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7月20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骆新

主持人：今天我们邀请的是东方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骆新老师。他自1995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曾担任过《正大综艺》《半边天》《当地工人》《影视同期声》等多个栏目的编导、主编、主持人；2003年至今，他供职于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公司，现在担任《东方直播室》《百里挑一》《谁能百里挑一》等电视节目主持人。骆新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是“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掌声欢迎。

骆新：谢谢主持人，也感谢这么多同学，在大热天来跟我分享一个小时左右的电视制作的经验。称不上经验，我跟大家其实就是简单聊聊。今天来到这儿我确实觉得挺高兴的，觉得我这个“百里挑一”的候选者的数量一下就庞大了许多。我做电视有20年，但今天有很多想法不一定很成熟，只是希望能够对大家未来做传播有用。也感谢谢老师的组织，在他的力邀之下，我放下工作，因为我今天还在录像，晚上还要干到两点钟，明天还要再干到凌晨两点钟，后天我还有三天的录像。我最近录像的时间排得太满，如果讲演当中有一些显得疲劳、有些不适的（表现），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天。

今天我想就讲这么一个题目，叫“新媒体环境下的电视传播”。我相信这两天包括胡正荣老师，他们都来讲过电视传播，比如说视频融合下的电视。我最近看了一些“剧透”，说iPhone 6快出来了，我昨天就发了一个微博说，以目前的“剧透”来看，iPhone 6很可能会终结两个时代。

第一，终结笔记本电脑；第二，很有可能终结电视机。为什么呢？据网友说还是iPhone 6真的是有这样的技术，如果它有充足的电力和在充足网络支持的情况下，iPhone 6这个你随身携带的小型的移动终端，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用看电视，因为它有一个投影功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投影到白墙上，就可以营造超高清的、家庭影院式的环境。如果再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外接两个无线的音箱，在家里就可以感受准家庭影院的氛围，因为它的屏幕可以无限大。而我们现在最大的平面电视是54寸的，包括夏普的这一套技术，在未来的投影方式下，也有可能变得过了气。而且，它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叫虚拟键盘。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对它比较清楚，我们现在的键盘是直接关系电脑输入，这和手机不能替代笔记本是同一个原因。包括iPad也不行，你拿iPad写东西，也会很慢。那输入方式如何去改进呢？据说现在iPhone 6有一项技术，它类似一台小台灯，像我在这儿演讲，啪，我把台灯打到桌子上，形成一个光照和带触控性的小键盘。你可以在这个没有键盘的键盘上打字，这些字可以体现在你的手机上。如果它真的能够实现这两项技术，那我想，未来笔记本电脑就废掉了。我原来是笔记本电脑的拥趸，我每年都会买笔记本电脑，基本上一年换一台，现在我家里有一大堆笔记本电脑的“死尸”，虽然它还能用，但是我已经不用它了。为什么？因为有了手机。手机占据了你一天零碎时间的70%。因为它可以移动，它的移动终端系统更加方便。

我们之所以用笔记本电脑，是因为我要写稿子和文章，写PPT的时候，还需要用笔记本电脑。但如果以后有了虚拟键盘这套技术，它能更方便地输入的话，我认为笔记本就没用了。更重要的是，家里的电视机就没用了。今天的电视机的收看方式，已经让我们觉得很尴尬，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压力是很大的。我在东方卫视工作了10年，这10年我深刻地领会了中国电视的从低谷到高潮、再从高潮到低谷、现在又到了一个新高潮的过程。未来电视向什么方向走？一直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最近我们在做一个节目叫《中国梦之声》，我们另外一个SMG的团队，也在做一个节目，叫《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声音》是我们SMG团队做的，虽然在浙江卫视播。这是我上一任东方卫视的总监和副总监，他们的团队在做。所以应该说最好的制作实际都在上海，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说，这些都是我们SMG的同事做的，不管它在什么地方播。目前和我们真正唱对台戏的，其实也就是湖南、浙江、江苏，他们也有他们的团队，但我认为目前中国最好的制作团队，对电视有深刻理解的，在江浙沪，也包括湖南，湖南也是做得非常好。

技术有可能会改变电视的传播。你不要小看技术，我们现在学了很多理论，在一个技术出来之后，所有原来构筑的理论全部都废掉。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今天这个传播时代，要更看重技术。技术对人类知识的改变是永恒的。当年，高级的贵族在可以掌握知识的情况下、在国家可以办学的情况下，正是因为孔子搞了私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教育也是一种新技术，他推广了私学，一下子把官学就冲得稀里哗啦。后来当私学和官学开始越来越走上正轨的时候，以朱熹等人为代表，又开始建起了书院，书院制文化又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格局。而且，如果没有毕昇的造纸术，没有印刷术，也没有海德堡发明的活字排版印刷，我们的很多文字还要写在竹简和羊皮卷上。所以，一个技术的产生，它释放的不仅是传播的力量，它更多的是启发了民智，今天人们的心智之所以能够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认为跟新技术、新媒体的传播是有密切关系的。

