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3年7月12日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陈瑞球楼100号

主讲人：吴飞

吴飞：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这么隆重的一个场合和大家交流。原本我准备了一个关于“与他者共在”的题目，主要是讲海德格尔的一些基本思想，但是鉴于这次演讲的氛围，我最后换了一个社会学的选题。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展江老师主编的那套书，其中有一本从传播学领域翻译过来的著作，是关于帕克一些理论的。在那本书里，展江老师让我写了一个前言。而今天讲课的主要内容就跟这个前言有关，对其进行了一些补充，主要是想谈一谈帕克的那些学术研究，在我们中国的当下还有些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又可以从中汲取哪些营养呢？

在讲之前，有几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浙江大学过来的，最近有一个关于浙大新校长的新闻，就是浙江大学校友会发了一个所谓的联合声明，矛头直指新校长林校长，认为他不配当浙江大学的校长。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林校长不是院士，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说他学术上没什么建树。第二，讲他不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或者跟浙江大学没啥关系。关于这点，我想展开说一下。如果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下，在中国几乎所有高校都有类似的情结，就是如果要想到这个高校里面当校长、当院长的人基本上都必须跟这个学校有关。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北京大学的院长或者校长，如果跟北京大学没啥关系的，一般当不了，而我们浙江大学也是这样。浙江大学前校长杨卫，他是从清华大学来的，先是任教育部学位委员会主任，再到浙江大学任校长。但是我记得，当时中组部来介绍杨卫的时候，特别强调一条，说他爸爸是浙江大学毕业的，说杨卫一直对浙大有非常深的情结。所以说虽然杨卫最后离开了，他因为打牌的事情也变成了一个热点新闻，但我们学生对杨卫的评价很高。

而这次林校长跟浙江大学没任何关系，这就让一些人觉得很失落。所以我应许多人的要求，就这个声明的本身发了一条微博：首先我与林校长之前没有过接触，我无法说他好或者不好，其次我认为能不能当浙江大学校长跟是不是院士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评论，因为这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关。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可能有另外的一层智慧，可能对我们会非常有帮助。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小故事。

第二个是关于上海市的市民排外的。我想大家看看安徽大学芮必峰老师的微博就会知道，芮老师曾经有好长的时间跟上海的一批人关于这件事在网上打仗。因为我也是安徽人，所以他让我支援他一起战斗。我们的对手是同济大学的一个教授，这位教授坚决地反对安徽人在上海，或者说希望那些非沪人员统统离开上海。最后我跟他纠缠了很久，一直跟他讲道理，到最后他没法辩驳我，不得不同意了我的观点，而这件事其实就有帕克的理论在里面。

还有，再看看这是我今天上午刚刚找的一个地图，这是一个什么地图呢？这是英国的《每日邮报》曾经转的《华盛顿邮报》所做的一个由社会学家参与的世界价值观的调查，对80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就种族主义观念进行的调查，显示不同地方种族倾向的问题或者排外的倾向问题。大家看，颜色越深表示排外的情绪越严重。当时第一次调查里，发现香港是全世界最排外的地方。随后很多香港人抗议这个结果，认为那个考量的指标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因此它后面又发了一篇文章，将一些数据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数据显示有28.6%的香港人对外族的邻居有偏见。虽然相比第一次报道的数据有大幅的下降，但仍然可以看得出来，它相对于内地和日本，仍然是很高的。香港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也对这个数据做了表态，说这个数据好像不是特别科学。但是他仍然承认了一点，就是在香港，肤色越深，越容易感到偏见。

第三个是关于潘忠党老师告诉我的一个他个人的体验。他当年在芝加哥开车，因为违章车子被拖走了。然后收到一个纸条说你的车子因为违章，你必须到哪个地方去取车。于是他打了一个出租车过去，那个出租车司机说你那个取车的地方是一个黑人居住区，我不敢去。但是车在那里，而且天开始黑了，到晚上更加危险。所以出租车司机最后把他送到离那个停车点还有200米的地方就不进去了。潘老师最后硬着头皮走进去把车子开出来。其实最后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但是说不排外，没有肤色歧视，理论上是一回事情，但心里的感受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是一个摄影老师，上课的时候看到一个非洲的留学生每次身边会带不同的女学生，于是他就跟我说，我们中国的这些女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什么人不能找？干吗找一个黑人呢？我当时听完以后，就觉得他不正确。如果是个很帅气的白人小伙子跟我们的女同学待在一起就很正常啦？跟一个黑人待在一起就不正常了？我们常常对陌生的人有一种另外的看法和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好长的时间都在考虑同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那些陌生人到底有什么不同？

