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4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祝华新

主持人：同学们，早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祝华新老师。他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人民在线总编辑，曾撰写2008～2009年度社会蓝皮书互联网舆情报告，参与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科技舆情监测与形象传播研究”等学术课题，主编多部专业研究报告，并应邀多次到各地进行网络舆情工作演讲和培训。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

祝华新：谢谢主持人，谢谢谢教授。昨天复旦大学新闻系刚好有个毕业30周年聚会，作为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我来到上海西南某高校还是很有压力的。复旦和上海交大有瑜亮情节，何况交大有一位了不起的校友。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互联网时代，今天是多元的利益诉求，多元的声音表达，在这种多元的舆论场上，体制内立场它包含哪些价值的取向，它在社会转型期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今天和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们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我们在座的同学都非常年轻，我想问一下谁能告诉我这两样东西有什么联系？在最早的盒式录音机时代，当年我们是用这样的磁带悄悄地听邓丽君的歌曲，因为在1979年我们入学的时候邓丽君的歌曲还是个禁区。在80年代，就是前不久凤凰网刊登的一组照片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80年代的大学生，是最没生活压力的一代。我们是1979年入学，80年代之初毕业，我们那时候不愁工作，基本上都是分到政府部门，央企都是不愿意去的，而今天进央企是很难的。我们只要好好工作，不愁住房压力，单位都是分住房的，也没有买车这一说。所以有人调侃，“文革”结束后的那代人是轻松飞扬的一代，是有诗歌、有文学的一代，就像周末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广场，悠闲地看着书。有人说，今天的年轻人一毕业，就面临就业问题。2013年是史上最严峻的就业年，有699万大学生拥挤在就业市场上，特别是车房的压力，让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成为为物质生活而奔波的庸庸碌碌的中年人。这是网上一个段子：我们的80年代，那时候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庄稼是长在地里的，猪肉是可以放心吃的，耗子是怕猫的，法庭是讲理的，结婚是需要先谈恋爱的，理发店还只是管理发的，药是可以治病的，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照相是穿衣服的，欠钱是要还的，孩子的爸爸是要明确的，结婚了是不能泡妹妹的，买东西是要付钱的。所以，《人民日报》前不久发过一篇散文，就是为什么“80后”显得暮气沉沉。一个有五六百万粉丝的草根网友“作业本”，有人觉得他是王朔。但他不是王朔，他是青岛的一个“80后”的小伙子，刚刚过30岁生日。他就对我们《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加以讥讽，他说我买一套房子得不吃不喝30年，我买点东西到处都是假货烂货，有毒的东西，不安全的东西，我一个“80后”怎么能不暮气沉沉。我们是经过“文革”结束的一代人，实际上今天大家对社会现实有再多的不满，对政府的公共治理有再多的批评，社会矛盾远不如“文革”结束后那么严峻。当时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冤狱遍地。当时叶剑英元帅说过：“文革”受整的、受牵连的大约多达1亿人，还有上千万人上山下乡，所以当时的经济管理、社会管理难度应该比现在大得多。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社会的怨气好像不像现在那么严重，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某种对立情绪也没今天那么尖锐。我想相当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候政府和民众有一个顺畅的对话渠道，特别是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本身就是出身于农村，都是平民子弟，我们新中国的开国元老大多数都是平民子弟出身。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掌握了全国政权，在“文革”当中重新被贬民间，体会到了基层老百姓的辛苦，所以“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改革政策大幅度地向老百姓的利益倾斜。而90年代以来，改革出现了某种停滞，出现了所谓的特殊利益集团，官商勾结，改革是想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但大家的感觉远不如80年代那么清明。所以，今天政府和民众之间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厚的精神隔阂墙壁。我感觉在80年代其实社会矛盾比现在尖锐得多，比如说有上千万知青要求回城，出现了上街游行、绝食，还有自杀抗议。但是当时，中央非常有胸怀。由王震副总理负责出面接待上访的知青，和知青对话，最后国务院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国务院六条”，事实上同意知青回城。没有抓一个人，也没有请人喝茶，就把一个巨大的社会矛盾化解了。所以我们经常感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大国若烹小鲜，调和鼎鼐，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所以，今天我们对社会的种种瑕疵，对社会的种种吐槽，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我们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我们的经济资本足以傲视全球，但是我们的社会资本却在急剧缩水，官民之间的相互信任远不如80年代。来自于前不久网上的一个段子，说在广州要专门为领导干部修一个公墓，电视台记者问一个老爷爷对专门埋干部有什么看法，老爷爷问：“是活埋吗？”这很可能是网友的一个调侃，今天的老百姓对官场有很多怨念。所以感觉今天我们不缺经济资本，前几年美国次贷危机，甚至中国的舆论认为可以抄底华尔街。我们现在最缺的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个体和团体的关联、个体和社会国家之间的关联，是社会之间的相互信任，尤其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全社会形成一种凝聚力、一种政治共识，这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所以我就感慨80年代的中国走出了“文革”噩梦，官民关系融洽，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奋发有为。虽然当时的生活并不宽裕，比如说，我们同学的父母当年结婚的时候也就自行车、缝纫机，好一点儿的还有黑白电视机，还要加上一只痰盂，是结婚的基本构件。今天我们的婚礼排场大得多，但为什么今天我们对社会有这么多牢骚和不满？虽然80年代媒体也在批评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但与今天的互联网上的草泥马们相比，80年代的国民应该属于最祥和的国民，远没有今天那么多集体焦虑。所以为什么网络舆论经常显得很偏激，有学者指出这就是公众对社会转型期巨大的社会分配不公产生的一种集体焦虑。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种社会信任体系出了问题。在芦山地震中，红十字会又一次遭遇重创。两年前，由于郭美美事件，重创了红十字会的公信力。雅安地震当天，中国红十字总会发了一条官方微博，告诉大家，总会的工作组正在赶往灾区考察灾情，“考察”这两字引起网友的强烈不满，在中文语境中有一点领导干部居高临下，有一点官僚味，这两次引起了网民的强烈不满。结果几乎一夜之间，红十字会的这条微博遭遇了14万个“滚”字，都是网友鄙夷的手势。不光是我们的官办机构，我们民间的热心志愿者，比如说知名网友李承鹏，到雅安救灾，也遭遇了很多网友的质疑，让李承鹏感到非常的委屈和愤怒。这和互联网的特性有关，有传播学者研究，在一场灾难发生的5分钟内，Twitter的贡献最大，都是人类相濡以沫，关心灾难中的同胞。但是，在3小时后，Twitter往往开始帮倒忙。国内的互联网也是这样，就是由于政府和民众的信息不对称，尤其是由于社会信任体系的崩塌。在雅安地震中，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网民是对天灾本身的关切，是对人类同胞的关心和同情。但第二时间点，则杂糅了社会转型期复杂矛盾带来的消极心理。这种消极的心理从何而来？首先，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今天面对弱势群体和权益保障问题，一些基层政府和基层领导干部，经常不敢担当，缺少基本的同情心。今天的官场和老一辈不一样，老一辈出身田垄，“文革”期间重新被打回民间，了解民间生活的艰辛。而今天的官员，有些是在市场经济灯红酒绿中步入官场，习惯了奢侈，对老百姓，尤其是对痛苦的、有民生诉求、有个人权益保障诉求的老百姓缺乏基本的同情。比如说，2012年年底，在贵州，有5个流浪儿童，在寒冷的冬夜，躲到垃圾箱里取暖，窒息身亡。这个事件震惊了全国，而基层政府事后为了推卸责任，居然在垃圾箱上刷上了这样的标语“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网友觉得这是我们的某些基层干部对我们的儿童，对我们的同胞缺少基本的同情。这里要化解今天的官民对峙情绪，首先我们呼吁政府的怜悯、政府的同情心、政府的担当。另一方面，还有社会公众人物经常的所作所为，一些雷人言论，击破了社会道德底线。比如歌唱家的孩子，准确地用法律术语应该称作李某某，因为今天要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法院在判决之前，李某某家庭聘请的第二位律师发表了一项声明，指责媒体不仅有义务爱护保护未成年人，还有义务保护大半生为人民群众带来歌声和欢笑的老一辈艺术家们，也有义务正确引导个别偏激的人们。从于情于理的角度，这是一次非常糟糕的发声，只会使事件雪上加霜。我们再看，在面对底层的利益冲突个案，包括刑事案件中，我们不仅看见基层政府的不作为，不仅看到了一些公众人物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冲撞社会道德的底线，我们也看到了社会道德的沦落。比如说，2012年长春一位开小杂货店的父亲，把孩子放在小车上，到店里先生火，没想到被一个叫周喜军的人把车偷走了。周喜军把车开走后，听到车上孩子的哭声，残忍地把孩子活活掐死，埋在了雪地。这个消息传来，长春市民自发赶到失去小男孩那家人的家门口以及长春的中心广场，点燃蜡烛，表示哀悼。周喜军已经被执行死刑。在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中，社会学家孙立平就注意到一个细节，这让我们非常痛心。黑砖窑所在村庄的所有村民都知道黑砖窑的存在，都知道非人的奴役劳动的存在，但是每当警方或者工商局下来盘查，村民就主动给窑主通风报信。孙立平感慨，今天的社会在堕落的时候，穷人也在堕落，甚至堕落得更快，因为他们贫困，他们甚至没有富人所拥有的基本的抵御堕落的资源。最后的结果是，穷人在遭遇不公时，连同情都得不到。所以，我们应如何看待今天的社会矛盾，我觉得相当程度上是社会资本的匮乏和流失，社会信任体系亟待修复。但是今天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民众对社会消极面的认知，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是不是政府哪天洗心革面，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就能解决？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很多，很矛盾，盘根错节。政府、老百姓，乃至年轻人，在这个社会复杂的转型期中，我们都是一分子，对解开这个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们看来，今天有很多不合理现象，同时，在历史发展的曲折的过程中，又有很多合理的和值得我们深切同情、理解和尊敬的成分。比如2013年铁道部撤销了，网上很多人都在欢呼，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壁垒终于被攻克。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铁道部的老员工来到铁道部的牌子前拍照留念。所以我就感慨，与逝去的体制相依存的青春梦想已成残酷的美丽。对铁道部的消逝哀矜勿喜，毕竟它凝聚过不止一代人的汗水、泪水。在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体制下也有人性的闪光和崇高的牺牲。中国代表团在2013年访问了坦桑尼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专门吊唁了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专家的墓，有69个中国人长眠在异国。我注意到这条新闻后面的跟帖都是批评。“文革”期间和此前我们大幅度地援助外国，当时我们国内的民生还很艰难，有人认为这样的援助很不合理。当时我就发了两篇微博，第一，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援建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当时的确连方毅副总理都向周总理建议这样恐怕我们国力无法承担，但是它对我们当时冲破国际上的孤立局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冷战时期，四面楚歌，被西方国家所包围，而中国重返联合国表决的时候，坦桑尼亚的代表专门穿着中山装来投票，所以毛主席感慨是非洲的兄弟抬轿子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们如果不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就看牺牲的69位专家，对他们也持有朴素的尊敬和礼赞。如果他们生活在开放年代，也许可以和在座的同学一样，可以成为欧美的访问学者，也许像今天的某些央企的老板一样，可以成为外交上非常强悍的代表。但是，每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他们的才华和善良在东非大裂谷中作出了不朽的奉献。

