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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力承担一个帝国！——而且也没有必要，我们应该将其抛弃，因为它使我们不堪重负、民穷财尽、加速毁灭。
——亚·索尔仁尼琴
如果降生在帝国，那最好住到僻静的海边省份去。
——伊·布罗茨基
当今渗透俄罗斯人意识的后帝国怀旧情绪，在国内并非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早已发生过，而且非止一次。苏联也并非20世纪解体的首个帝国，却是最后一个。20世纪初号称帝国的国家，至世纪末已无一幸存。就一系列关键性特征而言，我国并不同于拥有海外领土的传统的殖民帝国。有关它是否算作帝国的争论仍将长期持续。还会出现许多著作来证实俄罗斯帝国的特性，并表明无论在沙皇时代抑或共产主义制度下，在与国内其他各民族的关系上俄罗斯族都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会有人列举非俄罗斯族的俄国活动家的例子——从巴格拉季昂公爵
不过，沙皇时期的精英们都视自己的国家为帝国，而且也这样称呼它。苏维埃帝国的领导人从不这样讲，却在苏联的名义下将其远远扩张到本国的正式疆界之外。
在当今的俄罗斯，倾诉后帝国怀旧之情的事例数不胜数。这里仅举其中数例。亲近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技术专家C.别尔科夫斯基宣称：“2004～2008年应当奠定俄罗斯民族的基础。我们的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帝国的命运。”
苏联的垮台被视作20世纪最后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消亡，与此相关的种种看法在描述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广为传播。
帝国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对它们的研究眼下却正时髦。历史上常常会这样。这与种族之间冲突的尖锐化及其在后帝国时期的蔓延有关。
在你之前许多人都患过同样的病症——这倒让人聊以自慰。这种情形在别人那里早已有之。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当今的现实而已。
彼得大帝接受全俄罗斯皇帝尊号之时，他只不过宣布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欧洲强国而已。伟大和帝国当时是同义词。如果考虑到现今帝国一词在政治论争中使用得何等频繁，便很难理解它为何并无一个切合当代语境的能普遍为人所接受的定义。达里
在20世纪，两类帝国——跨海帝国
历史，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经验显示，当帝国已经解体，大国情结和帝国心态交织，使得昔日宗主国的民族意识要适应强国地位的丧失成为一项并非容易的任务。利用后帝国综合征是获取政治支持的有效手段。帝国作为强大的君临其他民族之上的国家这一概念成为一种产品，有如可口可乐或纸尿布一般易于销售。为其做广告宣传并不需要绞尽脑汁。
发生后帝国综合征国家的问题在于，很容易激起对业已沦丧的帝国的怀旧之情，可将其复兴的号召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讲讲“复兴帝国是人民之幸”并不困难，这种口号肯定可以做到家喻户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重建帝国已绝无可能。
独一无二的机会是：恢复到俄罗斯帝国1917～1921年期间那种共产主义的、几乎难以辨识的另类形式。这是一个例外，整个问题就在于另类形式。它们使得严谨的研究者对“恢复”一词也不得不打上引号。苏联是因为一场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兄弟相残、牺牲了数百万人的内战的结果才诞生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帝国复辟不可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所造成的环境而实现。
先前的宗主国对昔日属地所犯的许多错误的根源就存在于这种矛盾之中。英国和法国为了恢复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而决定入侵埃及（1956年），这酷似2004年俄罗斯当局试图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
帝国的形成是社会生活中种种基本变化的产物。这些帝国在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兴起和灭亡。恢复到那个时代的愿望只能是幻想。想要做到这点的企图必定归于失败。2003～2004年俄罗斯在格鲁吉亚、阿扎里、阿布哈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遭到失败的经验，正是很久之前别的帝国所制造的“错误标本”的继续。然而，有后帝国意识的人们却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相信战胜我们的不是格鲁吉亚人或乌克兰人，而是隐藏于他们背后的“世界阴谋”，这要更为容易。如若在这一模式的范围内采取决定，便可能怪罪所有的人，继续犯下一个又一个错误。
