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6日，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在一辆出租车上听到广播里正在谈论两天前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因逃课学生人数太多而与一名欲离开教室的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的新闻，便与开车的那位司机聊起了这个话题。从言谈中发现，他对该事件了解得一清二楚，且对师道、世风多有锐利的评价，跟我以前接触的深圳出租车司机不同的是，这位司机似乎有很强烈的表达欲。出于刚开始涉足调研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好奇，我试着问他老家在哪里、现住在什么地方。结果，这位叫刘勇的司机正好是在石厦住了十一年的攸县鸾山人。于是刘勇便成了我的第一位访谈对象。

刘勇是夜班司机，只有早上刚下班的时间段有空，所以直到2008年2月4日，即离春节还有两天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们才约定早上8点多在石厦村的大榕树下见面，见面后他直接领我去了他的住处。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家。刘勇的家就在村东北门附近。进了绿色铁门，发现里面是一层四户型结构。上了三楼，刘师傅领我进了中间一户，进门发现一个空荡荡的客厅，给我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事后知道这里每户的户型是二室一厅，通常住两个司机家庭。“室”是每对夫妻的卧室，厅、厨房和厕所是他们共用的空间。刘勇跟另一位来自鸾山的老乡肖师傅合住。这两家显然对厅的家具摆设不怎么在意，只有两张简易到极点的桌子，几把凳子，还有靠阳台一张铺了一块蓝格子布、不知真面目的沙发。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之前，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墙上挂着一张观世音像，两边对联上写有“放下”、“看轻”之类的字。透过阳台的玻璃门，看到阳台上摆着一张小案桌，上面放着一尊小小的瓷质观世音佛，佛前的一个盘子里放有一个橙子，可见是隔三差五供奉的。经询问，得知司机们在老家攸县就有敬佛的习俗，并不是学广东人的。在涂了红漆的旧方桌上，一个夏天用的纱罩罩了几样剩菜。他们并没有购置冰箱、桶装净水器等一般城市家庭必备的用具，但客厅的正中摆着一台有点发旧的21寸彩色电视机，算是唯一像样的家用电器。

由于两位司机的妻子都有工作，所以刘勇和肖师傅的家一切从简，只有佛像是两家人相对讲究的摆设。两天后，我在大年初一清晨探访离刘勇家只隔几步路的杨侯宫时，顺便也给刘勇和肖师傅拜了个年，这次我见到了两位司机的妻子。说起除夕夜，才发现两对夫妻（攸县农村把夫妻叫做“俩公婆”）都没有吃上团圆饭，“两个老婆下班太晚，我们等不及要出车，所以先吃了”，刘勇轻描淡写地解释说。我又起身看两家人初一早上吃的菜。对于夜班司机来说，早上回家这一顿算是一日最重要的主餐。刘家和肖家的各自方桌的菜大同小异：刘家是鸡翅、辣鱼、五花肉和炒胡萝卜；肖家的是一样的辣鱼，还有他家女人从工作的“百佳”超市带来的砂锅鸡块，差不多都是红烧的荤菜，有着浓烈的湘菜风味。刘勇跟我解释，这大年初一的这顿饭，对夜班司机家庭来说，就相当于前天晚上没能吃上的年夜饭了。

席间，刘勇与我讲起他的家世和老家过年的风俗。大致说来，他爷爷的爷爷曾是湖南株洲地区的大财主，不过到他祖父这一代就没落了。老家大年三十要“团年”、“嫁老鼠”、“关财门”（第二天算好时辰还要“开财门”）、上坟、祭祖宗，都很有讲究。这些习俗到深圳打工后一概没有了。

那天，两位妻子向我诉说因雪灾已经20多天电话联系不上孩子的苦恼和担忧，刘勇的老婆特意拿手机到阳台去打电话，结果还是没打通。刘勇和肖师傅天天早上七点下夜班，回到家七点半正好收看深圳电视台的“第一现场”。这几天两人自然盯着正在发生的雪灾报道，尤其关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对湖南的影响，为老家长时间停电造成的交通、通信等诸多不便而大发感慨。在我后来对石厦村攸县出租车司机家庭的走访中，发现“过年”往往是一个令他们愁肠百结的事。与几乎所有出门打工的流动人口大军一样，他们同样深受春运之苦——刘志中在2011年1月7日以“雾中人”为名开设的微博中，第一条就是“天还没亮，火车站售票点排起了长龙，心里真的很酸”；但与一般外出打工者不同的是，攸县出租车司机有些过年还回不了家，或是因为找不到顶班司机，或是为了在节日多赚几个钱等。刘华记录了他2009年1月28日按攸县风俗给丈人、丈母娘电话拜年时的情形，笔端流露出无奈。老两口得知他们小夫妻又不能回家过年，便向他抱怨说女儿嫁得太远，一年半载也见不着，刘华只好说：“没办法，明年尽量陪你们过个年。”2013年春节前，我打电话给曾小兵，问他两个女儿的情况，他说：“今年我找不到代班的司机，小刘（老婆）也要上班，回不了家了。前几天打电话回家，听到小女儿在边上哭，心里真不是滋味，很痛。”春节是流动人口最伤痛的时节，通信工具多少缓解了父母对子女的牵挂与思念，但2008年这场雪灾导致长时间通信中断，对司机家庭是一个很大的精神折磨。

