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7月14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童兵

主持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童兵教授，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表彰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2000年10月被聘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6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第五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担任新闻与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2003年8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大家掌声欢迎。

童兵：各位好。在盛夏的季节大家聚集在这里，一个并不十分凉快的地方，可见大家对学问的热爱，对新闻学的执着，感谢大家。

大家都知道，新闻与传播学在当今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算是一门显学。目前，我国有900多个院校开设这个专业，在校的学生超过10万人，教师超过1万名，而且这门学科各方面的发展都很快。其中，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些专业已经横跨到其他的学科门类，比如广播电视艺术专业就从属于艺术门类。所以，应该说新闻传播这门学问的发展还是很快的。

实际上，新闻传播学不算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无论是密苏里大学建立的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还是北京大学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距今都有超过90年的历史。但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进程比较缓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实务发展速度过快，即所谓“学术”中的“术”。术是学术的基础，但术的高速发展势必导致人们对学的研究精力会有所下降。假如说10年前很多人担心报纸的风光不再，那么到了今天，电视的风光也在逐渐消失，可能在几年之后，互联网的风光也将淡去，人们的兴趣都转移到了移动网络终端上，比如手机或者其他新兴的传播媒介。总之，新闻传播业界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我想这是一个造成新闻传播作为一门学问发展缓慢的原因。其次是由于中国的改革进程推进较缓慢，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文化体制改革进展较缓慢，就导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障碍太多。

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有利方面也不少，一是我们专业的学者大都很年轻，全国有很多的暑期学校，没有哪个可以办得像我们专业这么红火，大家冒着酷暑来到这个地方，这充分证明了大家对学问的热情，以及一颗年轻的心。这是在文史哲专业、数理化专业中很少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专业有前途、有朝气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专业的学者都很年轻，目前像我这样年过70岁的学者已经不多见了。当然我背后还有我的导师，我导师2013年已经97周岁了，现在每天都还在讨论新闻应该怎么发展，有的时候讲得慷慨激昂，非常有劲头。其他的还有像比我导师小10岁的方汉奇先生，2013年是87周岁。但是总体来说在我们学科高龄的学者数量比较少，多数学者都比较年轻，是四五十岁的少壮派，比如下午进行讲座的胡正荣老师就很年轻。一个人在四十几岁的时候便可以在全国性的课堂上发表演讲，我想是新闻学科独有的现象，这在其他学科都是罕见的，那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大多头发已经花白了，尤其是在一些数理化专业的会场更加明显，几乎没有年轻人的一席之地。我想，专家学者年轻化是我们这个学科好的地方之一。

关于我们这个学科好的第二点是，目前本学科许多领域仍处于尚未被开垦的阶段，或者即便被开垦但是研究并不深入，为我们后来者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在其他学科中较为罕见。举个例子，比如你现在想要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你要选择一个前人没有研究过的角度来切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我们新闻传播学领域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很多领域都属于一个尚未开垦的状态。我今天讲的题目“关于中国民意调查的若干思考”，截至今天还很少有人讲，但是我估计两三年以后民意调查将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我今天所讲的都是比较浅显的观点，主要目的是为了调动大家的兴趣，开阔同学们的视野，希望在座的同学中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领域，可以有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在我的讲演过程中有什么不足或者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先讲几个基本概念，第一个是民意。什么是民意呢？首先，民意又叫民心，美国人称为公众意见。如果要从学理上进行阐释，我认为民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大致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在这里，我将民意讨论的或者说关注的对象简单化为公共事务，但是实际上，民意的对象非常广泛，比如说对某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看法也是一种民意，或者称为舆情。但是我认为民意的主体应该是公共事务，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情和舆情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那就是民意的核心是公共事务。当然对于我提出的民意的核心是公共事务是否准确，我们会后还可以做进一步地探讨。

其次，民意是一切社会机制运行的基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领域，民意都是其得以正常、有效运转的基础。比方说现在很多人建议实施网络实名制，但实际上由于目前我国的民主制度还不是很健全，网络实名制可能会导致我们公共生活的空间变得非常狭窄，人们不敢在网络平台上畅所欲言。我认为，民意是一切事物正常运行的基础，我对民意的评价是否过高，大家可以进一步讨论。