对领土毗连帝国的怀旧感较之对跨海帝国的怀旧感更为强烈、持久和深刻。对于将近300万苏台德德国人而言（在奥匈帝国中他们是统治民族的代表），要适应在新的捷克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地位并非易事。有关他们地位的花言巧语，是希特勒宣传部门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主要话题之一。在领土毗连帝国（奥匈、德意志、俄罗斯、土耳其、苏联）瓦解的过程中，类似苏台德德国人所遇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认识到这一点，便很难理解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发生战争的起因以及波斯尼亚的悲剧。
帝国的没落是一个经年累月的渐进过程，当各界精英和全社会都意识到冀图保全它已是无望和缺乏理智之时——宗主国社会对此比之骤然崩溃较易承受。
德意志帝国的灭亡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18年秋季到来之前，德国当局一再要人民相信胜利已为期不远。因而当10～11月德国战争机器的毁灭变得显而易见，投降已无可避免之时，社会却对此并未做好准备。由此，关于“德国从未在战场上被战胜”、“敌人在背后捅刀子”的神话便轻易形成了。后一种说法或明或暗地在暗示社会党帝国的崩溃应归罪于欧洲的革命者和战争末期在德国组织罢工的、被莫斯科所收买的“叛徒们”。按照这种说法炮制者的看法，正是那些人迫使德皇退位
许多德国人很快便忘记了在那场战争的最后年头他们曾多么憎恨帝制，忘记了1918年10月德皇和最高统帅部欺骗人民的事实昭然若揭之时他们的种种感受。他们不了解，正是埃·鲁登道夫将军
类似的事情总是很快便从历史的记忆中消逝。社会不愿意回忆此类事情。有谁会对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感兴趣呢？遭受战败伤害的社会意识很容易被种种神话迷惑。希特勒声称，1918年8月的失败与此前德军所取得的历次胜利相比不过是一场儿戏，那并不是导致投降的原因。照他的说法，一些人在10年期间从事的消灭德意志民族赖以生存的政治、道德规范和力量的活动才是失败的原因之所在。
不禁令人想起普希金的诗句：“咳，蒙骗我很容易，我为受骗而高兴。”魏玛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人员认为，共和国领袖们不愿意将德国领导层应当对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的材料公之于众，乃是导致共和国垮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看似不可动摇的帝国骤然间迅猛地分崩离析，令人对所发生之事产生不真实感。这种虚幻感类似于相信任何奇迹都能发生的非理性状态
苏联是一个领土毗连的帝国、世界超级大国之一。在它解体之前数年，几乎谁也不可能相信会有1988～1991年所发生的那种事情。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境外留下有2000余万俄罗斯人。他们是这些国家的居民，其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未能温和而理智地妥善解决这些从前将所住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如今却成了少数民族的人的问题。这加剧了宗主国的后帝国综合征，也成为当今俄罗斯的难题之一。
这是一种病症。俄罗斯正在经历病症的危险阶段。不应当受数字魔力的影响，但德意志帝国灭亡与希特勒上台相隔约15年，而苏联溃灭距2006～2007年的俄罗斯也是同样多的年头，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И.雅科文科指出：“社会意识对帝国的解体从未进行反省，也未恰如其分地细加研究。在俄罗斯，未见有负责任的社会力量勇敢地宣称：就俄罗斯人民自保和重生的观点而言，苏联解体乃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成功。倒是发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它们已开始助长怀旧情绪并将其用于政治目的。此类花招的特别糟糕之处在于，那些具有政治能力的人在利用缅怀帝国的意念之时清楚地知道，任何形式的复辟都是不可能和灾难性的。”
医学上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如果人的一条腿被截除，疼痛的感觉一直不会消失。后帝国意识也是如此。苏联消失了——这是现实。是现实，也是社会性的苦果：家庭被割裂、同胞在国外遭受折磨、有关昔日的辉煌、熟悉的祖国地理、已缩小和失去的熟识的轮廓等等怀旧性的记忆，全都引发着痛苦。从政治上利用这种痛苦易如反掌。只消发表若干动听的空话，中心意思是“我们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全都怪那些掠夺我们财富的异族人”，“现在我们向他们夺回财产，就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就大功告成。这些漂亮言词无须自己去冥思苦想，读一读专供纳粹宣传使用的教科书足矣，必定能稳操胜券。
这是政治上的核武器，它很少加以使用，使用之人的结局照例都很悲惨。这样的领袖人物总是将自己的国家引向灾难。很遗憾，藩多拉盒子近年来在俄罗斯已经打开。呼唤后帝国怀旧情绪、民族主义、排外、习惯性的反美思潮，甚至呼唤很不习惯的反欧思潮，业已成为一种时髦，说不定还会变作一项准则。明白这种情况对国家和世界何等危险至关重要。
