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21日）

院第三次党代会开了3天，今天就要闭幕了，同志们要我来讲一讲。院的新领导班子6月底7月初开始工作，到现在一个半月多一点，开始做了些事情。有许多事情7月以前已经开始做了，比如关于各所的领导班子的确定、工资改革，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就我个人来说，首先需要了解情况，到了一些所，还很不深入。院党组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就有关院的情况、方针、任务等问题，进行过几次座谈，初步考虑了一些问题。

新的领导班子中，多数同志原来就在院里工作；梅益同志仍担任顾问，列席党组会、参加领导。所以，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与以前的工作是有连续性的。有的同志给我来信讲，“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有什么“三把火”没有？我没有什么“三把火”。其实“新官上任三把火”并不是一句好话，那是说只有“三把火”，放完了也就完了。我想我是充分估计院的过去的成绩，也不幻想一下子就焕然一新，只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改革。

有的同志希望我乘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来宣布一点大政方针。大政方针，我们领导班子确实也在考虑、在谈，但是现在我还不能夸夸其谈，说出个几点方针。我倒是很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讲一点话，也是跟大家互相认识。我今天讲的有些问题在领导班子里初步谈过，大家意见是一致的；也有些是我准备这个讲话时想到的，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

第一，先讲一讲关于我院的总的发展方针的问题。我们社会科学院毫无疑问要向前发展，要适应四化建设和各方面体制改革形势而向前发展。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是数量上发展，还是质量上发展？我们院从1977年、1978年以后数量上有很大发展，人数增加2倍；质量上也有发展，有了提高。但是现在看起来，可能在数量上发展得过快，产生了一个数量跟质量的矛盾。当然，要提高质量，没有一定的数量是不行的。在一个时期内数量上发展也是必要的，但发展得过快、过大，反过来对质量的提高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院在物质条件方面，特别是房子问题压力很大。前届党组曾决定冻结编制，也就是把全院人数控制在今年3月的水平（5300人）上。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继续实行这个方针。这不是一个消极的方针，而是个积极的方针，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为了加强研究工作。兵不在多而在精。实行这个方针不是简单地压缩编制，这里牵涉到研究工作怎么进行，研究机构如何设置等问题。我们认为：社会科学院要提高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要发挥它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应有作用，不在于尽量拉长战线。就全国来说，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一切方面当然应该无所不有。但就社科院来说，却不能什么都有。我们的任务在于搞出在全国说来站得住的成绩，乃至带头的成绩，也要在世界上站得住。为此，我们就不能够拉长战线，样样俱全。什么都有，结果可能就什么都稀松。要搞得精一点，要搞出真正好的成果来，就要有重点。对一个所来说，也要有重点，也不可能求全。我们每个所都是一个大学科，这个学科里面还有许多分支学科，如果把战线拉得太长，那是不利的。必须适当地缩短战线，加强重点。

例如出刊物的问题。我们院一定要出一些杂志。研究成果要有发表的园地，杂志是一个重要的形式。我们现在出的杂志，据院部统计，有96种。但是还有些期刊，包括跟其他单位合办的，未计在内。就算我们的杂志现在有100种，我们的研究人员，加上编辑人员、图书资料人员，一共是3500多人。就是说，平均35个人出一个杂志。恐怕太多了一点。杂志多，是不是成绩就多了？这里有个质量问题。我们出的杂志应该有相当高的质量，称得起是社会科学院的杂志。如果一种杂志，按其性质来说，不一定要由社会科学院办，那就可以不办。如果没有保证经常保持足够高的质量，编辑部经常为缺乏够水平的文章而苦恼，但到时候又必须凑齐稿子，甚至只好把编辑部自己也觉得不满意的稿子摆上去，那就不是人办杂志，而是“杂志办人”了。减少杂志，会不会妨碍研究成果的发表？我想不至于。发表成果，可以用各种方式。有好的论文，可以出论文集，或者拿到别的重要杂志上发表，可以想出各种办法来。这也算缩短战线的一个例子。

