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13日上午，安徽省利辛县土地局工作人员周文彬登上一辆开往亳州市的汽车，他要去亳州市纪委，自首自己曾用烟酒向有关官员行贿，同时举报多名领导受贿。在中国的腐败和反腐败中，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案件”，甚至可能连案件都说不上。但它却引来全国各大媒体报道，新华社为此事发了通讯。这件事的“新闻点”在于周文彬采取的自首和举报方式。他4月10日在微博上预告三天后要去自首和举报，并且要“直播”自首和举报的过程。4月13日8点58分，他用手机发出第一条“直播”消息：“我现在在前往自首的车上，车大约还有10分钟出发，还有2个小时的行程就到目的地亳州。”然后就不断地发出第二条、第三条消息，报告进展以及自己的想法，直至11点11分发出最后一条：“我已到了亳州，5分钟到纪委，感谢大家一路陪伴。”802033成千上万的网友在看这个“直播”，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和网站也在看他的“直播”，并且随后刊登了众多关于周文彬自首和举报的报道，还有大篇幅的专访。这一下，他就是不管，也有这么多媒体替他盯着了。事情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802034也得到了处理。802035

这个故事跟1994年《中国“政治人”》讲的“李庆霖上书”事件802036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聪明人都利用了自己所处时代最有效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是，它反映出时代巨大变迁带来了政治参与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跟世界上许多采取民主制度的国家一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为公民提供了多种参与政治的渠道，从比较具体的直接选举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到比较抽象的如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以及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前面说的周文彬通过网络“直播”自首和举报，就运用了宪法第35条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宪法第2条规定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以及宪法第27条规定的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以及监督的权利。

各种各样的政治参与方式有其不同的特点。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参与方式比较有效，而其他参与方式不那么有效。1973年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在他那个时代，一件事只要毛泽东一个人知道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李庆霖是找到了最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周文彬利用网络“直播”自首和举报，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件事只要成千上万人知道就可以解决，所以周文彬同样也是找到了最有效的参与方式。一种参与方式可能比较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另一种参与方式则可能比较多地体现出西方文化的影响。公民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回答“想要什么样民主”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讨论了公民是否愿意参与政治的态度，以及影响这一态度的若干因素，在这一章，我们要来看看中国公民比较愿意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参与方式。同样，在这个问题上，1994年的《中国“政治人”》中包含了一些1988年调查的数据，使我们得以将2011年调查的结果与二十多年前的情况做些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