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3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刘庆生
刘庆生: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新闻的深度。新闻的深度有几个层面,第一,什么叫深度;第二,我们做新闻的人如何做到有深度;第三,如何让你想达到的深度给别人以深度感和真实感。也就是说,第一个是怎样去认识事实的深度,第二个是认识了事实之后怎么把它变得更有深度,第三个是我觉得一个有深度的东西拿给大众后如何让大众也觉得这是有深度和真实的。
新闻的深度应该是对这个社会有建设意义的深度。这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观念意识,即我要做有深度的东西;第二个是能力。我有这个意识就能做成吗?实际上多年来在学界和我们单位当中,都流传着一句话叫新闻无学,新闻学的很多东西变成新闻理论之后跟实践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新闻恰恰是最复杂的一门学问,至少我进这行20年之后我觉得是最复杂的一门学问。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层面——认识深度,如何认识一个事物的深度?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节目让人觉得完全没有回答观众想知道的东西,我想知道的你没回答我。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要回答观众想知道的事情,而且要回答你都不知道而你应该知道的那些事情。学新闻的同学都知道新闻的5个“W”,但是大家知道做深度报道的4个“W”吗?4个“W”是:谁在干、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要干、谁让他这么干,而这个谁让他这么干或者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是比5个“W”重要得多的东西。
2005年,西安发生了一起宝马彩票事件。2005年的新闻舆论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的新闻反应没有这么快。西安宝马彩票案刚开始是《华商报》爆出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佩《华商报》,作为一个地方媒体它有所作为,它想作为。当时西安的很多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说体育彩票现场惊现什么,然后就说有纠纷,此后就没有下文了。《华商报》有个记者,他想了一个点子,不是说这个刘亮(获奖者)是个假的吗?省市两级的体彩中心和刘亮互相说对方有问题。《华商报》有个记者做了个非常重要的调查,去查另外三个(获奖者)假不假,于是他作为记者个体取到了那几份身份证的复印件,拿着到现场一查,这三个全是假的,于是从这个节点开始才有了后来的宝马彩票案。《华商报》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整个事情迅速变成全国关注的事件。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半月以后,当时所有的案情都已明了,我当时的第一想法,是要努力再往下开拓,我采访了其他媒体都没有采访的相关责任人。其他媒体都在关注案件本身。我这个节目开始探讨作假的一方为什么能做到?谁帮他做的?或者说由于谁的疏忽导致他做的?这是我的节目要做的事情。
媒体是干什么的?媒体不是审判机关,不是纪委,不是审判员。我只能尽可能多地把我所掌握的事实告诉受众,这是媒体该做的。我有多大能力,我就给你多少事实。这取决于记者的个人能力,不要期望一个节目解决所有的问题,不要期望一个节目把所有的问题说明白,不要期望一个人的短时间的一个行为,就把体制改变了,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是能往前推一点就推一点,能掌握多一点就多一点。当别人已经把案情说清的时候,我不能人云亦云地只让自己说案情,我一定要找到这些人,让他说说杨永明凭什么能作案。我至少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这上面来,把领导的关注点引到这上面来,把舆论的关注点往这个方面引导,这是我所做的事情,也是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的。我到了现场后最大的劣势是什么,是信息的不对称,这个事情杨永明他们怎么做的他一定知道,但我不知道,而我的工作恰恰就是要把它搞清楚,我要把行业黑幕揭开,要把不对称的信息挖出来。
新闻节目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虽然不能解答疑问,但是我能运用我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让政府部门给我们答案,给我们想要的答案,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新闻不是万能的,好多人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说新闻是第四权力,错,这都是从国外流传过来的说法。在国内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楚,我们是党的喉舌,生活在这个体制下,就只能在各种限制之下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新闻报道的作用,如果认清了,你就好规范自己的采访行为,同时也能确定采访的方向。如果说我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搞清楚,这是做不到的,信息能有多少是多少,这是我们做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给大家看两个片子,第一个片子,说明比案件更深入一点的是管理责任;第二个片子,说明在所有的管理责任的背后其实有更大的管理漏洞。
做深度报道的第一步是你要有深度报道的愿望,你要特别想了解后面的事情,第二步是你要具备深度报道的能力。深度报道不是审判报道,深度报道甚至不一定要有最终的结果,但是你要给出调查的方向,同时要给出关键的证据,证据有的时候可能比结果更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将引导一件事情往不同的方面发展。媒体从业人员比老百姓的优势在哪里?在于有采访的权力,有调查的权利,但是我有比老百姓更多的优势吗?几乎没有。我们就是普通的人,靠的是你采访、调查的技巧,这就是我谈到的深度报道的能力。
