的影片来进行资料的汇编。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1938年法国、比利时等很多欧洲国家突然发现，战争很容易把这些珍贵的档案摧毁，所以他们呼吁各个有条件的国家要建立电影资料馆，来永久保存这些电影档案，当时有一些发达国家就成立了电影资料馆来保存这些档案。中国1958年成立电影资料馆，把散失在各地的资料集中在国家的档案馆里面，纪录片的功能和价值是无限的。

再回到美国60年代的真实电影。伊文思在1938年帮助过中国人，周恩来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在50年代又一次来到中国，他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顾问，他开了一些培训班，他拿出最先进、最好的纪录片制作的理念来教我们的纪录片编导和纪录片摄影师，所以在中国有他很多学生、朋友。伊文思是在20年前1989年去世的，他爱人还活着，叫罗立丹，罗立丹是法国新浪潮的一个年轻干将，她是录音师，主要是帮伊文思录音。我去年到法国巴黎还探望过落罗立丹女士。我刚参加工作时，他们在新影厂拍一部纪录片，是伊文思人生最后的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他在1988年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这部影片是在中国的协助下拍摄的，也是伊文思最后的一部影片。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无所不在，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怎么用影像拍出来？伊文思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拍的可能，拍成九十多分钟的影片，也说不清楚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大师到最后的时刻，已经把纪录片和故事片融合在一块。在戛纳、柏林、威尼斯是不分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对他们来讲就是电影，美国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在戛纳得了金棕榈奖，威尼斯电影节也有纪录片大奖，中国也是分的，美国也分纪录片奖和其他的奖项，我国的华表奖、金鸡奖也分纪录片和故事片。在世界电影史上，大家一定记住伊文思，他在60～70年代来中国拍了一部重要的纪录片《愚公移山》，这个纪录片十几个小时，这是那个年代对中国影响很深刻的一个记录，他拍了北京的一个中学，上海的一个药店，非常有意思。他用真实电影的办法，当时中国的纪录片还是画面加解说，伊文思同期声在里面的运用，镜头是不间断的，他用的摄影师都成为我所崇拜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你在现场怎么把一个事件拍得完整，拍得很丰满，全景、中景、近景、特写、人物关系在一个镜头里面都能够完成，当时的电影摄影机还有一些复杂的技术操作，有灯光片、日光片等区别，现在的摄像机在白平衡上还是有区别，还是要调的，室内、室外有一些区别，要不然它的影调会有些区别，现在也变得很简单，当时是比较难。

伊文思带的这些摄影师非常厉害，有一位姓杨的摄影师，我碰到林业部的同志，他告诉我说，你们单位的杨摄影师非常卖力气，他拍摄的片子不用编，顺吧顺吧就是一个片子，他拍的时候把剪接点都设计好了。我遇到电影厂的摄影师也比较厉害，他们有时会给朋友拍一些婚礼的录像，他拍婚礼的录像也是把剪接点全部想好，他一口气拍下来，差不多你回去看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片子，有开始、进展、高潮、结尾，有全景、中景特写、移动、俯拍、仰拍，各种角度都有，包括现场的音乐都有。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伊文思是回避不了的名字，在他从事电影工作50年的时候，中国电影资料馆开过一个纪念会放映他的片子。在伊文思诞辰100周年时，1998年时，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举办过他的纪念活动，去年他诞辰110周年，我们又和中国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合作，更重要的是对伊文思这个名字的纪念、怀念应该放到大学里面，我们策划把他放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来主持，因为大学是传播知识、传播文明的一个重要阵地，比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制片厂更重要。伊文思是荷兰人，荷兰伊文思电影资料馆，专门为伊文思建立荷兰资料馆，伊文思所有的影片都放在荷兰，我们是两地同时举办这个纪念活动，很有意义。从大师身上我们能学到很多精神，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我们纪录片所承担的这种社会责任。当年伊文思还和海明威一块去西班牙参加内战，他总是支持世界各地的正义行动，他也去苏联、古巴等一些需要支持的国家，他全世界跑，就被成为飞翔的荷兰人。当然，荷兰政府、人民非常骄傲，他们出了世界电影史大师。这个大师帮助过很多国家，全世界都知道伊文思帮助了中国人民。伊文思因为和周恩来是朋友，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很好，伊文思曾经在法国日子不是特别好过，在西方国家他受到很大的误解，不理解，有一段时间他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他替中国人说话。我们有时也要警惕西方的媒体、纪录片，你看着他好像很客观、公正，电影是有陷阱的，不管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大家也得有一个警惕，就看你怎么用，你可以用这个东西达到你的目的。陆川利用这个纪录片方式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你觉得好看了，你掏钱了，票房上去了。西方有一些影片，你看着他好像很客观，很真实，我们还得很清醒地意识到背后的东西，任何影片都是有选择的，任何影片都是有你的一个态度在里面支撑。包括同学们拿起机器拍，拍谁、不拍谁？拍什么、怎么拍？就有你主观的决定、判断在里面，不知不觉你的价值观、世界观已经在里面了。