还有机构设置的问题。有的新的学科需要设置，有的新的重要课题需要研究，但不一定为此设立新的机构。重要的是要有能担当这种研究任务的带头人。“菩萨”还没有，先把“庙”建起来，这种办法未必可取。后勤工作、行政工作很重要，是为保证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但不能靠增加人员做工作，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

为实行这个紧缩的方针，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的规定，院部正在考虑。要把编制卡住，那么每个单位是不是按原来的编制定下来呢？那不一定，这里面可以有调整。是不是就不进人呢？该进的还要适当进一点，特别是年轻同志。是不是要精简一些？值得考虑。离、退休制度要认真执行。这些相联系的问题，都要做些必要的具体规定。

昨天我听了党代会各组汇报，有些同志提了一些类似意见。如果是大家的意见，那么我们的想法是和大家一致的。如果大家赞成这个方针，就希望从积极方面来支持这个方针。机构的设置，工作的安排，都要从积极的方面适应这个方针。不是说，人数不增加，甚至还减少一点，就没办法了，就只能少做点工作吧！这是消极的适应，不可取。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抓住重点，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水平。

第二，我讲一下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个科学研究的问题，但又不只是科学研究的问题。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我们院的全部工作也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的。

我看到介绍我院情况的小册子，各所的方针几乎开头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这好像没有问题，但如何实现这个方针，是需要研究的。

在社会上，“马克思主义究竟还灵不灵”的疑问，或者“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这个想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存在的。这也不奇怪。10年动乱，把马克思主义糟蹋得一塌糊涂，难免在一些人中产生这个问题和想法。在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历史上，每当革命发生严重挫折时，在社会上以至党内都曾出现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在实践中反复受到了考验，既通过成功的考验，又通过失败的考验，证明了自己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端正了思想路线，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工作，把各方面工作搞上去了。事实证明：说“马克思主义不灵”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现在面临着改革的任务，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总的说来，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要把僵化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改变过来。这种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不免会遇到一些曲折，产生各种新的问题。在由旧轨道转到新轨道的过程中，不免实际上露出许多空子，使那些一心谋私利的人有空可钻。改革的进行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观念，这就要求人们的观念能适应实际生活的变化。人们现在常说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对好坏是非的判断标准，就要有变化，而且对此要有比较复杂的看法。比如，“穷则革命”，愈穷愈好，这个标准很简单，但这是错误的。现在改了过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共同富裕，“富”成为可赞美的事情。但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当然不能说，不择手段，用任何方式（甚至造假药、卖假药）富起来都是好事。要提倡劳动致富，要反对“一切向钱看”，要处理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关系，共产党员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等等。可见在求富这个问题上，必须有复杂的价值观念。我们看到，有一部分党员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坚定性，以权谋私，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撇在脑后，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甚至违法乱纪。可以说，他们头脑里的价值观念完全搞混乱了。他们倒不是喊马克思主义不灵，他们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已经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毫无意义。产生这种情形也不奇怪。我们党现在不是几万人、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的党，而是4000万人的党。这样一个大的党，又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不可能不在一部分党员中发生思想混乱，不可能没有掉队的落伍的人。这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地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党的历史，这也是正常的现象。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大党，党内是不可能没有矛盾的。“文化大革命”歪曲了党内斗争，要在党内搞一场“大革命”，要打倒“走资派”，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一来，现在人们好像不大敢讲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实际上党内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斗争。我们党是承认党内有矛盾的，要不然为什么要整党呢？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力量是什么，主导力量是什么，能否以正气克服邪气，以马克思主义来克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能否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矛盾，既用教育的方法，又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出现的消极现象，我们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站得稳，顶得住，要和党站在一起，同错误的、犯罪的行为作斗争。如果以为出现了某些问题就证明党不行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那实际上就是跟着错误潮流跑了。

