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7月12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张昆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昆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2006年7月起任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理事长。今天张昆教授将为我们分析媒介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大家掌声欢迎。

张昆：今天非常荣幸在我们上海交通大学的传媒领袖大讲堂跟在座的同学和老师，来分享自己学习和研究心得。我想讲的问题，是对媒介和权力关系做一个审视和思考。

在现在这样一个媒介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政治、政治活动、政治议程也高度地戏剧化了。我们几乎是像看电视剧一样，按照我们的期待来解说政治的议程，来看政治舞台上的一种表演。与此同时我们对于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和事件，哪怕不是政治问题或者政治事件，我们似乎也乐意用政治的“有色镜”去进行思考并进行评价。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媒介、传媒人与政治或政治家，他们的关系应该说是相当的纠结，彼此的不理解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人抱怨外界权力对于媒体的干预，说这种操控无处不在。同时，来自政界的人士时常也表示出一种对于媒介操作的不解，似乎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好事和努力，媒体都视而不见，可是稍有不慎，一个错误的决策，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就会引起媒体的大加关注。所以有些政治人物会抱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在这样一个政治戏剧化的时代，这样一个媒介化的时代，媒体与权利的关系，传媒人与政治人物的关系，我认为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感受可能也是颇深的。在这些方面我们会有些共同的感触。

怎样来理解这个问题？我想从下面的五个方面做一个简单的探讨，不一定正确，仅提出来供大家进行研讨和交流。

第一个问题是媒介、民意与权力的三角结构。现在民主社会一个根本的特征就是“代议民主”。代议民主不同于人类早期历史上的那种直接民主，而代议民主的基础就是民意，我们中国也是一种代议民主制。在这种代议民主制的前提下，民意是政府施政的主轴，既然民意是主轴，而媒介又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在这个背景下，民意、媒介和政府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我想这么一个结构图，大体上表明了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媒介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媒介虽然代表民意，但是又超脱具体利益的纠纷，所以它与政府的权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又在国家利益的层面来配合政府施政。所以媒介、政府权力、民意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等边的三角形。在这种条件下，权力接受民意的委托，而媒介又是民意的代表，权力和媒介虽然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民意的基础。权力和媒介相互依存，彼此制约。

在西方一般的代议民主的情况下，权力对媒介的影响比媒介对权力的影响要大，媒介对民意的影响比民意对媒介的影响要大，民意对权力的影响比权力对民意的影响要大。在中国，民意离权力比较近，但是离媒介比较远。可是媒介离权力比较近，离民意反而比较远。在当前中国这样一种现实政治生活中，权力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它的磁吸力太强，能够吸附大量的能量或资源。我们感觉到当前中国的传媒和中国的权力系统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太近，而且这个弦绷得太紧，这两者没有一个适当的必要的间隔。它们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一股拧得太紧的绳子。两股绳子拧得太紧，这个绳子就有绷断的危险。我想从媒介、权力和民意三者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来看，在中国，媒介和权力的关系应该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在代议民主的条件之下，民意既是权力的力量始源，又应该是政府执政的基础。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媒介化时代媒介的力量？在座的都是跟传媒、媒介有关系的人，而我们走进这么一个专业或者终于爱上这个专业，可能也正是由于媒介的力量影响所致。