我们再看，西哈努克亲王前不久去世了，中国政府表示哀悼。我注意到，“80后”“90后”网友的帖子基本上都是冷嘲热讽。但是，作为过来人，我非常能够理解西哈努克对我们这代人和对我们父辈意味着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西哈努克也为我们带来了了解世界的窗口。在当时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拍的片子里，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几乎都是通过西哈努克。亲王的故去，像一件带着历史温度的文物骤然移到灿烂的阳光下，让我们几代人都感到有些不适应。但是他毕竟代表了我们长达几十年闭塞环境中一段温暖人心的情谊，缅怀亲王也是肯定我们曾经在困厄中不失仁厚，在外邦友人身上寄托了我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西哈努克被柬埔寨国内罢免后，当时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周总理专门动员了几十位大使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欢迎西哈努克，宣布你永远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朋友，让西哈努克热泪盈眶。所以概括起来，我想引用台湾的一句政治术语，就是今天转型期的很多问题是一种历史的共业，就像国民党始终要求民进党共同承担责任。所谓共业，是一种佛教术语，就是我们共同感受到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在屠宰场里，不是只有屠夫是有罪的，在屠宰场里的会计，对这个屠杀也负有一份责任。所谓共业，就是历史上由于某种体制，虽然我们觉得这种体制不合理，但它把我们捆绑在一块，我们都是受害者，但同时，我们都是这个体制的缔造者，甚至是这个体制的作孽者。由于共同的捆绑，社会转型期的很多问题需要政府和民众，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相互包容，相互谅解，共同找到摆脱体制捆绑的出路。具体来说，主张要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寻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对不合理的现象更多的是追究制度，修复和完善制度，而不是苛责个人，尤其是建议如何避免。某些都市报可能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但是它不理解所谓的多元的利益述求的历史合理性，也不理解社会的治理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而不是简单的超越国情的激进的方案企图一夜之间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比如说，有人简单地、机械地提出反对既得利益集团，我和《人民日报》的周瑞金探讨过，我们觉得这个提法会撕裂社会。因为某种程度上，首先它把官场中的务实的改革派也推到了对立面。官场当然都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也是既得利益的所有人，比如说上海、北京，由于异地高考政策的限制，上海、北京的市民在高考方面往往享受了比江苏、湖南、福建要高出几十分的高考录取优惠。不光是体制内，我们的体制外，我们的市民，某种程度上都是既得利益者，我们要反对的不是泛泛的既得利益，而是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所谓特殊的利益集团不是在经济增长中可能多分了一块蛋糕，而是根本不考虑经济增长，完全是竭泽而渔，断送了国家长远的发展机会，他们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特别希望强调官民之间的相互包容，首先是老百姓对政府的包容，多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复杂性，理解在政府社会转型期解决中国很多盘根错节的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苛责政府某种程度上是堵上了和政府对话的空间，堵上了改良的空间。有网友调侃，今天我们公众把政府当成了这样的男朋友：第一你怎么不管我，第二谁要你管我，第三你给我一个解释，第四你不要解释，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第五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往往我们在很多突发事件中，不少政府部门还是很坦诚的，愿意把真相和盘托出，愿意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但是公众往往不给政府一个善意回应老百姓诉求的机会，堵上了对话的通道。我们看看乌坎事件中著名的母猪上树事件，基层市委书记他那段视频实际上被割裂了，如果完整地听一听，我觉得他说的是实在话。他在感慨基层治理中我们的基层官员权力一天比一天小，手段一天比一天少，责任一天比一天大，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胃口高，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天比一天难管。所以，老百姓如何给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从容的空间也很重要。但同时我还是强调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有更大的责任，政府能否把有诉求的、有意见的老百姓首先视为政策关怀扶助的对象，而不是视为维稳的潜在对手。比如说唐慧，她的女儿11岁时被人诱拐到妓院被迫卖淫，13个月中接客一百余次，还遭遇了强奸、轮奸，落下了性病，但当地警方严重不作为。是唐慧守在妓院门口数天，自力救出了自己女儿，之后多次以跳楼相逼，才使法院立案。法院审理一波三折，历经5年才判处妓院老板死刑。但是政府反过头来又宣布因为她多次闹访，影响政府工作秩序，把唐慧判处劳教一年半。在舆论的压力下，唐慧被释放。再比如说，各地因为PX项目导致市民的不满，出现了市民集体上街游行。昆明、成都一些地方禁止卖口罩、卖文化衫，怕大家上街用某种行为艺术来表达不满。甚至如果有人去复印店复印带有PX字样的材料，都要求复印店老板立即报警。由此我就感慨，如果政府禁止刀具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但是禁止卖口罩，这就是对人民最温和的表达权的蔑视和打压，这不是维稳，是制造对立，真正的稳定是天下归心。所以概括起来，民众应多理解政府，政府要多包容老百姓的诉求，哪怕是比较偏激的诉求，只要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就应给予更多耐心的解释。唐慧自身也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对唐慧这种命运极其悲惨的母亲，政府能不能给予更多的体谅。所以在今天，我觉得对复杂问题解开历史的共业之结，需要承认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需要信心、耐心、毅力，需要社会形成合力，需要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十八大文件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政治，把我们的协商民主，把政协的协商制度提高到政治形态的高度来认识。其实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提出了发展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我觉得这是解开社会转型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结的唯一出路。我们来看，已声名狼藉的红十字会也需要多给予包容理解来促使其改变。红十字会在雅安地震中遭遇了14万个“滚”字后，有一位很有远见的企业家陈利浩，面对动车事故中最后一位获得援救的小女孩小伊伊，她的父母在动车上遇难，陈利浩发起“每转一次我的微博我就给小伊伊捐款一元人民币”，结果一天内，这条微博转发了90万人次，陈利浩捐出了100万元，90万元给小伊伊，剩下的10万元给救出她的温州特警。陈利浩在红会遭遇14万个“滚”字后提出越是这时候越要给红会机会，红会毕竟是社会慈善的主渠道，所以他专门提出给红会捐款100万元，我帮他联系红会的会长华建敏，我们的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他专门接受了陈利浩的捐款。陈利浩在捐款仪式上当场告诉华会长：“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官博在网上遭遇了那么多‘滚’？”结果华会长对此一无所知。被骂了14万次，但我们的官办机构却反应迟钝，但是华会长当场表示是红会用词不妥，应该纠正。我注意到了一个让我十分遗憾的细节，就是当捐完款后，华会长离开，红会的大小官员簇拥着他，结果把捐款100万元的企业家扔在了那里，没有一个人送他出门，还是我陪伴陈利浩走出了红会的大院。所以，官办机构的官僚习气的确根深蒂固，改进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是到壹基金，我相信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也和他们打过交道，尤其是在声誉遭受重创、有人上门雪中送炭的时候。起码会有一个看大门的会把陈利浩送出大门。但是毕竟已经开始了对话，尤其是红会，允许一个叫作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组织，在社会监督中公开对红会工作提出质疑。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对红会的工作提出了质疑。当然社监委，除白岩松外另外一些人的公信力本身也在遭遇挑战，但这毕竟是一个好的开端。