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2009年的时候上海电台的《动感101》，有个音乐早餐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两个主持人是用上海话聊天。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外地的听众打了个电话说，我最讨厌你们上海人，一天到晚用上海话讲，我听不懂。于是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就回应说，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团的姿势，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上海人有智慧，文明啊，你看人家讲话一个脏字都没有。这个事最后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最后另外一个主持人还讲，其实呢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一边说讨厌，为什么一边还要待在这里。

大家可以回想，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江西的女孩叫占海特，异地高考的那个女孩子，最后被整得离开上海了。其实我发现好多上海记者圈子里面，包括高校教授们都持有同样的理念，就是外地人占用了上海的资源，都应该离开上海。我与同济大学那个教授辩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正是因为那些外地人不是很文明的行为影响了上海的形象。我就说你有没有科学的证据来证明你的智慧比你认为不文明的人的智慧更高？他显然无法证明这一点。为什么你现在可以生活在一个看起来很体面、很文明的一个状态，而他不可以？他说是教育。OK，既然是教育，如果那些人有一个好的教育同样可以达到你那样文明的程度。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文明的人，你应当考虑的是更有责任去改变这个不公平的现状，而不是让人家不要到城里来，连变成一个文明人的权利都被剥夺。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核心的话题就是我们的社会进步了，随着这种进步在我们进行跨界交流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观念冲突的问题。

我今天上午坐火车过来的时候在看一本书叫《社会系统论》，里边强调社会因沟通而存在。或者社会本身就是沟通，我们要想形成一个共同体，一个有利的共同体，一定是需要去沟通和交流的。但是你要沟通和交流就会发现，当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文化观念上的差别，要想达到统一是很难的。所以罗尔斯提出来的“有限的共识”，在很多情况之下是非常难达到的一个境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处理这种因为习惯和观念的不同而带来的冲突呢？尤其我国当下有大量的人口移动，比如说三峡移民问题。我前两天坐车碰到一位女司机，她刚好是一个三峡移民，她说自己刚刚到的嘉兴这个地方，是浙江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尽管给了他们土地，但是她很难融入这个社区，完全觉得自己是被抛弃到这个地方，没有人管他们，生活非常艰难。我觉得人口的流动、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都会打破城乡之间的格局，打破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格局，越来越多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生活习俗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会出现很多沟通方面的问题，如何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回到帕克的理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帕克，他是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芝加哥学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的源头之一。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个背景，就是帕克当年生活的城市芝加哥，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上海，当然上海现在比它要更现代化。它是一个各种不同的文化交融的新型的工业化城市，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城市里的居民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比如有中国人，有俄罗斯人，有犹太人。就像我们中国早期的时候，会出现类似浙江村或者温州村这样的概念。一大堆温州人到北京去生活，最后在那里建一个温州村，讲的话都是温州话。包括欧洲很多国家也有这种情况，这些人就在自己的一个文化群落里面不停地交流。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帕克当时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群落的人重建一个对于美国的认同，也就是当年美国总统提出来的美国梦。美国梦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全世界的这些人，都能够在美国找到幸福、快乐和对一个强大的美国的认同。

对国家的认同首先是对文化的认同，对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的认同。那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当时有一些学者和政治家认为要强行在这些区域里推广美国的教育，让他们了解美国的历史。但帕克通过他的研究，得出一个不太一样的结论，他说要允许这些不同社区的人用本土的语言来办自己的报纸，这样反倒有利于融合。就像现在我们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一样，都在推广普通话，到最后连自己的本土语言都不会说了。其实中国人，尤其汉族人特别容易有那种民族开放的情结，通过民族融合，我们身上流淌的是不同民族的血，但我们都叫汉族人。所以我们汉族的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以上就是帕克所处的一个基本背景。

那他的思想来源是什么呢？首先介绍一下他的老师，叫齐美尔。他是和马克思、涂尔干齐名的社会学三大鼻祖之一。他有三个不同的理论传统，其研究的方向，研究的进度是不太一样的。齐美尔是一个特别有欧洲传统的、思辨色彩很强的学者。他到美国后，没有多少人认同他的观点。因为美国处在一个社会进步时期，特别强调实证的理念。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整个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影响非常大，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齐美尔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如果你今天去读他的作品，你会觉得这个人的思想怎么那么具有穿透力，好像是说我们当下的事情一样。在1908年的时候，齐美尔提出“陌生人”的概念。什么叫陌生人呢？不是此前常常接触过意义上的外来人，也就是说，不是今天来明天就要走的那个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明天会留下来的漫游者。他要讲的陌生人，实际上强调的不再是他们在空间上的二重性，而是社会空间上的那种疏远性。