后帝国怀旧情绪是一种可治之症。曾为帝国的沦丧而难过的法国的经验表明：需要数年强劲的经济增长，才足以让危及国家、几乎毁掉民主制度的歇斯底里发作，转变而为对失去的辉煌的温和而浪漫的怀想。不过为了在这数年中保全民主则需要进行斗争。历史上常常有个人作用特别巨大的时候。1960年代初夏尔·戴高乐为防止激进民族主义者取得政权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在1920～1930年代的德国，事态的发展则背道而驰。
爱·吉姆是对罗马帝国的覆亡有着透彻研究的专家之一，曾从长期历史回顾的着眼点出发分析所发生的事件，却不敢明确地判定其原因。当历史的距离较为短近之时，要做到这点就更为繁难。不过与苏维埃帝国溃灭和后帝国综合征有关的问题对当前的俄罗斯和全世界都太过重要，尽可留待未来数百年的历史学家们去进行研究。
现实生活使得我较之其他研究帝国衰亡的人有着某种优势。我曾是与帝国有关的一些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是记录20世纪最后一个帝国苏联解体这一事实的别洛韦日协议
不应当夸大别洛韦日协议的意义。该协议从法律上确认了国家分裂的既成事实。无力控制自己的边境以及货币、税收和司法系统，不能抑制民族冲突的国家（1991年8月事件
南斯拉夫的经验表明，国家分裂的过程可能充满血腥。1991年12月的别洛韦日协议并未能消除一个领土毗连帝国解体的阵痛，但有助于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和一场核灾难。根据这些协议，绝大多数原先布设在其他各共和国领域内的危险的（这是由决定启用核武器的流程所造成的）战术核武器，已于1992年5月之前集中到了俄罗斯。
我再说一遍：对于帝国解体实际发生的情形以及宗主国当局势必遇到的各种问题，我比许多人了解得更为清楚。尽管如此，如若不是我看到当前俄罗斯政界利用后帝国综合征的做法在政治上何等危险，不了解那些利用我国国内后帝国怀旧情绪的人的浮夸言词已经与纳粹分子在魏玛德国最后年代的宣传标准引人注目地明显类似，我便不会着手这部著作。
人们常常将俄罗斯与魏玛共和国进行对比。我本人也属于那些1990年代初在俄罗斯政治辩论中进行这种类比的人之列。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些辩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很少有谁记得，德国在帝国垮台8年之后的1926年恢复了帝国的象征
纳粹分子1933年取得政权时，其在经济方面的蛊惑宣传的作用不容低估。反犹太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和排他性一向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头领们的思维要素。不过在1937年之前他们只是小心翼翼地利用与这类情绪有关的口号
纳粹分子掌握政权之后却并未能恢复原有的存款。他们将国家引向战争和另一场货币灾难，后来只好由德国经济改革之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财政部长路·艾哈德为之负责，于1948年解除对价格的冻结。不过这已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俄罗斯的条件下，出乎本书作者的预料，夹杂着激进民族主义的后帝国综合征的兴盛并未出现在紧接着苏联瓦解之后，而是在更晚一些的时候。我和我那些在俄罗斯启动改革的同事都明白：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适应自己在世界的新地位以及一批新的独立国家已经存在的事实，这个进程非同寻常。然而我们认为，克服转轨时的退缩、开始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这些对自身福利讲求实际的关注会取代恢复帝国的无望幻想。但我们错了。
经验表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当不清楚养家糊口的钱是否足够用到下一次发工资、还能不能发工资、明天还会不会有工作的时候，大多数民众都顾不上考虑帝国的伟业。相反，当福利开始增长时，你会确信今年的工资一定会高于往年，如果不是生活在不景气的地区，失业便与你无关。日子已经改变，但重新具备了稳定的特点。回到家里可以坐下来与家人一道看看苏联电影，片中我们的侦察员都比别人的间谍高明，我们总能取得胜利，银幕上所描绘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也可以议论议论敌人如何推翻了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如何能再向所有的人证明谁才是主要角色。
对帝国庄严象征的呼唤是一种操控政治进程的有力手段。俄罗斯官方宣传力图将伟大卫国战争说成是领袖胸有成竹，运筹帷幄而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越这样说，有关斯大林镇压行为的记忆便会消逝得越快，便会忘记批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
试图重新将俄罗斯变为帝国——这就意味着让俄罗斯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风险性很高。正因为如此，弄清最近数个世纪期间形成的各帝国情况如何，它们为何纷纷土崩瓦解，与它们解体相关联的都有些什么样的关键性问题，这一点至关重要。提请读者关注的这部著作便进行了这项工作，前数章是在分析世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而其后各章则以研究20世纪最后一个帝国苏联的覆灭为根据。
