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7月16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光彪楼1楼多功能厅

主讲人：陈韬文

主持人：大家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陈韬文教授，他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学者，1974年陈教授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后返回香港从事教学工作，1981年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得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大众传播博士学位，并且获得了国际传播学会颁发的最佳大众传播博士论文奖。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比较传播视角与事件，大家掌声欢迎。

陈韬文：我这个题目可能大家以前没有听过，它讲的主要就是比较传播，即同一个现象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表现之间进行比较，不过我们的侧重点在于传播，所以叫比较传播，用英文表达就叫作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这个表达在西方也不是太多学者在用，但现在慢慢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所谓比较，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或者现在看刚出生的小弟弟小妹妹学东西，你就会发现比较的重要性。就我而言，我还记得以前教小孩时候的情况，他学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爸爸或者妈妈，而是灯，我们就指着厨房里的灯告诉他，这个就是灯，那灯管外面的光环也叫作灯，但是他们的形状是不同的。看过这个灯后，下次再看到其他不同形状的，他还是知道这个是灯。因为在比较之中他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不同点和共同点，进而对概念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事实上概念作为我们思考中最基本的元素，是有着比较的成分的。如果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概念、没有理论，理论的意思就是将两个以上不同的变数连接起来，这其中的比较是确定不同变数之间的关系，所以比较是理论的基础。

可能有的同学会觉得比较离我们有些遥远，因为我们一直只关注中国内地，但退一步来讲比较其实和我们大家还是有关系的，很多事情还是从比较出发的，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察觉而已。比较有两种，一种是明显的比较，就是直接明确的比较。在中国大陆有“大参考”“小参考”，而国家领导人了解国家情况是通过“大参考”或者“小参考”进行的，在中国主要是用《参考消息》的方法来进行。在别的地方可能对大众媒体的倚重比较大，因为是透过大众媒体对整个社会进行反馈，那么不同社会可能有不同的反馈社会的机制，这是一种直接、明白的比较。但是跟我们更接近的是另一种隐形的比较，在我们思考时如果有比较角度的话，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如果完全没有比较，对你的思想和视野就会有很大的限制。另外，比较是中外比较、中国和美国比较、中国香港和内地的比较、香港和上海的比较，这是对外的比较。也有一种是Internal Comparison，这是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进行的比较。我刚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回来，我在去之前就在网上看旅行者的一些看法，其中一位中国的网友就评价说印尼实际上是中国70年代的情况。那么他就是带着比较来看待雅加达的，认为看到那些房子破破烂烂的、道路上还是黄包车，他就认为那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他是用比较的眼光将印尼的现在和中国的70年代相比较。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在进行比较，则是一种内部比较。其实内部比较也是有趣的，这是一个事物中不同历史时段的纵向比较。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种比较的视角呢？大家去看传播学的学术报告可以发现，几乎都来自西方，大部分的研究对象都是西方，而且往往将西方的情况代表全世界，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于西方以外地区不了解造成的。但事实上世界除了西方以外还有东方，还有其他很多部分。实际上在亚洲内部，比如中国和印尼之间，差别也是很大的。如果你去土耳其和印度，其中有相同部分，但不同的地方其实也很大。有了比较，我们对于所谓普遍和特殊就会有明确的分野，而如果没有比较的话，普遍和特殊之间的区别就会搞不清楚。研究里有一个背景的问题，非常重要，在现代研究里社会条件很重要，有什么社会条件就会有什么情况出现。所谓真理也不是普遍的，任何事物都是有条件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研究脉络和研究背景弄清，才能明白这个社会的特殊性在哪里。另外比较视角对我们的创新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没有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视角太狭小，不能将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造成的。而如果我们进行了比较就会对自己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中其他情况也会有更广泛的了解。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已经有经验了，对中国有最深理解的时候往往是你离开中国的时候，你离开中国到其他地方待几年，再回来会对中国原来的状态更加敏感，也是通过比较才有更深的理解。留学生其实也一样，你可能会以为留学生对中国不了解，但是他在其他环境下生存后再回到中国，很可能会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更加深刻。

