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离去多年了，但我常常忆起他，一直怀念他。不仅是那种类似师生之谊的怀想，更加是一种对于朴素而崇高的文化性格的“高山仰止”仰慕式追怀。对季先生的怀念，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而且是对一种日渐式微的学人风范和文化心理性格的怀念。

当他离去时，我不仅伤痛，而且很想为文悼念。但那一时间的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报道、悼念，先生备极哀荣，我既不想凑热闹，更避嫌攀附，只把一腔哀情，深埋心底，暗地里遥寄哀思，一个字也不写。而内心响着无声而深沉的慨叹：又一位大师离去，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崇高学德风范，又一次随风飘去了！即如眼下，面对这一片喧声，季先生如若有知，当不安于九泉。季先生生前喜欢低调、不事张扬，做学问深挚厚重，处世宁静淡泊。他不会愿意这样地给他“死后的荣光”，何况其中还夹杂着借逝者荣光照亮自己的人。

季先生曾经很素描淡写但蓄意深沉地写过他心爱友善的猫咪之死，更加借此抒发了他的“生死观”。

季先生写道：

我同虎子和咪咪二猫都有深厚的感情。

有一天傍晚，我看咪咪神情很不妙，我预感要发生什么事情。我唤它，它不肯进屋。我把它抱到篱笆以内，窗台下面。我端来两只碗，一只盛吃的，一只盛水。我拍了拍它的脑袋，它偎依着我，‘喵喵’叫了两声，便闭上了眼睛。我放心进屋睡觉。第二天凌晨，我一睁眼，三步并作两步，手里拿着手电，到外面去看。哎呀，不好！两碗全在，猫影顿杳。我心里非常难过，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在我心情最沉重的时候，有一位通达世情的好心人告诉我，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此时此刻，它们决不待在主人家里，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或感到悲伤。它们总是逃了出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

季先生最后写道：

……猫临终时的所作所为给了我最大的启发。人难道就不应该向猫学习一点经验吗？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谁都逃不过。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秦皇、汉武，还有唐宗，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求得长生不老，到头来仍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落得黄土一抔，‘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我辈平民百姓又何必煞费苦心呢？……现在有些思想开明的人士，不要遗体告别，不要开追悼会。但其后人仍会登报、发讣告，还要打电话四处通知，总得忙上一阵。何不学一学猫呢？它们干的何等干净利索呀！一点痕迹也不留，让人们用不着落泪，照旧做着花花世界的梦。（引自《只做花花世界梦》）

季先生说得何等好啊！隐匿到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干得干净利索，一点痕迹也不留”。让人们照旧做他们的“花花世界的梦”去吧！吾去也，不要一切悼念追思。他对自身后事做着怎样的干净利索的安排，对世人又做了怎样的含着几分讥刺却又深沉的诤言啊！本此，我以为季先生对于自己的“备极哀荣”，是不会喜欢的。

季先生的这种沉潜豁达、宁静淡泊的文化襟怀，生前一直表现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曾经说，他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怀真情、讲真话，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其实，这种表述，不仅是先生欣赏赞美的人格典范，实际上也是他自身的实际行动、日常表现的真实写照。季先生服膺汤用彤，自称是汤氏“私淑弟子”，他在为装裱成轴的汤用彤学术著作上书写的题跋中，有一段赞誉汤氏的话语，今日视之，用来称颂季先生自己，也是很贴切恰当的。题跋中有言：

学坛祭酒，佛学士师。神州蜚声，域外驰誉。……学贯中西，融通华梵。先生之风，立德立言。渊懿淳厚，冰心玉盘。山高水长，永远垂范。

对于季先生此种学德与人格风范，我有几次切身的体认和感受。

我无缘“立雪季门”，但一直私心自许为季先生的“私淑弟子”，慕之仰之、“学而时习之”。他八十大寿时，他的亲近大弟子邀约门人弟子撰写文章出版庆祝与纪念文集时，亦约我撰文，从这一点看，我以弟子身份敬仰先生，好像为先生和他的及门弟子所认可。那次为文，我就写到了我与先生接触时，从亲见亲闻的一些逸闻趣事中照见的感人、诲人的风范。现在，温故而知新，我愿意再次写一些这种“见闻”与感受，但加上了历经时光淘洗后的沉淀和依旧闪现的内蕴。