如果需要和政府对话，今天已经出现了17万家政务微博，党政机关上网查民情，下网解民忧。政务微博做得最好的是公安微博，然后是新闻办公室、旅游系统。2012年是共青团组织开设微博，2013年是政法系统开设微博，还有部队也开设了很多微博。我们看昆明，由于反对石化项目，出现了两次市民上街集体游行。昆明一方面坚定地维护街头秩序，制止街头骚乱，另一方面，昆明市长主动开通微博，在微博上耐心和网友对话，回答网友对炼油项目的担忧。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开头，当然更著名的是广东乌坎事件，村民反对村委会私自拍卖村里的土地，把村委会的人赶出了乌坎村，一开始基层政府把这定性为敌对势力试图推翻党的领导，军警包围了乌坎村，村民在村头筑起路障以示抗争。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做出了明智的判断，重新定性乌坎事件为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合理的利益诉求，派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进入乌坎村和村民对话，把闹事的领头人经过合法程序，重新选为村委会主任，和平化解了乌坎危机。通过80年代末的事件，我们认识到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不是用强硬的压制手段，而是用和平的对话手段化解危机。这为我们党处置突发事件树立了典范。

再看我们如何和司法对话。司法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门槛，是挽回人心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能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陈水总这样的人就不会在厦门搞那场残忍的公交车爆炸。2013年以来，新的政法团队、公检法团队，加大了纠正冤假错案的力度。我们浙江的叔侄强奸冤案，在2013年被撤销，并给予了赔偿。再比如还有两起悬案，其中河北的聂树斌案一案两凶，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出现了王书金，王书金的口供和聂树斌案高度吻合，在舆论的压力下，尤其是在新一届中央政法委领导团队的干预下，河北省高院终于重新审理了王书金案。对该案的审理是一个千古奇观，是罪犯宣称自己杀了人，而检察院替罪犯做无罪辩护。不管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如何，也不能认定聂树斌不是凶手。但是我觉得毕竟在出现重大的悬疑后，法院听到了民意的呼声，尤其是听到了法学界、律师界的呼声。重审此案，就给了释放民众疑虑和怨气的一个出气阀，减少了在司法问题上群众的不信任情绪，提升了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还有刚才提到的唐慧案，唐慧起诉了劳教所称劳教违法，当时该案已经进入二审。两次审理，高院都在微博上直播。这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姿态，有利于提振司法的信心。最高院常务副院长在《人民法院报》上写了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提出法院、检察院、律师三者要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要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律师是踩刹车的机制，不要把律师放在法律的对立面。沈院长提出法律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就是合理的司法格局应该是检察官加油，检察官提起诉讼，律师踩刹车，法学家掌握方向盘，法官引导方向，以形成法律的共同体。我想推而广之，中国的社会矛盾应该形成一个主流民意的共同体，主流舆论的共同体。就是政府、民间、知识界、新闻媒体，对一些问题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解开历史的共业之结。

现在，民众也在和军方对话，军方也改变了过去由于涉及军事秘密对很多敏感问题从不表态的状况。2012年，现役军人方大国在南航飞机上和空姐发生冲突，最终的结果是舆论一致指责军方，方大国被免职。现在我们看到在很多突发事件中，军方已经勇于站出来说话。比如说在芦山地震中，成都军区开通抗震救灾官方微博，效果非常好。这是军方第二次公开开通微博，第一次是2012年的云南盈江地震。地震当天发的微博感动了中国人，这是那天最让人动容的微博。成都军区的一辆军车在赶往灾区途中，由于避让私家车掉下悬崖，一个战士当场牺牲，当时战友们还在赶路，这些战士要赶往灾区去，结果这些战友们就在他的遗体前默默烧上了三根香烟，“战友，让我再为你点一次烟”，这非常好地展示了我们军队救万民于水火的大无畏的慈爱精神。

经常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央企，也表明了某种开明的姿态。央企也在和老百姓对话，专门开了一个“国资小新”，就是国资委宣传司的微博，有了几十万的粉丝。小新是小清新那个小新，在新浪微博上。我觉得对央企当然我们要批评它垄断资源，通过发改委垄断价格，资源获利没有变成全民利益，而成了行业利益，因为不用上缴国库，变成了管理层的百万年薪、天价酒、天价吊灯。但是央企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它毕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若干灾难的救援中是中流砥柱。对央企要多一点理解，有的时候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误解。比如说2012年有一条微博闹得沸沸扬扬。一个火车司机，第一次上班，买了一张两元的卧铺票，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的卧铺票。舆论大哗，说终于知道了铁道部长期亏损的秘密就在这里，上有大贪官刘志军，下有两元就能买到的火车卧铺。但我当时正在铁道部讲课，我听他们讲了一个细节，其实两元象征性的买票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国民党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向来如此，这是对铁路员工的基本福利待遇。由于铁路员工居住地点离上班地点相隔很远，从北洋军阀时期就允许铁路员工因公外出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欧盟也是这样的政策，如果的确路途较远还可以免费乘卧铺。所以我就感慨，从两元的车票联想到刘志军的贪腐自然义愤填膺，但是听说铁路职工公出免费乘车是“二七”大罢工林祥谦烈士争取来的权利，就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不同语境影响下的判断。在这条微博下面我特地贴出了林祥谦慷慨就义的照片。我注意到，在林祥谦逝世前的油画微博下面基本上没有一个网友好意思再批评两元车票。我觉得社会需要的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有的时候是信息的不对称导致这样的隔阂和对峙。

还有一点，今天需要各派的对话。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实际上无论哪派都是忧国忧民，都希望帮民族找到出路。这就像给病人诊治的大夫看到病人的症状日益严重，内心焦虑，但现在变成了大夫之间的相互掐架。一方面我觉得大家对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担心是一种很好的人文情怀。另一方面各派需要相互包容，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点的微博约架，言语不合就约来打一架。李承鹏售书也遭遇了很大的危机，在北京还有人递刀，小心地把刀裹好递过去，还在法律容忍的范围内。但言语的不合发展到递刀，这也很让人寒心。我们只有一个互联网，我们都属于一个意见共同体，用中国台湾的政治术语，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有再多的不满，我们属于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在法律的范围内诚心诚意地承认每个人都有利益表达的权利，尊重对方的利益诉求，警惕“文革”时期的零和思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思维，我们要学会相互对话和相互包容。

同时，也要理解民粹。我们的知识分子有时候会觉得老百姓非常愚昧，到今天还怀念“文革”、怀念计划经济。我们要看到这些民粹的存在有相当的合理性。在郑州的广场上，每到周末总有一批人在怀念毛主席、怀念“文革”、唱红歌、跳红舞。有人专门调查过这些人，他们主要是下岗工人，他们生活贫困，不像现代知识分子有在市场经济中谋生的技能，他们不了解社会不公的根源，他们只了解宗教、了解计划经济。所以某种程度上左翼思潮的回潮，是弱势群体祈求生活安全的一种精神图腾。我觉得对他们要有更多的理解，这种老百姓正是我们关怀的对象，而不是以所谓知识分子的道德洁癖、智商优越感把他们视为脑残。

我们进一步再看一看，2012年9月出现了两次市民大规模上街游行。其间还出现了针对日系车主和日系商店的打砸抢烧行为。最严重的一起是在西安，一个小伙子用车锁重创日系车主，当时有一段视频可以清晰听见车锁砸开脑袋的声音。小伙子已经被判刑，媒体对小伙子进行了报道，其实他的遭遇极其值得同情，他是“90后”，小学四年级就失学，“农民工二代”，他的老爹至今还在外打工，家里十分贫困。他是在西安做外墙粉刷，几次摔下差点成为脑震荡，所以他对社会的不公极为不满，曾经趁人不备在项目经理的车上撒过一泡尿。一下班就钻进网吧，玩一款枪战游戏，在游戏中毙敌2000余次，他内心的郁结在反日游行中得到宣泄。分析游行中的打砸抢烧行为有多少是民族的诉求，有多少是民生的诉求，值得反思。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底层社会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值得政府高度警惕，对这种暴力犯罪应该坚决取缔和严厉惩处。在社会分配不公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如果不制止这种野蛮非法行为，中国经不起这样的社会代价。同时，政府要解决好“农民工二代”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急迫问题，为社会活血化瘀。在民生经费上的投入产出比要比维稳支出好得多，维稳往往是一种双输的选择，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公信力、合法性的代价，而老百姓并不满意，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