中国电影最开始的起步是为了能够抵御外来的电影，电影刚开始是我们看西方拍的电影，另外是西方摄影师跑到中国来拍电影，拍什么？拍中国落后的东西。大家知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安东尼奥尼当时受到很大的批判，江青很不喜欢他，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说他表现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他拍摄的中国人面部都很呆板，都很呆滞，穿的都破里拉杂的，脏、乱、差。现在有些人又把安东尼奥尼捧得很高，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看，别说70年代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当时西方来中国拍片子都是表现中国落后的一面。当时最有民族气节的商务印书馆意识到中国要拍片子，要把中国人健康的东西、要把中国大好河山介绍出去。实际上，中国人拍电影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识在里面。我们说，纪录片是什么？纪录片要记录现实、梳理历史、反思历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东西、到全世界宣传、交流，另外纪录片也是凝聚民族力量的东西。

英国当时的纪录片起到很好的作用，还有德国的纪录片，它的女导演里芬斯塔尔，她为希特勒、为纳粹拍过《意志的胜利》，这在世界电影史上是不可回避的电影。里芬斯塔尔个人很悲惨，她前几年刚刚去世，去世的时候国内有一些文章介绍她。她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德国女演员，是一个电影明星，但她不满足当明星，她就当导演，她拍了很多很棒的片子。当时希特勒是在电影院看了里芬斯塔尔的一部电影，希特勒说，将来我要请这个人来为我们党拍摄电影。纳粹上台以后，果然，希特勒就找里芬斯塔尔来为纳粹拍电影。当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叫戈培尔，戈培尔实际上是暗恋里芬斯塔尔，他就拖着不办这个事。他心说：“我把她介绍给元首，万一元首喜欢她怎么办？”但是，希特勒催了几次，戈培尔挡不住了，就把里芬斯塔尔请来了。里芬斯塔尔拍了一部影片，她是利用纳粹党的集会拍摄了这部影片《意志的胜利》，场面很震撼。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些片段，我们看到的很多纳粹时的影片，可以看到她那时拍的画面，就是大家看到的纳粹像一个战争机器，这个时候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对纳粹在全世界的张扬、扩张起到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里芬斯塔尔很悲惨，美国人抓了她一次到政治法庭审判，当时有人传说里芬斯塔尔是希特勒的情人，说她为党卫军，为纳粹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要审判她。最后调查下来她什么都不是，把她无罪释放。这时，法国人也不甘心，又把里芬斯塔尔抓了审判她，当时法国解放以后，法国把很多为德军服务的妓女头发全部剃掉，非常仇恨这些人，他们也以为里芬斯塔尔是这样的艺术家，实际上还是不是，法国人就把她放了。最后德国人又纠缠她，判了她7年，最后也无罪释放，实际上里芬斯塔尔什么事都没有。世界纪录电影史对里芬斯塔尔的评价非常高，因为纪录片，她完整地记录下了纳粹是怎么回事，所以很深刻，这就是纪录片的力量。这个人很厉害，因为她在世界史上的特殊遭遇，后来她想拍电影，没有人敢给她投资。最后里芬斯塔尔成为水下摄影师，她喜欢潜水，成为特别好的图片摄影师，她很有才，最后出了好几本海底摄影画册。她还跑到非洲的部落里做人类学的工作，大概90岁去世。世界电影史上的这个人物也应该记住。

