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仗的时代，军队里军官的重要性是以能否带兵为衡量标准。看以前的回忆录，副师长下去当团长，多被认为是重用，因为从不带兵的闲职改为实际带兵的要职了。现在承平日久，军事题材的电视剧里，一面努力表彰能从作战角度思考的军官，但无意中常能反映现实状况——团长调师部任副职，明显被视为升迁。这一最不体现战时观念的现象，大概就是和平时期军队里的现实。

大学校园里也有类似的转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或许因为学校的干部也常是转业军人，“战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各系主任，是校领导最为重视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一状况都基本维持。大约从九十年代后期起，或许因为战争年代的观念逐渐淡出，学校里所谓职能部门的作用和权限都日益增强，在干部编制方面与院长、系主任属于“平级”的部处主管，如今渐有成为“上级”的意味了。

这里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即以前大学规模相对小，校领导直接与各系接触，较为容易。实行扩招以后，学校规模日益扩大，校领导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通过职能部门进行“管理”，与院长、系主任的接触，由直接转为间接；对下面院系的情况，也就日渐疏远，甚而至于无所知了。

前些年，某重点大学的校长从机关转来，平时基本不接触院系领导。一日在郊外开会，晚上有某系主任前往请安，所谈甚洽；次日该校长乃在大会上号召全校干部向其学习，结果下面一片哗然。原来那位系主任是全校出名的不称职领导，几乎把该系搞垮；如今他成了效仿的榜样，岂不是要把全校都搞垮！这虽像是个笑话，不幸却是真实的事。我相信该校长并不真想把学校搞垮，但正因其平日高高在上，与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人甚少接触，所以不能分辨优劣，才闹出这样的笑话。

这类现象大概已较普遍，几年前张芝联先生在向校领导建言时，便明确提出“当领导要了解你的队伍”。张先生所说的队伍，就是大学的师资；而“抓师资队伍”，就是他眼里的大事。他建议校领导常去找有经验的老师聊天，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这些人好比打过仗的老军人，有经验。各院系的特点是什么，可能就在他们的脑子里。显然，张先生已敏锐地觉察到，那时一些大学领导，已未必了解其队伍了。

现在大学间的竞争，已是全方位的，较前远更激烈，可以说已处于一个竞争时代。包括既存的名校，其品牌也面临着竞争。

一方面，在相当一些专业领域，真正好的学科，未必就在那些最“牛”的名校（在我们最仰慕的美国学界，这本是常态。所谓好大学，不过领先的学科总数更多而已。只有那些一心想接轨而又坚持闭门造车的领导，才总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努力）。

另一方面，各类官办的评估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些特别“牛”的名校，原来对上级的举措不那么言听计从的，现在也日益顺从。因为现在讲究透明，而代表“社会”的媒体，就最关注这类事，常能迫使大学就范。

尤其到了网络时代，空间的分野日渐虚拟化（程度容有不同）。以前地处京沪，接近各大图书馆，便具有天然的优势。如今资源的共享程度与日俱增，地利越来越难起到决定作用了。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少名校固有的优势或已不再，或正式微。只有人才的核心地位，难以撼动。所以大学间的竞争，也越来越呈现出“以人为本”的态势来。

竞争一旦激烈，其实就像作战，指挥员必须了解其队伍。承平之日养成的上下隔膜，极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已难再容忍。前些时候到复旦大学出差，听说校领导有了新思维，打算强化院系的地位，而将不少现在被“职能部门”掌握的管理权释放出来，让其回归到教学科研第一线的院系（据说该校研究生的招生，现已有较大幅度的改革，从考试方式到录取，院系的“自主权”都大了许多）。

不知复旦这一改革能持续多久，因为承平日久，不少正在实施的方式方法，已从仪式化到体制化，并不那么容易被撼动。但竞争时代的大学管理模式，确已到不能不有所改变的时候了。此后大学的竞争，管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其成败，恐怕也就取决于大学领导是否有这方面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