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幸聆听一位大学者的高端讲座，他说自己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办一个没那么多繁文缛节的学刊。其所说的繁文缛节，就包括所谓的专家审稿制。我自己也曾是这一制度的呼吁者，但在越来越多的刊物推行此制后，又深感我们的学者和学刊都还不适应这一外来制度，已生出一些新的弊端。

王笛教授曾撰文说，实行专家审稿制，“审稿的人本身的学术素质”是一个关键。的确，学术评审非易事，担任“评审专家”也不简单。有些品质较差的论文得以发表，便是经过“外审”的，造成不少编辑自己也抱怨的“低水平重复”。反过来，相当一部分学者似还不习惯较中立地看待他人论著，而在审查中预悬一个“惟一正确”的标准，然后据以评判。一些评审书的文字并不算少，然而不论肯定、否定，往往有论文观点是否“正确”一类判断性意见。

其实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不需要的就是“标准化”的固定产品。一般情形下，有突破性的研究，往往使维持既存思路者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中外学界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最多为人言及的是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的艰难）。这是学术评审与生俱来的困境，更要求我们的审稿人尽可能具体指明受审论文优劣之所在（在很多编辑眼里，我自己就是以“手紧”著称的审稿人。但我总提醒自己，即使否定，也须以建设的态度为之）。

某著名刊物曾收到两份看法截然相反的审查意见，却要求作者据意见修改，并说还要送原审者复阅。当投稿人指出据这样的意见很难修改时，刊物说这是规则所定。结果，原来两份意见都还仅说修改，第二次复审便都建议退稿了。窃以为学术刊物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各种学术问题都能得到“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辩论。当出现争议时，似可增添新的审稿者，并予投稿人以充分的答辩机会；而不是拘泥于所谓规则，在辩论之前先定出胜负。

我接触到的不少编辑，都说现在好稿不多。相信部分有突破性的好稿，就是为守成的外审所毙；另外一些，或就这样被类似的规则所杀。同时，有的刊物编辑明知评审意见不甚高明，但以为既已请人审，就应“尊重”审稿者。这当然比较“人性化”，不过我还是希望编辑部更尊重其所编的刊物和其所在的专业，尤其是尊重学问本身。

外国学刊通常只有一两位编辑，很多事不得不假手他人。我们则往往有一个拿俸禄的编辑部，每篇论文还有责任编辑。如果什么都以外审专家意见为准，还需要这么多职业编辑吗？责任编辑的责任又何在？

刊物编者特别是主编，或应有足够的承担。若自己感觉好的文章，或可不必非尊重外审意见不可，甚至可以不送外审。这虽是欧美人创设的制度，但他们实行起来并不那么拘泥。多年前我做学生时，曾在Modern Asian Studies上刊发关于“二十一条”的论文。我投稿时仅说这是该刊编委詹森（Marius Jansen）教授所建议，结果主编第一次回信就决定采用，只问我是否还要修改。盖文章本身是否立得住，大体略经时日即可知悉。编辑若确信能直面时间的考验，正不必担心是否“学术正确”。否则，即使处处谨守规范，也不过程序正确而已。

千万不要忘了学人的主体性，让学术变成被程序控制的仪式和表演——大家坚持了程序的正义，却忘记了设置程序的目的。学术不能没有规则，然或以疏而不漏为宜。若文网太密，可能危及学术生态，出现水至清而无鱼的现象。虽然看起来透亮，却不支持生命的成长。

记得陈平原兄办《现代中国》，在约稿函中即明言不实行专家审稿制，以避免“专业主义”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压抑。至少对我而言，那就是投稿的鼓励。另一方面，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也并不因此就主张不实行此制度。胡适曾说，民主政治不难，只要有尝试的机会，民众自会在实行民主的过程中学会民主。作者、编者、审稿者都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若能充分认识到专家审稿制本身的局限性，或可在实践中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