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所谓“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其实质含义就是“美国化”，恐怕不是言过其实吧？

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他们特别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迫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样，尽管马恩在这里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却再清楚透彻不过地阐明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点、本性，是它的一个终极目标，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要统治全世界。

到了20世纪，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控制的世界体系。”“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进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进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中和一切国家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列宁在批评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时又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界，已经反复确凿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揭示的真理。饱受过帝国主义一百多年侵略、掠夺和压迫的中国人民，至今还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对这一点感受特深。而当今世界种种“全球化”的论述，除了具体内容和材料外，在总的框架和趋势上，未必有哪个能够超过马恩列的视野。

然而，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重新成了国际社会中越来越热闹的话题。1987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在倡导“新的政治思维”时，就津津乐道“全球性问题”、“世界的整体性”以及“全人类的利益”等。1990年代以后，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1998年8月，德国外长金克尔撰文称，“全球化挑战代替了冷战”，“21世纪的挑战是：全球化和多极世界”。这些，也决非是无风起浪，而是反映了当代历史进程中的新变化、新情况。

众所周知，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各国都遇到了改革问题。而这种改革，由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引，又在很短时间内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结果是，打破了资本帝国主义“全球化”缺口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挫折，使得资本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重振旗鼓，重新耀武扬威起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如2000年9月9日墨西哥《永久》周刊的文章中所说：“为跨国金融资本服务的思想家们宣布，革命思想失败了，人民对解放的愿望也不存在了。但他们没有为这种断言找到根据，于是便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例如，他们说到全球化似乎在谈论一种全新的东西，从性质上就完全不同，打破了革命思想的各种断言和预见。”文章在引证《共产党宣言》后指出：“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20世纪末的今天所出现的全球化并不是新生事物，只不过反映了一种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并被人所认知的现象的加速变化，被称之为资本国际化进程。”

1998年9月3日美国《纽约时报》的文章一言道破：“全球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正在向一度是社会主义统治的地方扩展。”同年7月26日墨西哥《至上报》的文章则从另一角度点明：“全球化是无意识形态边界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已扩张到各个方面，变成了当前惟一的经济体制”。

1997年问世的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则是讲得更加透彻了。他说：“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它迫使欧洲和日本也得仿效。“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如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做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是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这样，我们说，所谓“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其实质含义就是“美国化”，恐怕不是言过其实吧？

特别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浪潮中，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首先要化解的一个重大目标。1998年6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建议延长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时就说：“贸易是促使中国变革的一种力量，使中国容易接受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理想，并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之中。”1999年3月23日，曾在克林顿首届政府中担任商业部副部长的杰弗里·加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国会一些领导人阻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政府应该与之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果将表明华盛顿是否认识到了为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坚持经济改革的道路对美国是有益的，而世贸组织能促使北京更加坚持这样一条道路。不管你对中国还有什么别的评论，单就它从共产主义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这一举动的规模和范围而言，这就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了不起的转变之一。”“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事实上就等于签署了一项保证实行市场经济的条约。如果它日后不遵守对世贸组织承担的义务，那它就不仅要受到美国的制裁，而且要受到所有成员国的制裁——较之美国的单方面威胁，这种制约措施更加有力。”“此外，必须联系中国越来越多的难题来看待继续实行经济改革的紧迫性。……这正是最需要用世贸组织的约束来防止反对改革的势力强行回到国家统制经济的时候。”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美国带来的其他种种利益，就更不在话下了。可见，中国确实面临着“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总之，“全球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已揭示了的资本主义演变的客观趋势，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趋势。他们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立足点之一也正是这样一种客观必然趋势。所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不是一国或少数几个国家范围内的事，而是世界性的事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民革命等20世纪重大革命，正是在他们的理论指引下，在他们的口号鼓舞下，赢得胜利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一直能坚持至今，就因为中国一直坚持了这个理论和这个口号。反之，苏联等国之所以丢失革命成果，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就因为是背弃了这个理论和这个口号，而去谋求融入资本帝国主义“全球化”。南斯拉夫社会学家米拉·马尔科维奇在其《黑夜与白昼》一书中，异常沉痛地指出：南斯拉夫土地上发生的灾变，是“由于我们，由于东欧，由于世界上有一个地区准备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从领土，到制度和文化——以期可以得到美元和美国其他一切引诱的补偿。”1998年9月1日俄罗斯《消息报》文章，讲到俄国金融危机时说：“俄罗斯似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了，但那是怎样的一种‘一体化’！最近的事件表明它对世界金融市场的依赖是致命的。”“俄罗斯日渐衰弱，对别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这妨碍了它开展外交活动。”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无论是南斯拉夫的灾难，还是俄罗斯的衰弱，我们是更加一目了然，更加触目惊心的了吧？