再回到中国，中国大致的发展是和世界纪录片是同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大量资料没有被公开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的影片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是最全的，有侵华日军拍的、伪满时拍的、华北汉奸拍的、汪伪政权拍的、国民党拍的、共产党拍的、苏联拍的、美国人拍的和国际个人拍摄的纪录片，还有很多资料目前还没有整理。我们的库房里有大量的资料没有整理，我现在鼓励我们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到库房里去整理老纪录片、老电影、老资料，可能每一次新发现会改写中国电影史。我们的仓库里有很多的宝贝，中国100多年的纪录片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块的。我在10年前也写了一篇文章，是为金鸡奖写，关于《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发展》，从1949年开始中国的纪录片一直写到1998年。这10年，讲到纪录片更多的是电视纪录片，因为技术的发展，电视取代了电影的功能，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方便、现在很少有人用胶片去拍电影片、进电影院，确实成本很大，现在已经很少了，但是还是有人用数字摄影机拍了以后，拿到电影院去放，但很少，大量的纪录片大家可以看到。同学们在中央电视台很多频道中可以看到纪录片。

纪录片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从创作上来说，又多了几种形式：第一种是画面加解说依然在用；第二种是真实电影依然在用，我们深圳请的刘香成导演、张一清导演，他们做的片子还是用真实电影的手法，他拍一个村庄或山里人家，他有人类学的意义在里面，没有解说词，完全是画面很冷静，记录他的声音。第三种是访谈式或者口述历史，拿着摄像机问一些嘉宾的经历等。第四种是去年美国人拍《南京》纪录片的方式，它把拍摄者和被拍对象的关系摆出来，有一个互动让你很清楚，比如，我出来了，我是傅红星，是一个演员，我在这部影片里面扮演拉贝，大家知道我是扮演拉贝，很清楚。然后这部影片就开始了，很多人很清楚这部角色分配完了。就像布莱斯特的《工人的七一年》效果一样，他告诉你，我这个是演员扮演的，但是我说的事是真实的。我这个日记是拉贝的日记，不是别人的日记，这个影片就开始说一段《拉贝日记》的内容，这个演员来念拉贝日记，影片做得非常好看：第一，拉贝已经去世了，没有拉贝，只有拉贝日记，你老拍这个日记会变得不好看。有的人技艺很先进，但是他害怕镜头，面对摄像机话都说不清楚，语言表达有问题，可能还带有口音。一个演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塑造形象能力强，所以他在说《拉贝日记》时，他变得特别的声情并茂，观众也相信他，相信这是在叙事一件真的事情。这是现在一种新的纪录电影手法。最后一种是把这些拍摄手法融在一块，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怎么把片子做的好看，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把片子做的好看最重要。电影是一种媒介，电视也是一种媒介，你是要让别人来了解。

所以我们的学院的定位也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学习某种技能，要管用。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尽快地喜欢上纪录片，多了解纪录片，并且利用自己手中的小DV，或者我们的摄像手机进行一些纪录片创作，因为纪录片帮助你了解生活，了解历史，贯彻人生、观察社会。同学们做纪录片能使你们成熟得很快，你们可以尽快地成长，你们要学习技术，将来对你们毕业后的好处在哪里？当今时代已经是一个影像时代，起码是一个图文并茂的时代，已经离不开影像、图片。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对你们将来的成长，包括对社会的贡献都是有好处的，至少你们拍下来的东西会成为共和国影像档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