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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探讨海权、陆权关系与台湾问题形成与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探究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中国陆权兴衰及其与全球性海权关系的变迁对台湾历史的根本性影响。
在展开核心论述之前，本书首先明确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地缘意义上的中国国家属性及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中国就其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而言主要是作为一个陆权国家存在，“中国的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统一的王朝，主要是以其强大的陆权获得在东亚甚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第二，国际体系的属性与海陆关系之间的联系。近代国际体系自生成以来，大致可以划分为殖民主义时代、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不同时代国际体系的相应属性深刻影响着该时代海陆关系的主要形态。在殖民主义时代，海权与殖民体系之间构成一种互补关系，东西方海陆关系主要表现为西方海权强国以抢占东方殖民地和建立不平等的剥削贸易网络扩展权力，东方陆权国家面对域外海权挑战被迫陷入艰难的调适过程以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控制。在冷战时代，海陆关系在国际体系上表现为以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中国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念的指导下选择与苏联结盟，但随着国际社会权力结构的变换逐步进入到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棋局之中。在后冷战时代，海陆关系在两极体系解体后出现重大转变，主体由美苏转换为以美中、美俄为代表的大国关系，内容由先前的绝对零和博弈走向斗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并且在全球化时代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全新形势下，双方开展合作的内在需求不断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海陆关系酝酿新的深刻调整。
第一个问题交代台湾作为欧亚大陆东侧边缘的一个岛屿，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是其在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后成为域外海权国家挑战中国陆权首当其冲的对象，而中国统治阶级对台湾地缘价值的认识直接影响其处置这块边陲之地的政策立场。第二个问题交代不同历史时期国际体系结构及属性的差异，直接作用于作为体系成员的主要海权与陆权国家之间的互动态势，进而对海陆双方较量的焦点——台湾产生重要影响。
台湾第一次卷入欧洲殖民体系并沦为殖民地应追溯到荷兰海权时代，它从根本上讲是中国明朝陆权衰落与荷兰新兴海权崛起碰撞的结果，明朝面对域外海上强敌挑战，无力维护国家疆土完整。17世纪，荷兰凭借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海权崛起，并通过殖民贸易体系支撑向全球扩展海权，趁中国明朝衰落攫取台湾作为其在远东的贸易殖民地。台湾之于荷兰海权的意义主要在于：海外贸易的中转站、出口商品生产地和税收来源地、打击竞争对手的军事据点。然而历史的另一面是，17世纪中期荷兰在全球霸权结构调整中逐步走上下坡路，国家规模的有限性与控制海外殖民地庞大成本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在与具有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郑氏海商集团的较量中落败，其结果是台湾重归中国版图。郑氏收复台湾后，形成清、郑两个政权隔海对峙的局面。由于郑氏政权具有海商集团性质，其立足台湾所发展出的海权一度凭借海峡天险维持割据政权，但最终在与强大的清朝陆权的较量中落败，海陆双方斗争的结果是台湾重新回归中国陆权的统治。19世纪末台湾再度沦为外国殖民地，在根本上则是中国清王朝陆权衰落与日本新兴海权崛起这一“陆弱海强”结构的结果。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制度革新和工业革命实现海权扩张并推动东亚地缘政治重构，将侵略矛头指向近邻中国，最终通过战争的非正义手段侵夺台湾长达50年。台湾之于日本海权的意义主要在于：控制西太平洋航路，向中国东南渗透的切口，“南进”的前沿基地，以及以殖民地经济反哺海权。国际政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大国要想长久保持领先地位不仅要依靠制度和技术优势，还要有正确有效的大战略作为指导。在20世纪上半叶开启的国际权力格局大变革大调整中，日本在战略上与美国（海权）、中国（陆权）、苏联（陆权）直接对抗，结果导致彻底战败和海权覆灭。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通过革命再造实现陆权复兴，以战胜国身份收复国土台湾。从作为海权国家崛起的荷兰、日本先后殖民侵占台湾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战略价值，使它一再成为海权国家挑战中国陆权的前哨站，中国是否能够抵御域外海权势力的侵略则是决定台湾历史命运的关键。
20世纪冷战时期，海权与陆权二元对立模式在美苏争霸中被进一步扩大演绎。当前的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产物，同时美苏之间海权与陆权的对抗是1949年至冷战结束期间中国台湾问题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国际背景。在非此即彼的两极结构下，台湾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得到强化，其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成为东西方大国集团对抗和较量的焦点。在两极结构下，中国大陆与苏联结盟，台湾当局依附美国，两岸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美苏两大阵营关系的缩影，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峙，外交上对抗，经济社会隔绝。由于美国霸权的武装干涉，新中国成立后未能及时完成解放台湾的历史任务。权力无疑是解释国际政治万象不可或缺的一把钥匙。20世纪60年代末起，全球意义上的海陆关系在大国权势力量的对比中发生了新变化，推动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战略调整。美国为遏制苏联扩张决定缓和对华关系，最终在“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前提下与中国建交，正式确立“一个中国”政策，其对台政策出现大转折。根本而言，美台“断交”是冷战时期大国地缘战略博弈的结果。不过，中美两国在地缘战略上的结构性矛盾，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战略保留。考虑到台湾位处欧亚大陆与西太平洋的连接处，是海权与陆权两大主要地缘力量的碰触地带，并且与日本、琉球、菲律宾共同构成对欧亚大陆陆权的防御链，美国单方面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导致全球海陆关系发生根本性调整。一方面，苏联的崩解和中国陆权的有限性使国际格局出现美国单极主导下的不平衡状态；另一方面，海权与陆权之间二元对立的态势未变，但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加深使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色彩下降，合作成为与斗争并存的另一种国家间关系形式。