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7月22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王宁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王宁教授，他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我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及翻译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1992年8月至2000年2月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兼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和首席导师。2000年12月起，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第一带头人兼首席导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他也是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宁教授是中国发SSCI最多的人，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是“全球化与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大家掌声欢迎！

王宁：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来传媒领袖大讲堂。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全球化与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专题基本上是介于文化学和传播学之间。我的讲课一共是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前言，讲什么是全球化；第二部分讲全球化的悖论、混杂性和地方色彩；第三部分讲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第四部分是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和价值。

我们现在经常讲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全球化究竟包含什么内容呢？最近10年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2009年底落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可否认，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很难说今后我们离开全球化能不能生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应用的手机电脑，都是全球化的产物。特别是对我们很多青年学者来说，如果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几乎是无法生活和工作的，所以说，我们离不开全球化。这次哥本哈根峰会对排放量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地球当中有20%是人可以居住的陆地，80%基本上都是海洋。所以法国的哲学家、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反对用全球化globalization来表示，他更主张用一个法文词，即世界化，来表达全球化的问题。特别的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给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就在于它使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出现了一种趋同现象。全球化带来的是贫富等级的差别，所以在美国西雅图爆发了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在欧洲也爆发了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全球化为什么会遭到人们反对呢？因为它使得本来已经富裕的人变得更加富裕，本来穷的人变得更加贫穷，这是不是绝对的呢？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有一部分人提高得很快，而另外一部分人提高得很慢，相对而言，这部分提高得很慢的人，他们就陷入了相对的贫困化。所以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既然美国处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文化上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化，实际上就等于是美国化。但是全球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比如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宾馆都可以吃到这样的面包；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宾馆它都会使用宜家的家具；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共汽车，它做的广告不少都不是本国的，它有可能是外国的广告，所以我们真正感觉到仿佛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地球村里。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有很多，我这里主要用了全球化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Jan Aart Scholte的定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对全球化术语的使用在各种语言单位、社会部门、职业与学术学科间迅速传播，开始我们只是看到globe、global这样的术语，这些术语都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真正使用是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所以，在我们过去使用的老电脑上面，globalization这个词下面经常是用红线画出表示是错误的词。但现在比较新的电脑，它已经变成是正确的词了。所以全球化暗含着一种发展、一个过程、一种趋势和一种变化，它是一个development and also a change，相对而言是一个新词。

如果用当代术语来对全球化进行概述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观念相互重叠、相互补充，因为它们都在广义上指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关系的增长，更多人用这个术语指这四种观念中的几个含义，比如说我们讲文化的交流，我们经常讲跨国贸易，就用国际化；如果我们讲市场的自由主义，叫liberalization；我们讲一种价值观念，就是普遍化；如果我们讲手机信号的覆盖，就用星球化。所以这些含义中，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对我们了解和实践全球化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在四个定义当中，国际化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常用于描述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贸易上的往来，我们经常讲international trade，就是国际的、跨国的贸易，带有跨国的和国别间的意思。自由化则常常为经济学家所使用，因为摆脱了政府的行政干预，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所以，全球化就指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国际市场，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涉及特定的价值观念，因而全球化被解释为一个普遍化的观念，经常基于这一假设：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在本质上是文化上倾向于同质的世界。这种论述经常将全球化描述为西方化、美国化和麦当劳化。比如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的普及，还有全球英语的使用都表示着美国的价值观念，是指美国的文化大举渗透到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星球化，主要是涉及星球信息的传播，例如电话和英特网使横穿星球的通信成为可能。还有军事上射程达各大洲的弹道导弹，锻造了贯穿星球的军事联系。气候变化，包含横穿星球的生态联系，这也是全球化。还有货币，货币从一个地方引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处都可使用美元和欧元。当然，过去人民币是不可以兑换的，但现在我们可以很放心地到美国、到欧洲去旅游，假如说没有带外币的话，就可以拿人民币去兑换，所以人民币也逐渐成为全球性的货币。还有一些价值观念，比如说人权，还比如科技上的进步，宇宙飞船可以横跨星球，这些都是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总之，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使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我们就仿佛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彼此之间的交流十分便捷，特别是电话、传真、视频以及手机的使用，更是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无须直接面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发达的通信技术，所以，如果从技术的层面来看，电信业应该是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在全球化时代可以发现一个悖论，邮政业务越来越萎缩，电信业越来越发达，今天有多少人还通过邮局的长途电话在进行交流呢？大概是很少了，除非特别需要，比如说，你到欧洲国家去办签证，你如果拿一个PDF格式的邀请信，可能不管用，对方就发个邀请信给你，通过PDF格式的文件就可以申请了，但欧洲还要你的原件，原件就得用特快加急邮寄，但四天时间就可以到了，所以可想而知，不需要面对面，我们就可以直接地进行交流，因此通信业是最大的赢家。这是Jan Aart Scholte的观点。