比较研究在中国内地学生课程里的比重不是很多，但是就近年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有关（比较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多，研究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事实上在早期的传播学领域中就有了比较研究，在一些专著中比如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中就是用比较的视角将整个传播系统划分为四个部分，这种划分现在来看还有着很大的不足之处，但是在当时的意义很重大。经过近40年，2005年另外一本书Comparing Media System出版了，它的研究范围比较小，是对西欧国家系统的比较，到目前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一直在思考这个主题。除了文献增加以外，很多学校对于比较研究的重视也逐渐增加，比如我们香港中文大学就开了一门学生的必修课，有关于比较研究的，叫作Global and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就是全球与比较传播。另外我们学院一年前也成立了研究中心，叫作Center of Chinese Media and Compar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中华传媒与比较研究中心），简称为C center，C研究中心，我们都会参与到里面去。这些都表现了学界对于比较研究的重视。这和全世界研究者的互动有着重要联系，以前研讨会议很少有学者参加，但是现在人数很多。由于进行比较研究需要别人的互相帮助才能了解到更多方面，所以在一起交流的学者会促进彼此比较研究的进行。另外一个就是互联网，我参与过一个由几十个国家、几十个学者共同参与的比较研究——外国新闻的比较研究，你可以想到怎样去做。老师分布在十几个国家里，就通过每一年的国际大会，让大家共同商讨，另外就是平常靠互联网联系，以前这几乎不可能，但现在比较简单。比如我在上海开会也一直可以参与到那个研究里面。我现在介绍一些案例，这些案例不一定没有问题，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主要用它作为一种举例，作为一种视角来进行介绍，进而了解比较研究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第一个是比较美的标准。有三个人合作做了研究，发表在General Communication里面，该主题引起作者兴趣是因为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因为在广告里总是将女性贬低为性对象。他们想到是不是全世界广告对女性的描述都是如此？也牵涉不同地方对美的标准的认识是否相同。他们透过文献探索发现不同文化里对美的看法不同，在美国女性往往被定为漂亮、攻击性不强、情绪化、对别人要保护、关注人际关系，另外有些地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女性的意思是和美德结合在一起的。他们还想看世界不同地方的广告对女性的描述是怎样的，他们在美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找女性杂志进行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代表东西方不同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也大致差不多，所以被选择。在研究中他们将女性分为三类，Classical，经典女性、Sexy Kitten，性感小猫、Cute Neighborhood，邻家女孩。看广告产品其中一类是不是衣服或化妆品。结果，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是一样的，很多广告都是和化妆品有关，但在美国很多是和衣服有关。等于说美国广告注重女性身体，而东方广告更注重女人的面孔。在东方比如有很多美白广告，但在美国就很少，他们已经很白了。另外，印尼其实也是对女性的皮肤很看重的，这是亚洲的一个普遍特征。他们发现亚洲地区也用了许多西方模特，但往往只用作sexy object，华人都作为经典的形象出现，但在美国超过一半的模特也是作为经典类出现的。含义在于，美的标准其实是相对的。在里面可以看到有部分标准趋同，好像大家都以经典类作为主体，但Sexy Object的比例不同，美国要更高。所以可以看到不同文化有趋同的地方，但也会有差异。另外引起作者对女性主义批评和反思的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西方的广告，这种批评是否也用在别的地方？哪个更好？是应该更注重身体还是更注重容貌？实际上，两者都是将女性看作性对象。这是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我自己也参与的，叫作一同关注。比如女王登基大家都会去关注。这也是我们一本书的名字，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不同地区中的新闻特征是不是可以趋同。1997年香港回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回归到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的命运会怎样。很多人比较关注，包括很多在香港有利益的西方人。在7月1日，江泽民去参加接受香港主权回归的仪式，这件事情很大，很多记者都过去报道，我们就趁机访问到访记者，收集他们的报道，收集了20几份报道，对他们的访谈进行框架分析。结果发现，One Event，Many Stories，就是用不同故事来描述同一个事件。香港回归当天倾盆大雨，很多活动取消了，可以想象英国记者怎样报道，会渲染离愁、不舍等情绪，强调英国留在香港的立场；而中国内地记者说这是历史上国耻的洗刷。派到香港转播的记者往往都是最有名的，比如白岩松。另外不管哪国媒体都是依靠权威来做新闻，在中国就靠权力最高者来说话，在其他国家也是找high rank officials做新闻，但其中也是不同的。比如台湾，台湾对香港回归心情非常矛盾，如何报道香港回归这件事情呢？他们找连战访问，更多的是将中华旅行社会长作为访问对象，中华旅行社相对于台湾驻香港的代表，他的说法也比较倾向于台湾的想法。那么怎样将国际新闻放进更多人的视野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在很大的国际背景下，这样才会有很多人去看。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和国家利益有关的，National Interest，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基本战略观念，根据这个来报道，不然读者不能接受。在中国尤其是早期很多人对国际新闻很感兴趣，但美国等很多国家对国际新闻不感兴趣。另外，不同媒体的类型也导致其宣传的过程不同，有些媒体叫作global media，全球化媒体，NBC等，此外还有national media和local media，即国家媒体、地方媒体。后两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比如在香港回归的事情上，广东等地的南方报系也会独立派一些记者去香港采访报道，总体上符合中央的定调，但还是会有些差异。有些国际新闻的报道并没有长期驻在香港的记者，而是“空降”，这些人往往根据过去的简单的想法来报道，并且比较依靠当地记者。国际新闻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争执，不同国家媒体之间可能是无意的，但运作出来的新闻就带有意识形态的争执，不一定斗争那么厉害，但是会有不同观点。另外虽然讲全球化，但是媒体的范式还是不一样的，另外一种说法是民主国家已经减弱了其影响力，但是在回归的事情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民主国家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对于定性什么是国家新闻还是有影响力的。

