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冲突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视角层面，学者们俯瞰文化冲突事件，把研究的注意力从差异转移到文化间的相似性，通过人类普遍性的、普适性的文化和价值属性来搭建跨文化传播的共同基础。克利福德•Ｇ.•克里斯琴斯指出，普遍性是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基于这种对人类生命的神圣性的尊重和维护，他提出了基于人类普遍性的多元文化传播伦理，希望通过在全球化时代里提供一个比个体权力思想更广阔且富有同情心的道德，从而对人类差异性施以宽容和同情。与此同时，关世杰提出跨文化交流中的共享价值观的概念，即“在当今两种或多种文化中都追求或接受的价值观”，共享价值观细分为共享性共同价值观、共享性外来价值观和共享性本土价值观，一些中华价值观在中外具有共享性，共享性中华价值观的概念成立。赵雅丽结合“意义系统”与“活动理论”提出了一个分析跨文化活动的系统性方法——“意义活动”，文章将此视为理解“跨文化冲突”本质的方法，亦可作为“阅听效果分析”、“消费行为分析”、“生活形态分析”等跨文化比较的基础方法。孙玮从文化的边界、文化的主体和传播与文化的关系这三个议题出发，认为当前全球化、新技术背景中的跨文化，将是由大范围传播支撑的、以混杂性为特征的、超越两元对立的、多元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这些实践在原有文化的缝隙、边缘之处开拓出崭新的文化空间。肖珺则从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的新视角中探讨其理论脉络与现实困境，研究认为数字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和制度化建构、重构了人类社会实践的方式，成为催生复杂多变的跨文化传播模式及理论创新的内生动力，跨文化传播正是在这一社会发展的逻辑下面临新的挑战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