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9～31日，“第三届中国世界城市史论坛——城市化语境下的城市与乡村”在杭州召开，这次会议由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英国莱斯特大学城市史中心主办，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协办，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承办。会议共收到论文20多篇，研究地域涉及中国、英国、美国、法国，与会者或从比较研究角度，或从宏观层面，或从微观层面，探讨世界各国的城市化问题。从中国城市到世界各国城市，从历史到现实，从城市政策到行政区划，从城市中心到郊区，从经济变迁到市镇盛衰，从河流治理、垃圾场改造到公园建设和环境变迁，从城市下层社区到慈善住宅医疗卫生，从城市知识分子到涉外团体中的华员群体，涉及方方面面，与会者条分缕析，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城市比较研究中，英国学者瑞贝卡·马德琴（Rebecca Madgin，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超越边界的城市：比较的与跨国家的城市史和城市遗产的研究方法》认为，比较的与跨国家的城市史和城市遗产的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居民想象、建构和组织他们居住城市的方式，这种超越个体城市的比较的和跨国的研究越来越多地为史学研究者所使用。他们用这种方法研究了世界各国城市在面临挑战时，采用了相同的办法和规律性的东西，比较了各国城市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采取的方法的异同。马丁（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外行政区划比较》探讨了中、美、法、日等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变迁与现状，就此提出为适应城市化进程，改革和调整中国农业社会遗留的不合理行政区划，进而优化行政区划的结构和功能，势在必行。

在关于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中，英国学者托比·林肯（Toby Lincoln，英国莱斯特大学）提交的《20世纪无锡的城市化及其特征》，以太湖为例，探讨了城市化如何将自然环境与城市连接起来。作者认为，湖边的花园、寺庙甚至水域逐渐在外形上和在想象中被融入无锡城市自身，这一过程始于民国时期及1949年后无锡的快速扩张。鉴于区域灌溉的重要性，水资源的管理仍很关键，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太湖变成了土匪和游击队的避风港。然而基础设施的发展使太湖更紧密地与城区联系起来，这对无锡成为旅游城市和休闲度假胜地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这一时期，规划者、官员和旅游者把无锡描绘得与太湖非常邻近，使无锡成为宜居之地。邵莹（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的《湖丝外贸与江南市镇的近代变迁——以南浔镇为中心的考察》对前近代、近代开埠以后湖丝外贸的全兴以及衰落过程进行了梳理，试图探寻湖丝外贸的兴衰对这一“江南巨镇”在近代发展的影响程度。陆伟芳（上海师范大学）提交的《人口 空间 交通：大伦敦的崛起》，从人口、空间、交通几个方面考察了19世纪大伦敦的崛起，首先作者通过人口规模、伦敦占全国人口比例、外来人口比例等方面，考察了大伦敦的形成。其次，作者将大伦敦的扩展划分为三个阶段，考察了19 世纪头40年中产阶级向西向北扩展，19世纪40～70年代各阶级全面参与，向四周全方位扩展，和19世纪最后20年，伦敦空间上主要向东扩展的特征。最后，作者认为大伦敦的崛起，与伦敦公共交通革新息息相关。交通设施的变迁，从铁路到地铁的开发，使城市交通开始摈弃中世纪以来以马车为主体的城市交通理念，狭窄街巷逐渐变成宽阔马路，地面交通转变成地上地下空中相结合。以泰晤士河堤工程和下水道工程为代表的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则为大伦敦崛起奠定了另一个重要基础。水晶宫（Crystal Palace）博览会则成为展示伦敦世界大都市辉煌形象的盛会。

在关于城市政策的研究中，台湾学者许文英（台湾高雄市立空中大学）的《殖民城市的发展桎梏与重生：美丽岛之城——台湾高雄经验》，以高雄市为例，说明其城市发展历程都难以摆脱日本政府“旧殖民时期”和台湾政府“新殖民时期”的国家主义式的发展桎梏，从而使得高雄在面对县市合并后的城乡和谐发展中，城市治理主政者多难以抵挡新资本主义发展的糖衣诱惑，忽略甚至掩盖城市发展基础的脆弱性，而难以在全球风险社会中为城市居民提供坚实的安全防护网保障。作者认为，以人权为依归的城市发展途径将成为使“城市人道化”的重要思维依托，以期调和全球化下的城市发展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微妙冲突关系。孙群郎（浙江师范大学）的《美国马里兰州的精明增长政策及其评价》，探讨了美国马里兰州为应对大都市区的低密度蔓延导致的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后果，于1997年通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精明增长”命名的增长管理法规，也是第一个以激励机制为主导的法规。作者认为，该法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其缺少强制性的管制机制，其效果也并非十分理想。石光宇（河南师范大学）的《全球城市成因分析——以纽约为个案研究》，初步探析了纽约这个全球城市产生的四个原因，既跨国公司、生产者服务业、信息化和移民。在全球化和产业分离的作用下，跨国公司和生产者服务业不断地集聚在纽约，跨国公司和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是纽约全球城市产生的主要原因。信息化便利了纽约与外界的联系，它是纽约全球城市实现辐射功能的中介媒体。移民为纽约全球城市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信息化和移民是纽约全球城市形成的两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这四个原因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共同促进作为全球城市纽约的经济发展。赵晓旭（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的《公租房、廉租房并轨运行模式的诱发机制与实施路径——基于杭州的实证研究》则认为，中国保障性住房因其具备多层次保障特色，惠及不同群体、不同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家庭，各地在保障房建设中也不断进行着探索创新。作者采用杭州市公租房、廉租房并轨运行作为样本，指出公租房、廉租房分轨运行时适用对象衔接错位、交互性较差从而诱发两房并轨的机制，重点对公租房、廉租房并轨运行模式的立法政策、财政政策两大实施路径进行研究，就此对杭州市保障性住房运行模式做出风险分析和趋势预测。