最早研究全球化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到了全球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产业向世界各地扩张，削弱了当地的民族工业。经济生产如此，文化的生产也是如此，最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逐渐融汇为一种世界文化。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比如说美国当今很有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他就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传达了文化或经济的利益。我们感到当今世界存在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一些大城市日趋扩大的现代化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所以从技术层面阐述全球化理念的是杰姆逊。杰姆逊1985年曾经到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后现代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也就随着杰姆逊的来访进入中国，在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本人通过对西方学界的研究、关注和分析，再结合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我认为全球化可以从七个方面来概括：第一，是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第二，是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第三，是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过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第四，是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第五，是作为一种叙说范畴的全球化；第六，是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第七，是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所以，全球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无处不在。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我们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趋同性，它还加剧了文化的多样性。虽然今天大家都在说英语，但是说的英语也不同，所以，我主张用一个复数叫global Englishes来称英语，这是因为英语在不同的地区被不同的人实践，感觉好像大家都在趋同，但是英语使用在不同的国家，它也产生了不同的变体，所以这个global English就变成了global Englishes。现在，汉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语言，也在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也在不同的地方被人们使用，我想汉语最终也可能会变成global Chineses。所以，全球化不仅带来的是文化的趋同性，它还加剧了文化多样性，辩证地认识文化领域内的全球化的二重性，可以使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一契机，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此外也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特别是2013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终于走出去了，但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之前，最早走出去的是中国电影，张艺谋、陈凯歌在国际电影节曾经的获奖，使得中国电影率先走出国门，现在中国文学也走出去了，我想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

第二部分讲全球化的悖论，由于有混杂性和地方色彩文化掺杂在里面，全球化并不是标志着世界文化一体化。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突出进展，但国内学者对此却知之甚少，可以说大多数中国学者在全球化与文化的研究方面并没有掌握应有的话语权，这是有根据的。比如说2003年，英美很有名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叫《社会学批评概念》的文集，在这个6卷本的全球化的文集中，一共收录了125篇论文，其中只收录了我们中国学者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所以，可想而知我们中国学者并没有在全球化中掌握话语权。在这方面，英国著名的全球化研究学者Roland Robertson主编的一套4卷本的《全球化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于2006年由著名的出版社Routledge出版，这对我们全方位地认知全球化本质特征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十分有益，该书的中文版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本书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2000年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如果把全球化当作一种历史文化批评的话语来考察的话，它对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有强有力的削减作用和批判作用。此外，全球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对立物，与现代性及其自然延伸的后现代性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按照顺序来排列Modernity、Post-modernity、Globalization，Globalization这些介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词语，它削减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使得现代性成为一个扩大了的、延长了的现代性，所以美国的人类学家写过一本书，叫作cultural dimension of globalization，他就讨论了现代性的扩大。我们的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总结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书中提出的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从那时起，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使用全球性的称谓，但论述了世界性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民族工业逐步同化到一种国际性的市场，它们新的工业被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原料的加工已经不属于本地，世界就像一个大工厂，来自各地的原料集中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几年前中国也被称为世界工厂，当然我们中国政府现在提出了我们中国不要充当世界工厂，我们也要充当世界的智库，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出卖劳动力、出口劳动力，而且也要出口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智慧。所以各国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所以，全球化还有一种理论叫依附理论，就是所谓各民族的工业和经济都是互相依赖的。因此，我们经常讲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中国跟美国的经济有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我们经常讲，过去美国经济强大的时候，华尔街打一个喷嚏，世界各地的股票顿时就要上涨或下跌，现在中国经济打一个喷嚏，世界市场也要开始关注，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因此，世界文学也是由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汇集在一起形成的。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之前，德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就曾经使用过世界文学的术语。歌德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了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歌德在1827年，那时他已经年逾古稀，接受了前来拜访他的青年学子艾克曼的采访，在这个采访当中，他就提到了，民族文学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它更早地来到而努力，所以，歌德也被称为世界文学概念最早的提出者。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世界文学已经是把歌德的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做了发展，发展成整个文化和知识的生产，所以歌德当年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是一个不时促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去想象、去建构的乌托邦，而世界文学的构想实际上也描述了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在当今时代毫无疑问也包括信息的传播和在全球范围的覆盖。所以文化上的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上的趋同性，我们不能用文化上的全球一体化来代替经济上的全球一体化。特别是我们可以从文学术语的演变当中看出来，比如，悲剧、喜剧、小说、诗歌，这是文学理论和某些范畴的基本术语，但是这些术语多数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称悲剧为tragedy，但tragedy是否等于悲剧呢？它不完全等于悲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谈到悲剧的时候，他给悲剧下了个定义，他认为悲剧是一个完整的行动，比如，主人公的死亡。但是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我们的大师钱锺书先生就断定中国是没有悲剧的，但是我们又发现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些东西跟悲剧很接近的，比如《窦娥冤》是不是悲剧？我们当然可以说《窦娥冤》是一种中国式的悲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我们如果把它翻译成英文，用tragedy，显然就不对了，为什么？它不等于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悲剧，所以翻译永远是一种背叛。又比如小说novel，还有一种表达是fiction，你说中国的唐代传奇能不能用novel来翻译？那肯定不能，novel只是指长篇小说。