最近几年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每年都要推出全球的权力人物排行榜，这个排行榜上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媒体人在全球的权力人物的排行榜上表现不俗，而且往往使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排到后面。2009年福布斯发布的权力排行榜里，当时选出了全球67位最有影响的权力人士。因为当年全世界人口有67亿，每1亿人选出一个人，当年中国有13亿多人，中国选出了4个人。在全球最有影响的67个人中排在前10位的人里有4位跟传媒行业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默多克。媒介人士能够进入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权力排行榜前10位，而且还不止一人。此后历年的这个排行榜里，在前10位里总有传媒人士的身影。很有意思的是，当年进入这个排行榜的67人里中国有4个人，大家也知道第一个肯定应该是胡锦涛，但是胡锦涛之后还有哪三个人？按照我们中国的政治常规和中国现行的价值判断的法则，你们是看不出来也想不出来的，但是按照西方的政治运行的逻辑判断法则，它选出的人跟我们想象的、跟我们现在媒体的权力人物的排行大不一样，因此媒介的价值观跟通常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传媒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有时候比西方的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欧美国家里，媒介的影响力更多的是来自自身的公信力，或者是来自自身背后的民意的一种支持，而我们中国大陆的媒介的影响力更多的是来自这个媒介背后或者是与媒介关系紧密的权力系统，而不是媒介自身，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大约是189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著名的新闻学者松本君平，著有一本很薄的小书叫《新闻学》，这本书后来在中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被认为是在中国大陆出版最早的新闻学著作，在这本书里松本君平讲述了媒体的影响。松本君平提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时候，传媒学者对于媒介的影响力、对于媒介权力的一种描述。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法国的拿破仑也讲过一个报纸胜过3000支毛瑟枪，类似的话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多政治人物和革命家都争相引用，中山先生也认同笔杆子就是枪杆子，要完成革命的使命，光掌握枪杆子还不够，还必须要掌握笔杆子。这是第一个——媒介的力量。那么第二个——民意，代议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民意是政府成立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政治传统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重民或者是以民为本的政治传统。在《尚书》中，《尚书·泰誓》一文就提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上天的看法就是人民的看法，上天要表达的意见就是人民的意见，这个时候民意和天意就联通起来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替天行道”的传统。那么儒家的亚圣孟子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民提高到了比社稷、比君王更重要的位置。

这种重民的传统，或者说以民为本的传统在西方的历史上可以说也是由来已久，在启蒙运动时期，以及以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这种传统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在托马斯·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里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不仅强调人人平等，而且还强调人民主权。政府的成立是基于人民的同意，当政府背弃了对人民的承诺的时候，人民有权利推翻政府，再决定新的统治者。民意被提到了很高的社会主层。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在他反对普鲁士的封建专制时明确指出：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荒谬的。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克思接着说，报刊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的、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千呼万应的喉舌。我们今天讲的耳目喉舌，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马克思对当时的民主报刊寄予了厚望，就是希望它们能够为民喉舌，能够直接地去表达民意，而且在他看来，一个报纸只有如实地、客观地、全面地表达了民意才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报纸将会失去公信力，将会萎靡不振。欧美的报刊实践、中国近代以来的报刊实践，也都证明了这个基本的道理，背离了民意、无视民意，它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呵护。

最后就是一切权力的运作都必须要以民意为依归。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革命家，美国的首届独立后的政府的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也就是后来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为美国留下了很丰富的遗产，除了我们前面说的《独立宣言》以及弗吉尼亚大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这在政治史上和法制史上被广为引用，那就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这也是他主笔起草的。其中，托马斯·杰弗逊表示，一切权力都受于人民，来自人民，执行法律的一些官吏都是人民的受托人和仆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服从人民，未经人民代表的同意，任何机构执行法律或停止执行法律的一切权力均有损于人民的权力，而不应该行使。后来的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运作就呈现了一个基本的常规，就是不管这些政策领导者是否愿意，一定要以民意作为政策的基础，按照民意的指向去执政。这一点在最近10年来在中国出现一种非常好的趋向，那就是对于民意，对于人民的利益，对于人民的权力，对于人民的诉求的重视。2010年人民网《强国论坛》开通了一个《直通中南海》，普通老百姓在《直通中南海》这个专栏里面能够直接地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意见和建议。当时有个统计，一个星期不到胡锦涛就收到了2.5万条意见和建议，温家宝收到了1.8万多条来自公众的意见。后来专家们对内容做了分析统计，这些来自网民的意见和问题，同社会上一般的舆情关注的趋向基本一致。2008年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的时候，跟《人民日报》的网民进行互动，这个互动里，胡锦涛说他平常的工作非常忙，但是每天还是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来了解网民的思想和诉求以及感受，他愿意借助网络这个渠道听取民意，并且根据人民的诉求修正政策，这是现代民主政治非常重大的进步。

