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学科创新团队、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共同主办的“宜居之城：20世纪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7月4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

参加本次会议的学者，除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学科创新团队之外，还有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艾伯丁大学、利物浦大学，美国洪堡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昆山杜克大学，荷兰埃因霍温科技大学，日本上智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等20多位专家学者。会议以“宜居城市”主题，希冀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的城市史研究，共有三组专题学术讨论和9场学术报告。

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学科创新团队的徐涛博士主持。会议首先由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城市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致辞，他指出宜居城市有很多定义，但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核心的居住环境理念，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理念。所谓宜居是分层次的，有生存、健康、发展、审美四个层次，是由低向高、依次递进的阶梯，前者比后者更为根本，后者则涵盖前者。健康涵盖生存，发展涵盖生存与健康，审美涵盖生存、健康与发展。当然，对于不同的个人与群体，因其需要的主要对象或需要对象的主要方面有所不同，对于宜居层次的侧重也会有所不同。宜居城市，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更多地被使用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领域，但是，宜居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考量，则古已有之，内容丰富。本次讨论会，以“宜居城市”作为主题词，很有创意，也很有道理。本次会议请了多位优秀的学者，从众多方面对此展开讨论，很有意思，并提出但愿这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以后还可以就此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下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的黄仁伟所长和王健副所长也对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谈了各自对“宜居城市”的认识和看法。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缘于三年前英国莱斯特大学城市史研究中心Toby Lincoln博士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博士作为合作双方共同申请的题为“宜居之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The Habitable City：Chinese Urban History in a Global Context）的英国学术院国际合作项目，意图以国际化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中国城市内部，重新审视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以中国经验来丰富、发展“都市化”理论，希冀从空间而非时间维度阐释一个城市中国。2013年4月12～14日，在英国莱斯特大学举办了首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是双方联合主办该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场。

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Toby Lincoln博士向与会者做了项目介绍，并为会议做开场发言。之后，与会学者就“宜居城市”的概念定义、语义源流、阶级属性、城市类型，以及“宜居城市”究竟服务于哪些群体，建设“宜居城市”的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有学者引用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理论，讨论了对于“宜居城市”的发展应该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逻辑还是总体规划的布局要求。

第一场分组讨论的主题是“城市与安全”，由熊月之研究员主持，爱丁堡大学黄雪蕾博士担任评论人。

曼彻斯特大学Aaron Moore博士的报告，题为“昆明之梦：青年自传中的希望、变化与战争”，综合已刊、未刊的各种稿本自传、日记、书信等史料，聚焦战时中国昆明的五华学院，由青年儿童的视角审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动荡所引起的价值观念、政治理想、社会角色、阶级意识、教育状况、家庭组成等各方面变化。一方面，电气化、大型服务业的出现、高速的交通、时髦的购物等诸多城市现代化因素，吸引着城市移民中的年轻一代迅速接受新兴事物。另一方面，城市的负面观感和战争的冲击与传统中国诗歌、绘画所描绘田园生活的意象形成的鲜明对比，又强烈吸引着渴望脱离现代规训制度束缚的年轻人，于是居住于城市中的他们，不断地用布尔乔亚式的浪漫主义与文学怀旧来建构自己的田园幻想。

日本上智大学Christian Hess教授，做了题为“保卫国家与卫戍城市：旅顺和大连的城市发展与军事化进程，1895～1955年”的报告。作者认为，整个20世纪，位于辽东半岛的旅顺与大连，始终是中国最为城市化与军事化的空间之一。报告意图探究这两个城市长期的军事化进程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及其与城市发展的联系，以及中、俄、日三种制度其民族国家的构建计划如何实施，不同的制度又如何运用军事化手段来统治这一区域，并对后来的工业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就日常生活而言，准军事化的生活环境，意味着受限制的活动、纷乱的军事演习、定量配给的食物与资源。军事化进程贯穿1930年代至1960年代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将劳动制度与地缘政治安全及军事保护等问题联系起来。新中国收回这两处前殖民地的方式，也与东亚冷战秩序形成中的地缘政治意义有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涛博士，以战争与城市安全体系为研究出发点，提交“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员群体研究”报告。报告从档案记录的一顿晚宴讲起，梳理上海万国商团的组织结构、形成过程与其在城市安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追溯华员加入商团的历史背景与意义，分析回答了上海万国商团中华人的身份、职责、因何加入商团、如何融入商团等问题。其中，报告将华人加入万国商团的原因概括为三点，即保护华商利益、维护地方治安的需要；近代尚武精神的影响；调和华洋矛盾。

第二场分组讨论的主题是“城市与消费”，由华东师范大学姜进教授主持，昆山杜克大学Andrew Field博士担任评论人。

爱丁堡大学Felix Boecking博士的报告题为“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的定量比较研究，1928～1937年”。该报告旨在以南京政府时期（1928～1937）的社会调查数据为依据，对上海与中国其他城市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的体量差异给予量化与比较分析。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史，对于上海的偏重，或许程度上不及同时期的社会史与文化史，但上海经验与中国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认识这种差异对于理解民国经济史颇具意义。此类量化比较，同时指向20世纪中国经济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是如何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以替代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另外，量化比较不同城市间的物价、工资差异，也为研究都市消费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野。

