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7月间，在首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李亦园、乔健、金光亿等海内外著名人类学家，为切实推进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进一步拓展海内外人类学家以及我国老中青人类学家之间的交流、对话与合作，在学术界“开风气、育人才”，提出了继续举办第二届高级研讨班的希望。1997年1月5～12日，“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在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和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的支持下，在费孝通等海内外人类学家们的关怀下，在研讨班全体参加者的理解、鼓励和帮助下，在承办单位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在北京大学勺园顺利开办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内蒙古、山西、山东、陕西、云南、广西、西藏、福建、广东、台湾等1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韩国、英国的参加者共66人参加研讨班，其中教授（研究员）17人，副教授（副研究员）24人；博士25人，博士后研究人员2人，博士候选人10人。从参加者的构成上看，第二届研讨班同样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参加者中约有75%来自各高等院校。

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是首届高级研讨班的继续、延伸和发展。根据主办单位的承诺和安排，首届高级研讨班的讲员和学员们实现了再次聚会交流的约定，并在老一辈人类学家们的指导下，相互交流各自田野工作的成果和经验，彼此进行了深入和高水准的学术研讨，大家一致反映有较大的收获。首届研讨班的与会学员，同时作为本届研讨班的参加者，与本届其他新加入的参加者一起参加研讨，发表了各自的学术成果；首届研讨班的原讲员，这次则作为特邀评议人参加研讨，从而实现了再次聚会和交流提高的目的。本届研讨班除安排一些著名人类学家的主题讲演外，还将设计让年轻一代和老一辈人类学家就田野工作的有关问题交流、对话和相互评议，同时，还就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本土化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

在研讨班的开幕式上，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以其近作《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为引子，展开了对“文化自觉”概念和理论和阐述。回顾他一生对社会人类学的探讨，费孝通教授指出，人类学向来借助泛文化的对照，达成对人生存本质的理解，促使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形成充分的“自觉”（consciousness）。而文化的自觉表现为多维度的认同（identity），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一直以创设文化的自主体系为己任，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期中，与“主权”、“公民权”、“认同”意识的形成同时，民族性及具有边界意义的文化认同成为时代的特点。不过，费孝通教授强调，到21世纪，人类正在迈向一个文化边界逐步模糊的时代，因而未来的文化自觉将是一种全球性、泛文化的人文一致性的认识。在阐述中国未来发展中学术研究的重要角色时，费孝通教授指出，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应置身于“文化自觉”的建构之中，积极为人文世界多元性和一致性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作出新贡献。

尽管本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并未对主题讨论加以特别的界定，但它自始至终贯穿着“文化自觉”的精神。在费孝通教授的讲演之后，台湾“中央”研究院李亦园院士，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乔健教授，韩国文化人类学会副会长、汉城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金光亿教授，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中国研究所所长王斯福（Stephn Feuchtwang）教授，中国民族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宋蜀华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潘乃谷教授先后作了主题讲演，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理解的重要价值以及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在以《宗教、仪式与象征》为题的讲演中，李亦园教授通过探讨中国人当中最为基层的信仰、符号与制度体系，揭示了文化理解中的宗教、仪式与象征分析的重要意义，为“文化自觉”的进一步阐释提供了一个宗教人类学的视野。乔健教授的讲演围绕着“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的主题，主张人类学者应在文化的相互尊重、理解、协调中发挥其能动性。金光亿教授的讲演主题为“中国人类学中文化研究的意义”，他涉及了社会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和权力理论的不同理论体系，通过讨论人类学文化理解在目前发展中面临的困境，阐明其远大的前景。王斯福教授的讲演针对殖民时代和民族-国家时代发展人类学的演变，提出了人类学者在社会参与过程中面临的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问题，主张发展人类学者应直接面对这些问题。宋蜀华教授以“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为题，通过西南民族文化区域历史研究的个案分析，阐述了中国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潘乃谷教授在讲演中论述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并对费孝通教授的理论体系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介，尽管其主题是“费孝通教授对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但她的讲演涉及到中国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难题，并展望了未来发展的走向。

继主题讲演之后，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同时有志于人类学研究及教学工作的中青年学者，就本届研讨班的专题之一——“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本土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7位主题发言人分别针对中国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建设、研究内容的拓展、本土文化视野、中国学派等问题展开了各自的论述。马戎教授的“关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王铭铭博士的“本土人类学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翁乃群博士的“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梁治平教授的“中国法律中的“小传统”——兼论文化人类学的贡献”、王庆仁副教授的“民族学中国化与理论建设问题”、石奕龙副教授的“应用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徐杰舜教授的“汉民族研究纵横谈”等，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目前亟待广泛吸收海内外理论与方法经验，确立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使中国人类学走向成熟，为促成人类的“文化自觉”作出应有的贡献。