第三个问题我想简单分析一下媒介对于权力的影响。我们刚才说媒介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在现实的、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媒介是怎样来影响权力？它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影响权力的运作？我们从传播的历史，从政治历史的演进的过程来看，媒介对权力的影响大体上是通过下面的几个渠道来实现的：

第一，它能够通过传播的活动为权力的合法性认证，同时能够强化认证或者直接地消解权力的合法性。民主社会里面合法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合法性？所谓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老百姓内在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它对于现实的政治统治的一种感受，如果说老百姓从内心认为现在这样一种统治虽然说不是那么令他们满意，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还是合理的，还是应该接受的，那么一个政治统治就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合法性。既然有这么一个合法性，在这个背景下政府可能因为这一件事或者那一件事惹恼了人民，引起了人民的不满，那么人民还是会出现游行示威的可能，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照章纳税来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说人民的心目中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础丧失了，那么这个政府继续存在的空间就没有了。合法性的现象其实自古就有，在中国古代，在欧美的古代历史上，权力的这种继承，权力系统的一种更替就存在这么一种合法性的问题。由于权力的继承、权力的更替是有非常规则的、严格的程序的，如果说它按照一个更替的规则或严格的程序来继承政治统治地位，继承王位，那么就意味着它取得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在清代留下了一个谜案，雍正的继位被认为是雍正从他的十四弟那里偷来的，就这么一个事情雍正终其一生就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2012年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公布了清宫的一些秘密档案，其中就有康熙的这个遗诏，遗诏明明写着就是传位给雍正，但是为什么在当时社会上能够传出这么一些离奇的政治谣言呢？我们现在叫政治谣言，因为雍正这个人为人比较刻薄寡恩，得罪了很多人，这些政敌就通过编造这么一个故事来掏空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中国的传统是这样的，其实在欧洲的历史上也是如此。国王要继承王位必须要由罗马的教皇来为他加冕，这个仪式不可少，少了这个仪式，那么它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媒介化的时代，媒体的传播可以说既能够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进行强化的论证，同时它也能削弱执政的合法性的体系。

第二，媒介还是权力的倍增器。传播学有一个基本的原理，认为传播是社会的粘合剂，从政治的视角来看，传播还是政治权力运行的润滑剂，它还是权力影响的倍增器。大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那么同样，媒介也是权力的延伸，它也是权力效能的放大器。从政治演进的历史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政治权利的有效空间往往是直接受制于媒介及其传播的发展水平。回顾一下传播的历史，在口头传播时代，那个时候的政治、政治形式、政治手段，显然跟我们今天的政治形式不能够同日而语。口头传播是与部落政治、与城邦政治相适应的。在公元前，古希腊时代，同时存在着200多个城邦，这些城邦就是所谓的早期的国家。一个国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大概聚集了几万人，多的达几十万人。历史继续发展，进入了手抄传播的时代，进入了印刷传播的时代，这个时候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与手抄传播、与印刷传播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是民族国家，很显然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比早期的城邦、早期的部落要大得多。进入20世纪、21世纪，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兴起，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全球政治、联合国的政治甚至是将来的宇宙政治，这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规律。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我过去读的一本书，亚里士多德写的一本《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很长，其实用我们现在的人的话来讲很简单，就是一个国家要想得到最好的治理，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国家的领土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国家的核心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地，还有一个是什么？主权。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讲的这句话，也是基于当时的传播现实和政治现实，因为传播的水平直接制约了政治的发展水平。