就社会科学战线来说，有一个问题可能特别重要，就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在“左”的路线统治下，发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比如“一切斗争不要联合”，不是很简单吗？后来，我们党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来克服这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复杂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也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把这倾向发展到极点。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在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要实行公有制，但“愈大愈公就愈好”公式是错误的。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产生的原因很复杂，这里可以说两点：第一，我们是从革命时期进入建国时期，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从指导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斗争转到指导国家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这个转变没转好，或者说没有认真地转。整个国家工作没有转好这个弯，在社会科学战线上也没转好。一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才开始认真地转。没转好这个弯就是简单化、庸俗化的一个根源。第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的条件下，大量的群众涌进了革命队伍，涌进了干部队伍，涌进了党。他们有革命积极性、有革命热情，但是绝大多数文化偏低，同时还来不及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因而很容易接受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东西。接受一条语录、一个公式，背下来，这很容易。以社会科学战线来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是真正的，学习是认真的。但是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跟科学研究的专业很好地结合起来，真正把它作为指导，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不免就产生一些生吞活剥的现象，不免就容易接受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不免就容易接受那种靠几条引文来解答问题的方式。

我们现在一定要克服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那么，用什么武器来克服？当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不能用一种简单化、庸俗化来反对另一种简单化、庸俗化，不能用一种片面性来反对另一种片面性。例如刚才我说过的，我们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打倒党内走资派”这种错误的说法。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政党，就应该是、必然是内部绝对纯洁，纯而又纯的，否则就不配叫做无产阶级政党，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党的纯洁始终是要通过不断地解决党内矛盾而实现的。

我们党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因为所有制改造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但是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阶级社会离今天还不远，我们是从阶级社会中刚刚脱胎出来的，过去的阶级社会对我们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影响。我们还要研究旧社会和它对现在社会的影响。在研究旧社会的时候，当然还是要用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观点。实行开放政策，使我们面向世界。世界是个什么世界？世界是个阶级社会，有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能没有斗争，但这个斗争不是用简单的形式而是用很复杂的方式进行的。我们过去也参加过世界范围的斗争，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用武装斗争抵抗日本的侵略。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是独立的国家，要搞外交，搞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搞国际文化交流。但在这里是有斗争的。怎样进行斗争？就说经济上吧，我们要从外国进口一些先进的机械设备，但人家不把先进的给你，或者说是先进的，却把一些落后的，甚至次品、坏东西给你。那你采取什么斗争方式？要认真地进行订货，要加强对进口东西的检验，不要迷信，说外国来的东西一定好。当然，在经济上还有其他形式的斗争，在外交上也有斗争，在文化思想上也有斗争。人家想用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我们要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是长期的斗争。各个方面的斗争中至少有一部分明显地带有阶级的烙印。讲斗争，当然不能采取“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粗糙的简单的错误看法。那时一个红卫兵跑到我家来，看到满屋子书，手一挥说：“都是封资修！”意思是说，全都是废纸。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不能达到这种结论。为克服这种幼稚的观点，我们必须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有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认识。无产阶级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的两种社会制度，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又充分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往一切社会更高的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善于继承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文明，为此，甚至有必要向资产阶级学习。

由此可见，红卫兵的那种“兴无灭资”的观点当然必须克服；但克服这种极端幼稚简单的观点，并不是要使我们走到另一极端去，好像已不需要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需要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都已失灵，没有意义了。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来克服错误的观点，而不是用一个片面反对另一个片面。党不是这样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是这样做的。党反对了那些“左”的、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把它的原理应用到中国今天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中间，来解决怎样按照中国的特点使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问题。越是在复杂的形势下面，越是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很容易被现实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弄糊涂了。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复杂的形势下面得到大的发展。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种复杂形势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因为那时党已经有了多少年经验，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了，同时也因为面临着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形势，在复杂形势中，会出现各种错误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是在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中发展的，是由于创造性地解决实际生活提出的许多复杂问题而发展的。过去是这样，现在和今后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前的封闭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必须适应国内外的新形势，必须适应当代世界的形势、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形势、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适应我们在开放政策下参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形势，适应我们国内改革的形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形势。要针对国内外形势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思想倾向，很好地解答实际生活提出的一切新问题。这是要花苦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在这中间，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得到新的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使马克思主义同当前国际国内复杂的具体形势相结合，不能解答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就不能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灵不灵的问题，也不能克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克服那种在反对简单化、庸俗化的名义下实际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倾向。