再一点就是我们强调精英和草根的对话。比如说现在有2.6亿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享受不了市民待遇。他们一方面为城市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遭遇市民白眼，在市民福利上，他们是二等公民。如何给这2.6亿流动人口以社会的温暖，我觉得2012年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陈里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专门邀请农民工和家属吃饭，这被很多网友效仿。我觉得这是社会主流人群给社会边缘状态的流动人口以温暖，减少主流人群和边缘人群的隔阂和相互的怨怼。最近，陈里又发起一个活动，就是效仿欧洲的代用咖啡，发起一个代用快餐，就是到快餐店、咖啡店两个人吃饭点三分快餐，消费两份还有一份留在店里，由店里发放给贫困人群。这对社会主流人群来说是举手之劳，并不需很大的代价，又避免了施舍方和被施舍方的直接见面，维护了被施舍方脆弱的自尊心。这种行为可以温暖社会，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让人心回暖。对重创日系车主的小伙子，我们如果多给他一份温暖，哪怕是一份微笑，也许他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

当前，我们强调社会协商对话，或者是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话的含义就是承认很多问题是历史的共业，需要全社会共同改变。要从个案的诉求发展到制度的修复，比如说《人民日报》、人民网介入了很多热点事件，我们不光是为个案呼吁，就孙志刚案我们和民间一起呼吁废除不合理的收容条例；唐福珍自焚案，我们和民间社会一起批评土地征用拆迁管理规定的不合理，呼吁修改规定。从个案诉求发展到制度修复，我们要完善制度而不是苛责个人。同时，我们强调社会的改变需要人格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的某种暴力强制的推动，包括不需要政府的暴力，也不是老百姓的集体游行。更多的是唤醒从政者，唤醒全社会，唤醒公众人物的良知担当。对话的发起需要民众理性的参与。我一直强调，政府和民间要相互包容相互理解。但是我和《环球时报》的立场区别在于，我认为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首先是政府要有担当，不是首先把担子推到老百姓这一边，尤其不是把担子推到被妖魔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这边。