再次，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史是民意的地位被国家或社会不断地自觉认识并提升的历史，是一个从不认识民意到认识，从不尊重民意到尊重，从不保护民意到保护的过程。在我国，民意的地位日益提升。

我认为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是民意不断地被认知、被尊重的历史，于是我提出以上三个基本界定，不知道能否得到在座各位的认同。

接下来我想讲第二个概念是民意调查。民意调查，又叫民意测验，民意测验最初被称为模拟投票，起源于美国的新闻界。起初有两件事情奠定了模拟投票，也就是奠定了民意测验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第一件是在1824年，宾夕法尼亚州当地的一份报纸《宾夕法尼亚人报》最早开始对总统候选人进行预测，该报认为在当年的几个候选人中，一个叫安德努斯·杰克逊的候选人有可能胜出，而最终的选举结果与该报的预测相同，这使得该报的影响力大增，美国的民意调查就是从那年开始的。第二件发生于美国的同一时期，另外一份报纸成功预测了北卡州州长的当选人。但是民意测验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并具备一定规模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调查方法更加科学；二是调查内容越发多样化，不仅是局限于总统选举之前对候选人的打分和评价或是对他的胜出或失败进行预测。

早期民意调查发放问卷主要是通过邮政局，邮政局直接将问卷寄往老百姓家中，数量很大。这里涉及一个真实案例，1936年美国有家叫《文学文摘》的杂志社，它在对总统候选人选举结果预测时，一共寄了2000万张问卷，收回275.5万张，有效回收率很低，只有1/6左右。最终被证实，它的预测失败了，预测结果和现实不符。而成立于1935年的盖洛普调查所，在成立之初便开始琢磨民意测验的科学性，它在做总统竞选结果的预测时一共发放了3000张问卷，但是回收率很高，它预测民主党的罗斯福胜出，果然如此。这就证明民意测验可以用不多的问卷数量得到准确或者说比较准确的结论。至今，以盖洛普为代表的美国民意调查机构基本上保持这个调查规模，他们针对一个调查问题发放的问卷数量少则500张，多则1000张，较多的时候能做到2000或3000张，一般1000张就足够了，他们调查的准确率不超过正负5%。他们只用了3000张问卷便提前一天成功预测出罗斯福胜出的结论，那么他们是如何进行抽样的呢？抽样的准确性是如何保证的呢？在当时的美国，比较常见的抽样方法只有两种，一种是从电话簿中抽取，因为美国的生活水平30年代的时候已经相当高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电话，在中国，即便是今天运用电话簿抽样的准确率还是很低的，城市里的情况好一些，在农村有电话的人家是很少的。另一种方法是从汽车的登记号中进行抽取，成功率也比较高，因为汽车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和我们中国农村老百姓都有自行车一样，不是奢华品。所以根据汽车号码抽样也是个很好的办法。

继续刚才提到的调查内容不断丰富的话题，在当时的民意调查机构开展了一系列其他主题的调查，比如老百姓的幸福感、老百姓的生活方便感、对物价的满意程度、就业状况的满意程度等，调查内容非常广泛。同时在方法上，开始设计并完善了很多调查量表，有些量表至今还在被广泛使用，比如说瑟斯顿量表（Thurstone Scales）等有几十种。到了1936年，美国政府对民意测验的看法逐渐产生了转变，产生了正面的评价，开始把民意测验的方法引入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在此之前政府并不接受它，并且与它保持很大的距离。比如，当时的美国农业部委托一些社会学家对埃里克森草案展开了民意测验，以了解农民对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意见，农民反映的对这个文案的意见，对政府帮助很大。再比如，1939～1940年，以至1945年美国政府先后开展过旨在了解美国人对战争的态度，这对它决定最终是否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民意调查开始逐渐转变为政府的行为，这是美国的情况。紧随美国之后的是英国，英国政府在1939年成立民意测验所，随后加拿大、瑞典等国也先后成立了民意测验所，截至1985年，共有55个国家、上百个民间或者政府组建的民意调查机构加入了世界民意调查测验协会，现在扩大为世界舆论研究协会。该研究协会2012年第一次在亚洲地区召开年会，我所在的调查中心是它的发起机构，联合香港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澳门大学三所大学在香港举办。这是我们第一次承办世界舆论研究协会的年会，交通大学的谢耘耕教授等人都去参加了。开会的间隙，我们同亚洲其他的兄弟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亚洲舆论协会，2013年的10月在韩国首尔召开第一次年会，也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在大中华地区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协会，2013年也在澳门召开一次会议。我们亚洲地区的民意调查虽然起步较晚，但是我相信，之后的发展势头还是不错的。

