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210千字。

该书是“中国社会发展丛书”中的一种。它立足于“发展研究”来观照“发展观”问题，也即从回答现实具体问题的需要出发去讨论发展观，又从发展观的“高度”观照具体的现实问题，力图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做一种纵向的沟通。

该书共分8章，广泛涉及到中国古代发展观、近代发展观和现代发展观。第一章从天人之本体存在、人伦之群体网络、仁义之价值观念和大同之理想社会等四个方面论述“社会存在的整体论”。社会存在整体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第二章从礼乐之制度保障、惠民之利益调节、德化之宏观管理、修身之行为控制和参赞之生态平衡等五个方面论述“社会运行的协调论”。第三章从经权之常变原则、因革之变革理论和述作之文化模式等三个方面论述“社会过程的变易论”。鸦片战争以后，文化上论战迭起，中学与西学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科举与学校之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等等，常常取代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分析。这种文化观念或文化理想论争只可能有两种取向：要么是西方取向，向西方学习，其极端形式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要么是中国本位取向，而且是传统的中国。第四章和第五章详细论述了这两种取向。第六章论述“社会发展动力论”，认为从变易论到进化论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发展观在近代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西学”中，影响和后果能够超过进化论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比进化论更科学地回答了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第七章论述“社会发展模式论——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第八章“走向整体协调”中，认为从中国这些年的经验看，要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关键是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是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并着重从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手讨论了整体协调问题。

该书认为，不仅中国的国情要求我们走整体协调之路，中国的思想传统也要求选择整体协调；不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切身经验证明了只有坚持整体协调才能保持持续发展，而且从理论上看，发展作为一个矛盾形式，它的本质要求也是整体协调。这样，走向整体协调，就不是外在条件限制下的被动抉择，而是一种内在的、主动的选择。这是该书各章共同得出的一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