如何理解呢？齐美尔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真正陌生的，至少不是社会学意义上考虑的陌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我们之间无所谓远近。能品味他要讲的陌生人是什么吗？所谓天狼星上的人，其实不能叫陌生人，因为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未来可能有一天我们也到天狼星或者其他星球上去生活，那时他们就跟我们有关系了，但现在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陌生人是一定要跟我们建立起关系的那群人，他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是我们的爱人，或者是居住在我们小区的另外一个人。

所以吉登斯解释说，在齐美尔看来，传统社会里面的陌生人是指来自其他的地方，是不与当地人进行对话或交流的人。但是吉登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他发现在现代生活中，人们遭遇陌生人的时候大多以礼仪式的客套而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素养。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坐电梯的感觉，大家都在抬头看楼层，不会试图去打破这种僵局，假装视而不见。但齐美尔的描述仍然是相对模糊的，所以拉文在齐美尔的基础上把主社会对陌生人的态度做了一个分类。一种是友善的，一种是敌对的；而陌生人对主社会的兴趣和留滞的意愿又可以分为探访的、居住的或者要起到成员身份的。

所以陌生人的类型大概总体上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类型叫过访者，就像旅行者，带着好奇心到一个新的地方不停地记录，不停地去拿自己的文化跟那个地方做比较。像2013年5月1日，《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由三位国外学者所做的一个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微博，写了十七八页纸，做了1400个社交媒体的数据，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是中国政府默认我们的网民对政府或者政府官员的批评，但不允许任何集体性行动的言论。可是这需要花这么多时间研究吗？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跟一些领导人一聊天就能知道领导人的主要意图是什么，如果只是拿数据说事，永远是隔在外面得出一个看起来很科学的结论。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规则。就像我们中国的新闻宣传，哪些东西能报道，哪些东西不要报道，是靠我们这些从业者，我们媒体的主管者对领导的意会和领悟。

我认识一个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叫弗瑞德曼，他在中国做了19年的研究，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主要是研究中国的农村。我与他交流的时候说你的研究结论与我印象中的中国农村不太一样。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老外啊，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陌生人，他无法进入我们的文化圈子。就像我是一个安徽人也很难进入上海人的圈子，尽管我在上海也待了三年，但我不能了解上海人是怎么想的。而我在杭州已经生活了一二十年了，可我永远都不是杭州人，因为一开口说话就知道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里的。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种类型是过访者。

第二种类型的陌生人是新来的人，这样的人也是一种外来人。不过他们是试图去理解当地文化，加入到当地人行列的一种新来者。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外也在开始申请中国的护照，那些人就试图待在我们这个地方，来了解我们的生活。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陌生人。一种叫熟悉的陌生人，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就是生活在一个移民组成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时空，但是我们的文化背景不同，仍然存在很多的沟通障碍。像上海，像缅甸，像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这种类型的陌生人。你很熟悉他，你知道他们家吃什么，你甚至知道他怎么聊天，你能够听懂他讲的话，但是你永远进不去。就像我在美国曾经待的那个小区一样，我家的隔壁就是一个印度家庭，我跟他们家的小孩儿聊得可好了，还可以到他们家吃饭、聊天之类。但是我一直都不了解他们，他们也永远都是很客客气气的，见面点点头之类。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熟悉的陌生人很熟悉。

另外还有个我自己起的名，叫在现代都市中的“漂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现代生活中甚至没什么特别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那种单位的区隔和小区的设计仍然让我们相见不相识，即使是在同一个小区或者同一层公寓，我们之间也仅有点头之交。像我自己生活的是浙江大学的一个教师宿舍区，刚刚搬到那个小区的时候，我曾经干过一个事情，从一楼一直敲到我家所在的六楼，告诉邻居“我是谁，我是哪里人，希望以后到我们家去玩”。每一个人都客客气气的，最后都过了好几年也没人到我家来玩。我想试图让大家变成一个熟人社会，可是失败了。有一次我跟一个社会学的老师讲这件事，他说这就是小区设计本身的问题，除非你们两个家庭之间因为一个小孩子念同一个学校，你们会有沟通和互动之外，大人之间的互动是少得可怜的。这位老师曾经设计过一个方案，说有没有可能在六层楼的中间开一个公共空间出来，放置电视啊棋牌啊之类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到那儿去休闲。他设想如果这样改造一下，可能人际之间的关系会有很大的不同。

以上就是关于陌生人概念的展开。下面正式转入到帕克的理论。帕克这个人其实跟我们相对有点亲，因为他早先是干新闻记者的。尽管他不是特别出色的记者，但他是社会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谈社会学的时候绝对不能不谈帕克。其实不仅仅是政治学，美国的许多圈子里都是这种情况，好多以前是新闻记者的人，最后变成学术大家。但中国好像几乎找不着，因为当下中国这种新闻的生产，这种碎片式的信息生产导致了一个恶果，就是我们很少有一个记者能够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一个领域，我们缺少“新闻专家化”的人。一个记者在新闻媒体里干得再出色，高校也很难去接纳他。因为你需要博士学位啊，需要985高校毕业啊等一些条件。