信息是一种权力，掌握信息的多少跟你的权力大小成正相关。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那个时代记忆知识的方式，是死记硬背，需要记下知识点，需要知道这个知识在什么地方，比如人家一说“滑铁卢之战”什么时候打的，我就要马上记起。今天你还需要知道吗？有了百度，有了维基百科，有了谷歌，它随时可以帮你去搜索。我们上海辞书出版社前段时间出了一本《辞海》，在三年前，我去参加《辞海》的发布会，我就说：“我可能说一句让大家有点儿泄气的话，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出版的最后一版《辞海》了。”他们说为什么？因为《辞海》虽然编撰得很专业，都是学者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但是，今天的互联网传播，已经颠覆了《辞海》这种编辑思路，这个编辑思路已经被废掉了，因为在编撰过程中，你要去考证和征求各种人的意见，然后写下来，但在你印的那一刻，这个知识就已经过时了。为什么？今天你看到在互联网上有一种更广阔的搜索方式，比如说百度，你不要小看这百度和谷歌的词条，每一个词条都是上亿人同时在线，随时在更新。而且，每一个词条当中的一些细节，都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审定。你说得不好或不对，我马上给你提意见。大概在2010年，英国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核查，把《英国大百科全书》和当年维基百科所提供的词条进行了一番比对。发现《英国大百科全书》有8种语言，但维基百科有43种语言，我拿到的这个数据是2008年的，也许到2013年又有了新的变化。比如不同的词条，进行数据分析时会发现，2008年，当年维基百科词条的丰富度远远超过《大英百科全书》，它是《大英百科全书》的4～5倍。每一条当中，共有17项指标，构成一个网络，如果把《大英百科全书》当成一个标准答案的话，会发现，网络的答案，17个系列当中，只有一到两个细微部分稍微不准确，或者说不完善，其余的不但完善，甚至做得比《大英百科全书》更丰富。这就是互联网，上亿的人免费进行修订，一切的成本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你获得知识还难吗？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说，同学们虽然读研究生了，但是你们现在真正的本事，不是在于你懂什么技术、什么知识点，而是在于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它，你如何发现这些资料的意蕴，并把它重新进行组合。这不仅是同学们，也是我们传媒人需要去做的。怎么样去排列组合，使它更重要。知识的获得，已经不难了。你现在想采访独家新闻，几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没有独家性，那么你如何把它再重新铺陈、重新勾连、重新梳理，这恰恰是每个人、每个媒体人需要做的，这就是它的开放性和及时性。

另外，电视本身也受到了互联网极大的挑战，使它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由于电视是一个相对稀缺的渠道，在渠道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占据渠道上端的媒体人或者传播者，会有一种天生的话语优势，能高屋建瓴，能高台教化，能以教训别人的方式说话。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由于话筒只有一个，你们都没有，所以今天我讲的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正统性、威严性，当然对你来说，其实是一种压力。这时候你会跟我有距离，这个舞台只能让我变得更神圣，使得你们变得更卑微，这就是这种传播方式。其实我也没那么神圣。但是今天发生了变化，由于出现了互联网，它的渠道变得不再稀缺，传播渠道每个人都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话语体系、你的语态就会发生改变。

我举个例子，2012年大家都能够记得有一句话，就是中央电视台做的一个特别著名的节目，叫《你幸福吗？》我认为，这个传播，恰恰符合新时代互联网状态下的传播方式。这个节目最早不是中央电视台想出来的。我们当年，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都策划过相关的主题，问老百姓，“在十五大以后，你们过得怎么样？”到十八大，还提了一个问题，这是中央电视台典型的“规定动作”。但这规定动作，2013年做的不一样，虽然大家都在骂《你幸福吗？》是神马玩意儿，弄得大家很反感。但是我恰恰认为，这是在我前任中央电视台的同事们的努力下，制作出来的。因为我做了10年电视记者，在我们的传统习惯和新媒体的习惯中，做电视的人似乎也发生了改变，就是在《你幸福吗？》这个片子当中。

