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习奥会上中方提出了 “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乐观主义者认为中美关系将会向着更广泛的合作前进。而本文对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认为中美建立新型关系基础脆弱，前景不明。

大多数乐观主义者都会把2013年加州的习奥会与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见面或者1979年邓小平与卡特总统的会面相比较。实际上，后两次会面的细微差别以及影响只有在今后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被深刻地理解。

然而，悲观主义者不想等那么久。习奥会后不想发生的事情已经出现了。就在此会面不久，斯诺登的传奇故事就从根本上震动了美中关系，威胁到通过90多种沟通渠道才建立的美中关系基础。尽管奥巴马宣称不会让一个“29岁的黑客”破坏美中关系，但已经对习奥会的乐观信号投下了阴影。间谍事件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就如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所说：“尽管美国要求逮捕他并引渡回国，中国还是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泄密者离开香港，这破坏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很明显，人们应当避免用 “新型大国关系”来描述中美关系，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不切实际。尽管双方都愿意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不同于美国的“新型合作模式”，中国的表述“新型大国关系”表明了两个大国同床异梦。简而言之，美国和中国若要在关于“新关系”的规模、形式以及内容方面达成一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对中国表现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热情，美国似乎对2012年2月习近平首次访美提出这个概念，并在后来由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一篇文章中深入讨论的框架，表现得很冷淡。

理解中国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心中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他们在首次官方阐述这一观点时用的是怎样的措辞。

第一，中国只提出了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没有说和别的国家——“新型关系”不打算改变中国与印度、俄罗斯或者日本的联系。这暗示了中国视自己与美国是平等的，并将“新型大国关系”看作顺利解决双边的、地区性的以及全球性问题的开始。

第二，中国似乎决定注意到习奥会提出的一些“双方共识”，这是在会面后由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北京向一个外交使团的讲话中所重点强调的目标。

这表明关于新型合作，双方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中国强调关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出现的共识，而美国强调峰会上出现的分歧，淡化甚至忽略任何在习奥会上出现的“共识”。

重要的是，在这次会面之后，奥巴马以个人名义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话，向其保证中美之间的对话不会在任何方式上伤害美国与最重要的两个盟友的安全利益。美国已经考虑不要重演 1979年的错误，那时出访美国的邓小平告诉美国的卡特总统，中国“会教训一下越南”，遗憾的是，这使得一个月后美国对越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与中国勾结在一起的。

“新型大国关系”真的可行吗？如果可行，是否会使美中两国的朋友和盟友担心呢？短期的答案是否定的，并且斯诺登事件已经使表明看上去广阔和坚固的美中关系比玻璃还脆弱易碎。双方间裂痕是很深的。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放大了两国间的摩擦，用英国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来说，这为“中美共同体的破裂”提供了更明确的信号。随着中国作为美国国库券和政府债的重要买方所带来的影响力的下降，曾经在金融上和经济上紧密联系中美的绳结正在松动。中国政策造成的美国经济波动正在降低，这会使得美国的行动更加果断和具有攻击性。

在国际竞技场上，中美在国际影响、市场份额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在中东、欧洲、南美和最近出现的中美地区（美国传统的“后院”）的竞争都在升温。2013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金砖国家会议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召开中非峰会，奥巴马总统也召集四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在华盛顿讨论经济合作和发展。在中美洲地区，习近平访问了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表明中国已不再使用静态的策略。中国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策略是在封锁中国，使其处于守势，因而正在积极应对。今天，中国瞄准了美国曾在19世纪就宣称拥有并保持控制力的地区，通过使用第二个“魅力攻势”意图使中国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中心以及地区贸易和投资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行动让人们很可怕地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冷战达到最高点时——美国和苏联通过操纵代理人，投射它们的力量，活动它们的肌肉——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做好影响力比赛。

从长期角度来看，成长中的中国和力量已经稳定的美国间的相对力量差距正在缩小。这就导致两个大国之间竞争的加剧。在这种背景下，具有新结构的美中关系似乎不能够解决中美间广泛互动所酝酿出的摩擦和问题。

从短期来看，缓和可以给双方更多喘息的空间来解决它们各自国内面临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意味着抑制、管理和解决那些可能破坏改革开放30多年成果的问题。包括如下挑战：就像1929～1933年大萧条之前的美国一样，经济和金融上的各种弊病；腐败、收入不平等、难以跟上高速增长经济的缓慢体制改革——类似的紧急情况已经席卷了阿拉伯世界，震动了印度、智利、土耳其和巴西。而对于美国，首要的是保持稳定的经济恢复，降低失业率，缩小公共债务和联邦预算赤字。

本文原题名为“The Fragile and Vulnerable Foundation of the Sino-US Relationship”。本文作者为越南外交学院外国政策研究所理事长，也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助理。本文于2013年7月发表在CSIS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