第三，关于学术自由问题。以上是讲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术自由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谈学术自由，我想讲一讲马克思主义者对学术自由的态度。对学术自由有各种各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

这里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使人的思想不自由？这对马克思主义者大概不成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觉得马克思主义使自己不自由？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又被迫要讲马克思主义的话，讲话时必须用一点语录，使用某些术语，使得自己的话像马克思主义，他当然会感到不自由。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强迫人讲马克思主义的话，不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如果强迫他，然后他就必须把一点马克思主义语言编在他的言论或文章里，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强迫。不过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也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是真心诚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实说，我们都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可能像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随便一讲，就保证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发表一种言论，发表一个意见，写一篇文章，到底对不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还要自己反复考虑一下，要查查书，要请人家来议论一下，请人家提提意见，然后也许还要反复修改。这好像是不大自由。但这显然不属于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是科学严肃性的问题。如果认为想什么就说什么，肆无忌惮，那样才叫做自由，虽然可以说这是很自由，但马克思主义者不指望这样的自由。即使可以说是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时，如果不谨慎，不反复考虑，也可能犯错误，未必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有历史经验的。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强迫人相信，这是明显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人信服，不是靠强迫。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强迫人呢？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受压迫，没有自由，谁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于要倒霉。马克思主义靠科学真理，靠能够最好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和拥护。革命胜利了，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了，才发生了是否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你说不强迫，他说我感觉到有压力，是强迫。所以这个问题要注意。经验证明，任何带强迫的形式是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我们现在学校中的政治课就有这个问题。你必须上这个课，马克思主义考试不及格就不行，这不就带点强迫性质吗？结果怎样呢？他平时上课没兴趣，考试就找些“标准”答案，背熟了应付一下。发生这种情形不能怪学生。应该检讨为什么政治课、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讲得不能吸引学生。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有丰富的内容，是能够引起青年兴趣的。因此要改革政治课的内容和教学方式。依靠政治权威、依靠政治力量来强制人的思想，不会有好的效果。我们只能要求人学习，给他学习的条件，并且我们要讲得好，讲得有道理，靠道理服人。如果有人虽然承认党和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的事是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硬是不相信，怎么办？那就算了，只好让他不信，只好等待。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和他讨论。不能抓住某个人，说你头脑里想的不是唯物论，所以你违反四项原则，这是不行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管理人们头脑里的东西。至于犯法那是另外一回事。犯法行为当然是不能容许的。

学术自由涉及是非的问题。如果我们都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都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学术研究，那是不是就保证我们都正确呢？实践证明，这不一定，对同一个问题仍会有不同意见。既有不同见解，就有是有非。不同见解间，要互相尊重，但是在是非问题上，不容含糊。我看为追求真理就要讲学术民主。我尊重你的发言权，但我反对你的意见，这是可以的。解决学术问题上的是非只能通过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在社会科学院里，对学术问题的争论，不能由院党组作出个决定来判定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研究，允许不允许？我国的宪法第四十七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就是说，凡是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都应得到鼓励和帮助，并不是限于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院也是这样。应该承认，有些学者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学术研究，但他们的研究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是有贡献的，对于人民是有益的。这里有没有矛盾？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工作是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但又允许有人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说不矛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应该是怎样。如果因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就排斥任何不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学者，那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在自然科学界，我们提倡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辩证法，但是，第一，不强迫，第二，要承认不是自觉地接受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者，也可以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情况好像有些不同，但这里也有许多东西，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有研究成果，甚至他的成果比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水平还高。一个认真研究学问的人，有时候不自觉地实际上是唯物论者，是运用了辩证法。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上，都会有这种情况。