今天我们到会的学新闻的同学居多，最后，我想和大家谈谈什么是主流媒体。可能大家对我们《人民日报》缺少了解，某种程度上我们只记得那个著名的《人民日报》，60多年没说过假话。《人民日报》说过假话，而且说过很严重的假话，我们对大跃进的灾荒具有重大的责任，但是《人民日报》有大家不了解的精神源头。《人民日报》的第一任社长邓拓，是由于在经济困难时期支持刘少奇、周恩来的观点，发了一篇社论，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毛主席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因为在大鸣大放的过程中，他不愿意刊登鸣放文章。但是他也很诚实，他没有引蛇出洞，靠大鸣大放引出知识分子再把他们打倒。因此被贬斥到北京。在“文革”的前哨战，姚文元评海瑞罢官，邓拓由于负责北京宣传部门，他拒绝转载，最后在“文革”中被打倒。是“文革”“五一六”社论发出的第二天，他在家里自杀身亡。还有一个就是范长江，也是当过《人民日报》社长，“文革”期间在暴雨之夜跳到枯井里死亡。所以，《人民日报》有一种精神源头，对此，邓拓有首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代表了传统共产党员的良知，实事求是的考察问题。再比如，《人民日报》的另一个老人，叫刘衡。打右派的时候她坚决不认账，“文革”时期造反派深更半夜把她带到郊外，挖了个坑，说“你再不认罪，我们就把你活埋”。但是坑挖好了，刘衡还是坚决不认罪，非常顽强。“文革”之后，她给胡耀邦写信才纠正了错案。反过来，她又立即原谅了那些把她带到郊区的造反派。她“文革”复出时到湖北家乡采访，湖北人回忆她“一个衣着朴素，行走不便的老太太竟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每个接待的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毕竟是老报人，是老共产党员的本色，她跟当地老百姓没完没了地拉家常。刘衡留给家人的永远是亲切的回忆和由衷的敬佩，这是我们《人民日报》人的本色。《人民日报》还有一个特点，是区别80年代进《人民日报》，还是90年代进《人民日报》的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见到一个人是叫他职务还是叫他老张老李，我们至今对社领导叫老张老李。这是《人民日报》80年代的传统，无论你是小记者还是司机甚至是看门的老头老太，见到社长直呼其名不以为怪。80年代，为表示对社长的尊敬，我们会叫秦川社长秦川同志，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敬称了，绝不会叫秦总、秦社长，这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兄弟情谊。当然90年代就不一样了，高狄来了以后，首先要叫社长。后来来了一位将军，要我们叫他将军。找他还不能直接推门，80年代养成了习惯，见社长就直接推门进去，表示今天的报道我们有意见。后来遭到了训斥，怎么能随便跑到办公室来说话。应该说早期我们的党报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再比如说我们80年代报道了一个右派分子，家境极为坎坷，几次考上大学，就是政审过不了关，没有工作，不得不远赴新疆做一个没有户口的工人。《人民日报》登载过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孟晓云写了一篇《胡杨泪》，这是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报告文学。当时虽然在《人民日报》登出，但当地的“左”倾思想很严重，还是不能彻底落实政策。当地官员挖苦说，你们《人民日报》既然要为钱忠仁说话，你们干脆把他调到北京算了。人民日报社在80年代的执着就到了这个程度，不光帮他说话还真把他调到了北京，他来到《人民日报》工作了4个月，由于多年的坎坷，不幸病故。但是毕竟我们给了他一个比较好的晚年，这就是《人民日报》80年代的政治理想主义情怀。我们的老社长秦川，主动推动了一些冤案的平反，包括王光美还在监狱的时候，秦川暗示刘少奇的儿子可以给《人民日报》写信，我们可以转给中央。所以，刘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了一句很动情的话：“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秦川一代老共产党员把这一嘱托牢记了几十年，推动了拨乱反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时期。《人民日报》在80年代有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群体人格，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推动历史，它担当这样一种历史角色：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是中国文化古已有之的忧患意识；是梁启超“去塞求通”的启蒙理念的混合体。是对国家对民族的承诺，也是我们党党性的体现，就是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这是我们体制内的信念，可能在互联网上觉得有些另类。当今，我们仍有深刻的反思，我们能不能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我想可以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标准来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评丁玲那样的作家：今天，文艺应该为主流大众服务，主流是谁，在延安就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士兵兄弟。今天我们用延安文艺的标准，同样可以要求我们的官办媒体。主流是谁，主流就是我们在座的大学生，就是5.64亿网民，就是社会各阶层人士。党报不能变成少数官场上政府的盲目自夸。我们的社长张研农头脑非常清醒，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人民日报》要克服红色没落贵族心态，我们要为社会主流人群说话。我想今天判断什么是主流媒体，不能因为你是官办媒体，你就是主流媒体。我觉得有三个判断标准，第一个是你的受众面，是不是覆盖社会各阶层；第二个是不是直面社会热点，不能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第三个是能不能吸纳和倾听主流民意，如果能做到这三个标准就是主流媒体，无论你是不是官方媒体。在这点上，《人民日报》2012年北京暴雨之夜开通法人微博，现在眼看就要一年了。《人民日报》的纸媒订户300万人，但我们的法人微博今天的粉丝已经多达将近800万人，相当于我们在微博和互联网上办了两份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纸媒订户主要是公费订阅，占到97%以上。这是服务于体制内的，我们的微博粉丝是社会的主流人士。我们在互联网的存在扩大了官方媒体的影响力。我们在努力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送到新浪微博，传送到天涯社区，传送到人人网。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要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现在两个舆论场存在很大的隔阂。官方舆论场自说自话，民间舆论场变得更加偏激。我们打通两个舆论场的努力体现在法人微博，特别是每天晚上的晚安帖，11时30分发出，叫“你好明天”。这个晚安帖已经成为网络舆论场上的知名品牌，只要当天有热点事件，公众都期待《人民日报》11时30分的表态。我们的微博尺度比纸媒大得多，比如说彭州的中石油炼油项目导致市民上街游行。这样的东西在纸媒上是看不到的，但在法人微博上都有。比如说，2013年的“五四”，《人民日报》写道：这个周末颇不宁静，从成都到昆明，从长沙到沈阳，一些人用不同方式表达诉求，缓冲意见分歧，达成社会和解，需要用包容心求同存异，用协商对话取代对立对抗，这是公民试题更是执政考题。我们始终从两个角度说话，既要求老百姓在法律框架下表达诉求，同时我们也指出这是官场的执政考题。