另一方面，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难同意美国经济学博士戴维·科顿的见解。1999年8月，他在日本《世界》月刊发表文章，题为《全球化资本主义导致人类贫困》。他指出：“从本质上讲，被那些以盈利为惟一价值目标的巨大企业所支配的全球经济是不稳定的，因为这种结构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出现，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民主主义，甚至扼杀了革命。尽管它使少数人富有，但却实质上使整个人类日益贫困。”“这里仅举一例进行说明。2000年，世界最大的富翁比尔·盖茨的纯资产倍增，资产总额已达到364亿美元，相当于拥有1.2亿人口的孟加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全球化资本主义只关注创造金钱的能力，在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世界的真正财富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这包括自然的生存资本、人的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资本。而“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不符合世界上99%的民众的利益”。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强烈抵制正在获得动力和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抗议活动已成为真正全球化的事业。”（1999年11月27日美国《金融时报》）1999年12月世贸组织在美国西雅图召开部长会议时，2000年4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春季会议时，都招致大规模的激烈抗议活动，正是“一个警告性信号，表明公众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力量的不安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同上）。2001年1月正当“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举行年会之时，约3000名非政府组织成员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开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2000年4月14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南方首脑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指出：“实际上，一致的观点是：全球化只给20%的人带来了利益，而其他80%的人则被排除在外，同时，富国与边缘世界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他还深刻地揭示：“富裕世界企图忘记不发达和贫困的原因是我们这些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奴役、殖民统治以及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下等民族，认为我们遭受贫困是因为非洲人、亚洲人、加勒比人和拉美人，也就是说黑人、印度人、黄种人和混血种人在发展甚至管理上的所谓无能。”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同年4月18日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议上也认为：“在全球化和新技术正给一部分人带来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利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据估计人数更多——却仍然享受不到这些利益”，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这是“可耻的、让人不能接受的”。正如南非总统姆贝基在达沃斯会议上指出的：“说起经济全球化，这里存在着贫困这一结构性失误。”

意味深长的是，连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这样的人，也在2000年8月日本《文艺春秋》月刊上愤愤然地说道：“从长期对印度尼西亚实行独裁统治的苏哈托总统的下台，追溯到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入这些国家参与管理，我总算明白了美国金融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实施的意欲统治世界的巧妙战略。而且我甚至看到了受其驱使的日本的那种无可奈何——也许只能说是令人可怜的处境。”“我的结论就是，在目前的状况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都不过是美国驱使下的金融奴隶。而且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发觉在日本和东南亚危机现象后面所潜藏着的事物本质。”

对“全球化”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趋势，对“全球化”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作为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学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应该认真研究，严肃探讨，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似乎是没有什么可异议的吧？

遗憾的是，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我们不少号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权威，在“全球化”问题上，也是如痴如醉，跟在资产阶级蛊惑家屁股后面颠三倒四地瞎聒噪。在他们那里，“全球化”既化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理论，也化掉了当今“全球化——资本帝国主义化——美国化”的客观现实，还化掉了世界上一些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却有科学良知的学者的见解，只剩下了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和“天下主义”。据他们说：“现在由国家属性模糊的跨国公司在开放性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组织协调分工，民族企业间的贸易交换日益为跨国公司总公司与其在各国的子公司之间的有组织的分工所代替。这表明它调动了各个国家的优势资源，实行有机的组合，因而是一种最先进的生产机制，代表了人类生产方式的方向。”“这说明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使‘联合国生产方式’超出了国家的限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为世界大国奠定了经济基础。”不仅如此，在他们看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和平进化’，……离社会主义更近了，而不是更远了”。“资本主义确实在向社会主义趋同”。而“社会主义中国在表面上的向资本主义‘趋同’，表明我国摒弃了‘左’的、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因此，“21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解与合作，中国将为此而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云云。

更有甚者，有个参加西雅图会议的中国人士，在一个名为《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的专场报告中认为：1999年西雅图的抗议活动“是美国一次很大的动荡。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一些国民对整个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了解太少了”。“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不对自己的国民、尤其是产业工人进行必要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和自觉顺应这样一个大的趋势，那么就可能出现大的动荡。”对于2000年4月华盛顿的抗议活动，上海一家报纸则说：“此间舆论指出，尽管示威者的诉求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要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变现行政策，通过减免穷国的债务，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实行‘全球经济正义’，但是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显然无助于实现这两个组织今后的改革目标。”

上述这类“理论”和议论。究竟有多少价值，有多少可信，好在既有亚洲金融危机与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科索沃战争”等事件佐证，也有前述一些外国报刊、学者的见解可资比较参考，更有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可以检验，本文限于篇幅，也就不赘言了吧。但是，必须强调一笔的是，2000年4月18日《解放日报》的文章中讲到：“华盛顿的抗议者手举红旗大声宣读《共产党宣言》。”虽然作者对此未加评论，这个“镜头”却“定格”在我们眼前，足以使我们难以忘怀，思考不已的了。

原载《中流》月刊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