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资本自由流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旋律，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的南美金融危机到现在的欧债危机，资本的大进大出是罪魁祸首，因此未来资本跨境流动可能会受到干预。

不管塞浦路斯危机的结局如何，有一件事很确定：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未来几年内，这个岛国将不得不保持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严厉管制。另外，塞浦路斯的资本管制可能还会得到IMF的支持，后者刚刚支持爱尔兰的类似政策。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其标志着塞浦路斯一个时代的结束。塞浦路斯在过去10年一直标榜自己是想要逃避税收和审查的富人的安全港。但是，这同样意味着一个更重要的时代开始衰落——一个资本自由流动被认为是好事的时代。

资本自由流动并不一直被认为是好事。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限制跨境资本流动被广泛认为是不错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政策相当普遍，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采取管制措施。例如英国直到1979年才放开居民的境外投资；其他发达国家则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放开限制。即使是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还对资本外流有所限制。

然而，管制措施后来逐渐落伍。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出资本管制有隐性成本：对文案工作强加了额外负担，使得商业操作更加复杂，同时有经济学家称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虽然在数据中难以找到证据）。但这同样反映出自由市场思想的崛起，即资本的流动总有其正当理由，管制者不应该阻挡潮流。

因此，还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的国家（例如马来西亚，其在1998年对资本流动实施严厉管制）几乎被当成贱民来对待。

虽然空想家们难以接受，但真相是不加限制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像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二战”结束后的30多年中，类似最近这样的金融危机几乎从没发生过。但1980年之后，危机的名单令人印象深刻：1982年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1991年的瑞典和芬兰，1995年墨西哥的再一次危机，1998年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2002年的阿根廷再次爆发危机，以及最近冰岛、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塞浦路斯的灾难。

上述危机的共同之处是什么？传统看法认为罪魁祸首是财政上的挥霍，但在上述受害者中，只有希腊符合这一特点。银行家逃离是一个更好的解释，这一因素在某些危机中起到作用，例如智利、瑞典和塞浦路斯。但危机最好的指示器是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几乎在所有我提到的危机中，危机的病根都是外国投资者资金的大量涌入，以及之后的突然撤出。

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敲响警钟，但直到最近人们才能反驳为什么危机仅仅在发展中国家爆发，而发达国家却免遭变幻无常的投资者们的攻击。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想法，但欧洲的危机证明这只是一种良好的祝愿罢了。

不仅仅欧洲如此。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外国资本先是吹起巨大的房地产泡沫，然后在泡沫破裂后快速逃离。由于美国自己借入美元，危机的损害有所减轻，但其仍然是1930年以来的最大危机。

现在该怎么办？我不希望短时间内完全否定资本自由流动的观点，但政府在对资本流入和流出速度的干预过程中，上述观点会逐渐改变。可以论证，全球资本主义正在显著地去全球化。

这没什么问题。站在现在的角度上，不能轻易让资本跨国流动的日子看起来非常不错。

本文原题名为“Hot Money Blues”。作者Paul Krugman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文于2013年3月24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