饭后，刘勇建议，老家初一是走亲戚的日子，通常是小辈给长辈拜年，干脆带我给住在石厦的堂哥去拜个年。说走就走，一路刘勇与几位穿土黄制服的的哥师傅亲热地打招呼、互相递烟。这种边走边打招呼的情景，在城里的社区偶尔也有，但绝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亲热。2009年我到了他们的老家湖南攸县，走访了新市、桃水和鸾山三地，看到农村人乡里乡亲之间走动时一路都是熟人，大声招呼聊天、有说有笑的情景，才发现石厦村里的攸县人还保持着田间地头的习惯。

不久到了一个楼前，刘师傅看铁门关着，也不按铃，就大着嗓门在楼底下叫。虽没听到有人应声，铁门却一下打开了。一楼一楼上去，甚至中途走错了人家，最后上了五楼才找到堂嫂。还没进门，就遇到一大堆年轻人说笑着出来，看样子好像刚拜完了年。堂嫂四十岁出头，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坐下。她家的客厅比刘、肖的要小，但反而整齐干净。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四周满是凳子椅子。桌上照例节日待客的几色点心盘，除了坚果、瓜子和蜜饯，还有一些水果。与刘、肖两位的妻子不同，这位堂嫂完全是家庭妇女；我估计那些妇女专事家务的司机家庭可能与老婆打工的家庭有明显的差别，前者往往比后者更注重家庭生活的质量和氛围。在后来长达五年对攸县出租车司机家庭的走访中，也确实发现有这个现象。当然也发现了更多湖南攸县家庭结构和女性角色特征。

攸县司机家庭通常的流动模式是夫妻双方在流入地组成一个分工合作紧密的经济单元，将子女留给攸县的上一辈老人。所谓分工合作紧密的经济单元，可能是流动人口中个体经营者与工厂打工者家庭结构模式的最大差别。以石厦的攸县出租车司机为例，他们每天长达12小时高强度的紧张劳动，令他们没有精力管理其他的事务和照料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妻子承担了家务劳动的一切，包括照料丈夫的一切衣食起居，妻子可以说是这个经济单位中令丈夫作为劳动力支柱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除了日常家务，她们还管理家庭财务，包括负责将丈夫的收入存入银行、出面进行经济借贷活动等。前面已经提到，攸县出租车司机的妻子们对于经济合作型家庭结构来说，还承担着信息中介和关系协调者的重要角色。田阡通过亲身参与，发现在牌桌上，攸县女性日常交换的信息内容包括包车和招副班信息、房屋出租信息、市场信息、家乡信息、回家交通信息等（田阡，2007）；而且，出租车司机们包车或交租过程中常遇到的借贷行为，大都需要女性出面解决。这个社区的司机们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意好不好，要看家里的老婆能不能干。这里的能干，不仅指妻子照料家庭日常生活的能力，更指妻子有没有好的社交才能，所以司机们对妻子的赞美之词主要是“好客”、“人缘好”。可见妻子们在社区生活中起到了“信使”和“外交家”的角色。事实上，在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家庭，妻子虽然“主内”，但她们的角色更多元，承担的功能更多样，她们是经济合作型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攸县司机妻子们的家庭地位，用男人们的话来说“一般都是女人当家”；用女人们自己的话来说“家里都是女人说了算”，这跟妻子日常掌握经济大权和内外沟通有关。因此，这就与传统乡土社会妇女更加注重绵延香火的自然属性产生了差别，“这种对持家和理财的重视，使得在身份社区中女性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加强，因为她们成为实际管理家庭财产的代理人”（田阡，2007）。