以“人类学田野工作与田野资料解释”为主题的专题研讨其中又分为5个分题顺次展开：①田野工作方法；②交换与民间社会田野考察；③华北民间文化田野考察；④族群关系田野考察；⑤多元文化之教育问题的调查研究。庄孔韶教授的“三峡人类学考察”、周星教授的“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流”、郭志超副教授的“田野资料与惠东文化之谜的解开”、王红生博士的“‘内人’与‘外人’：在中印农村做田野工作的经验”、刘世定教授的“时间价值与进入田野的方式：社会调查的新问题”、刘豪兴教授的“追踪调查的一个范例”、白兰副教授的“田野工作中研究者的“身份”等主题发言，都以生动和充分的田野素材为例，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社会价值、知识构成等具有一般性意义的问题，作了多元、广泛而又深入的论述。罗红光博士的“交换体系：陕北杨家沟村田野考察”、陈俊杰博士的“关系、关系资源与关系策略”、郭于华博士的“国家力量、民间社会与文化象征”、方李莉博士的“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调查”、郑工副教授的“闽东畲族民居的调查与研究”等报告，围绕田野研究中的交换体系、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展开，生动地体现了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考察对于文化理解的贡献。与此相互映照，刘铁梁教授的“中国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杨利慧博士的“女娲信仰：华北地区的田野考察”、闫钟先生的“山西乐户的历史变迁”、麻国庆先生的“家的分析：北王村的个案”等，通过进一步分析华北地区田野工作中获得的丰富素材，阐述了民间传统的历史与现状。周大鸣副教授的“族群关系：以甘南州夏河县调查为例”、龚永辉副教授的“徕人识别记略”、赵杰博士的“从韩满语词源看韩满民族的亲缘关系”等主题发言，则讨论了田野工作中族群与文化关系的处理问题，对族群界线的传统界定提出了深入的反思。而周云博士的“中国人口变动对亲属关系与制度的影响”，则从人口政策的制度效应入手，探讨了中国人口转型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最后，钱民辉博士的“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李建东博士的“民办教师问题的调查与研究”、滕星副教授的“一体化与多元文化教育问题”等，在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格局理论的前提下，对城乡和少数民族教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解释。尽管参与上述5个分题讨论的发言者，并不全是人类学专业的教研人员，他们的讨论也不受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内容界定所限。但应该指出，通过多学科的沟通，研讨班的参加者不仅强调了各自的研究特色，而且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人类的文化观察和社会理论的价值。

除上述的主题讲演和专题研讨之外，与会学者围绕着本届研讨班的诸多议题，展开了不拘一格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对于学科建设和田野工作中社会与文化现象的理解问题作出了富有多元性的相互评论。研讨班期间，组织者分别在1月的7、8、10，安排了3次夜间座谈会，为与会学者提供了进一步阐述观点的机会。在研讨过程中，费孝通教授、李亦园教授、乔健教授、金光亿教授、王斯福教授等，作为研讨班特别约请的评议人，曾多次和反复地就各位的专题发言，作了详细中肯的评议，直接与到会的中青年学者形成充分的沟通关系，为学术界“代沟”和“文化隔阂”的消除树立了新的范例。

参与此次研讨班的学者，有直接参与中国人类学初创事业的老一辈学者，有长期从事人类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海内外名师，有正当年华的中年学术骨干，也有脱颖而出的青年学子，所有参加者的学术背景以及其所代表的知识传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年代和传承的差异，给这次研讨班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多样性色彩，也使得所有讨论充满了“各美其美”（费孝通教授语）的特色。不过，学术的研讨并未以观点和视角的多元化而冲淡研讨班的主要议程，即在多元的理解和深入的经验描述中体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性和获得此种自觉的途径。可以说，这次高级研讨班充分体现了学术思想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充分体现了与会者已为实现学术沟通及文化的“美美与共”（费孝通教授语）境界作出的可贵的努力。

本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成功举办，还应特别感谢中国国家教委、费孝通学术基金、潘光旦学术纪念基金、以及美国Wenner-Gren Foundation的慷慨资助。

本次研讨班的讲稿及论文，后来编入了《田野与文化自觉》一书（马戎、周星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