在我国，最早开展民意调查的先祖应该是张耀翔，他是学心理学的，1922年在他回国后组织了当年第一个时政热点问题的调查，一年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的一些教师，就北大建校25周年组织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规模比较大，自此之后一直到1949年，我国便没有再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另外我们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北京日报》在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工厂开展了一次民意测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展的民意测验。随后，我国的民意调查规模越做越大。北京新闻协会后来改名为首都新闻协会，该协会先后组织了一些大的调查，问卷规模达到几万张，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比较大的民意调查。

针对我国的高校，最早民调机构是成立于1986年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我们的导师安雪峰教授。该机构在创办之初面临许多困难，老百姓对它的性质不是很了解，比如有时老百姓有冤案，找不到地方去倾诉、投诉，就会到我家门口，经常早上一开门，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就坐在我们家门口的楼梯台阶上，一见我们出门就说，“啊，你是童教授，青天大老爷啊！”随后就会和我讲述他受到了哪些欺负，如何被人家打、骂，要我替他们申冤之类的。起初的老百姓就这么看待民意调查。

在人大舆论研究所成立之后，民间组建了一个调查机构，就是现在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发展到今天它的很大部分都被国家统计局收编了。被国家统计局收编的队伍就变成了城乡调查队，遍布各个省区，是成系统的，现在全国统一的、权威的调查都由他们来承担完成，他们算是国家机构，一个官方的调查机构。因为他们的经费充足，所以样本可以做得非常大，比如说物价、就业满意度、人均GDP等调查都是由他们团队完成的。以国家统计局为代表的调查机构和我们学界的调查机构是存在差异的。

当前中国的民调事业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官方的调查机构，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除此以外，各个机构也都有自己的调查团队。第二个是商业的调查机构，这是目前数量最多的调查机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尼尔森，我们国家的商业调查和海外调查主要都是它来做，这个调查队伍仅在上海就有400多人，大多是上海高校的学生。我去参观的时候就碰到过一个当天没有课的学生去实习，在那儿进行电话调查，一直到很晚才下班回去，一天可以有200元左右的报酬，非常辛苦。但是这类学生只能接触到自己完成的调查数据，统计工作是由高级的职工来完成的，不可能交给这些学生来做，最终的数据有时候甚至连高级职员都不知道，直接由老板来掌控。商业调查机构除了尼尔森之外，盖洛普也是做得比较好的，它对中国社会的调查，我觉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第三个就是高校、社科院以及党校等的调研机构，也有一些属于非官方的民调机构。我也是做这一块的，平心而论，我们还是比较客观的。这就是目前我国民调事业的大致状况。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希望大家在研究民意的时候，思考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代表当今中国的民意。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细化为以下一些小问题：1.中国的民意的主体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作出回答，相当数量的公民，这才是民意主体。2.民意的客体是什么。经过我们的实践，我们认为中国民意的客体应该是同民众的利益相关，并且民众感兴趣的问题，这就是民意调查的对象。比如说：2013年699万毕业大学生，就业的状况怎么样，他们满意不满意。这个问题肯定是民意的客体，因为不仅应届毕业生很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家长、任课老师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很关心。再比如说，调查中国民众对当前报纸的满意度，我想结果肯定是很低的，在大学生中开展调查满意度可能更低，因为有些普通老百姓退休了没有事情做，一份报纸可以拿来看半个小时，但是这种现象在大学生中是很少见的，因此对报纸的评价肯定比较低。我前几年在班上的同学中提问，几乎每个人一周都会看一份以上的报纸，看得比较多的就是《南方周末》，电视基本上没有人看，学新闻的学生都不看电视，可见电视在大学生中受欢迎的程度如何。表面上的理由是学校没有电视机，但是文广集团给我们院提供了100台电视机，他们为什么不看，因为他们每人都有一台小电视机，就是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因此，对于媒体来说，为什么你的媒体不吸引受众就应该是其调查的课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一下舆论和民意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说的舆论调查和真正的民意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我想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张扬与否。舆论是需要张扬的，而民意不需要张扬，民意是非常严肃的，民意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第二，表达与否。舆论是需要表达的，民意不是不需要表达，偶尔也会需要表达，但是有所不同。第三，可控与否。舆论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可以引导，必要的时候，请注意，我是说必要的时候，舆论还可以制造，然后通过媒体把它放大。第四，就是政府和媒体不一定能够代表民意，但它们可以适当地表达民意。至于应该如何看待民调的数据，我认为存在三个基本的立场，第一，尊重事实，尊重数据。有一点我今天不能深入讲解的是，中国民调的数据中，最值得做的是数据的二次开发，也就是数据的深度解读，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做得很不够。第二，民调数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和公众性，这非常重要。第三，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和使用民调所获得的数据。