“请问，您姓什么，您幸福吗？”“我姓曾”，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个回答，在电视台播出了。在浙江的海宁，在钱塘江观潮的那一天，记者曾经采访了一段完整的视频。记者问一位老人，在江边儿捡瓶子的老人，说“大爷，您幸福吗？”“你说什么？”“我问，您幸福吗？”“我耳朵背，听不见。”“大爷，我问您幸福吗？”“捡瓶子啊？哦，我每天捡几百个瓶子，可以卖20元。”“大爷，我问您幸福吗？”“我们村子里呢，大概每个月还给我300元。”“啊，大爷，我是问您幸福吗？”“啊，我要去捡瓶子去了。”这是在电视台完整播出的一个段落。我现在想问同学们，如果你们是编辑，你愿意这样播出吗？不愿意？愿意？你看现在就一半儿对一半儿。愿意这样播出的请举手，好，相当一部分，好，谢谢你们！不愿意的请举手，哦，也有，您太孤单了。好像就只有这位穿绿衣服的同学举手了，说出理由，为什么不愿意这样播出？（听众：做节目是有固定的受众，我们既然是要做这个调查，就要有一定的调查目的，就要让这个目的达到，但是这个采访很明显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虽然说是直播。所以我不想这样做，谢谢。）好，谢谢你。虽然说的话少，但是有时候，真理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在学理方面，我特别同意这位同学的说法，如果纯就调查本身而言，这一段电视片，就是这一个系列电视片，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情况，现在我们就得换一种说法，我们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个调查来理解，它不是一个数据。只做大数据分析，在得出一个相应客观结论的情况下，就传播而言，我觉得绝大多数同学跟穿绿衣服这同学不一样，你们更懂得今天受众的基本心态。所以说这位同学可以做研究上顶尖的学者，在座举手的同学你们可以做今天的传播者。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你们的思路跟我们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吗？如果以我们当年的思路去剪这个片子的话，即便不是为调查，也是为了歌功颂德，我们一定会怎么剪？

——“大爷，您幸福吗？”

“我每天捡瓶子，300多元，不要了”；

“镇里每月给我300多元，日子过得还可以，我要去捡瓶子了”；

——“大爷，您幸福吗？”

“镇里每月给我300多元”。

这个意思传递就完善了。中间的部分，都不要了。我有视频资料，现在我都不好意思放，因为这位老大哥，后来跟我也都挺熟。1989年的时候，作为山东电视台的一位记者，采访当年山东的种粮情况。问老大爷，说：“大爷，您今年卖了好多粮食，您今年是这村里产粮的大户啊。您能告诉我，为什么今年能多打这么多粮食吗？”老大爷耳朵也不大好，那后面正好有这个脱粒机一直转，特响，他听不清楚。老大爷听了半天，没听明白这记者什么意思。但老大爷是山东人，有一种淳朴的善良。他好像觉得记者采访，自己就说“对的”就行，老大爷就说“对的，对的”。记者怕他没听明白，就说“大爷，我是在问您，今年为什么要卖这么多公粮啊？”“对咧。”“大爷您没听懂我的意思，我是问您今年为什么卖了这么多公粮？”“啊，对咧。”

记者急了，直播，怎么办？记者马上就想，“大爷，您是不是看到我们国家最近的这个经济形势好啦，国家敞开收购粮食，您作为农民，您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所以呢，您今天要把好多公粮，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国家？”“啊，对咧。”谁说当记者难？一点儿都不难。只要你准备好正确答案，替他去回答，你就成了。

但问题是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你想这么去玩儿，就不行了。马上就会有人指出你的问题。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这些同事们就很难。第一，他要完成我们常规性的报道，领导安排一个任务，你不能不去报道吧；但是他又得把这个东西弄得要好玩儿、同时又不犯忌，那么，他就必须要关注两点，这是互联网时代传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关注随机性和碎片化。在以前的传播习惯当中，我们是把碎片和随机全都要剪掉，因为随机和碎片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学理价值、没有调查的价值。但是，在今天这个传播环境下，如果你把它都给剪掉了，又会显得干瘪。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的主持人是谁？是赵忠祥老师，因为他很准确，表达的每一句话基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到了准互联网时代，我们开始喜欢谁呢？崔永元，他几乎每一句嬉笑当中，都有一些哲理。他总在这里面跟原来的方式抗衡。而到了今天这个数据化时代，你会喜欢谁？你会喜欢汪涵，五兄弟组合。我们以前说，这种组合是不应该出来的，因为在一个主流电视媒体当中，五个人乃至六个人的组合，全是碎片化的东西，但是恰恰这个碎片化，帮助了汪涵、帮助了何炅、帮助了他们湖南卫视的成长。当然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达人秀、梦之声，其实充满了这样的感觉。包括四个评委，全是碎片化的，艺术已经不重要了，媒体之间、评委之间，黄晓明跟韩红之间的比斗，成了一大看点。你能够理解吗？所以你要记住，在这段《你幸福吗？》的采访背后，是一个对随机化和碎片化东西的重视。