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宁副研究员提交的报告为“看与被看：上海的赛马与都市娱乐”，是其民国时期上海与休闲消费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报告指出，伴随近代中国迅速的城市化与商业化进程，口岸城市的租界内，西方的市政管理和城市基础设施被移植至此，这些变化重塑了传统中国的城市形态，不仅将人群从乡村吸引到城市，同时扩张了城市的空间。作者认为，城市人口的增长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大，尤其是休闲娱乐。上海的繁荣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旧有的声色娱乐之外，新兴中产阶级要求一种与新时代身份相适应的休闲娱乐方式。民国时期出现的诸种新型娱乐形式，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原来从属于少数精英的休闲方式开始向其他阶层普及，1930年代流行的赛马、赛狗、回力球等为城市居住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娱乐项目。以赛马为例，此项运动的引入，在凝聚外人社区集体认同的同时，创造了参与—观看、竞赛—博彩、节日—日常、看—被看的双重维度，出席者在观看赛马运动的同时，享受视觉愉悦，满足消费需求，构建阶层意识。

美国洪堡州立大学Robert Cliver副教授的报告为“二等工人：革命时代中国因性别、工业、属地而不同的工人福利研究”，则将视野调整到上海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报告以长江三角洲，主要是无锡的缫丝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工状况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档案挖掘与口述史料，揭示革命时代来临之后，工人阶级因性别、工业、地域、劳动力特征的差异所面临的多样化遭遇。根据作者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纺织工人，得益于此前近30年由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收入与待遇普遍提高。与此相反，无锡、湖州等地的缫丝工人大多为女工与童工，50年代初期她们在提高福利津贴、改善工作环境、免受监工虐待压迫等方面没有明显的改变。作者认为，通过对比无锡与上海两地纺织工人的境遇，揭示了革命年代对于工业生产的强调，未能使不同性别、工业、地域、劳动力特征的工人阶级平等得益，究竟是谁享有“宜居城市”的权益，仍然问题重重。

第三场分组讨论的主题是“城市与环境”，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敏研究员主持，香港中文大学的何若书博士担任评论人。

英国艾伯丁大学Isabella Jackson博士的报告题为“中国口岸城市的宜居性：上海和天津”。作者质疑一种由来已久的假说，即条约口岸时期，上海公共租界被认为是中国各地租界市政管理的典范。“模范租界”的概念，意味着通过有效的市政规划尽量优化城市的“宜居”标准，包括清洁的水源、卫生系统、电力供应、交通设施、适宜活动的绿地空间与公园等，这些“宜居”城市的指标多沿袭英美国家城市发展的理路。用这些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上海通常被认为是亚洲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并经常用来与其他西方城市比较。然而作者通过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比较，发现天津租界的市政管理比上海工部局的“自由放任”似乎更为有效，以最主要的“宜居”标准净水供应为例，天津可以说是领先于有“模范租界”之称的上海。同样，在绿地空间的使用上，对比上海声名狼藉的公园禁令，天津租界对此也开放得多。作者在报告中强调了都市“宜居”概念本身固有的阶级差异，上海与天津不同的政治结构与殖民地结构，解释了究竟谁有权享用“宜居”的都市环境。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Leon Rocha博士因故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其提交的报告“都市规划与花园城市”由Toby Lincoln代为宣读。报告指出，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被诸如“花园城市”“城市美化”“城乡合一”这样的话语所支配，大连、深圳、广州、松江等地无不争相贴上“绿色城市”的标签。报告回顾了“花园城市”概念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与传播进程，将中国对于绿色城市运动的接受和挪用，追溯到民国时期。“绿色城市”理念的引入，可以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潘公展、张竞生的著述中找到来源。早在1924年潘公展即翻译了William Ravenscroft Hughes的著作《新城镇》。同时“性学博士”张竞生在20年代出版的《美的人身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两部著作中，勾勒了由其制定的“美的中国”的乌托邦蓝图，使得其绿色城市运动为时人知晓。1930年代的媒体，如《东方杂志》《市政评论》《市政期刊》，包括一些城市规划的手册，都开始从“美的”观点出发讨论城乡合一的可能。

Toby Lincoln的报告题为“20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和自然”。报告指出，整个20世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扩张城市的同时也改造了乡村，原先的绿地空间被改建为工厂、住宅、公路、铁路、机场，使得乡村几乎无异于城市。处于城市迅速扩张包围之中的规划师、官员、当地居民，意图通过兴建公园、种植树木、划定景区保护自然环境，然而这仍然意味着牺牲乡村来维护城市的“宜居”属性。报告聚焦于素称“江南胜地”的无锡太湖区域，利用相关的游记、导游手册、城市规划书等材料，回顾该地区不同时代的“宜居”特征，揭示了不断扩张的城市化进程与维护自然环境的良好意愿之间的冲突与张力。

因为本次与会者论文结集已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签署出版合同，如何整合诸位论文，并对“宜居城市”概念做更多挖掘和应用，本次研讨会在分组讨论之后续加圆桌会议集思广益。圆桌会议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Karl Gerth教授担任主持，与会学者就“宜居城市”的指标，“宜居”概念的阶层属性，“宜居”观念与本土现实之间的落差，中国人自身对于“宜居城市”这个外来概念的理解，各种描述“宜居城市”的文本（包括文字、照片、地图）如何被制造、释读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王敏研究员指出，本次会议讨论涉及的城市包括上海、昆明、大连、旅顺、无锡、天津等地，不同的族群、阶层对于“宜居城市”怀有不同的向往与设想，“宜居城市”的标准在近代中国各个历史阶段中也存在明显的变化，从安全、安定到舒适、发展，城市的吸引力始终在于使人能获得更好与更高质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