第三个案例，Comparing Media System，即媒介系统的比较。苏伟波早期也在研究这个，他当时的理论是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是对传媒、社会责任、社会主义（当时有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和集权主义的研究。这也是比较的结果。现在来看是有很大缺点的，有着很大价值观成分在里面，倾向于既有媒体模式，另外对于这些系统是怎样演变出来的没有提出一个解释，往往就是从社会既有理论进行划分。另外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时候没有看到内部的差异，我们现在也经常犯这个错误，在探讨西方的时候忽略了西方内部存在的差异，美国人看亚洲人也是一样，分不清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等的区别，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分不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批评他的不足。现在一个比较有名的研究是2004年出版的《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它对欧洲、美国、加拿大的系统进行比较，发现西方内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他们在做出这个归纳之前，有个分析架构，即怎样看待一个社会的政治平衡性，即媒体和政党之间有没有关系？媒体中的左中右与党派中的左中右有没有呼应？如果有的话，我们叫作媒体和政治之间的平衡性。这一点在欧洲比较明显，但在美国没那么明显。其实回到华人社会，香港的政治平衡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80年代。在内地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台湾主要是国民党，但是在香港的媒体里有国民党办的报纸或亲国民党的报纸，也有亲内地的报纸，另外还有一些中立报纸，如《民报》《信报》等，力图保持自己独立性。另外看政治专业性，如果很强，说明比较强调媒体的独立性。第四个分层架构中，看国家在媒介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在西方国家中也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干预、有的不干预。所以这是做的一个分类。

后来就分成三个模型：两极多元（如法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强调媒体和政党政治混合，国家在媒体中比较强势）、民主社会主义（如北欧的丹麦、瑞典等，国家比较活跃）、自由主义模式（美国、加拿大、冰岛，以市场为主的国家参与较少），所以可以看到在西方内部也是有差异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有一个面孔。为什么三个模式会出现呢？是通过考察一点点推演出来的。很多人谈到这个分析架构有没有适应性和普遍性，尤其是中国内地很多学者很好奇这种框架能不能用来分析内地的情况。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另外再讲一个新闻自由的案例，很多人都很关注，新闻自由是怎样来的？怎样才能有新闻自由？有一种说法是经济发展会促进新闻自由，经济越发达新闻自由程度就会越高。我们从比较的角度来讲，一种是用统计手段进行处理，大家可以想象现在联合国对于每个国家的数据进行收集然后发布；另外一种处理是小数据处理，进行互相比较。对于刚才那个问题，经济发展是不是新闻自由的充分条件，如果找到一个案例是有经济发展但没有新闻自由，就可以推翻这个论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是可以比较的案例，两者经济都发展了，但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而中国香港有。这就说明经济发展不是新闻自由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香港本应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因为以前是殖民地，殖民地从来都很少有新闻自由，而且在香港，法律对新闻自由也很有破坏性，以前法律规定报纸不能批评英国女王、英联邦的，后来英国为什么采取相对放任的态度，是因为中国全力反对，周恩来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而且广东也有很多居民集会争取新闻自由，开始是一个地区事件，后来变成了中英两国之间的争端。而由于实力上的对比，英国也就取消了对香港报纸的严格限制。一直到“文革”，香港也有人学习“文革”搞党报，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就在那个背景下英国也没有关闭香港的一些报社。中国内地成为香港新闻自由的来源。但是在新加坡内部，权力没有平衡力量，虽有选举但一党独大，周围也有大国，但没有形成内部平衡力量，就造成那个国家没有新闻自由。所以可以得出结论：政治权利其实是导致新闻自由的原因。