“大爷，您幸福吗？”“我听不见。”“大爷，我问您幸福吗？”“我耳朵有点儿背。”“大爷，我问您幸福吗？”——多真实啊！只有这种碎片跟随机的，才是最真实的。而且，可贵的是，记者并没有把它剪掉！

“大爷，我问您幸福吗？”“捡瓶子啊？我每天捡30个瓶子，能卖几十元。”“大爷我问您幸福吗？”“镇里每月还给我300块钱，日子我觉得过得还可以，我又要去捡瓶子了。”——两个人在完全两种不同的语态和语言体系当中进行沟通。双方几乎没对上话，但老大爷通过揣测的方式，大概明白中央电视台要问他什么问题，中央电视台记者从来没有得到他正式的答案，但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产生了新的语意，这个语意是我们不能说的，所有在座的研究生同学你们都明白，我们不需要说。但是只有通这种随机性的组合，这个语意才能够出现；如果把它给剪掉了，“大爷，您幸福吗？”“镇里每月还给我300元，我日子过得还可以。”——还有意义吗？

这就是传播，要是真正了解传播的话，你会发现，在传播的本质背后，其实暗含着很多社会潜在的心理和更多层的语意。到2013年，中国的选秀已经有8年之久，我自己参与了这8年所有的变化。虽然我自己不是主持人，但是大量的选秀我们要去分析、去研究。为什么在2012年，我们做《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声音》能够被大家记得清楚，当然功劳要算在浙江台身上。看似它传播的是一个内容，其实它传播的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如果拿捏好了，传播的效果就会比你单纯传播的东西要好。

2005年，为什么“超女”火了？大家还记得当年你是否参加了手机投票？2005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高潮，人们对政府寄予厚望，希望提供更广阔的民主参与渠道，互联网的舆论开始兴起，人们迫切地希望在政治上有参与感。他的知情权、参与权想得到体现，想通过一种方式去表达。恰在这个时候有了“超女”，“超女”第一届可没这么玩儿过，第二届这么玩儿了。所以湖南台的这些同仁们非常清楚地知道，社会需要释放什么——对社会、对政治的参与。这个时候，一台手机，就构成了他们对这个节目的直接参与。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通过手机投票，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无穷大的活力。上街拉票，花10万元去投票。他认为，至少在今天权力至上的情况下，通过钱还能解决问题，所以对第二届“超女”人们记忆最深刻。

为什么到2013年，《好声音》还是火？当然《好声音》做得确实好，我认为比我们去年做的《声动亚洲》要好，但是《好声音》也契合了人们的内在心态。我们从荷兰买的版本，这是四个椅子，一拍就转回来。你们知道这四个拍椅子意味着什么，谁能告诉我？拍椅子，听声音好，我就转过来，我就支持你，跟以往我们达人秀那种举牌又不一样，请问，转椅子，契合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公平。这个社会是一个强调公平的时代，同学们现在去找工作，你们得准备非常好的简历吧。你准备简历的时候，你不会写上你父母，你不会写你上的是“985”还是“211”的学校，但如果真的有一份工作或者有一个单位，它完全不在乎你这些背景，我给你提供一机会。你唱歌，或者提供给你一个机会，你做一件事儿，你做得好，我就转过来要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些压力、包括所有的社会身份标志就不重要了，你会真的发现，我是有能力的，这个社会现在强调的就是公平。

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有大量老百姓不断地因为公平问题感到气愤？因为这个社会确实还存在太多的不公平。如果你在社会化媒体传播、在这个互联网时代，还不了解社会民众的真实意愿，你现在做的传播就是无效的。我一直有个说法，做传播的人首先要考虑到，我们大家是否能找到契合和共鸣？契合和共鸣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就需要把传播变得更有效率、更有效果，甚至更有趣味。我宁肯让一个东西有趣而不高尚，我也绝不让它高尚而无趣——站到中央电视台这个高端的位置上，跟你侃侃而谈，讲好多东西，这其实是无趣的，下面的人听得都睡着了。我写了一本书，说传播要有效果，传播无效，等于无聊。但是这个效果的研究，是要靠你花大量的力气去钻研。所以，我自己做电视，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在想各种方式，如何能够刺激观众新的兴趣，让他进入我们这个语境环境当中来，这是我们要进行思考的。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研究生，但是听我说一句可能让你们感觉到有点儿悲哀的话，就是传播职业本身，除非你以后要做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否则传播这个行业本身是不需要高学历的。美国最著名的普利策奖的设立者就没什么学历，他就是一个痴狂的新闻爱好者。法国打仗，他跑到法国去，美国打仗，他跑美国去，他就喜欢在那个地方待着。这是一个职业的记者。我们有好多最好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其实没有多少学历，我承认我的学历比在座诸位都要低。