刚才有同学问到哪些节目是不可以播出的。首先,我们播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播了以后如果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造成市场波动,甚至对整个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时是播出好,还是不播,但有人迅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任何事情,包括报道,包括我们的行为,要平衡,平衡一个社会也好,平衡一个人也好。我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平衡和兼顾,一定是最好的,你不能单纯地一小一大,你不能单纯地放纵,你不能单纯地无所顾忌,有时候,在有限制的情况下能让你更平衡更全面地考虑问题。我还想给大家传递新闻以外的一些观念,不要简单化地看问题,不要非黑即白地看问题,不要简单对错地看问题。新闻节目和采访不是一道公理题,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事件播出有各种因素,采访过程有各种因素,甚至是个人因素、情感因素,有个人能力因素,有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因素。当作调查类的节目的时候,你是无可预知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会稀里糊涂地被情感所左右。
深度报道当中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提升我们对选题判断的能力和对选题方向的把握。深度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对更多事实的占有,你要设法在一个现场占有更多的事实,占有更多的事实之后剔除无用事实,保留有效事实,同时找到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沿着这个路径一层一层往里推进,这是调查节目的一个基本操作方法。
做新闻要明白什么叫虚假,虚假有两个意思,这也涉及一个尺度问题,一件事情最彻底的“假”是:根本不存在。还有一种虚假,就是刻意隐瞒和无端放大,以后你们每个人写稿子的时候都要时时刻刻警醒和规避这一点——刻意隐瞒一些信息和无端放大一些信息。即使是一个新闻,我也要有自我判断的能力。
我们应该怎么规范我们的采访行为?《焦点访谈》有自己一整套关于记者采访的行为规范,因为所有的采访内容是跟你的采访行为相关,怎么把握偷拍的使用,采访也好,监督也好,在所有大的范围内,我只采访对方的公职行为和公众行为,要避免侵犯你的个人隐私。但是如果你的私人生活行为跟你的公众行为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视情况而定,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其实也跟我刚才谈到的平衡有关系,一定要让双方当事人出面,绝不只听一方之言而形成节目和稿件,一定要兼听,即使没有最核心的一方,有旁证也行,要在话语上给他最大的空间,这样我的质疑才是相对客观的。我想跟大家提一点,做新闻,特别是做调查类报道的时候,大家要记住还有一个叫质疑的态度。这个质疑包括什么呢?这个质疑绝不要简单地理解为质疑自己的采访对象,或者说质疑你的被监督对象,这是浅层次的,你不要把质疑变成质疑人,而是质疑事实,什么叫事实?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要深度报道,深度来源于哪里,来源于对更多事实的掌握。你凭什么确定它是事实?这个要问。人的认知都是有局限性的,你拿到一个东西觉得是事实它就真的是事实吗?这个时候你除了质疑,没有别的办法,要用质疑的方法来质疑你接触到的所有事实,这里包括被监督对象给你的事实和举报人给你的事实。我的习惯是举报人给我的事实我更要质疑。同时要质疑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说了三个质疑,事实的掌握要通过质疑的方法来达成,同时还有真实的表达。怎样真实的表达?保留这份真实感给你的受众,让他觉得这是真的,那么在舆论监督这种节目里,其实相对容易实现一些,真实的表达其实就是正面的监督。
记者中包括调查类记者大家要把握一个原则,问具体的事,针对性越强越好,切口越小越好,因为越小你的问题就越具体,你得到的事实就越清晰,你的问题越大,给你的一定是模棱两可的、很空泛的回答。所以问题的切口越小对你越有意义。
所以采访人的时候,第一个要引起他的兴趣,第二个要根据对方的专业背景问他问题。采访杨利伟的时候,我就让他给我解释他的每个动作。我问他,进了座舱之后我看你是躺在一个平板上的,一个壳上的,这个东西你躺上去之后你有什么感觉?这个壳是给你定做的吗?之前没人解释过这个东西。杨利伟就开始解答我的一系列与他专业背景相关的问题。这样的节目才有收视率,他讲的任何细节都是没有人说过的,他讲的任何东西是含有信息量的。你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讲出有信息量的东西,但是前面的一些工作就是你要把握一些原理和方法。
嘉宾:《焦点访谈》选题的来源、选题的标准是什么?
刘庆生:《焦点访谈》来源的选题非常庞杂,来信来电,各种线索,其中举报电话对我们是比较特殊的,还有网站。选题是这样的,能进我们的选题有的事非常小,有的事非常大,这个大和小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的大小,新闻的大小绝不是这件事本身的大小。
嘉宾:你怎么判断选题是大还是小呢?
刘庆生:我的经验是,社会是复杂的,新闻是复杂的,比如说面对宝马彩票案,如果我们俩相比的话就可能我的经验比你多,我会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预判这个事情往哪走。其实新闻无非就是个预判。我现在经常说,我们不要把新闻做成地方新闻,为什么这样说呢?短时间多次发生同样的事情,当你单独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个案,没什么可报的,如果连续发生,就可以选那个新闻点来做,它就是一个有意思的新闻。
其实选题的判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选题的判断,其实代表着你的新闻价值观,而你的新闻价值观和你对选题判断的能力不是靠书本读来的。我始终告诉大家,只能靠两样:第一个是大量的学习,只有你的思想意识提高了,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对选题判断的能力才会提高,否则你以什么标准来判断?没有参照系怎么来判断?同样是村里的事,拆迁的问题背后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中国城乡一体化背后的一个问题,同时它有中国土地财政的问题,政府土地财政的问题,你如果不懂这些问题,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这事件背后发生了什么,凭什么引导一个更高层次的更有深度的方向呢?第二个来源于大量的实践活动,你有再多的知识,如果不和实践结合起来,也是无法判断选题的。理论绝不是书本理论,而是指真正的知识,这只有在这个领域最核心的人才能给你。要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才能够有一个相对比较高层次的新闻价值判断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