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稳定更是压倒一切的力量。但这种稳定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具有原子化个人的弱势群体——西部少数民族农民常常在社会发展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采取越级上访、聚众“抗法”等非制度化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为此，要减少乡村社会的风险，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必须首先保证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选择就比较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