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立法者、法院或私人机构三个方面来探讨谁最适合公司法现代化，谁最适合公司法现代化。很明显，答案必须是不同国家、不同法律传统和方法的不同答案。最有可能的答案是来自普通法国家的学者及其判例法。传统将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人，从一个民事司法管辖区的编纂法遗产。当然，这将是冒昧地提出任何建议，为中国即将解决的伟大任务，在她的公司法改革过程中，因为我知道中国的法律制度作为一个尤其是中国公司法几乎不存在。因此，我限制自己，专注于一个关于德国经验的简短草图，这可能会引起一些兴趣，因为中国和德国都属于民法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