再看受到帕克思想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杜威，一个是詹姆士，一个是齐美尔。齐美尔我刚才简单介绍过。杜威呢，和帕克亦师亦友。詹姆士大家都很熟悉，美国非常重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这三个人都对帕克的学术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杜威甚至和帕克在一起，曾经想合办一个社区报。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社区报似乎很发达，在杜威他们那个年代就想办这一类型的社区报纸，目的就是让公众能够参与到社会中。杜威当年跟李普曼之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争论，即关于所谓精英式民主和大众式民主之间的争论。其实如果仔细分析，虽然认知有点不同，但没有我们学术界后面所吹嘘的那么大的分歧。杜威是想让每一个人都参与社会生活，有点类似今天美国的市民新闻，或者公民新闻运动，在每一个社区里让普通的老百姓就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件发表意见。而媒体人有责任传播和提供相关的知识、信息以及对这个事件的分析，让大家相互交流。他们甚至筹到了几千美元，但是可惜最后因为没有订户，所以没有成功。

芝加哥这个城市的情况我刚刚已经谈过了。而帕克这个人一直对那些生活在边缘的边际人的生活境遇比较关心，所以在1928年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边际人”的概念。边际人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齐美尔讲的陌生人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又会有所不同。他讲边际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一种文化的混血儿。边际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间，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往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相互渗入或者相互交融、紧密交往。

具体解释一下，这是一种什么人呢？站在两个不同文化边缘的那些人，他们既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接受新的文化环境。比如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去生活，相对而言离中国文化远了一点，但身上一直都会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比如说新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其实就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正宗的美国人，他跟华人没啥关系，他已经很少有那种类型的文化传统。这是跟当时他们的父辈们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父辈们就是站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如果我们有同学以后到美国或者到英国哪个地方去留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会处于这两种文化的边缘，他们和当地的思维方式会有很多的冲突。

南京大学的周晓红老师，曾经将边际人再作了一个细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住在两种社会形态的转折点，或者是两种时代交界点的特定的人格，就像当年恩格斯讲的，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第一个诗人一样，这就是一种历时性的边际人；还有一种人是在两种文化接壤处的特定的人格，比如说国际的婚姻，出访留学移民的原因等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间的人，这是一个共时态的边际人。一个是历史时间交接点上的那种人格的转换，一种是空间的结构点上的那种人格的转换，这两种类型的人格都有一个最典型的表征，就是很容易变成神经病或者自杀。比如说王国维就是很典型的，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的人物，从清代到民国的那个转折点，他接受不了这样一个社会变革的现实，最后自杀了。

在国际婚姻里所导致的这种类型的情况也很多，所以在帕克那里典型的边际人就是黑白的混血儿。帕克认为，边际人因为处于不同的群体间而通常有一种烦躁不安、敏感好斗、自私自利等一系列的心理特征，最后这一系列的术语都被社会心理学采用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边际人有一种双重的约束，也就是他身上情感的负担和心理的负担比背景单一的人群要更多。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去生活，会发现自己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道义上的那套价值观在左右着你，同时还有美国的一套新的价值观也在左右着你。而在很多的情况下，这两种价值观是不完全对等的。特别典型的人物就是张爱玲和宋美龄了。这两个最典型的中国女性的代表，为什么在她们生活落寞的时候看起来都比较惨淡？张爱玲最后怎么死的也没有人特别清楚，而宋美龄最后也是蛮孤独的。

那如何去解释这种类型的现象呢？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里面讲过熟人社会的一段理论。他讲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无论我们是不是愿意跟陌生人交往，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的所谓现代化的都市建设，这个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我们特别渴望能够组成不同群里的一分子。因为人总是一个群体性的动物，离群索居是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就像鲁滨孙好歹还有个星期五陪在身边。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类似柏拉图所讲的洞穴里，我们真的能够活下去吗？尽管可能有水，有食物，可是没有信息，没有网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估计最后语言都退化了，这种生活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帕克的理论既有齐美尔的影子，同时也有他自己创新的内容。而这种社会里所产生的痕迹，我们到处可见，就像刚刚我讲自己在杭州的体验一样。