我认为，人这一辈子有三种知识，也可能有四种。一种叫原理性知识，就诸位目前所读的书，这都是在学原理，比如，电视是这么一个感觉，未来传播是这么一个特征，你学会这些原理。原理性知识让你理解社会、了解社会，像哲学一样，哲学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可以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加深对社会的认知，所以你不了解原理是不行的。你知道电的原理，你就会设计一套电路；你知道空气动力的原理，你就会知道到夏天如果要让车里迅速降温，不是全靠打开窗户，而是要让车里的空气能够流动起来。有一个日本科学家，他的设计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根据空气流体力学，让汽车迅速散热。你们有学过空气流体力学的吗？比如说给你5秒钟，希望从50度高温降到40度，或者说降到35度，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摇车门？好，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吗？让高速的车从你旁边驰过，对空气产生扰动，估计您要拦那些车就很麻烦，拦的过程中会有危险。不错，这都是启发思路做法。两种做法其实都是有效的。这个日本人的做法，就跟这位同学说的相似，他也是通过扰动，但是我们的习惯是进入车里以后，把车给打开，先开空调。怠速没有起来之前，空调是无效的，开10分钟这个车也很难凉下来，所以必须要开起来，有怠速以后，空调才能够发生作用。还有一些人，把车窗全部打开，把门全都打开，门打开管用吗？肯定管用，但对里面空气的扰动还不够。这个日本人他懂这个，他只要5秒钟就把温度降下来。打开车门，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必须得形成对流，前车有两个门，后车厢有两个，先把前车厢窗户摇下来，再拉着它，拉开、关上，拉开、关上，拉开、关上，那日本人他说只要做三次就够了。今天在互联网上有日本的这个节目记录，当然现在也让同学们知道，关键是应用什么原理？我们很多不懂流体力学原理的人，就认为我们是通过关门这个动作，增加了空气压力，把这个空气从那个小窗户里边给推了出去。错了，流体力学说明通过拉门的动作，使空气在这儿形成一个巨大的吸力，然后使得空气从小窗进来，空气在里边儿会走一圈儿，会通过你拉开的这扇门出来，然后你再关上、再拉开，再关上、再拉开，你只需要做三次，里边的温度据说可以一下子降低。能够降低5～6度。这就是原理的作用。所以，如果不懂传播的原理，去做传播，会走很多弯路，所以原理性知识肯定是重要的。

但是，人并不总是靠原理去生活，所以还有一类知识，叫技能型知识。我认为电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儿偏重技能型知识，而不是原理性知识。电视的传播，有时候就是在传播一件事的时候，需要拿捏住观众，什么样的观众会跟我产生感觉？我在为哪些观众服务？这就属于技能。这个技能是要靠长期训练。我举个例子，技能相当于你游泳。您学游泳的时候，只看书会管用吗？我们同学里肯定有不会游泳的，一天到晚从图书馆借书，了解如何学会游泳？我跟你说，您看一万本书，你也学不会游泳。学游泳只有一种方式，到池子里去泡着，喝两口水你就会了。所以今天还有人说，我没有谈恋爱，《百里挑一》一天到晚有人谈恋爱，跟我说，骆老师，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吧，让我在一本书当中找到谈恋爱的感觉。我说恋爱这个东西不是看书能够学会的，这就牵涉我们第三类知识——人际型知识。