我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提问。

嘉宾：您好。就我亲身经历来看，香港人对于内地的了解几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当我在上课时做演讲提到“文革”，他们就为我鼓掌，还很惊奇地问我这样说内地政府不会枪毙我吗？所以看起来香港学生对中国还是只有很少的了解。

陈韬文：虽然香港媒体现在的独立性还是很强，但是弱化很多。现在对内地对媒体审查的考虑也增多了。香港基本上还是多元的体制，同一个媒体体制中有许多不同的成分，都在表达着不同的意见。另外现在香港的学生对内地的了解可能也不是很多，这是普遍存在的，我感觉香港年轻人希望可以打开眼界。

嘉宾：您觉得有没有一种国外媒体，是不传播自己的主流价值观的？

陈韬文：客观和中立在这里有些差异，前者是实话实说，有实证证据才会报道，客观媒体是很多的，而完全中立的媒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在学理上对客观的理解，不可能完全是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也离不开立场，但不等于既然不能中立，就报道什么都是可以的。

嘉宾：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一种客观的标准可以判断哪一种被媒体宣传的价值观是有利于促进这个社会发展的。

陈韬文：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客观的，而是比较主观的。为了社会发展的话，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归根结底还是有着自己的立场的，这里的度是根据社会发展来变化的。

嘉宾：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日益提高，我国国家媒体的国际影响力问题也得到了重视，中美软实力应该如何进行比较，这牵涉我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应该如何提高我国国际媒体影响力呢？

陈韬文：中国学习很快，很自觉地要做一件事情，美国的自觉性我就感觉没这么强，因为美国媒体是找商机，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很具体的软实力战略，他的推动和中国不能同日而语。然而，中国可以去学习先进的经验，然后进行推动，这样的话比没有推动可能要好一些。但是这又比没有宣传要好些，其中这也是分国家来看的，比如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宣传效果就不错，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媒体的接受度就要高一些。我到印第安，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中国香港来，他们就说哦，JACKIE CHAN，成龙嘛，这是软实力的一个表现，香港从来都是靠市场来做，就是因为别人喜欢看这个东西，自然就起到了为香港宣传的作用。

嘉宾：香港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没有冲突？或者说对香港媒体来说，报纸等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对新媒体的冲击和挑战？

陈韬文：对比两地新媒体的作用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本来我打算后天活动再讲的，现在先讲一下。现在内地网络中的舆论作用，要比香港媒体舆论作用大得多。因为香港大众媒体是自由的，各种各样观点在大媒体就出现了，而在小众媒体里就没有这么重要了。关注某个事件在内地是围观，在香港很多事情在大众媒体发生，小众媒体只是补充，偶然会出现新媒体事件。大众媒体还没有死亡，还要参与更多的事情，只是在香港参与的多，所以大众媒体比较明显，小众媒体没那么厉害。在内地，有些事情就不得不放到网络上以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是不一样的。另一个问题是新媒体出现后，传统媒体怎样反应，现在还没有找到出路，因为将其市场化也没看到生存的希望，最近找到一个方式是收钱，比如一些报纸免费给你看30天，然后就要收费了。这个案例比以前好，这个模式慢慢地也变成一种可能性。所以你说传统媒体应该怎样去做，现在外部来看还没有明显出路，可能会采取收费的方法。

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这里我带了一些C研究中心的宣传，如果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一个方面是广告，但这不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研究生每年都参加国际会议，在过去两三年我们学生拿学生论文奖的也很多，我们也在做电子出版，可以作为参考，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站去看一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