关于媒体对权力的监督，事实上不止在欧美这样一些自由主义国家，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和传媒人士的坚持。一些有远见的、有理想的、自信的政治家，他们也在这个方面对媒体的权力监督寄予了厚望。邓小平曾经讲过，在中国，是共产党掌握着国家政权，威信很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不加以监督，不帮助政府去改正错误，一旦真正犯了大错危害就很大。所以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对于媒介、对于权力的监督。为什么要监督？我前面也讲过了，就是因为存在权力的滥用、权力的腐败的可能。事实上权力腐败的现象全球都有，但是在有的地方显得更加突出一些。如果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如果不纳入到媒介的监督之下，这种腐败可能就会蔓延，就会越来越加剧，我们的执政党，我们政府的高层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化，在强化舆论监督方面可以说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我们对于未来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期待。

第三，媒介的传播还能够为政府及政治家塑造政治形象服务。我们现在是一个媒介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政治戏剧化的时代，代议民主制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民意，民众的评价、民众的支持、民众的拥护比任何事情都更重。那么怎么样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民众的拥护呢？要树立一个良好的，老百姓愿意接受的政治形象。很显然在现在这样一个媒介化的时代，传媒、传媒人士是政治形象塑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不是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社交媒体迅速发展以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早在15世纪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一些政治思想家们就意识到了塑造政治家、政治形象的重要性。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他写了一本《君主论》，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有人看过，他在《君主论》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了作为一个君主，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自己对权力的一种掌控，那么一定要在他的臣民的面前塑造出一种理想的形象，当然，马基雅维利生活在几百年前，他不可能理解几百年之后的民主社会里人民对于政治家形象的想象。马基雅维利说一个政治家最理想的形象就是要让老百姓爱戴，就是要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一种既敬又畏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的敬畏形象。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时代里面，我们的政治家要是让老百姓感到害怕，那么老百姓的选票很难投给他。现在不管是在欧美民主社会也好，还是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民主国家也好，似乎在政治形象的塑造上走上了一条共同的道路。我们通过看电视，通过看其他的一些媒体，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希望在镜头面前展示自己亲民、博学、公正、干练、廉洁、慷慨的形象，通过这种形象的塑造来赢得更多的支持。在这个情况之下谁能够充分地利用媒体，充分地发挥媒体在形象塑造方面的功能，谁就会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取得胜利。

第四，分析一下权力对媒介的制约。具体来讲大体有下面一些具体的手段和措施：1.从业的资格的确定。在很多国家，要想从事传媒行业，担任记者和编辑，必须要获得职业资格。那么谁掌握了这种资格的决定权毫无例外地就是权力系统本身。2.决定媒介行业的准入门槛。现在传播行业被认为是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可以说是投入少回报高的产业。但是在有些国家和有些地区，并不是所有的行业、所有的资本都能够涉足这个重要的行业。20世纪20年代广播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英国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规定只能由英国的BBC经营英国的广播事业，民间资本是不能涉足的。日本的NHK也享有与BBC同样的权力，它们也垄断经营日本的广播电视事业几十年。所以权力系统能够决定一个行业的准入。通过决定准入的门槛确定相关从业者要承担的社会责任。3.权力系统还能够制定竞赛的标准或者是行政的处罚措施以对媒介进行制约。传媒在不同的社会里，它们的运行空间、报道空间、活动空间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竞赛的标准非常严格，有的地方竞赛的标准相对比较宽松，一旦触犯了竞赛的标准可能就会面临严厉的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媒的传播内容。4.还有一个重要的控制措施就是财政和税收。媒介是一个吸纳了大量从业者的行业。作为一个行业、一个产业，在经营上面，有的会成功，有的会面临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会利用公权力，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财政资源和物质资源，对媒体实行补贴，或者是进行一种惩罚性的财政或税收措施。18世纪的时候，英国实行知识税，在欧洲社会通过税收调节的方式来扶持传媒业一直沿用到现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通过对欧盟主要国家的调查发现，当时欧盟一些国家的政府仍然通过税收措施试图调控媒体的报道，比如说增值税的减免、其他税款的减免、低息贷款、邮政的减免，等等。对于政府的财政支持，媒体基本上安之若素。如在美国，第一届政府成立的时候，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一当上国务卿就采取了一个措施，决定在北美13个州里选择几家报纸，由政府给予财政补贴。这个政策一公布，在报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反对的原因不是说政府不该去支持这些报纸，而是反对支持的报纸太少了，应该多支持几家报纸。传媒尽管要坚持言论独立、经济独立、政治独立，但是如果能得到政府的物质支持，媒体还是比较愿意接受的，但一旦接受，必然会有损媒体的言论独立。