帝国瓦解的机制很独特，由宗主国和前殖民地的政治、经济问题相互结合所形成。在苏联，危机就是在集权政治制度对正统基础的侵蚀和石油价格下跌的背景上发生的，1980年代初，预算状况、消费市场、支付平衡都取决于石油价格。本书有几章用于分析专制集权制度不稳固的原因和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市场行情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对于理解198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的前因后果颇为重要。
苏联曾是一个俄罗斯人仅占全国居民半数的多民族国家，这对与其垮台有关事件的发展有实质性影响。不过更为重要的则是另一点——这是一个统治权力在日常生活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无论行政当局或社会都绝对相信，国家能够运用不受限制的暴力手段镇压种种不满表现。这样的国家体制让肤浅的观察者觉得坚如磐石，实际上却脆弱不堪，原因就在于它不具备富有弹性的调适机制，以使之能适应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现实。以苏联的遭遇为例揭示与此相关的种种风险，就是呈请读者过目的这本书的基本内容。
魏玛共和国政府当局不肯披露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的真相，乃是促使其垮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我看来，关于苏联崩溃的原因和机制的真相并未系统地得到说明。近来，开放足以阐明苏联经济危机爆发的档案文献重又受到限制。尽管如此，1990年代初解密的材料仍可以澄清我国当年实际所发生的事情。关于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被异族敌人葬送的传说乃是危害国家未来的神话。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中我试图表明往事的虚幻景象距离现实是何等遥远。希望再也不要重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20年代所犯的错误了。类似错误的代价在一个存在着核武器的世界上未免太高。
俄罗斯社会舆论中目前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如下一幅世界图景：（1）20年前存在着一个稳定的蒸蒸日上的强大国家——苏联；（2）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可能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忽然心血来潮要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3）这场改革的结果酿成了灾难；（4）1999～2000年掌握政权的是一些心系国家利益的人；（5）此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这是严重失实的神话，与1920～1930年代末期德国社会上流行的关于德国不可战胜的传说如出一辙。
呈请读者过目的这本书的任务便是指出这幅世界图景并不符合实际。轻信其真实性对国家和世界都是有害的。很遗憾，这是一个神话经由健全理智加以强化的事例。向15世纪的欧洲人解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而非太阳绕着地球转，曾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他们可能会走出家门去证明情况正好相反。要想让他们对眼见的事产生怀疑，需要向他们提供有力的论据。
当你试图对符合健全理智的事情进行描述时，不应吝于提供各种证据。呈请读者关注的这本书的任务便是表明，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问题仅仅在于它将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崩溃。上述论点毋庸置疑，作者对其正确性坚信不疑。但要认识它并不容易。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使用相当多的能显示1985～1991年苏联国内事件发展状况的档案资料。对某些读者而言，摘自苏联各部门之间往来公文的引文的数量可能显得冗赘。我的出发点是一个假设：我们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作为证明材料的文献充分一些，比之证据不足的过错终归要小。读者愿意的话，尽可以忽略那些文献资料的引文。
我要感谢H.巴若夫、Ю.博贝列夫、Ц.戈兹曼、H.格拉瓦茨卡娅、Э.沃罗比约夫、B.沃伊诺维奇、B.库德罗夫、Л.洛巴帕特尼科夫、B.马伊、A.马克西莫夫、A.摩尔达维斯基、Б.萨尔诺夫、C.西涅利尼科夫、E.谢罗夫、B.岑巴乐、B.雅罗申科、E.雅辛，他们承担了通读和注释手稿或个别章节的辛劳，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也感谢O.卢戈沃夫、B.达什克耶夫、U.马扎耶夫在搜集和分析历史统计资料工作中所给予的极为宝贵的帮助。还要感谢E.莫兹戈瓦娅、H.扎伊采娃、T.列别杰娃、N.莫兹戈瓦娅、E.邦达列娃、M.克里桑和A.科列斯尼科瓦在本书技术工作方面所提供的协助。本书与我先前的著作一样，没有我心爱的妻子玛丽亚·斯特鲁加茨卡娅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
自然，对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则应由作者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