技能型知识和人际型知识，都不是通过阅读、掌握原理，可以获得的；原理性知识可以通过文字和语言去传递，我讲的是原理，不是技能，不是人际，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你慢慢去摸索。也有人说，我不是为结婚而谈的恋爱就是耍流氓，我认为这句话没道理。当然我这句话会冒很大的风险，很多人认为我就是流氓。婚姻是一个很实际的事儿，婚姻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利益的平衡和博弈。所以婚姻和爱情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希望爱情最终结出婚姻这个果实，但是如果你只为了结婚而谈一场恋爱的话，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真正的恋爱。恋爱是一种冲动，是一种在非理性下对对方的企望，会谈恋爱的人，就要考虑到现实跟理想的平衡。但是，如果你谈一场恋爱，就为了结婚，第一，你放弃了一切尝试的可能性；第二，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真正的爱情，你甚至不知道爱情的痛苦，那你就永远不会失恋，一切都为了要结婚，你认为这样的婚姻会美好吗？我认为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是否能够跟他生活在一起，哪怕你先谈一次失败的恋爱。只有当你内心尝试过那种最痛苦的东西，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的边界在哪里，你的情感控制的边界在哪里。你连试都不试，你就说我为了结一次婚而谈一次恋爱，那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因为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你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爱，所以需要靠试错去获得。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大龄剩女？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做电视跟谈恋爱，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谈恋爱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它可能更多是人之间的交往。但是我希望，同学们如果要做传播，说一千道一万全是废话，你们先好好地去写一篇稿子，先好好去拍一个片子，看这片子能不能吸引人，这很重要。我们在收视率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百里挑一》，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到今天仍打不过《非诚勿扰》。《非诚勿扰》是3点几的收视率，我们最高只能到2，这可能跟上海的体量与浙江、江苏的体量有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确实也认为，《百里挑一》跟《非诚勿扰》有不可比之处。我认为《非诚勿扰》之所以赢，是在于孟非、黄菡跟乐嘉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今天如果被拆散了，未来还能有好的发展吗？我表示怀疑。因为我认为《非诚勿扰》，看似在做谈恋爱节目，其实本身并非谈恋爱。它在做社会批判的脱口秀，它只是拿婚姻的方式做了一个最好的结合，而且这个三人组合跟两个人的主持是不一样的。三人组可以形成一个谈话场，三人互相较劲儿，能够形成现场的一种张力，但我们这俩人就稍微差了一些。

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电视观众太容易流失。今天还有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没有。你拿个iPad，家里根本不需要有电视。你是靠移动互联网的方式在走，现在搜狐的视频流量已经几乎跟电视台一样了，它经过压缩以后，已经快到这地步了。越是在这个时候，控制住观众就越重要。我们现在做一个节目，就在想各种方式。我还是拿《百里挑一》举例子，它比不上《非诚勿扰》，但它目前仍然是全国大概排名第二的相亲、交友节目。现在这个节目差不多是1小时30分，刨去广告，有七八十分钟，或者长一点儿，你知道我们现场要录多长时间？我要录“谁能百里挑一”，就男选女这一版，一共要上6个女嘉宾，可能随时决定抽掉1个人，保留5个到5个半人的情况下，我在现场就这么站着，要连续站8小时。你觉得电视是一个脑力劳动？我告诉你，电视是一个重体力劳动，站得我最后几乎都在打晃儿。我每周都是这样，过了两年这样的日子了。

台里就算是有4个人，我们现场要录上5小时。你会说直播行不行？直播对于主持人素质要求很高，否则，直播的效果会打折扣。你看到《好声音》也好、《梦之声》也好，我们都是海量拍摄，剪辑出一个段子。剪辑时要保证在两分钟之内必须有一个兴奋点。如果两分钟我不能够吸引住观众，观众就走掉了。所以，这个兴奋点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想各种方式，要去现场挤压。

所以不要小看娱乐节目。我也是做了10年新闻，突然间改行做娱乐，我才发现娱乐比新闻更难，娱乐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与人心进行博弈的过程。所以，古代说相声，那相声演员就八个字，今天如果你想做传播，你就要学会这八个字，哪八个字？“平地抠饼，对面拿贼。”你知道相声演员为什么要平地抠饼？没饭吃了，有生存压力。一切的艺术家，那种有吃有喝的都成不了真正的艺术家。这个世界的传播效率是靠非常艰难的生存技巧去获得的。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我也跟大家说句实话，我有理想，我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但首先我干这件事，是为了混口饭吃。不要小看这混口饭吃这个压力，人这一生为了生存，会想尽各种方式，会开发起来。为什么说相声的，说评书的，就永远穿一个大褂儿，他没有行头，没有可以装扮的东西，只能穿一个大褂儿，今天跑到天桥，明天跑到人民广场，北方话叫“撂地儿”，就是我撂到这地上给你表演。“撂地儿”是什么意思？我舞台都没有，台子都没有，就撂地上，啪，我就在地上开始这么跟你说话了。今天我必须得在地上，在站的这个地儿，得抠出一块儿饼来，抠不出这块饼，我家里人就没饭吃了，这叫“平地抠饼”。

什么叫“对面拿贼”？一个在舞台上进行传播和表演的人，时间长了，他会了解观众的内心想法。如果不去操练，你只是学表演理论，不面对观众，你就永远没有传播的机会。所以对面拿贼，就是说我对面要看到这个贼，还要看到他偷，还要一把把他抓住，而且这贼还不能够反抗，这是面对着观众而言。看完了以后大家还叫好这才是本事。电视就是这样，所以只能靠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黏住他。