关于城市治理也有几篇论文涉及，朱明（华东师范大学）的《20世纪初的巴黎城郊区域发展探析》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巴黎郊区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发展模式对法国和欧洲其他城市乃至其殖民城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且推动了现代主义规划的形成和发展。这时期巴黎城市的发展受到工业化和外来移民增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城郊景观的变化和社会住宅的建造。但是巴黎郊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与巴黎市区的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巴黎郊区问题的出现，至今仍未能有效解决。王莉萍（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的《城市公共治理视野里的盲区——城乡结合部》则认为“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身份使得城乡结合处成为城市治理的盲区，这既有政府管理规划的不作为，也有社区组织设置的不合理。同时，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意识薄弱，参与途径受限也造成了城乡结合部治理盲区的形成。王瑞庆（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的《依附于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向区域合作经济的转型——以杭州村级留用地为例》认为，随着“撤村建居”“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的实施，城中村的地理空间、社会结构、组织关系逐渐瓦解，城市社区形态逐渐建立。然而，在传统村落走向终结的同时，依附于土地的集体经济随着留用地制度的实施，转向了区域合作经济。原村民由村落成员转为区域合作经济的成员。这是实现农村城市化的一条平稳的路径，中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和引导。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关于城市环境史与现实城市环境治理对策的研究也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任云兰（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海河的整治与近代天津城市环境的重塑》认为，天津开埠以后，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天津对外贸易繁荣，船只进出频繁，海河的蜿蜒曲折和淤塞对船舶运输造成诸多不便，19世纪末，在中外官民共同努力下，成立了海河工程局，专门管理海河疏浚和裁弯取直，后又有顺直水利委员会的加盟。以后历经6次裁弯取直工程和治淤工程，不仅缩短了从大沽口到天津市区的航程，增加了纳潮量，使航道加深、加宽，适应了船舶数量增加和船舶大型化发展的要求，而且重塑了天津的城市环境。郭巧华（杭州师范大学）的《从垃圾填埋场到城市公园的改造——以纽约弗莱士河为例》，则以纽约弗莱士河为例，通过对弗莱士生态历史的分析，得出垃圾填埋场景观再生有益的启示。作者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遭遇到“垃圾围城”的困境，原先位于远郊的垃圾填埋场已逼近城市边缘。垃圾填埋场作为处理城市固体垃圾的一种主要方式，对清洁城市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也造成其自身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严重退化，引起周边居民的严重抗议。在环保意识和环境正义等观念的影响下，诸多垃圾填埋场被关闭，并逐步向城市公园转化。蔡峻（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的《城市环境问题的传播困境与破解》则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探讨了中国当前城市环境问题的传播困境与破解方法，他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化高速推进，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加强信息传播和沟通是化解危机的关键机制之一，但由于传播的连续性不强、专业性不深、互动性不够、透明度不足，信息传播效果尚未得到最佳发挥，要建构生态型媒介传播系统，建立“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以信息公开为原则，拓宽报道主题，加深报道内容，提升传播者专业水平与协调政府主导和民众主体等方面，以破解当前困局。陶俊（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的《建国后杭州城市环境建设浅析》，对新中国成立后杭州城市环境建设进行了概览式分析，认为杭州在城市环境建设上注重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结合，初步走出了一条环境与经济双赢的道路。

