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在受到政府意志、法律法规直接控制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软力量的间接控制，大众文化消费者、专业研究学者都在监督和审视着文化政策与社会整体利益不和谐的因子，从外部环境形成控制场。文化政策控制的合理限度通常取决于三个基本变量：一是文化组织的经济活动是否以社会合理需求为价值取向；二是控制的限度是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做出了适时调整；三是是否建立了调整限度的制度化结构。
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文化事业,方针政策,中国
刘江红: 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政策、文化科技融合，发表论文数十篇。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代拟稿及立法相关问题研究，以及“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建立健全，确保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体制机制”“北京市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等多项中宣部、文化部及北京市委托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