我第一次到杭州就被浙江大学的一个女老师痛骂一顿。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杭州的秋天是多雨的季节，我坐在一个同学的自行车后面，那脚跷起来的时候不小心就蹭到了那个女老师的白色裙子，我可以理解她的愤怒，然后她就用杭州话骂我，但是更有趣的是什么呢？我因为听不懂就只能傻笑，可我一笑她越发愤怒，然后就骂了更多。最后，我让我那个同学给我翻译，他给我翻译了一句，直到今天我就会说这一句杭州话，叫“脑息搭牢”，就是神经病的意思。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特别排外或者特别没有心胸的人，我只是觉得在一个语言不太完全一样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听那些人讲话就像刚开始学外语一样给人很深很深的印象。

在帕克谈到移民或者移民创办的报刊方面的问题时发现，大城市其实有很多小的语言层落和文化领地所组成的“马赛克”，就是所谓的文化“马赛克”。一小撮部落相互分离，但仍在更大的大都市生活圈中相互依存。每一个小群落当然都有它自己互助协作的团体，有可能是教会、学校剧场，甚至是行会，但要把这些小的文化“马赛克”连成整体，帕克认为最重要的是报刊。他认为如果让每一个地方移民都创造自己的报刊，最后能达成对移民地美国的一个真正的认同。这个逻辑是怎样转换的呢？其实很好理解，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创办用中国语言表达的报刊，可能会去讲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也可能会去讲自己的邻里犹太人最近在干什么事情，讲教会最近在干什么事情。慢慢地也就把其他社区的文化传播进来了，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让他们对美国有一个比较深的认同。

接下来谈一下帕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都知道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社会学地位不需赘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学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法，当年帕克都尝试过。比如民族志的观察研究，他也试图用量化的研究去做，虽然今天看起来当时他们所设计的量化问卷很幼稚。

我曾经就量化研究跟潘忠党老师交流过，他认为量化的研究有局限性。量化研究最大局限就是做研究之前，要先去做一个尝试性的调查，测试一下自己所做的问卷，提出的问题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因为调查中，填表的人不知道你们是一些什么人，尽管你说你是一个学术中立的人，是一个什么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但人家都不相信你，不知道你这个问卷背后有什么意图，人家会认为你是既得利益者，你的立场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填问卷仍然有可能是不科学的。因此需要做一个好的问卷研究，必须把人类学的比较长期的观察结果跟问卷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论来。

我记得自己在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做调查时就发现一个问题，你要问那个地方的人到底看不看新闻节目，或者为什么要看新闻节目之类的话题的时候，得到的答案经常跟你想象的不同，需要做特别深的观察和了解。比如，经常看新闻的或者表示他会看新闻的人都会是村干部的。我就很奇怪，因为我做观察时每天跟他们一起看电视，发现这些人中央电视台新闻看得不多，但是他老爱强调他最喜欢看的就是《新闻联播》。有一天我在跟一个村长聊天的时候，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去表述。他们之所以说喜欢看《新闻联播》是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且认为这样会比其他的一般村民显得更有文化。如果看的跟别的村民看的是一样的，就觉得这个人比较没有水平。所以他尽管不看，但他填问卷的时候仍说我最喜欢看的节目是《新闻联播》，可见如果不做那种深度的观察你就得不出这种结论。

帕克对鲍曼的影响也很重要，鲍曼分析了陌生人产生的一个原因，也分析了陌生人在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不同的处境。他的著作里面说陌生人是处于朋友和敌人之间的那一类人，他们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但是他们既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可见陌生人好像是没有被分类的，理解成难以分类的人。这跟齐美尔讲的那个观点很相似，就是说现在生活里，人在时间或空间上聚集在一起，但又是高度分化的。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在加大，所以几乎每一个人对其他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人。就像古龙的小说，看到最后得出一个悲惨的结论：害你的人就是你的朋友，抢你老婆的也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们仔细品味一下布莱克引用齐美尔的一段话，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心理的距离。这不是我们空间的距离所决定的。我们要强调的是主社会对陌生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做了一个分析，认为会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第一种策略是吞噬策略，就是把陌生人吞灭掉，消灭他们的不同性和差异性。比如说当年的英国人到美洲之后，对印第安人就是这种处理方式。这就是第一种策略，在文化上把他们消灭，甚至是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

第二种叫境界政策。美国对印第安人也是采取这种政策，就是把不成为我们的那些他者吐出来，或者把他们禁闭在一个小的居住区里，比如现在美国就有印第安人保护区。这其实是一个挺滑稽的词。本来是美国的主人，现在变成被圈在保护区的所谓“被保护者”，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抵抗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策略充斥其中，比如白人贩卖黑奴，比如异性恋者用石头把同性恋者给砸死，这些都是类似的做法。