可想而知，文化上的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的多样性，它同时带来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趋同性。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出，而且在那时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他们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提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孤立地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和传播领域也有所反映。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中，一般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原来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是从发达的国家向不发达的地区辐射，从中心向边缘辐射。我们过去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把它们的价值观念，把它们的生产经营方式推广到世界各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全球化既是一种圆形的、球体的状态，一方面从中心到边缘扩展，另外一方面边缘也向中心缓慢地抵抗和渗透，这就出现了一种双向运动。全球化使得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全球化照样也可以把中国的文化带到西方。

所以，第二个方向就体现出，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即反殖民性或者非殖民化，因此，全球化表现在文化上，就不仅带来趋同性，而且它还带来了多样性。用当代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话说，即一种少数人化。2002年我邀请霍米·巴巴到清华大学演讲，他就讲说一方面是全球化，另外一方面又是少数人化，少数人化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全球化。霍米·巴巴很了不起，他是一个印度人，现在是哈佛大学人文中心主任，是哈佛大学校长的顾问，是印度的学者进入到美国最高学府担任了人文领域里的最高级别的学者，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启发。原先一些被压抑的边缘话语的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话语进行抗争，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现象，所以有的学者，比如说刚才提到的Roland Robertson他就用全球本土化来描述文化传播的复杂特性。由此可见，全球化除了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向强势文化的反渗透提供了契机。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被边缘化，但中国文化正是借助于全球化的契机不断地从边缘走向世界，最终，在世界的中心地带也发出了声音。中国的语言也随着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400多个孔子学院和更多的孔子学堂，使我们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人们在用汉语在进行交流。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哪里有人，那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餐馆，那里就有中国餐馆；哪里有学校，那里就有孔子学院。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已经确实在走向世界，当然这个走向世界的层次还不太高，我们还要真正地对世界的精英产生影响。

对我们从事的文化研究和传播研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全球化的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种两分法，形成了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视角，削减了现代和后现代这种对立。所以我们就过渡到第三个部分，当代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尽管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信息技术，但是国内仍有不少人对这一客观的现象认识不清，一些保守的人文学者抵制电脑和电子邮件，更大一部分习惯于阅读报纸的读者则抵制电子出版物。我经常接触到我们的同龄人甚至比我们年龄更大的一些人，他们拒绝使用电脑。Marshall McLuhan，他是一位加拿大社会学家，他提出了global village。他认为：对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学界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文化怎么能够全球化呢，文化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之后，有的发生互动，产生交融，有可能汇成一种全球文化，但全球文化不一定都是单数的，global culture它也可能是global cultures。另一些人则认为全球化在文化上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英语的普及，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的落户，美国好莱坞影片对一些弱小民族文化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处不在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思考某种积极的对策。