学术自由还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条件下，我们对外来思潮的态度。我们的学者要有勇气有能力参与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我看不光是国内的，还有世界范围的。世界范围内有各个学派间的争论，我们要参与。为了参与，就要了解，充分了解和认真研究世界各个学派。参与世界范围各学派的争鸣有一个好处，可以锻炼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也不能简单一句话，说你这个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是反社会主义，就完了。因为这种办法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我们必须学会讲道理。在世界范围的争鸣中，当然完全不可能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正好像我们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候，我们不论跟谁辩论，比如说跟一个唯心主义者辩论，不能只说你是唯心主义，违反马克思主义，这解决不了问题。他说我就是唯心主义者，我就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你要说清楚，为什么唯心主义是错误的，违反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得说出点道理。纵然不能说服对方，但要让很多读者认为你是有道理的，简单地加几顶帽子，只是显出自己的浅陋。世界范围的百家争鸣，不可避免地会传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对这个不是采取扼制的态度，禁止的办法，而且要准备认真地对待。要对世界上各个学派进行分析研究。这里面有可以采取的东西，有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也有我们必须抵制和反对的东西。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博采众长，可以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更丰富起来。对必须抵制和反对的东西，也要进行分析研究，讲出点道理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锻炼。我在最近的一篇小文章里说了这个意见。我说：“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和其他学派等量齐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的话，那么这个学派应该是既善于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又十分注意防止自己成为一个狭隘的宗派。它既能通过自己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而前进，又能在和其他学派的交往中锻炼自己，从其他学派吸收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有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看法。”我们既然不采取封闭的态度，那么国外的各种学术流派就不可避免地流入到中国来，这不是什么允许不允许的问题。进来了怎么办？进来了就要进行认真的讨论、研究、批评。

所以，从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学术自由的。自由的学术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跟其他各种学派的讨论。与此相联系，我们必须提倡严肃的学术评论。我看现在很缺少严肃的学术评论。所谓严肃，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充分地讲道理、真正有研究的。对我们自己做的成果要给以严肃的评论，对于其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也要给予严肃的评论。

第四，学术研究方面还有几个问题，我想在这里讲一下。

一是提高与普及的问题。我们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主要是提高呢，还是普及？我以为主要任务是提高。当然不是故弄玄虚，故作艰深。要提高，就要进行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那么我们是不是轻视普及工作？普及工作很重要，但这不是我们社会科学院的主要任务。当然，普及与提高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些大学问家的有创造性的见解可能是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发表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普及性的，而又有深度，有创造性的著作，当然应当受到重视，可以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一般的，只是解释普通常识这种事情，不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科学院的主要工作。

使世界上听到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声音，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现在有一种说法，把我们中国社会科学说得很不行，说我们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和外国相差几十年，等等。我看这种说法缺少分析。要承认有些方面确实我们有弱点，也许甚至于差几十年，但是完全采取自卑的态度是不符合实际的。在有些方面，我们有我们的长处，有我们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们还要努力。

二是理论研究和应用的问题。总的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是各个学科情况不同，有些学科和实际工作的联系比较密切。研究国际问题，就是要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又同国家的外交和外事工作有直接联系。经济研究能够直接为当前的经济建设服务。但是这些学科也要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研究。这种理论研究也是为了说明实际和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脱离实际。我们还有一些学科，本身就是理论研究，这些学科要重视和实际结合，要用理论研究来为实践服务。例如哲学研究是应该能从多方面为改革服务的，其中包括为改革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随着改革而发生的人的观念的变化、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提供哲学理论。有人提出要注意应用哲学，例如法哲学、政治哲学等，这些所谓应用哲学，其实还是基本理论研究。例如法哲学并不是直接解决一个具体法律条文的写法，它给制定法律以理论基础。我们还有许多同志从事历史研究。研究过去的历史好像不能直接为当前的实践服务，然而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实际，就必须懂得历史，正确地运用历史经验。历史研究也许也可以分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要追溯有关的历史，例如为解决港澳问题而研究港澳历史，这可以算是应用研究。历史研究者当然有责任从事这种“应用研究”，但不能因此不重视“基础研究”。从事基础研究也可以联系实际，而且是在更广泛的含义上联系实际。没有基础研究做底子，“应用研究”也进行不了。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面是很广泛的，不能采取狭隘的看法。单就国内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有大批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对于比较年轻的同志，更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三是个人与集体的问题。我们在研究工作上要重视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创造性，同时要正确认识和发挥集体的作用和力量。我们院整个是个集体，一个研究所、研究室也是个集体，那么集体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如果只是给各个人安排从事研究的条件，让各个人自己去努力，这也是一种办法。但是集体的作用还更多一些，我们要在集体的组织和规划下，使每个人的力量能够用到最恰当的地方。也有些研究题目必须用集体的力量，甚至各学科合作去进行，但做好这种集体的研究，也要靠每个人的独立的、创造性的工作。集体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研究同一课题或者不同课题，以至不同学科的人进行学术讨论，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一个好的研究集体，应该是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独立工作能力，能够在需要时把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某项工作，而且造成一种互相讨论批评的学术空气。