中国这条大船正在冲过历史三峡紧要的一段，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比如说，自由知识分子都比较关心宪政的问题。5月，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在新浪微博、腾讯广播做了一个搜索，排除被屏蔽的那部分，关于宪政的议题，有219万条，这是知识分子感兴趣的，的确涵盖了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所有议题：舆论监督、司法公正、制度创新。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知识分子在热烈争议意识形态走向后，老百姓在关注什么。我同样在新浪微博上发现关于就业有2600多万条，关于养老有2500万条，关于住房也是2500万条，关于医疗有6000多万条，关于农民工有2000多万条，关于贫民子弟自称的屌丝有1.4亿条。和少数南方报系和自由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宪政议题相比，我们的老百姓更关心日常生活的改善，关心社会分配不公，这是中国民意更加庞大的底盘，这是中国社会、政府和有责任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更为基本的社会矛盾。在这点上，看看这两组词汇的对比，我们对意识形态的争论会有更清楚的认识。中国社会更关键的不是意识形态讨论，而是先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已故的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未来10年主要还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是社会改革、社会建设的问题。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社会改革。发育各种社会公益组织，让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表达利益诉求的顺畅通道，保证司法的独立，这是更为紧迫的问题。所以，作为《人民日报》，我们也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我们和南方报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我们体制内媒体是坐南朝北，屁股坐在政府一边去瞭望民意，倾听民意，反过来推动政府改良决策，而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是坐北朝南坐在老百姓一边监督政府。这个比喻有点封建色彩，以皇帝龙廷为地理方位，坐南朝北，坐北朝南。我觉得中国社会需要体制内和体制外立场，多元声音应该有合理的存在，相互包容，理性对话。坚持体制内立场就是在体制内解读民意，从体制内打通两个舆论场，把党的声音，把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通过互联网发散出去。我们注意到为什么《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赢得了党内外的一致叫好，这是少有现象，一般官方媒体说话，老百姓不感兴趣。南方报系的一些东西，政府感到很头疼，而《人民日报》似乎成功地融合了两个舆论场。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人民日报》作为发声主体，是真实横跨官民两间，对官场规劝，帮老百姓呼吁，代体制议言。我们的法人微博是民间话语内嵌，官方话语铺垫，打通了两个话语体系。站在《人民日报》的立场上，我想换一种表述，我们是官方话语内嵌，官方话语是主流，将民间话语作为铺垫，我们成功把自由知识分子关注的议题和话语体系融合起来，得到广大知识界的认可。还有一点《人民日报》和自由派很大的区别是，我们既注意和大V们结成统一战线，我们还提出要与大V互动，更要与不加V的普通老百姓水乳交融，争取大V的认同，赢得不加V的拥戴。我们有一个特点，专门把不加V的网友的东西每天截录出来，发成一个微议录，目的是争取记住群众。很经典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就是唐慧案，在唐慧被劳教一天后，《人民日报》当天深夜就发了一篇微博，惊动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唐慧案，第二天下午湖南省政法委派出工作组前往永州调查唐慧案。《人民日报》因为这条微博一夜之间暴涨了10万粉丝，这条微博转发了14万人次。大家看一下它的话语体系，是官方话语内嵌，民间话语铺垫。专家最近宣布，民族复兴任务已经完成62%，这是很虚的体制内研究。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大家看看这条微博有哪些人在转发，李开复、潘石屹和活跃的大V都非常认同《人民日报》的观点。湖南省委也尊重《人民日报》的立场，由省委书记亲自干预，最后宣布唐慧释放。当然我本人的微博也起了一定作用。这条微博发出后，《人民日报》发短信给我，我躲在被窝里，用手机转发给若干个大V，发了一小时胳膊都酸了。

现在我们的官方媒体普遍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如果大家不关注这个动态可能不了解，不光《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也开通了一个央视新闻，有500多万粉丝，新华社有一个以互联网为报道对象的微博，中央级媒体都在努力解读民意。而且我们的纸媒也有变化，《人民日报》有一个著名的评论叫“人民时评”。人民时评干预过跨省追捕网民王帅，这是跨省追捕第一案，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后干预成功。《人民日报》评论了乌坎事件，在《人民时报》发表评论之前，乌坎是微博上的敏感词汇。《人民日报》发了以后，这个词才脱敏。《人民日报》少有地得到了南方报系的认可和尊敬，南方报系给《人民日报》和法人微博都颁过奖。2012年我提到过一个观点，由于《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法人微博的活跃，由于新闻管理日趋严峻，网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出现了某种国进民退的局面。在都市报相对沉寂的2013年，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转而向体制内喊话。《人民日报》的评论部文章，包括人民时评，依照80年代胡耀邦麾下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年的风采，党报在特殊历史关头，总有良心和良知蓬勃而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官媒在社会改良中的杠杆作用不可低估。有人在挖苦我们的法人微博是不是和《南方周末》互换总编辑，或者是我们像周伯通一样左右手互搏，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是大家对体制缺少了解。我们体制一直都有另一面，这一点大家了解不多。学新闻的都知道，关于党的新闻工作，有两个历史性文献，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要求报纸的力量就是上情下达，把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迅速和群众见面。同一年刘少奇同志和华北记者团对话强调的是下情上达，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党的政策有错误，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通过你们说出来，这样记者就真正上路了。所以我们的体制很有弹性和张力，尽管体制本身近年来日趋僵硬显得活力不够。但是这个体制在最初设立的时候，是包含了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两个方面，永远不要低估这个体制的弹性。