尽管文化研究是起源于英语世界，但它迅速波及世界各地，而且其发展程度也不尽相同。文化研究专门研究这些现象，研究这些文化，即使在英美两国，文化研究的取向也有差异，在英国它更多地旨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研究；而在美国，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大众文化相融合，所以美国的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就是强烈的批判态度。既然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那么它在其他运动中并没有固定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好按照其字面的意义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文化研究，英文叫Cultural studies。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面里的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而是当今仍在发展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包括消费文化、都市文化、社区文化、网络写作以及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所以当代文化研究指向的就是这些文化现象。关于文化研究的内涵，一般认为，它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种族和族裔研究、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以及传媒研究（Media Studies），当然media包括Communication studies，包括我们的传播学研究。文化研究虽然起源于英国，但是传到其他英语国家后，就根据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各有侧重，特别到美国，美国就完全跟大众文化合流。总之，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意识，它对大众文化的分类也颇有见地，比如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而对这些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觉得文化就是一些古典的、经典的，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简·奥斯汀的小说、高雅的歌剧，等等，这些都是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所要研究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文化研究者专门研究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东西，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不屑一顾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者所要关注和研究的。毫无疑问，对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或文学艺术作品，但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特别是始自英国学者的研究。里维斯是剑桥大学的一个reader，我们都知道英语当中，那个reader是什么意思，reader我们经常讲的reader就是读者，但是在英语世界，特别在英国大学里面，reader是一个特殊的级别的人，他介于professor和lecture之间，比如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他们一个系、一个专业只能有一个教授，所以，在英国你不能随便乱称professor，怎么办？他就说他是一个reader，reader就是说，由于名额有限，他没有当成教授，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讲习教授，chair professor一样。所以，里维斯尽管他退休之前是一个reader，但是他著述等身，是文化研究中开先河的人之一。里维斯认为，文化都是掌握在少数精英分子手中，而大多数人只能接受文化的启蒙。里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单，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起到对劳动大众进行启蒙的作用，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人家问里维斯，你说的这些文学名著不包括莎士比亚这个很奇怪。他说，莎士比亚出身贫寒，没读过牛津、剑桥，甚至连大学都没上过，所以莎士比亚的东西不代表精英文化。但今天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发展而来的，所以后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另外两位人物霍加特和霍尔最早也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建树，所以文化研究最早并不是从牛津、剑桥开始，而是从伯明翰大学开创的。我们都知道，伯明翰是一个工业城市。

因此，文化研究主要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还有一个是批判性。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研究在当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新生起到了重要的导向性作用。英国的Terry Eagleton是1943年出生的，他就是坚决抵制使用E-mail、使用手机，他退休以后被曼彻斯特大学聘用，曼彻斯特大学的网站上说Terry Eagleton does not use E-mail，if you just want to contact him，just send Eagleton，but his secretary will deal with E-mail，电子邮件是由他的秘书来处理，他不处理，他不用，所以Terry Eagleton抵制全球化。