在一个研究集体中，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就应该进行认真的讨论。不能用某一个人的意见和主张排斥别的主张，也不应该含含糊糊地采取折中的办法。有时，有这种情形，集体搞一个东西，比如说共同编一本书，由于大家意见不一致，结果就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平均数，把大家都能承认的意见写进去，不同的意见都撇开。像这样编的书能有什么创造性呢？这样的集体工作方法可能会压抑个人的创造性，我看不会产生有价值的东西。刚才我说，一个研究集体不能用个人的意见排斥别的意见，这也要辩证地看。比如说，一个人主编一本书，那我说就应该以他的主张为主，当然也要进行讨论，也会有不同意见，但最后得由主编来拿主意。一个好的主编，应该既有主见，又能集中大家好的意见，做出明确的结论，并对这本书负责。根本不同意主编的意见的人可以不参加（如果是一本可以包含各种不同意见的论文集，那当然又是一种情况，主编就应该确定有哪些不同意见是值得推荐给读者的）。

总之，集体不应该妨碍个人的创造性，而应该有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学术研究要有个人的创造性，也要发挥集体的作用。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讨论，可以研究商量，要有这种好的风气。

四是老年与青年的问题。我们院里有许多老学者，他们有深厚的学历，有严谨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党委的报告里特别提到的夏鼐同志、孙冶方同志，是已故的了，还有更早去世的范文澜同志。党委报告还提到丁声树同志。仍在勤勤恳恳工作的还有许多老先生，他们的为人、治学，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这里也有许多年轻的同志，思想活泼，富于进取，容易接受新的东西。在老年、青年中间还有中年同志，现在是我们主要的骨干。各个所都提出一个青黄不接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让年轻的同志更快地健康地成长起来，帮助他们弥补不足的地方，克服某些缺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和积极性。

文学所的同志告诉我，有一个年轻同志在写一本书，但过去这是“地下工作”，不摆在所的计划里面。现在他把“地下”的产品公开出来了，据说获得好评，拿到出版社去了。这个例子也许证明：我们的集体的组织方法和工作计划还没有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甚至还可能在某一点上妨碍了年轻人成长。这种情形值得注意。

老年和青年的关系问题，是同学术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有关的。我以为，你要创新，就必须继承，必须把前人的成果继承下来。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文化成果基础上，再加上一些新的东西，因此他才超过前人。创新不是靠灵机一动，靠搬弄几个新的术语。如果不把以往的许多学术成就、包括前人的治学方法接受下来，谈不到创新。所以，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上，就可以体会到许多老先生的可贵。他们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也还在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新。青年一代要真正赶上前一代人，创造出更高的成就，就必须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并且很好地下苦功钻研新的问题。

第五，我想说说机关党委的工作。党委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党委的报告已经说了许多，我认为说得都很中肯。现在，我只说几点。

我建议党的组织要注意保持对提高学术研究水平有利的一种安定团结的局面，注意消除各种消极的因素。我来院后接触的单位不多。我觉得不少所是有安定团结局面的，这很好。“文化大革命”中，社科院算重灾区，经过几年来的工作，又经过整党，现在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有个别所，可能在这个方面还得努力，要消除各种消极因素。