我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吧，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音乐节目，叫《谁是大擂主》，一个唱歌的节目，是为了填周二空档。是唱得好的歌手互相来攻擂，底下是擂主，下边的人要把他给PK掉，投票，谁赢了，就把他得的钱全部拿过来，准备进入下一轮儿。我们是在星期二播出，星期三、星期四是我们东方卫视另一档投入更大的节目，叫《梦立方》，是我的同事陈雷在做。我们发现这两个节目的收视情况其实都不是特别好，但是相对来说，有一段时间比我们好。为什么《梦立方》会比我们好？这是因为观众对唱歌更能够接受，我们原来在周二做的《妈妈咪呀》就曾经排名全国第一。但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它就不好了呢？我们发现，真正的观众不考虑得的钱的多少，因为钱多少对他来说没什么太大意义，他更关心人的命运感。唱歌节目有什么特征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4个人来这儿PK，有两个人先进行挑战，你手里有4000元，他手里有4000元，谁赢了谁，这4000元就归他了。大家PK后，观众投票，选择A而不是B，A把B的4000元都拿走，变成8000元。我在台上会说一句话：“恭喜你进入下一轮。你将面对下一组的赢者，来进行更高奖金的争夺。”同学们，如果您在看这个节目，会坚持到再看下一轮比赛吗？你可能就没兴趣了，下一轮唱的我最熟悉，听完走了，所以它没有黏性，黏不住观众。

今天我们为了要能黏住观众，就想了一个新的办法，就让它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吸引住你，就有点儿像《好声音》拍椅子，就是永远充满悬念。比如说我们看《梦立方》，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它从1000元奖金、3000元奖金、5000元奖金，1万元奖金、2万元奖金、5万元奖金，一直往上走。有一期我在现场，认为这是相当好的一期节目，就是觉得很纠结。只有一个普通女孩儿，请到这屋子里她要完成梦想。她先要讲自己的故事和要完成的梦想。“我想给妈妈买套房子，后来妈妈死了；想给父亲买套房子，想供弟弟上大学。”先玩1000元，1000元玩儿得不错，玩到3000元，她每次玩完这个游戏后，主持人一定会有一句话，说，“你已经拿到这1000元钱了，我不知道以你的性格，你还会继续往下走吗？到1000元已经牺牲了3个人，一共就10个人。你觉得凭你的方式，还要往下走吗？或者拿着这1000元就离开？”她说，“我还要往下走”，之后玩儿到3000元，她又损掉4个人，“已经7条命没有了，你还要再往下走吗？或者3000元拿走，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你至少可以给弟弟买身衣服。”这女孩儿倔，她那时只剩下两条命，一定要坚持闯关。当她挣到2万元了，这个钱是有压力的。家人都劝她，“放弃吧，你不是就为了让爸爸旅游一趟，咱房子就不盖了。你弟弟上学这学费肯定够了。”“不行”，这女孩儿倔劲儿出来了，“我必须要替我妈完成这个事，我不但要送他们这个，我还要给我们家翻修房子，翻修房子要花多少钱？”5万元！您拿到2万元的时候，10条命中已经没有了7条命，你还能玩儿到5万元？这时候节目有意做一下沉淀。请同学们帮我分析，她拿到那5万元了吗？你看，有的说拿到和有的说没拿到，就意味着这个节目是有纠结的。如果今天大伙儿齐声说，拿到了！这节目就没人看了；或者大家都说，肯定拿不到，这节目也没人看了。事实证明，这女孩儿成功了！就是为让现场纠结：“她怎么就不放弃呢？她玩儿不成这个东西。”但她就成功了。这不是我们排练的，这不是剧本，这就是现场，这就是人性使然。

所以大家要理解，为什么今天做电视的，我们更强调要讲故事，要学会讲故事。我本人是从戏剧学院毕业，学编剧的，所以有大量的内容我们需要用编剧的方式进行。就是它起承转合的方式跟别的不太一样，我们要通过一种编剧的方式，把一个新闻故事讲透。新闻故事也是需要有故事流程的。怎么会吸引人？它的悬念在哪里？它怎么能够去抓住你？大伙儿都是研究生了，我不需要多讲。但是因为我当主持人，我在现场也会通过编剧的方式设计一些能够展示人性的方案。