我们看看大众文化有何审美价值，全球化在文化上的一个反映，就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这一点也引起了精英文化研究者的恐惧，他们反复问，大众文化究竟有无价值？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在我们中国，也曾经发生过一场讨论，这个讨论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原先有一些从事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审美的东西，比如说在我们的商品注重包装，比如说在我们的街心花园，在一些大的商业区，经常有一些很高雅的、像上海新天地这样的咖啡馆，还有一些电影城，都是在我们身边的具有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我们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美学也应该关注它，应该承认这些学者是受到英美的文化研究的启发和影响的。所以在中国也引起了一个讨论，即大众文化究竟有无价值？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的特征，所以它对文化研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特别是那些研究古典文学的，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对象，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只不过是一些流行的东西，流行的东西并不能代表永久的价值，还是我们阅读的古典文学名著是有价值的。但他们又没有意识到流行的大众文化的艺术形式，对普及经典文化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剧可以把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所以我们今天的青年学生，普通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观看电视也可以了解到古典文学名著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要想更深入地欣赏艺术，包括审美地欣赏这些作品的话，还是要阅读原著。所以，影视文化对精英文化和文学的传播使得精英文化能够更加走向大众。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看了电视剧的人觉得不满足，还要到书店再去买一本《红楼梦》，买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最近有一本书开始畅销了，这部书就是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就描写了美国梦的破产。在电影上映后，电视剧播出以后，小说又开始畅销，因为人们觉得看电影、看电视不过瘾，还想细细地阅读，就去把书买来了。所以我想文化研究跟文学研究不一定要天然地形成对立。最近几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精英文化受到严峻的挑战，由于网络文学的崛起，传统的依靠纸媒作为传播工具的精英文学受到挑战，各种曾经的精英文学期刊只能在少数恪守传统阅读习惯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中流传，大批的网络学者活跃在虚拟空间，尤其是网络学者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网络领袖的影响力是日益增大。一方面，包括高雅的文学艺术在内的精英文化的领地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疆界却变得越来越宽泛，甚至越来越不确定，曾一度被精英知识分子奉若神明的高雅文化已被放逐到了当代生活的边缘，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取向，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欣赏和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对这一点我们人文学者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大众文化的弃儿。所以，一些精英文化研究者他们经常感觉到自己的失落，为什么？在社会上，包括自己的学生在内的青年学子都不去读一些精典，而是去读一些在电脑、手机，或在网上下载，或者利用手机下载的大众文化产品，所以传统的纸媒也逐渐萎缩。对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不同的人已经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一向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行“妖魔化”报道的西方主流媒体，也一改以往的极端做法，它们刻意强调并突出中国的另一个方面，即通过把中国美化成一个发达的超级大国来迫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承担过重的责任。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描写历来是两极分化，一种是把中国“妖魔化”，把中国当作假想的敌人，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当“冷战”结束之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铁幕消失了，苏联解体了，美国成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又要开始寻找另外一个假想的敌人，所以中国就又成了它们假想的敌人。而国内的一些曾经妄自菲薄的人现在也过于沾沾自喜于标榜自己的富足和奢侈，在对外交往中他们大肆挥霍钱财，在个人的消费方面不惜追求名牌和时尚，因而在国外媒体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繁荣，中国被评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但是这些没来过中国的人没想到，中国能够到国外去旅游的，毕竟还是少数人，能够在旅游当中花很多钱去买奢侈品的，是更少的一部分人，然而这部分人却使得中国的国家形象改变了。所以，西方的一些大国就要我们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可以为我们来埋单。这使我们在国际组织中要承担过高的责任。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手机消费量最大的是哪个国家？中国。电脑使用量最大的是哪个国家？中国。人口也是中国最多，但是人均收入最多的是中国吗？不是，中国GDP在2020年有可能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家，但是人均收入中国还远远无法超过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中国仍有一大批生活困难的人把我们的GDP往下拉，把人均GDP往下拉，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沾沾自喜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们目前的情况并不如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好，毕竟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新崛起的大国，虽然其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受到怀疑，但毋庸置疑中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对此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否则我们就会在国际交往中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我想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帽子还没有摘掉，尽管我们已经开始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崛起，并且和美国建立了平等大国的关系。几年前曾经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这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和GDP排名的靠前，更体现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上升，这体现在最近两个事件当中，第一，北京的奥运会成功地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东亚病夫已经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的出现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拿破仑也曾经说过，中国就像一只睡着的狮子，它一旦醒来，抖动起来连地球都要发抖的，现在中国这个大国终于崛起了。同样，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向世人展示了又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风姿，在这方面，信息的传播在上海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知道，上海的各个区都已经是信息覆盖了，无线网络已经全覆盖了，所以这是Fukuyama。