党组织要关心群众生活疾苦。当然行政领导要关心，院的各职能部门也要关心。党的组织因为最接近群众，最了解情况，这方面可以起作用。谈到生活上的问题，大家会提到房子问题。的确，我院的房子，住房和办公用房都很紧。有一部分研究人员、工作人员的住房还很差。院部应当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各级党组织虽然不管盖房子，但有了宿舍要合理分配。如何分配得合理，党委、支委是有义务过问的。对于在住房上特殊困难的同志，党组织要为他们说话；在没有彻底解决以前是否还有什么暂时的改良的办法，党组织也可以帮助行政上出点主意。除房子问题外，还会有其他的生活问题。党委未必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但应该关心，应该设法求得解决。有些问题也许可以用互助的办法解决，有些问题需要提到行政上，并且帮助行政工作部门想办法解决。这也是对应该关心群众生活疾苦的行政单位的帮助和督促。比如食堂，我听说院的大食堂办得不算好。我希望管行政的同志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这类工作要做好，就要走群众路线，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多吸收群众中来的好主意。因此，党组织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各级党组织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党委在报告里说了不少。听有些同志反映，认为报告里讲得太抽象，希望能说明到底怎么做法。我院确实是有一个怎样创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的问题。在有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的机构里，思想政治工作怎样做才做得好，做得有效，这确实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但是要让院党委一下子就提出许多办法来，恐怕也难。我想，办法要靠各基层单位的党组织大家共同来考虑，要从吸取群众中的新鲜经验来取得。党内党外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的方法、新的形式，可能要从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老一套办法是学文件、讨论、做报告，这些方法虽然还要采用，但要改进而且还可以有新的方法和形式。不但是我们院里，别的机关也有这个情况，政治学习讨论变成漫谈，大家瞎聊天，时间都谈掉了，没有真正学到什么。相反，有时候少数几个同志自动结合到一起，谈一点问题，可能倒谈得很有意思。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不可以搞一些活泼的形式，使群众感到有兴趣的形式？随便举例说，据电视预告，明天晚上播放曲啸同志答观众问。他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理想是天上的星星，现实是眼前的灯，理想和现实是不是离得太远了？”“学生帮教授搬家要给钱，给墙报投稿要给稿费，这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吗？”“一个来宾祝愿新婚夫妇白头偕老，结果引起哄堂大笑，这种一定终身的婚姻观点是不是过时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观点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呢？”曲啸同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就想听听他的答复。这些问题，可以说很浅，也可以说很深，牵涉到许多问题，同社会学、哲学、伦理学都有点关系。如果我们有一些同志听了曲啸同志的答复，然后座谈，也谈谈这些问题，看曲啸回答得怎么样。也许他的答复对我们有所启发，也许我们还觉得有必要把这些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探讨一下，也许有些问题我们还不大说得清楚。如果像这样，大家看了电视，然后来讨论讨论，我看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说不定可以对我们的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文化问题的研究有新启发。听说我们这儿的有些所已经组织了自由参加的座谈会，青年中还有个“青年社科论坛”。思想政治工作跟这些和专业有关的座谈会、讨论会结合起来，可能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我们许多研究工作者的具体业务本身就有思想政治的内容。如果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跟这些业务联系起来，采取的形式又是活泼的，大家可能自愿踊跃参加，也可能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党的工作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要善于把下面的经验总结起来。昨天听到同志们对这次会议有一个批评，就是这个会议没有什么典型经验的报告。这个批评可能是对的。我们那么多单位，几千人，不会没有好经验的。做党的工作，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搞活，怎么和业务结合起来，我现在还讲不出来，也不是能凭空想得出来的。但是我想，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总结群众的经验，是能够创造出思想政治工作的各种新形式的。