我想强调一下什么叫主流媒体的姿态。可以说，要先理性辩证看待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比如说，上海有一个农民工的子女到人民广场举牌要求开放异地高考，得到知识界网络界的一片叫好。但是客观看，如果站在上海市民的立场，站在上海市政府的立场，异地高考是一个方向，但今天农工民有2.6亿人，每4个北京人中大概有3个外地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选择地开放异地高考，我们的教育资源翻一番也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关于改革，虽然异地高考是一个方向，体现教育公平，因为教育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但是，如果由我们自己来当分管教育的领导，你也不能做到立即开放，只能是渐进有序地开放，这是生产力条件客观制约，某种程度上是尊重上海市民的权利，需要一个妥善平衡上海市民和外地流动人口的不同利益诉求，需要一种调和鼎鼐的艺术。

再看，我们经常批评政府，但我们政府的点滴进步还是要给予鼓励。比如说去年云南巧家爆炸案，巧家县政府大厅里发生了爆炸，炸死了几个农民，一开始当地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信誓旦旦地说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一个送水工，而且扬言如果说错了我就辞职，“我以几十年公安工作的经验担保嫌疑人就是送水工”。但是经过80天调查发现送水工也是受害者，送水工也是被两个农民雇佣背着炸药包走进政府大厅。走进去以后农民残忍地引爆了炸弹，两个农民因为土地征用补偿不到位报复社会、报复政府，送水工是无辜的，他也不知情。后来舆论纷纷要求公安局长引咎辞职，当地政府为他辩解，说他不是专业的新闻发言人。有南方报纸质问：你不是新闻发言人，你是男人不？是男人就要履行承约。人民网当时发了一个评论：当然应该要求政府公正处置此事，但也要看到毕竟是政府主动纠正错误，政府过了80天召开第二次发布会宣布搞错了，政府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警方同样需要勇气。立足于复杂社会现实，如果可以给政府的自我纠偏以鼓励，给政府的知错能改的态度一句肯定，就会让正能量走向良性循环。在很多事件中，各有各的利益诉求，就看我们能不能综合包容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我觉得2012年国务院宣布黄金周免收过路费，不同媒体对这个事件有不同的解读，认为《人民日报》评论肯定是中规中矩的，《环球时报》肯定要对政府做出更多过度的解读，《中国青年报》是体制内的自由派，认为多半会有些批评，而“南都”历来是政府任何决策都能找出负面意义，会说仅为小车免费收益的是谁，“北青”也是一个愤进的姿态。这些都是网友的猜测，不是媒体真实的评论，一个时间里大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媒体表达的可能是社会各个群体多种价值取向的一部分，而健康的社会需要均衡各种利益表达，政府调和鼎鼐。小众媒体可以剑走偏锋，主流媒体必须兼听则明。我想强调的主流媒体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两点：第一个是我们自由派也很重视的客观，必须真实，第二个就是均衡表达各方利益诉求，做到观点的平衡。在突发事件中起到很好作用的一些都市报，包括南方报系在观点均衡上做得不够，多数是代表了一些非常超越的政策主张，但是没有考虑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利益诉求，特别没考虑到复杂的社会国情。关于主流媒体的价值观，关于体制内立场，概括起来就是：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要想继续位居主流，就得做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做网络偏激情绪的缓冲器，这是主流媒体应尽的责任，应有的气度。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大家都是铁杆的网民，在互联网上应关注专家，警惕杂家。互联网上，杂家很多，很多人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是敢于越界发言的大V很多，他们在房地产上的意见会比较靠谱，但是他们的越界发言经常很不靠谱，甚至不负责任。这里我觉得专家的意见值得尊重，杂家的东西看多了容易中毒，会变得偏激，被他们传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误导，尤其是情绪被某种非理性情绪所裹挟。我觉得很有必要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央党校编审邓聿文写的一篇文章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他说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之一就是行政官员由于专制体制丧失责任感，无所作为，麻木不仁，得过且过，捞一把是一把。法国大革命完全是被一些知识分子裹挟了，一批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主导了法国的政治进程，他们把政治当作艺术品，当作道德实现，有某种道德洁癖，连革命家最终都觉得革命不纯粹。所以，这种完全由人文知识分子主导的政治是一种没有刹车机制的政治狂热，非常可怕，有可能把一个国家带入万丈深渊。所以在今天也要警惕少数有浪漫人文情怀激进的知识分子裹挟网络舆论，裹挟政府决策，让我们社会转型期非常可怕，导致加剧中国社会的对抗、中国社会的分裂。我们主张要理性地看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家要关注专家，警惕杂家。杂家作为公民有个人表达权，但他的政治参与意见，恐怕多半不靠谱。