尽管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但是按照全球化的法则，只有20%的人直接受益，而其余的80%的人则必须服务于全球化，当然这是西方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根据中国官方的最新数据，现在有2400万人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这2400万人之于总人口的13亿人已经达到了18%，也就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至少已经接近一个发达国家的水平了，所以中国在逐渐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就个别情况而言，贫富差别则很大，少数率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则占有国民经济总财富的绝大部分，他们生活在这个总体物价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大国，享受着富裕的生活，消费着各种名贵的奢侈品，并促使这些奢侈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所以中国被西方媒体评为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一个问题，对物质生活率先提高的这部分社会群体来说，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仔细分析一下这部分人的成分，我们便不难发现，其中的知识精英并不多，他们中不少人甚至连正规的高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因此他们很难去消费高雅的精神文化产品。既然本国的文化产品市场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便把目光转向西方国家，这时一些进口的高档名牌商品，其中包括少数在西方也鲜有人问津的名贵商品，也进入了中国市场，成为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消费品，一些颇能吸引人们眼球并很容易为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所欣赏的大众文化产品也进入了消费市场，这种产生于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产品，无疑对占主导地位的，或曾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主义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有着某种冲击和削减的作用。法国思想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很早就关注消费文化及其对当代人们生活的影响，在他写于1970年的专著《消费社会》中就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食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造成的，这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地说，富裕的人们再也不被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周围全部是物质商品，物质商品过剩。他的这番描述至少说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人已经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生活在当代消费社会的人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如何维持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而是如何更为舒服或审美地享受生活。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媚俗性和消费性，那么，是不是就必然说明大众文化丧失了所有的审美特征了呢？恰恰相反，大众文化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就在于它们外表的包装起到很大的作用，它们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使人们感到我不买商品好像就不过瘾，心甘情愿掏出钱来去买这些东西。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地丰富了，这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依赖于物质文化的生产，而且崇尚对这些物质文化进行更多地享用和更多地消费，如果说在现代主义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主要表现在注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文化产品的包装和消费上，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多种选择，他们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阅读厚厚的长篇文学名著，只需在自己的家庭影院用两个小时就可以欣赏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所提供的审美。后现代社会，艺术家不是去创造新的东西，而是对过去的经典进行临摹、改编和重新写作；同样，不少从事精英文化产品研究的学生也改变了过去那种沉溺于书斋阅读经典名著的做法，而是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绪的电影或电视。此外，相当一部分大众文化作品是以对经典的戏仿开始的，但结果却使得文学经典得以走出狭隘的领域，面向更为广大的受众，因为毕竟我们去观看一些戏仿的东西，是得不到审美满足的，所以我们还要去阅读它的原作，而原作在某种程度上也通过这种改编和戏仿得到了普及。充斥在网络上的各种大众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些文化快餐只经过消费者的一次性消费就被扔进垃圾箱，网络艺术也是如此，每个网民都可以上网，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网上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存在的，它们终究会逐渐展现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和价值，它们也许会被当下的消费大潮所淹没，但是却会被未来的研究所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对网络上的文化产品也不能一概否定。它里面有很多糟粕，但是也不乏确实有才华的人，这些人喜欢用网络写作，完成以后，他把自己博客中一些优秀的作品，加以精选然后出版，这些作品也有可能最终跻身经典的行列。此外，网络文学艺术也可以使少数真正优秀的，但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被边缘化的艺术作品，被广大网民欣赏，进而进入经典。我们都知道，很多文学经典在它们诞生之初并不是经典，《红楼梦》当时也是一部通俗小说，只是到了20世纪通过不少文学研究者不停地批评和研究，逐渐使《红楼梦》跻身到文学经典的行列。所以，我想经典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人为因素。再者，网络也可以帮助文学名著普及千家万户，从而使人们可以在电脑上享受文学名著的艺术魅力。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后现代社会，人们是需要审美的，而非粗俗地实现对这些文化产品的享用和消费。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大众文化的产品往往特别注重外观的包装，通过华丽的外表来吸引读者或观众，使他们心甘情愿花时间和金钱去消费和享用这些产品，所以大众文化产品为什么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使人们愿意掏钱去买呢？它们外表的包装很重要，现代主义的文化产品往往通过精雕细琢而具有持久的魅力，而在后现代消费社会，指向大众的文化产品往往具有短时间的效应和价值，大众文化反对文化仅为少数人所享用和消费，因此指向大众就得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吸引他们的眼球，使他们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消费的决定。当然你去逛商场，被商品的外观吸引了，在短时间内你就要决定买还是不买。过去我们是把皮夹子打开看看，皮夹子里钱够不够，现在不需要了，一张信用卡就可以使你转瞬之间成千上万的钱就消费掉了，因为我们用信用卡消费不心疼，从口袋掏钱，要一张张数人民币，有时候会心疼。所以现在有些想控制自己消费欲望的人，干脆拒绝使用信用卡。这在美国很多，次贷危机就是信用卡造成的，所以美国现在很多银行，就发行一种借记卡，这种借记卡就是你在银行存多少钱，你就只能消费多少，而不是说，你可以无限制地消费，很多人就主张用借记卡，所以我想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大众对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细致地了解，那么他们必然会追求已经有了广泛声誉的名牌产品和流行的时尚，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代青年学生当中比较明显。我的学生当中，大概在网上阅读杂志文章的大大超过到图书馆去借阅杂志的人，他们在网上购书肯定比在书店购书要多吧？但是我始终主张到书店去购书，为什么？在书店我至少可以把这本书看15分钟，从头到尾地翻一翻，后面的index、参考书目，然后看里面的大致内容，再决定是不是买，我不会只看网上的介绍，那我肯定不会买的，除非这本书在很多文献当中有很多人在引用了，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书，那我可以在网上购，一般的新书我一定要看他写的是什么，如果觉得太浅我就不买，我觉得没有收藏的价值就不买，而我们现在的学生经常就在网上去购书。