选拔人才也是各级党组织要注意的问题。当然选拔人才这个事情不光是党委做的，行政领导也要做。党委、支部密切接近群众，对每一个人工作的能力、兴趣、特长，是会有充分了解的。我刚才说，文学所有个同志在做“地下工作”，他的一本书写得不错，所的领导原来并不知道，但是在所里不会谁都不知道。党支部可能知道，就有责任向所领导推荐。我们院有那么多人，有各方面的人才，怎么样使每个人都人尽其才，摆在适当的位置上，充分发挥他的才能，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党委、党支部等应该注意这方面的事情。

最后我还说一点，党委系统要为树立好的党风、学风努力。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个好的党员。我们说要出人才、出成果，我认为还可以加一句话，即出好的学风。没有好的学风，是很难出人才、出成果的。有的同志在我们这里，住房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条件很困难但仍愿意留下来，可能因为他感到这里学风不错。学风留住了人。这当然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学术空气就不要解决住房问题。听说也有这样的情形，有的同志因为在我们这里解决不了房子问题，看别的地方有房子，他就愿意去。因为住房条件不好，我们留不住人。但是进一步想，如果住房和设备都齐全，可是这里学术空气不好，我看我们也留不住人。我们一定要树立好的学风，好的学术空气，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派的学风，是严谨的，而不是夸夸其谈的学风，是自由地进行讨论，认真地探讨学术的风气，可以让人得到不同学科的人互相切磋、帮助的好处。好的学风也就是好的党风的表现。那么，怎样树立好的学风、党风？我想恐怕也是要着重宣扬好的典型。如果出现坏的学风，例如剽窃，我们要批评，甚至要通报。但是光这样不行。我们5000多人，我相信有许多好的值得表扬的东西。党委的报告里表扬的罗炤同志，他是到西藏去勤勤恳恳工作的青年同志，他最近还写来一封信，提出好的建议。好的学风有种种表现。党委报告里讲了坐冷板凳，有的同志不大同意，认为出好的成果不光靠坐冷板凳。这话虽然也对，但有的学科，要研究出什么东西，就得成年累月坐冷板凳，能这样做那就很好，就值得表扬。当然，对任何事情都要具体分析，比如说研究工作者要注意下去，但是对专门研究甲骨文的同志，一定要每年下农村一个月，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是研究农村经济，当然应该不辞辛劳地到农村去。如果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切实地调查研究，这也是好的学风，也值得表扬。一个同志写了文章，人家提出意见，他能很好地接受人家正确的意见，这也是好的学风。相反的，另外一个同志，他坚持他正确的意见，不随风倒，这也很好，也值得表扬。如果一个人写文章，凡是引用什么人的观点，他一定要把出处都详详细细写出来，这是好的学风，这一点就可以表扬。你说这不过是一枝一节，我们整个好的学风就是从这一枝一节表现出来的。我们只是表扬他这一点，在这一点上表现了好的党风、好的学风。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好多值得表扬的东西。要办好我们5000多人的一个社科院，无非就是把大家好的东西集中起来，传播下去。

以上是讲机关党委工作。现在我再就下列问题说几句话，这个问题就是听说我们有些做研究工作的同志不大愿意做党的工作。这个事情我看可以理解。担任党委、支部的工作，不免要遇到许多繁琐的事情，这对科研人员来说，就要牺牲一点研究工作。不过问题是党需要这一方面工作的同志，而且我们也需要从党的工作者中间出现科学研究的组织者，能够善于在知识分子中间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当然，做这些方面的工作的同志，不一定都成为这种专家，但是即使是有短期做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对自己也不会没有益处。做党的工作，就要更深入地接触周围的同志，接触搞各种研究课题的同志，可以从他们身上吸取各种知识。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像自然科学家要做实验室的工作。社会科学研究者总要力求接触社会，对社会多一点了解，了解得深入一点，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会从中得到益处。当然，根本不擅长做党的工作，也不要勉强，还是要找有这种能力的人。希望凡是做党的工作的同志，都认认真真去做，为在知识分子中做思想政治工作找出一些新的方法，取得一些新的经验。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有许多问题讲得并不充分，也还可能有讲得不对的，请同志们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