有个学者曾经研究过中国的文化，我们将超自然的世界分为三种不同的范畴：第一个叫神，第二个叫鬼，第三个叫祖先。根据他的研究，这三个范畴对应着中国社会里三个不同的范畴。神是跟官吏对接的，鬼是跟陌生人对接的，而祖先则是跟亲戚对接的。我们对陌生人的看法确实是跟看到鬼差不多，你不知道是亲近他还是躲避他，你是畏惧他还是不畏惧他。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陌生人是鬼，其实这是社会学上所发明的那种污名现象，那些陌生人有一种你说不清道不明的状况，你不敢亲近他，又想窥看他，这就是对陌生人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帕克他们讲的这一系列类似的观念，比如说在大城市里凡是寻找同一种方式适应生活的人总是常常聚集在一个地方。结果这些具有相同嗜好和兴趣的人就会把人口分成种种的道德区域。这一分隔和污名化终究会使得居住在原地的其他人对后来到他们土地上的外来者产生一种憎恶，从而保护自己的空间，不被陌生人侵入，居住地变成封闭的或者狭隘的共同体。就像前面谈到的有些上海人、北京人或者香港人对其他地方的人的那种态度。

我们对陌生人其实也是这种类似的心态和态度。这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去解释，就是孟子讲的：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仁者是个很难达到的境界。所谓的仁其实蛮简单的，两个人在一起要有个容忍之心，卧榻之旁要容他人酣睡，这样才会有一种仁的胸怀。但我们很难做到，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忍心又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也有些忍不下心而不做的事情，仁者就是要将这些不忍之心推广到所有的忍心不做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对陌生人的态度是一种仁的心态和情怀的话，可能我们就可以突破费孝通先生所讲的那种类型的差序格局。就说我们只关心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或者学缘关系的那些人，而这个圈子到外面越远，跟我们越没有关系。

但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仁？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外来的人，或者陌生人，或者边际人往往有着比自己更大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浙江大学的新校长跟浙江大学有没有关系不是特别在乎，只要他能把校长的职责履行好就行了。就像以前我们的杨卫校长玩牌一样，网上无数的人在上纲上线，说中国的教育真糟糕，没有一个教育家。我当时也发了条微博：其实一个校长玩不玩牌和他是不是能够成为教育家没必然关系。

所以，为什么说陌生人比自己有更大的优势呢？第一，陌生人没有从根本上被群体的某一些组成部分，或者一些片面的倾向固定化。面对所有的一切，他采取一种相对客观的立场去观察，既不冷漠也不关怀，保持一个客观的心态去看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空间。你所拥有的那种类型的文化，他相对超脱一点，因为在他看来跟他没有关系。这就意味着既是一种客观性，但同时这种客观性就是一种自由性，外来人或者陌生人没有这种先入之见，他对既定事物的接受、理解和权衡没有受到影响，这就是要特别强调的陌生人的价值。

典型的案例就是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白人社会长期以来用野蛮、异端、原始这种词语来描述土著文化，并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改造他们。很多学者说，其实美国人的普世价值根本不存在，这是资产阶级或者美国这种帝国文化的刻章，或者政治刻章，是一种阴谋和手段。

我不是特别赞同这种看法，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的复杂层面。到20世纪后期，很多白人慢慢开始清晰地看到自身文化里的缺陷和弊端，而且他们也可以从印第安文化的类型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地方。比如他们开始考虑自己对自然的掠夺是否正确，我们所谓的文明人的生活形态和土著人的那种生活形态相比是否更高级。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很多乡村都消失了，许多良田都变成房子，整个社会都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印第安人的身上，他们确实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这种类型的理念开始反哺美国白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他们这么强调环保。以前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校长曾经也讲过一段话，他发现中国的官僚体制中的地方官吏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为官的原因，就是避免亲戚朋友所带来的那种特殊主义的压力。中国的传统社会，历朝历代都有一个类似的法则，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当官。我们现在还是采取同样类型的策略，当然做得不够好，比如，广东省中山市的领导被一锅端下来了。这些人就是一直在中山市当领导，当得太久了，关系网络撒得太深，经营太久，最后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不管是在外为官或者是在外经商，目的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陌生人。当打交道的双方互为陌生人的时候，特殊主义的关系网络就不存在了，使得人们能够按照普通的工序履行职责，大家都是陌生人的时候相对而言就会公平一些。

最后我简单讲一点，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底层关怀意识。我讲这么多关于陌生人、边际人的理念，其实归结成一条——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到底放在什么地方？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底层的关怀意识，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去做一些特别切实的、对我们这个社会推进有很大帮助或者有很大价值和意义的事。因为有些问题一不小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中国社会当下有很多边缘性的群体——移民的社区、弱势的群体，我们学术里面也有很多热热闹闹的名词。但真正花大气力来做这种类型的研究人员确实是很少的，像帕克长期以来就在社会基层做研究。我认为当下中国确实是存在官和民之间一定程度的对立。就媒体而言，新闻记者不了解社会的情况是存在的，很多新闻记者写文章都是打打电话，随便编编东西就完事了。