当然这个讲太多，也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我希望同学们知道，传播一定不是一个纯理论的东西，它一定是靠人际知识和技能型知识不断训练去获得的。如果你不进入到真正的传媒第一线，真正当一位好的记者，好的编导，或者当一位好的报纸编辑，如果你不每天在那儿写，不通过你的语言去抓住人，就无法成为好的媒体人。很多人都说，“我毕业的时候写一篇论文，老师肯定服”。还真别说，媒体是属于“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行业。我两年没有做新闻，其实我还是卫视的新闻评论员，等我真想再做新闻，让我再回去，我会非常吃力了。因为新闻需要你连续不断地关注，连续不断地去练习。木心最近有一本书，叫《文学回忆录》，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木心说得有道理。他说，“你如果真正想成一个文学家，真正成为一个作家和传播者，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停留在写日记的水平上，每天只写点儿日记、做点儿记录。你要经得起检验，你要把它变成作品。作品要反复修改，只有反复修改，你才能够把握文字的灵性。”我们做一个片子也一样，要反复修改。方案出来以后，我们要反复修改。做电视的时候，我们要反复修改。我们现在所有的财富就是因为在这反复修改、修炼当中，去实现一种对电视的把握。像你们诸位要去做，就可能非常吃力。

今天我建议大家，放弃一切条条框框，不要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方式给你的学术造成制约。“主义”有时候是危险的，因为你一旦形成了某种流派，或者所谓的流派，你就会排斥其他的表达方法。而往往提出什么艺术表现主义的人都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代派出来了，现代主义出来了，一定认为这个古典主义是混蛋，要把你给歼灭；后现代派出来了，或者意象主义出来了，说“意象主义才是最棒的，其他的都是扯淡。”艺术的东西怎么可能是野兽法则？我还是借用木心说的话，他说“艺术的东西是丛林，这个植物生哪儿，跟那个植物生哪儿，不是相冲克的，不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所以不要给自个儿贴标签，电视也没有什么标签可言，我做了10年电视，就是我在东方卫视做电视的10年当中，经历的沟沟坎坎已经很多了，我们曾经以新闻立过台，后来又曾想用影视剧去取胜，现在又开始做选秀节目。

没有办法，电视正在逐渐被互联网的点击视频挑战，目前电视可以存活的一个理由，其实就两个。第一，是带有直播性质的新闻，因为新闻有非常好的专业传播习惯，它可以让你现场通过调度任何资源，看到一个段落，所以体育赛事是电视最好的节目。影视剧已经不是电视的主体了，因为影视剧完全可以通过网络点播的方式完成一整套的收看，不需要等着今天放一集，明天再放一集。美国还是这样做，因为美国电视相对比较普及，但是随着互联网发展，美国的影剧集也会受到很多影响。第二，就是综艺和大型娱乐节目。这种综艺和娱乐越来越像好莱坞，完全是好莱坞梦幻。从2012年到2013年，中国买了大量的电视模式节目，但你会发现所有的制作都要投巨额资金。我们要制作一个节目要投入1亿多元。烧钱烧到何等地步！因为要请最好的明星。当然它一定会返璞归真，还会回来。但是这种格局将是未来电视在很狭小的、稀缺的资源环境当中进行拼抢的重要支撑点。所以，未来电视会做得越来越精致，精致到让人们都感到惊讶，但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这个精致会给电视，包括给新闻带来什么？我们越来越追求极致的故事式的讲述，会不会讲故事，决定了你的电视能不能做得好。我今天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要去录制节目，所以自己的这点儿想法或谏言，就给大家提供到这儿了，希望对大家能够有点儿作用。好，谢谢同学们。

嘉宾：你好骆老师，我想问的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怎样在主持的过程中做到客观、公正？同时不让观众觉得您冷落到别人？

骆新：谢谢您，《东方直播室》这个节目已经做了将近4年，也是东方卫视成立10年来寿命最长的一档节目。这个节目最难的就是你要做到中立和客观，因为来的人太极端了，我们在现场，出现过嘉宾之间互相掐着脖子干起架来的情况。那这个需要什么呢？需要你有足够的现场控制力。我采取什么方式去控制呢？我努力地跟各位保持相应的疏离感。就是我在录制节目之前，不跟任何嘉宾有见面的机会，我也不和任何当事人有见面的机会。这样，他们每个人见到我的时候都有一点点的敬畏。我从来不轻易地对人叫什么“韩哥”“李姐”，以兄弟姐妹相称。我不用这种方式，才能保证这是个公共媒体平台。

然后，对节目的走向，可以把它做一下分工：如果主持人不是一个观念表述者，就一定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者或事实的提问者，这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一贯有一句话，“主持人不是主持人，别真的以为你是这个场上所有观众的主持者，你要主持公正”。一个真正好的主持人，就是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记录者和描绘者的立场，这时，你会发现整个现场提问中，嘉宾们就是表达观点，主要的提问工作是由我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