此外，大众文化往往精芜并存，一般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辨析，因此人们对消费和享用常常是盲目的，也许当他们在消费实践中有所体会后就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当然要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也需要一定的功夫。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消费大众的这种盲目性和追求时尚性，而是要正确地引导他们去对一些外表华丽、内里空洞无物的奢侈品进行辨析，进而从总体上提升他们的欣赏趣味，使他们真正能够有目的地审美地享用这些消费品，有选择的或者审美地享用这些文化产品。同时，大众文化产品自身也会发生某种变化，生产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现他们的产品竞争力下降了，就会不遗余力地在产品的质量上下功夫，这样大众文化本身也可以不断地趋于成熟和完美，其中粗俗的东西也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被淘汰，而少数确有审美价值和保存价值的精品将成为新的品牌，因此对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应该有一个发展的、辩证的看法，而不应当将其一棍子打死，这是我对大众文化的看法。好，谢谢大家！

嘉宾：王教授您好，刚才关于全球化和文化的同质化的一些话题中，你说过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城市化，就比如说强势文化在渗透到别的文化里的时候，别的文化其实也在渗透到强势文化中，是种双向渗透，但是实际上强势文化处在比较高、比较强势的地位，而一些比较边缘的文化处于弱势的状态，它们之间的沟通其实是不平等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宁：实际上我们确实要注意到，强势文化在向弱势文化渗透时，它们往往是畅行无阻的，弱势文化经常是在接受它们向自己渗透。比如，好莱坞电影到中国，我们中国各大电影院都争先购买拷贝，争先恐后地放映。而且西方的文化学术的著作，包括文学作品，一旦翻译到中国来，它的销路肯定比我们国内的作家写的作品销路要好。比如一些很难读的作品，当代的诗人写的诗歌，有多少能够出版？很少有人买。但是尼采的诗集的发行量至少是30万册。拜伦的抒情诗，雪莱的诗写于19世纪，在中国不管它翻译怎么样，甚至有的翻译得很糟糕，你根本无法去对照原文，甚至尼采的诗也都是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再转译过来，照样也卖得很好。海德格尔的书《存在与时间》，在德国都没多少人看，也只有极少数人，或哲学家看，在中国翻译成中文，有3个版本，发行量达15万册。可想而知，弱势文化的人经常在仰视强势文化。而弱势文化在向强势文化进行反渗透时就非常艰难。所以我提到哈佛大学的霍米·巴巴，他就提出一个概念叫混杂化、混杂性，他说，把西方的东西先接受下来，接受的途中我把它改造，改造中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色彩，使它变形，变得不纯，最后就把它的霸权给消耗掉了，削减掉了。比如麦当劳餐馆在世界各地都有，麦当劳过去在美国是一个很便宜的餐馆，都是留学生在那里吃饭，为什么留学生在那里吃饭？因为它不交小费，消费者不需要坐下来，买了就可以站着吃。但是麦当劳到中国来之后就变了，在中国有三种人是不进麦当劳的，老人不大进麦当劳，老人去吃不饱，吃不习惯；民工不会去的，民工肯定吃不饱，民工也许还嫌它贵；还有农民也不会去的，农民觉得这玩意儿哪能吃饱。一般都什么人去？大学生去、小孩去，小孩吵着要吃肯德基，吃麦当劳，因为它好玩，它是一个洋食品。我们的很多小孩，刚会讲话，不会说再见，就会说拜拜，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强势文化进入弱势文化的时候，人们欢迎它来，弱势的文化到强势的文化就很难。但是，这步伐是缓慢地，采取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措施，就使得强势文化的霸权地位逐渐被削减了。比如说全球英语，英语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变成了人们交流的工具，所以英美人士他们还有什么可自豪的？他们经常这么无可奈何地说，你们会讲我们的语言，我们不会讲你们的语言，我说因为你们不学，你们如果真的坐下来学，也能够学好的。他说不需要学，我们大家都会讲英语，我们就不需要再学你们的语言了。但是由于英语在全世界普及，不断地被人们使用，就出现了不同的英语，出现了什么Singapore English、Australia English、American English、Canadian English and also China English，过去我们讲Chinglish，Chinglish是指那些不会讲英语的人讲的中国式英语，但今天我们讲China English就是指在中国的大地上包括外国人也讲的英语，这就是中国式的英语，就是说在中国，老外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英语当中也经常用一些汉语的词汇，就变成了China English，所以我想英语本身它作为一种national language，它的霸权地位也被削减掉了。所以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经常也处于这种辩证的关系。