一次，南方报业集团曾经派讲师团要到我们学校来讲课，我们请了一个写深度报道的记者讲课，他讲自己写了那么多的深度报道，但是他从来没到过现场。因为当时有微博互动，我听完之后就立马发了一条，坚决反对这种不到现场就可以写出深度报道的行为。媒体确实为我们社会带来很多贡献，也确实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我觉得一个写深度报道的人不到现场去了解，不去调查，靠上网、打电话写出几篇文章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拿这去炫耀是不可靠的。大家看帕克这个人，他自己就干了很多活儿，比如专门去做底层人的一些深度调查报告，他跟杜威一起努力做社区报纸，一直特别贴近社会底层。当然他们沿用的东西仍然是很主旋律的，他们要为美国建造一个美国梦，为一个真正的美国认同做贡献。其实美国的很多社会学家包括我们传播学家当年所干的活儿都是这样。

反顾某些学术人标榜跟主流不合作，那好多美国的社会学家、传播学家、心理学家都不合格。施拉姆就是给美国政府干活的，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传播学的集大成者都是干这种事的。另外我再介绍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声也很响，那就是布尔迪厄。他以前到非洲去做人类学的研究，最后一直待在法国，对法国的一些社会基本问题，比如教育问题做了很多的研究。虽然他很少有国际性视野，但他成名成家之后到美国去做了一段时间的演讲和讲学，他提出的很多理论仍然具有世界性意义。

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一生所追求的那个梦想。我们做的是一个小的个案，但希望这个小的个案就类似于麻雀一样五脏俱全，能够具有一种普适性，当然了，这一直是人类学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现代的知识分子永远应该是一个流浪者，是一个异乡人。你对这个社会是介入的，但同时你又有一定的隔离。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才能更客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才是一个学术研究要特别体现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同学、老师，我们有多少人真正去研究过底层？比如说富士康的跳楼事件，有没有去研究过富士康的工厂？有没有到那种相对落后的地方去做新媒体普及方面的研究？我们做得还真的不多。我们大多数的研究都是西方学术的切牌术，我们挪用一个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做一下调查，然后得出一个数据，写一篇文章。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这是今天我要讲这个方面的话题的原因。

最后念一段话，1944年2月7日，帕克去世了，过了好多年，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段感慨的话，他说如果帕克多活7天就能活到80岁的生日。费孝通先生其实一生都把帕克当成自己最好的老师，称之为自己的导师。当他年近高龄的时候，他写了一系列的研读帕克的文章，甚至把帕克的一篇传记翻译过来。其实学术的研究或者追求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梦想，就是费孝通讲的那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要化解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或者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让人类真正有一个美好的家园。我想我们作为学者，可能需要有这种类似的追求。谢谢各位！

嘉宾：我是个在上海的外地人，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我有一些发言权，上海犯罪的特点，外地人占到了40%，上海人（有上海户口的人）大概占到了60%。上海所有的犯罪当中，一些外地人基本都是盗窃、抢劫、杀人这种类型的犯罪。这种犯罪对老百姓的危害很大。上海人犯罪也占到了25%，但基本是白领犯罪。我们也经常到监狱里去调研，去和犯人沟通，发现这些罪犯在自己的户籍地都是好人，但是到了上海就可能会犯罪。我就想一个陌生人到一个陌生环境里会改变原来的习性，这是一个让人很难以理解的问题。比如说卖淫，基本上没有在自己老家卖淫的。吴老师在这方面有没有研究？

吴飞：我刚刚其实没有谈犯罪的比例问题，因为不像你掌握这个数据。但是我想如果真正的是一个学术性的研究，就这个数据的本身你还需要告诉我更多的东西。第一，你要告诉我，某些外地人和其他的外省人在上海所占的比例，到底是哪个地方的人的比例更大？你才能告诉我是不是因为某些外地人在上海绝对人数比较多，所以犯罪比例更大。这样我才能做出一个判断，是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是坏人。

第二，我从不为犯罪的人辩护，但是我唯一要辩护的就是他们犯罪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去改变他们，让他们变成一个文明人，跟上海人一样的文明。要找到这个犯罪的根基是什么。所以说一个很文明的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犯罪跟一个不是很有文化社会地位的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犯罪的比例可能也差不多。我依然强调一点，我绝对不为犯罪辩护，说犯罪是好事情，绝对不会。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和一个真正文明的人，我们一定要考虑他们的贫困和犯罪的原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坏人，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证明说哪个种族或者哪一个地域的人天生犯罪比例就是比较高，没有任何的学术研究得出这种类型的结论。就像上海，原本就是一个渔村，对不对？它为什么变成一个文明的国际化大都市？当年那一批渔民的文化水平，或者他们的文明的程度就比当年别的地方的人更高吗？没有数据来支撑这个观念。但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教育，接收了更多的文明传统，所以现在更加文明了，更能够约束自己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改变他们，而绝不是把这些人赶回那个落后的农村，让他们受不到教育，不能达到一个更文明的程度，这是我所说的，谢谢。