据我们对湖南攸县农村的了解，当地的妇女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可能与中国一般乡村社会不同。最明显的例子是，攸县地方乡村一直有一种风俗习惯：没有儿子只有女儿的家庭通常会招一位女婿入门，而这种上门女婿不仅要住在女方家（如果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看，也就是男方成了女方家庭的劳动力），而且生下来的孩子要冠以母姓。这个习俗一直流传至今。我在石厦村对攸县司机妻子做访谈时，遇到一位1982年出生的“的嫂”小王，他们夫妻虽然早已在深圳打工，但因小王只有妹妹，所以她的丈夫还是算入赘的上门女婿，他们的孩子姓“王”名“皮”，原来“皮”是丈夫的姓，放在后面。所以，从中国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来说，湖南攸县的女性照样可以为家族留下本家宗姓的支脉，可见当地女性地位的不同寻常。

这种个体经营、家庭型的经济单元双方有着强烈的相互支撑关系，所以通常夫妻之间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其结合度十分牢固。这种类型与夫妻双方异地居住、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的夫妻关系模式不同；也可能与在工厂打工的流动民工家庭模式不同。尤其是夫妻异地且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往往会出现道德约束的真空，容易出现两性关系的重组（俗称临时夫妻）并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尽管随着社会文化和观念的变迁，石厦村外城市的两人世界甚至乡村老家的离婚率都不断上升，但在石厦攸县出租车司机家庭，离异仍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经我多方打听，石厦村内离异家庭也只有极个别的几对。

据了解，20世纪90年代过来的的嫂们，基本上都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她们不仅操持家务、管理财政，勤快的还给老公洗车，闲时她们喜欢玩攸县的纸牌、聊天、串门。但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的嫂（当然也包括后来到深圳的年轻的嫂们）开始走出石厦村，到附近的一些商家或企业打工。这一方面是出于经济原因，如出租车行业收入的减少、深圳物价的上升等；但也有她们本身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评估；随着社区内妇女就业打工人数的增多，进一步提高了女性在家庭和社群内的经济地位。此外，由于流动的原因，妻子比丈夫更多地承担起维系与流出地子女、亲戚、朋友之间关系纽带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家庭关系结构模式之下，攸县出租车家庭的主妇们，成为编织跨地域之间和社群内部关系网络的主角。

有学者提出在对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的“合作社模式”（the corporate model）。“根据这一模式，中国家庭是由完全理性的、明白自己利益之所在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单位……按照这一模式的解释，中国家庭结构的不同形式以及变化最终都是由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家庭合作社来决定的”（阎云翔，2006）。费孝通的《生育制度》讲的就是中国乡土社会家庭的这种合作模式，在他看来“若是一个社会生产技术很简单，生活程度很低，嘈嘈杂杂在经济上所费的劳力和时间若需要很多的话，这种社会时常是走上重夫妇间事务上的合作，而压低夫妇间感情上的满足”（费孝通，1998：146～147）。但我认为，“家”代表着人与人之间最密切的社会关系，光有经济性、工具性的关系研究视角怕是远远不够，因为一方面，正是麻国庆所说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家人之间和亲属的道德或情感关系”（麻国庆，1999）。不要说像《红楼梦》中的中国传统大家庭充满了感情纠葛，即便是男耕女织的小户人家岂能没有两性之情欲？《聊斋志异》、“三言两拍”等明清小说里多的是痴男怨女。另一方面，阎云翔在20世纪90年代调研黑龙江省下岬村家庭、婚姻关系之后，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打破了传统的集体化结构，研究者应关注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和家庭关系中的私人领域，由此提出了“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旨在“深入探究过去被忽略的题目，例如个人情感、欲望、亲密关系、主体性以及社会性的新形式”（阎云翔，2006）。阎云翔提出的私人生活新模式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视角。这里，我们姑且不讨论传统的集体化结构是否已经被打破（我对此十分怀疑），而是探讨作为典型的经济合作型流动家庭在经受城市和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之下，是否有可能产生“个人情感、欲望、亲密关系、主体性以及社会性的新形式”。

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的家庭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牢固的夫妻合作模式，而且他们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都依赖于血缘、地缘的传统社会关系，但他们的世界绝对不是封闭的。这些已经身处城市中心的农村家庭，虽然以城中村为边界，与城市保持着相对的边界，但他们与城市的亲身接触和他们使用的媒介，却像一张无形的网络，令他们与现代城市保持着息息相通的关系；尤其从传播特性看，手机和互联网中的社交媒介（如QQ）完全可以成为一种个人的、具有私密性的工具，作家刘震云在《手机》中所使用的形象比喻——手机可以成为手雷，就足以说明在现代人尤其是男性手中手机的私密性和对婚姻关系的破坏性。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和他们的妻子们正在亲身经历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化媒介技术的冲击，是否有可能打破传统乡村社会的家庭、婚姻关系？是否在新媒体实践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性？有没有通过新媒介的社交平台与陌生人扩大交往、创造新社会关系的可能性？这是我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