第五个问题，讲一下媒介和权力的关系的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站在第四权力的视野上实行的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媒介和权力可以说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媒介和权力平行，媒介在权力的范围之外去运行，很少受到权力的干预。这时媒介作为官民沟通的渠道，能够监督政府，参与权力的运作，而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媒介独立于权力，独立于权力系统，媒介享有相当高度的自由，享有报道自由、采访自由、评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在这个背景下，媒介才能当好权力的监督者和人民的喉舌，在治人者与治于人之间扮演一种第三因素。

第二个模式，是党性原则规范下的媒介和权力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地做一个描述，那就是权力和媒介的同构。在同构关系下，权力是主体，媒介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媒介的生成，实际上是一种依附性的生成。这种现象在古代社会，在传播和传播活动没有变成传播事业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当人类走出动物界，传播活动成为人得以跟一般动物区别开的一个重要标志，当传播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传播就已经从属于权力系统了。这一思想在柏拉图的《政治家》里有所体现。柏拉图在《政治家》这本书里，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把整个社会做了一个分工，行行都有自己特殊的技艺，他认为政治家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艺，政治家这个职业本身的最根本的特质表现为他对于其他所有职业的一种绝对的支配。柏拉图把政治家描述成一个驾驭马车的人，这个马车就是一个国家。政治家执掌着马的缰绳促使马车往前走，而这个马车的其他所有的部件都必须服从车夫的指挥。在欧洲，近代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无产阶级政党也开始意识到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党的报纸也应该服从于党的最高领袖，服从于党的政治领导。1905年，列宁写了一篇文章，叫《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在这里就谈到了报纸的党性原则问题，也就是报纸必须要服从党的组织，报纸的从业者要加入党的组织。

这是我们对于两种基本模式的描述。这两种基本模式各有利弊，究竟哪种模式更理想？存不存在一种模式能够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一种更加健康的、积极的角色？在这个方面，我有一个自己的不太成熟的想法。我认为，只要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严正思考，我们应该能够找到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模式的途径。

那么什么样的媒介和权力的关系才是我们能够接受、能够坚持的理想模式？我认为媒介和权力理想的关系可以用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做比喻。我们看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有的时候距离近一点，有的时候距离远一点，但是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不至于太近或太远，所以地球上才有了现在五光十色的世界。地球跟太阳就是这样，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一种关系，是因为它们之间保持了引力和张力的平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平衡，太阳不至于负担过重，地球也不至于失去自由。媒介和权力之间也应保持这样一种关系。

前几天我看《孟子》，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是孟子跟齐襄王的对话。齐襄王问孟子，说：“交邻国有道乎？”其实这是一个外交问题，似乎跟传媒与政治的关系不着边，但是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大小强弱的关系对媒体与权力的关系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借鉴的。孟子说：唯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唯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建设和谐世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大国要大度一点，要忍耐一点；小国就要发挥一点智慧，这样一来关系就会处理得很好。我们的媒体和权力，很显然权力是强者。那么在处理与权力的关系的时候，媒体和媒体人应该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同样权力系统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应该表现出宽容、理性、包容，那么媒体就有更多更大的活动空间，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此一来媒介和权力这两者才能够保持一种大体上的平衡。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媒体才能够真正作为民意的代表，推动政府的施政，从而强化媒体在这个社会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这是我对于媒介和权力的关系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不一定正确，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谢谢大家！

