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预测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实际增长率，是因为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潜在增长水平，其决定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当这些投入要素或者供给侧的因素能够被充分利用的时候，它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水平被认为是潜在增长率。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类似于潜能的概念，因此，实际增长率有可能高于潜在增长率，也可能低于潜在增长率。当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水平时，表现出的经济现象是产能过剩或通货膨胀；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水平的时候，表现出的是失业或通缩。从长期来看，实际增长率围绕潜在水平波动，并趋于潜在增长率。

本文给出了三种可能的潜在增长率：低速、中速和高速潜在增长率。首先我们估计了中速潜在增长率。中速潜在增长率是我们过去一直关注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潜在增长率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也是我们的基准情景。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资本回报率比基准情形还低的话，潜在增长水平还会持续下降，这就是低速潜在增长率。高速潜在增长率就是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在这部分我们通过政策模拟来估计中国可能的高速潜在增长水平。

中速潜在增长率与人口红利有关。当我们提到人口红利时，实际上讲的是人口结构问题，而与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没有关系。人口红利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上升，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二个特征是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意味着一个国家消费会减少，储蓄会增加，有利于资本形成。在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然而，人口红利讲的是另外一件事，即使TFP保持不变，由于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更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人口红利的一个主要特点。

过去30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然而中国的人口结构却不断发生变化。图1是中国人口转型的过程，图1（a）是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发现它在2013年的时候达到峰值；图1（b）是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之后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可以说，人口红利的两个特征在2010年之后都向不利于增长的方向转变。

图1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1980～2030年

实际上，人口红利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日本的情况。图2（a）显示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在1995年出现峰值，图2（b）显示日本的人口抚养比从1993年之后开始上升。如果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在2010年前后消失的话，日本的人口红利大约是在90年代初期开始消失的。

图2 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1960～2010年

我们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对比中国和日本在对应时期之内的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我们发现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和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在对应时期内出现了相同的变化趋势。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政策建议，我们不希望通过一些经济刺激的政策人为提升实际GDP，使其脱离潜在增长水平。我们需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我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标准的CD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第一步要估计TFP的水平；第二步估计潜在就业，潜在就业是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一个水平，受到人口结构、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影响；最后根据推导出的公式估计潜在增长率。在模拟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TFP保持不变。文章中用到了郭志刚老师在2013年给出的人口预测数据，这里的人口预测主要基于总和生育率，在不同的TFR水平下可以预测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

在计算潜在增长率时，我们需要估计潜在资本存量。潜在资本存量主要由前一期的资本存量乘以折旧，再加上当年的新增资本组成。这里我们可以在固定资本形成率和人口抚养比之间建立一个关系式。实际上，一个国家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它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人口抚养比上升，意味着消费会增加，储蓄会减少，资本形成会减少。人口抚养比和资本形成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决定投资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资本回报率，我们加入了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不包含税收）。资本回报率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企业的投资产生真实的影响，是税后资本回报率；另一部分是通过税收的形式被拿走的。我们把这两个变量都加入模型里，采用历史数据可以估计出固定资本形成率的决定因素。

表1给出了中速潜在增长率的估计结果。中国过去30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为9%～10%，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下降到7.49%，“十三五”会进一步下降到6.65%。如果我们根据潜在增长率确定经济增长目标，那么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定为7.0%～7.2%。虽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还在不断下降，但是到2020年前后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表1 中速潜在增长率估计结果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低速潜在增长率。低速潜在增长率是在中速基础上进一步假设，如果2013年之后资本回报率进一步下降，例如在基础情形上分别减少1/2、1/3、1/4和1/5，那么潜在增长率会是什么样的趋势。例如，中速潜在增长率在“十三五”时期是6.65%，我们假设未来的资本回报率减少到1/2的水平，那么低速的潜在增长率比中速要少0.25个百分点。

最后是改革红利带来的高速潜在增长率。这里的改革红利是指通过改革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要素供给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水平。第一个模拟是通过减税促进资本形成最终实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假设在2013年的基础上，税收可以减少1/3、1/4、1/5。我们以增值税为例，现在是17%，如果要减少1/5，增值税就变成13.6%。在这种情况下，在“十三五”时期中速潜在增长率是6.65%，改革带来的高速潜在增长率在“十三五”期间是7.41%，那么这项改革对潜在增长率带来的红利是0.8个百分点。

第二种改革是针对人口生育政策，我们模拟继续放松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由于经济发展和独生子女政策使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4的水平，即使从2013年开始已经实现了“单独二孩”政策，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没有显著的影响。我们模拟中速潜在增长率时，TFR假设可以维持在1.4。我们进一步模拟TFR提高到1.6、1.77，甚至1.94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图3 不同总和生育率下的潜在GDP增长率

提高总和生育率对潜在增长率会产生两个效应，一个是短期效应，另一个是长期效应。短期之内因为受政策的影响，新出生的这部分儿童只能是增加抚养比，他们不能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所以在短期内由于资本形成率会降低，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从长期来看，15～20年，这些新生儿童将进入劳动年龄阶段，不仅有利于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而且还会降低抚养比。所以，从长期来看是有利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的。短期的负效应不足0.2，但是长期的改革红利能够达到0.4～0.5个百分点。

第三，我们看一下延迟退休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在这部分模拟中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假设，假设中国现在女性的退休年龄是52岁，男性是58岁。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模拟了三种方案并进行比较。第一种方案是从2016年开始延长退休年龄，直接延长5年。第二种方案是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延迟退休年龄，推迟5年，但是每隔2年推迟1年。第三种方案是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延迟8年，也是每隔2年延迟1年。

我们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例如，第一种直接延迟5年的政策带来的短期正效应仅有0.1～0.15个百分点。此后这种改革产生的效应会迅速消失。如果是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在2020～2025年产生明显的改革红利，但是也仅为0.1～0.15个百分点。即使将退休年龄逐步延迟8年，产生的正向的改革红利也只有0.2～0.25个百分点。虽然对潜在增长率产生微弱的短期正效应，但是正效应会很快消失。从这项模拟中看出，仅仅依靠增加劳动力要素投入，已经不是我们能够长期依赖的改革红利。

图4 延迟退休年龄对潜在增长率产生的微弱效应

第四，模拟如何通过改革来提高受教育程度，或者通过改革来提高人力资本。我们模拟了两种情况，第一是提升入学率，第二是增加培训。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提升入学率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培训这种方式能够覆盖整个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体，更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五，模拟如何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提高潜在增长率。在中速模拟中我们假设TFP保持不变，这里我们假设TFP可以进一步提高0.2个、0.5个甚至1个百分点。图5给出的是三种不同的情景，比如TFP在未来都能够提高0.2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它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能够达到0.23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明显并持续的红利。因此，提高生产效率才是政府需要长期依赖的改革红利。

图5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产生的显著效应

最后我们模拟了综合的政策调整产生的改革红利。单一的政策措施可能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不大，但是多种政策组合可能产生明显的改革红利。中速增长率在“十三五”时期是6.65%，那么多种政策如果同时发挥作用，“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到7.4%的水平。这也是我们所说的高速潜在增长率。通过一些综合改革措施，中国未来平均的改革效应可以达到1～2个百分点。

图6 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区间：低速、中速和高速

本文的结论有两个。第一，当人口红利消失以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第二，可以通过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包括以下方面。首先，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政策向“全面二孩”过渡是十分必要的。其次，逐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并进一步释放要素供给。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减税可以增加企业的真实资本回报率，促进资本形成并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水平。例如，可以减少企业的增值税，使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