那是1984年的春夏之交，上海。当时的上海外语学院为筹办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刊物，即后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召开小型筹备会并酝酿第一届编委会的人选。季先生当然是最主要的与会者且是会议的灵魂。季先生身着陈旧但整洁的中山装，布鞋。这在当时西装已经普及的时风中，是很特出的。但先生温文儒雅，却没有一点留洋多年、深通西方文化的大学者的逼人派头。记得与会的老先生中还有贾植芳教授，也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老前辈。自然也是会议的主要角色，他坐轮椅，一样衣着简朴。我在会上，从这两位老先生的身上，真正领略了一次名高、学深、调低的学者风范。贾植芳先生发言不多，而且谦逊有加，对他人的发言颇多赞许。季先生作为中国初兴起的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首创者之一、最负盛名的比较文学大家，这种情况，按惯例，也常常见于他人的表现，自是古今中外、纵横捭阖，从理论到实践，从自己到他人，从规划到安排，指手画脚，高谈阔论一番，为会议定调子、指示方向、确立方针等等。但季先生完全不是如此这般，恰恰相反，他静听他人述说，自己发言无多。只是肯定一些发言的可取之处，很实际地指出办刊的宗旨和编辑方针。侃侃道来，话语无多，要言不烦，平易近人。晚间，就我们两人，于晚餐后，在小巧寂静的“外招”庭园里散步。自然地谈到他的留学生活，先生也没有什么高谈阔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未能学成归国，当时生活极为艰难，印象深的有两点，一是他说到他的房东老太太很好，二是颇为赞誉德国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为了观察炸弹爆炸的威力，竟然不顾生命危险，在轰炸时趴在阳台上观察爆炸情形。后来在《留德十年》中读到先生在那时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异国恋情，不过在我们散步庭园时，他自然不会同一个晚辈学生谈及此事。

第二天休会，东道主安排我们参观游览。当我们登上面包车时，自然请先生先上车，不意他上去就直奔第二排座位坐下，我接着上车，无论如何请他移到前排就座，他坚持不动，并两手按着我的双肩，微笑着说：“既来之就坐之嘛！”我只好从命。但留下了我永远的愧悔和憾恨。恨自己怎么可以坐在了先生的前面！不过从这件事我深深体验到先生的平易随和与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谦逊风范。

参访的第一个地点是刚刚竣工而尚未落成的宋庆龄陵园。当车快到，陵园在望时，先生在后面轻拍我的肩膀，说：“哎，真正是千古一女性哪！”我立即领会到他指的是宋氏，便频频点头赞同说：“对、对、对！”心中想：季先生的赞誉多么深刻而贴切，从未有人做过如此评论，但其中含着深沉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内蕴，而且我私心以为还含着一种脱尽尘俗的佛家意韵。此语只能出自季先生。进得园陵，我们惊诧地发现，宋庆龄的墓碑的确如她所遗嘱的，平躺在她父母耸立的墓碑前面，好似女儿匍匐在地上，伺候双亲似的，而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且所思深沉的是，宋氏墓碑旁边与之并排而卧的，是伴她终身的保姆李燕娥。这也是宋庆龄生前的嘱咐。我们站在墓园前，禁不住深深赞誉感叹一番。一位享誉世界、国人崇敬的国家主席，竟遗嘱要与平民女仆平等安葬，相伴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不由得又想起季先生的赞语，那是多么的深刻而贴切！我想，人们在述说评议他人时，总是同时照见了自己。季先生对宋庆龄的评语，不是也反映了他臧否人物、体察世事的文化标的吗？以至映照了他自身的人格风范。参拜宋氏墓园之后，有人请季先生站在陵园小广场的中央给他拍照。季先生不愿独享，却向场外的我招手，我敬谨摆手，请先生拍照。不意先生忽然招手，说：“既来之则照之嘛！来！来！”我只好过去与先生合影，心中又一次领略了先生的谦逊与随和。这是我与先生唯一的一张合影，留作永久的纪念。