城市慈善事业研究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的《贫而乐：民国时期杭州的贫民住房问题》梳理了民国时期杭州市贫民新村的基本情况、居住者职业、管理条规等。作者认为，这种非制度化的贫民住宅救济制度虽然收容了一些无房贫民，但对于巨大的贫民人口而言，只能是杯水车薪。吕晓燕（江西师范大学）的《从富国强兵到教化穷人：18世纪伦敦慈善事业的历史嬗变》则将研究视角放在18世纪的伦敦，她认为，从18世纪早期到中后期，慈善活动经历了从侧重人口增值到强调道德教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同国内外形势、经济理论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作者考察了慈善变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关系，探讨了观念变迁如何推动组织革新和慈善活动的重心转移，探究了城市社会精英投身慈善，将缓解贫困问题与为国效力和解决时弊结合起来，为塑造理想国家与城市而努力。周真真（杭州师范大学）的《慈善视野下的英国模范住宅公司》也将研究视角置于英国，她认为，模范住宅公司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它在缓解住房危机、改善工人的居住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慈善性质的合股公司，它由投资者集资并分红，其主导者、管理方法，以及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其发展体现了英国慈善事业的新变化。

人是构成城市社会的主要要素，因此对城市群体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万国商团中的华员群体研究》从起源、组织沿革、活动、结局等几个方面梳理了上海万国商团中的华员群体——中华队和翻译队，他认为，融入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商团，从成立起就与中国政治革命运动保有距离，而逐渐融入了公共租界，与公共租界当局化为一体，专心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与秩序安全的维系，最终随着20世纪40年代公共租界的消亡而解散。万国商团及其华员群体，虽然对中国政治走势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上海而言，尤其是外国租界而言，的确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无疑是近代上海安全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的《服饰、身体与现代性：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为例（1927～1937）》则将研究主体放在上海知识群体，他从服饰打扮、服饰品味与身体观三个层面考察了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身体经验与现代性特点。欧美派学人对服饰打扮具有主动选择能力，并发展出一套用闲暇时间与文化资本叠合而塑造出的服饰品味，主体意识较强。左翼知识群体、留日派学人等则未能建构出自身的服饰品味，在服饰打扮方面更多是社会仿效式的被动选择，主体意识较弱。现代医学的卫生与健康观念与民族国家话语，是构建上海知识群体身体观的核心理念。现代中国城市知识群体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协调与不同步，既形成了知识分子个体无法回避的内在张力，也是理解半殖民地中国现代性呈现出的多歧性与复杂性的一扇窗户。

城区研究体现了城市史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张卫良（杭州师范大学）的《伦敦东区：一个城市的“另类世界”》中认为，伦敦东区是伦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伦敦东区的黑暗形象，无异于一个“另类世界”。事实上，伦敦东区自18世纪中期开始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航海产业和制造业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区域的社会生活，而土地属性、行政管理方式、城市基础设施、移民飞地和特殊服务行业等因素加剧了既有社会问题。伦敦东区存在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与伦敦西区的比较中才显得特别严重。19世纪晚期的伦敦东区本质上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转型的郊区。

另外，也有学者关注城市的社会问题。沈汉（南京大学）的《工业革命后期英国城市的社会问题》讨论了英国工业革命后期城市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手工工人数量减少、工资降低，工厂和矿山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城市人口贫困，失业人口众多，卫生和健康堪忧。作者认为，这些社会问题是社会政策需要关注的问题。

关于河流与城市的关系问题，在张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塞纳河在巴黎城市中功能的转变 》中得以阐述，作者认为，19世纪之前塞纳河是巴黎经济、交通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但是，到19世纪中期之后，塞纳河的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仅为单一的交通要道，而促成河流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工业革命的冲击使得塞纳河面临诸多困境，转变势在必行。第二政府对城市和河流的规划与改造加速了这一转变。第三自然灾害及人为因素也是促进这一转变的原因之一。

城市的医疗卫生也是近年来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吴玉娴（澳门大学）在《澳门医疗卫生与殖民》中独辟蹊径，将澳葡政府在澳门实施的西式医疗卫生与殖民统治联系起来考察，试图从医生在殖民社会扮演的角色、军队的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建设以及殖民政府如何预防流行病几个方面，探索医疗卫生这一具有高尚品德的事业是如何与殖民统治隐秘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助力于澳葡政府推进其殖民统治的。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的特点是：第一，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此次会议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组织到一起，共同探讨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打破了学科的藩篱与界限，为中国史学者和世界史学者搭建了交流与对话的平台。第二，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此次会议参会的代表既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研究现实问题的实际工作者，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弥补了不足，增进了了解，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接了地气，使今后的研究更加脚踏实地；对实际工作者而言，了解了历史的经验与国外的做法，提升了理论水平，使未来的工作更加明确。第三，讨论的问题涵盖面广泛，内容丰富，尤其是关于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困境，面临的现实问题，会议论文通过探寻历史源流，借鉴外国经验，寻求发展出路，解决困境，如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住房问题、医疗卫生问题、城市慈善事业以及城市政策和城市治理问题，其中既有宏观的研究，也有微观的研究。

总之，这次城市史论坛是一次新的尝试，为未来史学与现实的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合作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