第三个问题，如何认识民意的变化，以及民意的多元呈现。首先，今天中国的民意是多元化的，很多东西对不同的阶层，他的理解、他的结论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前几年上海火葬场招收员工，居然有3000多个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去报名，我在很多会上就讲这个例子，表示不理解，就有人和我来辩论。我们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和我辩论说，第一（这个工作）工资给得很高，第二工作要求比较低，第三工作很稳定，没有人和你竞争。几乎全班的同学表示这个工作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舆论是很多元的。

其次，民意的呈现也是多元的，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媒介可以去表达不同的民意。民意的表达有各式各样的手段和渠道，这也是我们说的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主编的时代。所以今天表达的渠道很多。另外，民意复杂多变，今天是这样，明天可能就又产生了变化。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社会转型太快。今天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做不到。现在这个阶层，远远不是以前讲当代社会时的情况，不同的阶层看法不一样。2011年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上课时就分析《人民日报》等对报道的组织和实施，有一位新疆的女同学就站起来，不同意我的分析，她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来看待这个事件的，不同的立场观点不同。二是各种距离都在拉大。改革开放30多年各种距离不是缩小了，而是变得更大。比如，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西气东运后天然气的地域价格差距，工人与农民的距离也在拉大，还有学校教师之间的差距。三是表达空间增多。今天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机会。四是民众的社会评价自主权的提升。今天老百姓只要在不太严肃的公共场合，都可以发表各种观点，社会在这方面是宽容的，民众自主权很大。五是我们调查本身的问题。主要是样本疲劳，样本老化，特别是官方的调查机构，所以很多老百姓觉得调查数据不可信，同自己真实感受的差距很大。六是访员的价值观不一样。因此要强调调查者、被调查者应该有相当的客观性，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存在很多调查者不去认真调查的情况。

第四个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民意调查非理性的因素。首先要尊重受访者，对被调查的那些人不要带成见，不要任意地添加数据、篡改数据，也不要伪善、伪书，对事实负责，对数据负责，不断去除商业性的味道，不要害怕压力。其次要非常谨慎地使用民调所获得的数据和结论，尤其是公开见报的数据，我们不要侵害国家的形象，不要在全世界败坏中国的形象。最后要稳定访员的队伍，提高访员的素质和水平。就这点来说，中国民调从1979年开始恢复全国性的调查到现在几十年了，但是舆论调查、民意测验等理论研究没有发展。前段时间，我们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参加舆情调查高层分析，今后这几年，一定要在理论上面有所突破，目前的数据已经很多了，现在要去进行数据二次挖掘，提高基本理论研究的层面。前面讲到的亚洲名誉协会、大中华名誉协会等组织的加强，对我们民意调查是有好处的，也期待我们在座的研究生同学，能够更多地以民意调查作为研究的选题，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论文，大家共同努力，把我们民意调查的理论实践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