嘉宾：您刚才提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然后举了个例子，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当时也是一部通俗小说，它可能也是大众文化，现在，《红楼梦》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或者说成为一种精英文化了，因为大家可能电视看得多，书读得不是很多。那我想知道，这个过程是因为我们读得少了使它成为精英文化，还是说我们的审美趣味在一代一代地退化，所以它成了经典文化，还是说之前大家的审美能力不是那么高，没有发现它是精英文化？

王宁：这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讲，文学批评会对经典造成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成为经典它要受到五个方面的制约。第一，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当时的批评风尚是否跟它符合，如果不符合的话，它就可能被批评风尚所淘汰。比如说被公认为经典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他的作品是经典吧？但由于他的先锋派创作，所以他的作品被当时的批评界所不容，他在世的时候就受到打压，甚至诺贝尔文学奖都没有授予他，但易卜生非常自豪地说，我的作品是为未来的读者写的，为100年之后的读者写的。2006年是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在上演他的戏剧，在中国也举行了易卜生节，所以易卜生的作品今天已被公认是经典。另外，讲到《红楼梦》，《红楼梦》当然跟当时批评界所能认识到的《红楼梦》的价值也有关系，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它的价值，所以《红楼梦》只能够在小圈子里面传阅，在一些大众间流行，并不能被批评界认识，所以批评界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文选的编选者，比如说我们今天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外国文学作品选，选不选他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学生或者中学生有的时候不一定会一本书一本书地读，他也通过读文选来了解，所以没有把它选入文选，就很难成为经典，这是第二种原因。第三种原因，是它有没有发表、出版，比如说乔伊斯的有一些诗写出来之后，由于跟社会风尚格格不入，所以被禁止，不能出版，所以它不能出版就得不到人们的欣赏，得不到人们的欣赏就不能成为经典，乔伊斯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外，成为经典还要看能不能进入大学课堂作为教材，作为教材也很重要，比如说进入我们的文学教材。中学的文学课都读《桃花源记》，读朱自清的散文，所以朱自清和陶渊明就成了经典作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文学经典在本国不一定能够步入经典的行列，但通过国外的翻译，它也许能够在另外一个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然后一个“出口转内销”又回到了本土。比如说歌德，当年他年龄过了六七十岁，很多德国的批评家认为他是保守派，就把他边缘化了，但这时英国的一些翻译家把歌德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翻译成法文，歌德就在整个欧洲成名了，当然又使他在德国的地位也提高了。就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的地位在中国一下提高了，这也是使得他的创作成为经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