嘉宾：我是学新闻的，我觉得新闻传播领域里面，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调查太少，缺少贴近基层的调查。不仅有些记者没有调查就写出报道来，甚至有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也没有做调查就在屋里做了一堆的文章。你刚才讲的可能主要是集中在陌生人这一方面，传统报刊这块能不能再补充一下帕克的理论？社区报呢？在中国什么是社区报？地市级报纸，我可不可以认为是社区报呢？

吴飞：社区报从某种意义来讲，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社区报的意思。这需要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社区。比如说我们城市里的一个小区，就办一个小的媒体，不管是一个全媒体的形式还是纸质媒体的形式。这个社群里面我们有可能面对面接触，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小区，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公共问题，与大家利益相关。比如说小区的物业公司，要不要把它给辞了，换另外一个物业公司；比如说小孩上学不方便，是不是要建一个学校？这样就有共同的话题去讨论。如果在一个更大范围的社区里，就像这么大的上海市，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差异性会很大。所以一般意义上来讲，我们讲社区报是存在于更紧密一点的那种小的社群里。可能是一个小的乡村，或者一个乡镇。在一个城市里面可能是一个小的社区，或者是附近几个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有共同话题的社区。现在看起来，这仍然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媒体空间。

第二个，刚才我简单讲到，帕克为什么特别强调移民的报刊对社区的整合或者对美国梦想的整合是有价值的。如果经营一个社区报，你就会讨论一个社区的问题，但是你又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如何去考虑，如何去选组。就像美国人是如何吃比萨的，美国人是如何吃意大利面的，把这种日常生活的东西跟政治形态的东西勾连在一起，让你更多地接触美国主流文化。慢慢地，作为一个中国的移民或者别国的移民，你就会知道原来美国人是这么生活的。如果我们之间要交流，那我们就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我们举自己身边的例子也很清楚，假设你和你的男朋友正在热恋中，他是一个足球迷，你要跟他维系一个特别好的关系，你一定会去懂足球，除非你不想跟他好下去。这样你就会发现，你要学习他那种类型的生活方法。其实不只是男朋友，我们只要是在一个朋友圈子里面，你一定要懂这个圈子里的行话。懂了这个行话，你才能进这个圈子，要不然你就不可能进入这个圈子。朋友的关系是这样，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你爱好他的爱好，你喜欢他的喜欢，你就会变成他的朋友。皮特斯特别强调用爱来化解所有的障碍，其实这个是相通的，帕克所说的移民报刊其实就是类似的事儿。哪怕不是直接讲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美国要追求的是什么，但是你通过如何做比萨，通过尝试一下比萨是什么味，慢慢地就会有文化上的交流。就像以前中央电视台曾经策划了一个叫《教你如何做一个文明人》的节目。比如说你在走楼梯的时候，一个真正优雅的男士在跟一个女士下楼梯或者上楼梯的时候到底让谁先下来或者谁先上去。这种类型的知识，会勾起我们的文化好奇心。

嘉宾：吴老师您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就像您刚才讲的，我到南京工作了六年，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进不了城，回不了家。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宿命，那我想问您，如何看待现在这样一个问题呢？谢谢。

吴飞：其实我今天讲的所有的主题就是讨论这个。你就是站在两个文化边缘的人。你讲得很清楚，你进不了城，回不了家。但是我们要尽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你尽可能去进这个城，然后你还想着自己的家。你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城市里，比如说南京这个城市，你要更多地去热爱这个城市，喜欢这个城市，你要更多地去跟当地的人交流，这样你才能慢慢融入这个城市。比如说我在杭州也一直进不去，当然我们进不去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是我们在高校里。高校又是一道围墙，跟那个真正的杭州市的主流文化还有一道隔膜存在，因为我们平常接触的都是各个不同系科的老师或者同学。我们很少出去跟杭州市民交流，但是你慢慢要培养对这个城市的热爱，你要变成一个新的移民。就像帕克说的，你是一个待在这里，要留下来进入他们的圈子的人。你自己要努力，你不能老期望着只是别人来认同你，接纳你。要由我们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除了一个主社会的人如何面对陌生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陌生人如何改造自己，把你自己好的文化带进来，去改造这个社会，同时接纳这个社会新的社区里好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