最后，我们强调宣传的主旋律是中国梦。习总书记的想法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特别是总书记提出中国梦既是国家的梦也是个人的梦，希望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和美国梦也完全相通。对中国社会，有人觉得很悲观，有人提出三个不可低估，千万不可低估官员的腐败程度；千万不可低估人民的愚昧程度；千万不可低估学者的堕落程度。我在微博上提出了另外三个不可低估：千万不可低估体制起死回生的杠杆作用，比如说从“文革”时的千人共愤，那时候几乎到了愚昧的中世纪。但是几乎一瞬间，经过一场讨论就进入了人心通畅的伟大的80年代；千万不可低估知识分子对这个国家虽九死而不悔的奉献；千万不可低估互联网，互联网是当下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中国社会的希望就在互联网，我们现在看互联网已经上天入地。国航已经启用了互联网航班，在国航300架大飞机中已经可以刷微博。我们广州的100多辆大巴上已经覆盖了免费的WiFi。互联网越来越多地从一种个案的关切变成制度的改良，互联网上有浓厚的家国情怀，真正的爱国主义，在互联网上可以感觉到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对这个国家有共同的责任。今天，我们对社会现实有众多的不满，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我们也有很多理想情怀还在。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比较熟悉的是金观涛，他在80年代写过一首诗：我们是最后的然而是不死的理想主义者。还有我们很喜欢的纪录片有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很多年轻人有走向世界的机会，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在淡化，乃至于网上有这样的段子：“你能为祖国做什么？”答：“移民，不给祖国添乱。”“你认为爱国主义的表现是什么？”答：“移民，给帝国主义添乱。”网友批评这样的不良态度，“祖国白养你了，送你一句话：出国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当然也有网友说：“记得很久以前我还很看不起那些出国不回来的，现在想想也不知道是那个时候自己太傻还是那个时候这个社会没有那么不堪。”但是网上还有另一种声音：“不想移民可能是能力不行，也可能是存了希望，生你养你的故土病了，不能离去。”还有一段话：“在中欧商学院讲课时，有学员问现在大家都想移民，我说为了安全，为了后代，为了发展想移民就移吧，但一定要记得回来的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会永远在这个地方等着你。”这也是我想对在座的同学说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还割舍不了这块土地，我们对这块土地还有一份责任，我们就在中国的屋檐下努力改良社会，和社会各群体携手来改良。五四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当一些大学者在指点江山的时候，北京大学一个女生跑到北京郊区农村，劝农民刷牙洗脸。有人觉得这太小了，北大学生讲到要改良社会就要从教农民养成文明生活习惯做起。在这点上，今天的改良社会的微小切入点就是互联网的微公益。我觉得微公益有利于改变愤青，培养国民参与性人格。免费午餐，关注城市地下水，从坐而论道变成践行。在这点上我推荐邓飞的转型，邓飞过去是做调查记者，专门调查社会黑暗面，这个社会的确有太多值得我们不满，值得我们批评的。就像温州动车事故当天深夜有网友写道：“当一个国家打个雷就能让火车追尾，过个桥就能让大桥垮塌，喝一杯水就能得肾结石的地步，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今天的中国本身就是一列在雷雨中行驶的动车，你我不是看客，你我都是乘客，当然已经准备移民的人除外。我觉得邓飞的转型，不是简单地做批评报道，而是身体力行来改良这个社会。如果你觉得政府工作不到位，我们就一起帮助政府弥补缺位。在互联网上做个愤青是容易的，愤青的存在和这个社会还存在大量的不公有关。但夸大现实矛盾虽痛快淋漓却于事无补，不利于年轻人找准自己在社会的位置。我们需要把自我的价值需求、价值实现的追求和社会体制的框架融合起来，只能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实现个人的抱负。我想借用我的朋友的一句话：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用行动来改变，我把它称作：献身就是力量，对话改变中国，而不是对抗。在社会的转型期我们只有通过和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对话一起来改变社会。有人会觉得这个改变很困难，我送给大家村上春树的一句话：我们都是脆弱的鸡蛋，在坚硬的体制墙壁面前，我们显得不堪一击，虽然体制的墙太高太坚硬，我们看上去毫无胜算，但是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我们的全心全意。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相信我们的每一个灵魂可以彼此融合产生温暖，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没有，我们创造了体制而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这和大家共勉。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嘉宾：祝老师您好，我是内蒙古大学的研究生，我想问上下两个舆论场讨论问题出现那么大差异的原因，以及如何打通上下两个舆论场？

祝华新：谢谢，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的官方媒体不能回避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现在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对社会矛盾持回避态度，更多的说一些政府爱听的话，而不是中国现实最紧迫需要说的话。但是官办媒体也在改变，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官方媒体纷纷开通法人微博，大家注意到在热点问题上，《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基本上都没有回避，甚至有时候言论尺度比南方报系还宽。比如说唐慧事件、北京暴雨事件中，《人民日报》的言论尺度远远超过南方报系。二是还有官方媒体也开通了在母媒体上一些解读民意的栏目。《人民日报》有“人民时评”，中央电视台有“新闻1+1”，大家都在努力，现在的问题的确是如何把网上的声音回灌传统媒体，用网络民意唤起主流媒体以进一步体察社会现实。目前还有反差，我们的母媒体上虽然还是歌舞升平，但至少已经做到了官方媒体通过法人微博来解读民意，来和老百姓对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进步需要一个过程，离同学的期待还有距离，需要我们加倍努力。

嘉宾：祝老师您好，我对您刚才讲的社会协商制度比较感兴趣，我是草根机构的志愿者，新发展的草根机构比较有执行力，需要时效性。但是这种机构需要挂靠在基金会的名义下，但基金会比较有官僚气，不具有时效性，您怎么看待双方之间的差异？怎么实现对话？还有一个就是邓飞的微公益到后期由于并不是十分专业可能会把舆论引导到不正确的方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

祝华新：我觉得红十字会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政府的困境，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公共治理不在舆论、社会的有效监督范围内，缺少一个很好的监督机制和回应民意诉求的响应机制。政府不妨把红十字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沿阵地。在这点上，一些民间的NGO的做法值得红十字会借鉴。也有人批评邓飞的微公益不可能永远靠少数人的道德热情就把公益组织运转起来，有一位老资格的公益专家警告他，延安窑洞里的那些人跟你一样最初都是纯洁的，但是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都会走向腐化的悬崖。邓飞也有这样的觉悟，他在努力推动财务的透明，他一直希望成立基金会，纳入规范的基金会管理，不能靠微公益网友的道德热情。道德热情是不可靠的，只有制度是可靠的。还有一个问题，不是我们NGO的人缺少现代管理意识，而是基金会注册很难，有时候需要加快我们社会组织的发育，这需要政府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上给予更大的空间。

嘉宾：祝老师您好，请问舆情分析师的成长空间如何？成长路径是怎样的？

祝华新：我面试舆情分析师，一般就三个要求：第一对互联网如数家珍，你能告诉我因为环境问题在哪些地方引起了事件，哪些人参与了，最终的结果如何，在哪些平台引起了风暴？我常常面试一些门户网站来的人，他们告诉我“给我两小时，我可以给你做一个专题”，但是那样的我不要，我不要百度做出来的，你必须对互联网上的一草一木都要非常熟悉，准确地告诉我5个W。第二是要熟悉体制内的运作，我经常就问两个问题，一是你知道中国是怎么管经济的吗？有哪些部委在管经济？有哪些部委在管文化？他们是怎么分工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同学说不出这样的分工，说明对体制不了解。必须熟悉体制内的分工运作和逻辑语言，逻辑语言可以学，但至少要了解体制内情况。第三是要会数理统计，我们党不太喜欢自由派的尖锐的评论，但是我们党非常尊重数据，陈云同志在党内有那么高的声望，除了廉洁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陈云对数据很熟。我们主要有三个要求：对互联网如数家珍；对体制内熟悉；还有就是会数理统计。舆情分析师有很好的前景，2013年我们得到国家人保部的批准，我们在进行舆情分析师的资格认证，通过认证的可以得到人保部颁发的证书，似乎已经有都市报把舆情分析师称作十大赚钱行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今天的新闻报道越来越难，有时候延续改良社会的理想可以转到舆情行业来。我们观察民意和社会矛盾，把情况真实地反映给政府，推动政府的决策改良。我觉得无论从这个职业的安全性、收入、尊严到个人社会理想的实现，舆情分析师都是很好的选项，欢迎大家来联系。我想我们今天研究互联网就是希望推动我们的政府，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对民意更敏感，更有人情味，遇事也更有担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