冷战后海陆关系的大幅调整，深刻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各主要权势国家的地缘战略以及台湾问题的发展。美国的地缘战略承袭冷战特征，重在防止欧亚大陆尤其是在“边缘地带”（西欧和东亚）上出现一个能够挑战其权势的独立权力中心。中国在冷战后成为“边缘地带”最具发展潜力的陆权国家，很自然地成了美国实施“以海制陆”战略的对象。9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通过对台政策检讨大幅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包括继续扩大对台军售、提升双边官方接触层级、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以及发挥台湾作为东亚“民主灯塔”的效应。同期，台湾在李登辉执政下逐渐背离一个中国原则，走向“独台”分裂路线，在战略上“亲美远中”“倚美拒统”。这一阶段美台实质关系的发展在1995年李登辉访美时达到顶峰。中国政府针对李登辉访美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向美国传递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明确信号。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愈益需要中国的政策配合，克林顿连任后决定推进中美关系，在台海政策上重新向中国大陆倾斜，公开以“三不”承诺充实“一个中国”政策内涵。显然，冷战后中国沿着改革开放路线加快迈入陆权复兴的通道，提升了在中美双边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主动性。针对李登辉裂解“一个中国”的图谋，中国大陆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维护和巩固了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框架，压缩了“台独”分裂活动空间，并运用大陆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强化了对台湾社会的牵引力。简言之，90年代李登辉当局实施“亲海（美）远陆（中）”的政策虽迎合了美国的地缘战略需要，但始终难脱中美关系的大结构和大框架，而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中美关系的规范。
21世纪初，全球化扩展和开放战略的有效结合促成了以中国为首要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相反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在新的内外挑战中相对下降，全球范围内的海权和陆权实力对比呈现“美消中长”的基本态势。中国陆权崛起和美国海权的相对衰减促使两国关系经历新的复杂调整，影响着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
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在经历成功反对和遏制陈水扁当局“台独”分裂活动后，转向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和平发展战略，以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以两岸地缘、血缘和密切的经济依赖为依托，推动两岸关系迈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历史阶段。两岸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初步互信并形成良性互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迅速发展及共同利益的增加，成为大陆推进两岸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干扰破坏两岸关系的能力大幅削弱，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趋势下面临日益增大的转型压力。台湾民意对和平发展价值的认同度增强，推动岛内民众对中国大陆展开再认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对台湾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力和影响力空前增强。
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在对华政策上如何界定和调整利益，攸关中美关系发展和台湾问题走向。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促使小布什政府的对华定位从“战略竞争者”转向更加务实的“利益攸关方”，从为陈水扁“台独”政权背书转变到与中国大陆共同约束和管制“激进台独”冒险行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依既定战略继续执行接触与防范相结合的对华政策。面对中美关系朝着平衡方向发展以及海峡两岸和平对话的不断推进，美国将台海政策的主轴确定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对两岸近距离互动保持警惕，不愿两岸过早展开政治谈判、签署和平协议。
从历史上看，中国大陆对台政策，或是美国台海政策，其实施方向和成效都会受到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影响。针对陈水扁当局推行以“正名”“宪改”为内容的“法理台独”威胁到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相应调整为以“反独遏独”为首务，美国在政策上亦开始加强管束“台独”冒险行为。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奉行以“不统、不独、不武”为核心的和平发展路线，中国大陆针对台湾政局变化及时调整对台工作重点，从战略上提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美国台海政策则转向鼓励两岸双方对话及推动和平发展。未来，台湾政局演变及台当局的两岸政策还会是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重要变量。
2000年迄今，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消失，“以台制华”“以台变华”仍是美国的基本政策，《与台湾关系法》依旧是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重要基础，因此，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动荡的因素不排除在特定情势下会重新凸显。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中国陆权崛起以及美国在战略上对华倚重的加深，美国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但其台海政策将会越来越顾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同时，只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深入推进，两岸交流融合的广泛和深度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大陆整合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21世纪，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只要中国陆权实现复兴，进而推动发展新型海权，台湾在海陆关系的历史变迁中将重新回归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