嘉宾：张老师好，我是湖北大学的学生。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说批评政府是一个神圣的天职，但是现在中国当下的一个问题，一些负面报道或者一些揭露性的报道会对政府的某些官员的政治仕途造成影响，所以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如何解决揭丑报道与政府官员的利益冲突之间的矛盾？

张昆：我想一个方面是媒体要履行监督社会的职责，这是一种社会责任，那么在履行责任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些违规的官员受到影响，我想这是民主进程的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媒体没有义务去保护所有官员的全部利益。

嘉宾：张老师好。我非常赞同您说媒介和政府就像地球和太阳这种关系的表述，我觉得媒体和权力也像是左手和右手的这样一种关系。我想问老师媒介在代表民意的过程中会不会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影响？媒介依靠什么去监督权力？

张昆：你刚才讲的右手和左手的关系我是非常认同的，事实上媒体和权力是同构的，也就是你说的右手和左手的这么一种关系。那这也是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同构”“一体化”，所以我们现在的监督实际上还是体制内的一种监督。因此我为什么说要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关系，像地球跟太阳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是在太阳的怀抱里面了，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能把它（媒介）从太阳的怀抱里拉出来一点，但是不要太远，保持一定距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左手还是左手、右手还是右手，在这个背景下来保持媒介的一种威慑力。我想发挥媒体在现代社会里一种建设性的作用肯定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要这样做其实也非常不容易，需要政治智慧，也需要有政治魄力。

嘉宾：现在一些司法案件在网上成为网络热点之后，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性，比如“药家鑫案”之类的，您对这种民意绑架的说法有什么看法？您是否觉得有时候政府或者权力机关要“逆民而行”，作出一种理性的决定？

张昆：这个同学讲的问题非常重要，其实类似这个问题梁启超曾经有过深刻的论述。梁启超曾经在文章里谈到政治家怎么处理跟舆论的关系，既要为舆论之仆，又要为舆论之主，既要顺从民意，又要与民意为敌，敢于与民意为敌。所以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有的时候民意的确会绑架政策，而民意又未必总是对的，所以梁启超在他的文章里期待有一种能够敢于与民意作对的大政治家，他相信这样一种大政治家的作为在当时可能会引起舆论、民意的反对，但最后事实会证明政治家是对的，而最后他绝对能够收服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就强调政治家要有胆魄，而传媒人士要有一种职业的精神和一种专业的意识。那么政治家的胆魄能够与民意为敌，与民意进行博弈；而媒介的专业精神也有利于对沸腾的民意实行纠偏。所以不光期待政治家，也期待我们的传媒人，要有胆魄，要有专业，要有坚持，要有意志力和忍耐力。

嘉宾：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生。我关注到武汉电视台有一个关于问政的节目，刚刚出来的时候引起了轰动，就是在传播平台上对政府官员提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在您刚刚讲到的媒介和权力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监督权力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党性原则下的关系，像《南方周末》这些媒体在创立之初会比较尖锐地指出权力的一些问题。那么我想问真正在业界中，媒介和权力的关系该怎样区别和看待它？

张昆：对于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我了解一点情况。这个电视问政实际上还是一种体制内的操作，因为它也是在政府宣传部的策划之下进行的百姓问政。也就是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决策以及施政过程的透明，或者把权力系统的一个较低层次的官员纳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下来激发出他们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的意图，但是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它还是在体制范围内的政治上的运作，跟我们说的两个平行的系统独立的问政不是一个事情，它与欧美国家大选时候的政治辩论也不是一回事。其实这样一种电视的问政还可以再往上推进，比如说不是问局长、区长，而是直接问市委书记或市长，能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可能更有看头，也可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可控性。有这种现象总比没有好，聊胜于无，但是期待它有更好的效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这个恐怕不太现实，要考虑体制因素。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