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新领导层上任以来，采取了不少新的内政外交措施。这些措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如何？本文是悉尼大学教授兼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Kerry Brown向英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随着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及2013年3月“两会”的胜利召开，中国新旧领导层实现顺利交接和过渡。新领导层的安排有四个比较直接的特征：第一，政治局常委由九位减至七位；第二，其中五位的年龄显示他们将在2017年十九大时退休；第三，其中四位被外界归入保守派阵营；第四，其中四位与中共元老有着直接的或姻亲的关系。政治局常委人数减少的原因不详，不过按官方的表述，新的领导层更容易团结和达成一致，并取得更大范围认可的正当性。

在领导层的活力方面，新领导层可以说拥有着广泛的人脉网络为支撑和后盾，尤其在党内。基本可以忽视关于党内左右之争；事实上，新选举的七常委显示了他们强大的人际关系，包括省级的、部级的、中央的和商界的。关于薄熙来及其他领导人之间斗争的谣言也基本高估了中国高层政治的操纵和控制能力，尽管家庭关系依然发挥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从七位新常委的履历看来，其中也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他们都得益于现行体制并忠实于党的领导；第二，没有言行显示他们相信中国应该走西方式自由民主化的道路。此外，习近平比预期提前两年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这显示了精英层对新领导集体的信心和信任。

在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新领导层进行重大改革的潜在收益不大。首先，对台政策预计不会有大的变化。在更广的外交方面，尽管表述方式会有调整，但是短期来看，新领导层的防卫性和过于执着自己主张的心态料将不会变化，并会向美国争取更多的战略空间。但是中国过去几年过于自信的和尖利的对外行为事实上让中国更加孤立，并让外界产生了一种对其意图模糊不清的感觉。中国新领导层急需要做的包括更清楚地阐述中国的意图和愿景，多元化其外交的联系。经济政策方面，新领导层的目标是到2020年GDP再翻番并让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每年达到7%的经济增长率。这就需要调整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比如内需不足、服务业占GDP比重太低、城乡比例太低及高投资等。当前五年计划对于绿色经济的承诺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尽管对绿色GDP的测量方法还不是很清晰，地方领导已经被明确告知它将成为硬指标。事实上，很有趣的是，中国并不像美国那样对气候变化有那么多怀疑和否定。自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以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也是非常巨大的。现在摆在新领导层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在加速经济绿化的同时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那新任领导层从此次的交接与过渡中学到了什么呢？第一，透过薄熙来及其他一些高官的事件，中共已经发现其自我认知的道德形象与公众的认知之间有一些差距。第二，本为工农联盟代表的党如今已与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新领导层反腐的决心或许也得面临这些现实的严峻考验。第三，新领导层需要在继承的总体结构性框架下活动，比如五年计划、十八大报告等，但是在微观方面则有不少创新空间，比如在改革会风、调整当前与群众的联系方面等。另外，党的意识形态不大可能被遗弃，但是新领导层可以将原来的意识形态表述得不同并且更加人性化一些。

总之，中国理工专家治国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的领导层有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律师及社会科学家。他们在国内地方从政的经历也很多元，但是其国际化背景并不高，只有张德江有在朝鲜学习的经历。这样一个领导团队注定将以内政为主，而不会过多涉入国际事务领域，后者被视为可能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摆在新领导层面前的问题就是能否肩负全党的重托，成功应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他们或许会对如何改善国内治理方面的建议感兴趣，但是对于西藏、人权和政改等议题他们不大会去聆听外人的“训导”。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也会较上一届更有经济实力增强的底气，并希望得到他国更多应有的尊重。另外，中央委员会的结构并无变化，其组成也无太大差别。这些都显示，尽管新领导层表现出非常坚定的反腐决心，并采取新的经济政策和宣传话语，但是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在其70多岁之际依然执着于自身的生存，并保留着高度谨慎和保守的性格。

本文原题名为“The New Leadership in Beijing：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作者为悉尼大学教授兼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Kerry Brown。本文是作者向英国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于2013年7月发布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