离开陵园我们去龙华。听说“龙华”，我立即想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那是左联五烈士牺牲的地方，心头不禁悚然。但安排往访的却是龙华寺，那里现在是佛教圣地，也是善男信女求福祉、保平安的福地。由于季先生的到访，龙华寺住持亲自接待。我们在住持禅房外的大客厅落座，闲话家常，的确只是主人一般地介绍寺庙状况，我们询问一般的香客信徒朝拜之类问题。丝毫没有涉及佛学、经卷这些学问。而到访的首席嘉宾，正是享誉世界的佛学家、印度学家、通晓多种佛经著述的梵文与吐火罗文的大师，他赫然在焉。但他话语无多，无一字一语，关涉佛教、经卷，亦不谈论印度，更不涉及世界上只有他和少数几位语言专家才识得的古文字及其佛教经卷。他和普通的参访佛寺的人们，毫无二致。我曾经多次恭逢学界盛景，只见领军人士就自己的专业甚或越过“学域”，海阔天空、颐指气使、诲人不倦、独垄专场。但季先生绝非如此。他丝毫没有显示自己的博学专长，更无丝毫大师行迹，只是和普通人一样，静听，寡言少语。一直到后来，我们享用寺中素餐盛宴时，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季先生依然是如此这般，就像一个普通人。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体察着、感受着、思索着，季先生这种令人感叹、令人敬佩的真正大师的风范。心中感佩，仰之慕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与季先生有几次自著互赠。1988年我将《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奉呈季先生求教，先生回信说：“接到寄来的大著，我立即翻看了一遍，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研究鲁迅者多矣，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似不多见。”我想，先生接受来赠书籍，大约是无日不有的，但他竟忙中翻阅拙著，并首肯其对研究视域的开拓，对后学晚辈的提携鼓励之意溢于言表，令人感奋。有趣而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我的老伴读后，十分赞赏，拿了报纸到我面前，指着文章说：“你看看人家季先生的散文，写得多好！朴朴实实，亲切感人。”我本已拜读过，就连连点头表示同意说：“对对，写得真好。”老伴却又坐下对我笑着说：“可你的文章……”我问：“怎么样？……”她笑笑说：“不怎么样！你好好学学季先生。”事后，我给先生写信，说及这一“家事”，不意，不几日，先生就寄赠《季羡林散文集》一册，在扉页竟题写了这样的词句：“敬赠∕定安先生∕季羡林∕1993，11，25”先生题签，竟使用敬语，使我十分惶恐不安，但也深深体验到先生的谦逊大度。

1993年11月，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East West Centre，University of Haweii），来信邀请我去中心访学研究一年，给予丰厚的研究资金和生活费用，但要求提交几位国内著名学者的推荐信。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游学海外、从事研究的好机会，而推荐信，我首先想到了季先生，另一位则是王元化先生。季先生接到我的请求后立即回信，并写了带有鼓励性的评语和推荐意见。信上说：“遵嘱写好一封推荐信，请查收，转寄。我预祝你的愿望能够实现。”又说：“到国外去住上一段时间，做点研究工作，也颇为理想。”并附上了推荐信的英文文本。信写得亲切温婉，鼓励提携之意蕴含其中，而丝毫没有俯就敷衍的痕迹。

我原以为，我敦请的推荐人，“南王北季”，学界翘楚，且评语恳切良好，应是稳操胜券的；事情本应如此，惜乎事有变故，邀请方后来告知，原来申请的美国某部门的研究资金落空，原议只好取消。事败垂成，我不无遗憾，季先生的评语，还有王元化先生评语，都对我鼓励有加，使我既愧赧又振奋，成为我加强学习以求进益的动力，但愧对两位先生的热诚鼓励提携，至今难以释怀。

季先生生前提出过一个学术论题：世界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当是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世纪。此论在学界有赞同者，也有质疑者。反对者中，且不乏并非等闲之辈，亦是学贯中西、思想开放的大家。虽然如此，但先生认定主旨不放松，多次论证，详尽阐释，而且胸襟开豁、心意坦荡，坚持己见，颇有当仁不让的气概。这显示了先生诚朴谦逊的另一面：认准的文化学说理论，便有依据、有见地更有担当地，理直气壮地坚持。在争论后期，他更一改向来委婉而言的为文风格，直白论断，不存谦抑，不怕攻难，表现了在自己认定的真理面前，在学理之争中，屹然而立的“学术硬骨头”气势。在一篇就此论题的长篇论文中，他写道：“这个文化（按指西方文化）已呈强弩之末之势”，“西方文化衰竭了以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自有东方文化在”。说到各种文化的融合，他强调：“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我理解的不是对等的融合，而是两个文化发展阶段前后衔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为主的融合，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吧。”

由此可见，他的谦逊不是谦谦君子那种处处事事谦抑自己的低姿态、以弱示人以保护自己，而是发自内心的开阔豁达、谦逊宽厚的文化胸襟与坚持真理、当仁不让的学术风骨，两者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