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方法论上的一元论，都声称要确立要么结构要么能动者（agent），要么系统要么行动者、要么集合体要么个人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与这些方法论的一元论不同，布迪厄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注：黑体为原文所加）。”1524093“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由两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1524094私营企业主的成长和政治参与反映着特定社会对他们的要求，而他们具备的素质及其作为，也是社会要求的综合反映。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人是文化的积淀。在私营企业主的成长和政治参与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改革开放前，国家对社会进行了全面控制。在推行工业化以及国民经济体系恢复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运行基本上受到国家行政力量的严格控制，包括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支配。国家通过城市的单位组织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分配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这一强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实现对个人经济、政治和社会乃至日常生活的全面管理，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国家的每一项政策对个人都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身份制度、城市的单位制度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成为规定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制度，形成城市与农村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之间壁垒森严，整个社会的社会流动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身份、职业而形成的社会地位，乃至社会结构基本上都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改革之前的中国几乎不存在具有自主性的社会活动空间。个人无论具有怎样的市场能力，都无法通过自身努力从国家严密控制的体制中挣脱出来，在这种“强国家”的体制下，也难以实现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现实而紧迫的任务，为了重建遭到破坏的经济，为了建立一个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鼓励私营企业主扩大经营。到1953年，私营企业的数量从12.3万个增长到15万个，私营企业中工人的数量从164.4万人增加到223.1万人，私营企业的产量大约占中国工业产量的37%。1524095但私营经济的经营受到严格的限制，价格、工资和工作条件由国家确定，并依赖国家分配原料进行生产，靠国家的产品销售渠道批发和零售，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1956年，国家开始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切大规模的工商企业都国有化了，剩下来的小私营企业，数量虽多，但日益过时，而且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如个体手工业者和工匠，小店主和小商贩经营的企业，其经营者在改革前不是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就是“地下黑工厂”主，私营企业在中国大陆不复存在，工商业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成为国家利用、限制和改造的对象，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随着剥削制度一起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体制外”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从“地下”走到地上，从国民经济的辅助成分发展为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量上已具有相当规模。来自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进行的中国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2004年4～8月进行）的数据显示：从1993～2003年的十年间，私营企业快速发展。到2003年底，私营企业已达300.55万户，十年间增长了33倍多，年均增长28.87%；私营企业注册资本由1993年底的681亿元增加到2003年底的35305亿元，增长了52倍，年均增长48.41%（截至2004年上半年，注册资本已达42146亿元）；私营企业从业人员由1993年底的372万人增加到2003年底的4299万人，增长了近12倍，年均增长27.72%；私营企业创造的产值由1989年的422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0083亿元，增长了48倍，年均增长47.15%；私营企业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89年的190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10603亿元，增长了近56倍，年均增长49.51%。以上数据强有力的说明了私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私营企业提供当地2/3以上的财税收入。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增加国民财富、繁荣市场、安置就业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私营企业主这个成长于体制外的群体开始受到国家的重视，经济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开始向政治地位推进。过去，受制于传统意识形态，与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相比，私营企业主阶层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影响力非常薄弱，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限制。市场经济的产生，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等级关系在利益多元合法化面前被打破了，这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利益分化塑造了有主体意识、参与能力的社会主体。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诉求正得到国家的逐步认可，私营企业主被赋予了平等的政治地位，与其他阶层一样可以参与政治。实际上，从修宪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到开放私营企业准入领域，都有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积极参与。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上具有多元参与性，社会各阶层都应有自己反映意愿的渠道，特别是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私营企业主，因为它可以协调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关系。而任何社会的制度变迁，都含有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它是一种多边力量相互影响和交易的结果。随着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壮大和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政府将采取一定的方式对其进行政治安排，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一部分有实力有影响的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顺应政府的要求，加入到现存政治架构中。

目前，中国已建立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有关政治参与的基本法律框架。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等。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各阶层的群众一样，在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同时，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任何人的本性中都嵌有政治本能。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就把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视为“政治人”。按照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性事件，是人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现代社会的每个公民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而且也必然要在一定的政治地位中生活，现存的政治体制构成了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环境。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参与则是阶级的本性，随着私营企业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产生政治参与的要求，是很自然的结果，他们要求参政议政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和政策制定比较感兴趣，企业行为有赖于政策，任何政策变化都会对私营企业产生影响。维巴和尼指出：“在社会中富人比穷人更为积极地参与政治”。1524096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不但表现在人数上，而且还表现在其影响力的强度上。在传统社会中，积极地试图影响社会的，主要是拥有权力的政府官员和拥有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经济实力的私营企业主，包括一部分拥有相当文化资本的经营者，为了克服遭遇的发展障碍，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在与其他阶层的人们一起影响社会的时候，往往对社会和政府的影响更加有力。

考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必先明白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及其与现存政治框架的一致或冲突关系。公有制历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根本的经济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是改革时期重要的经济—政治架构。私营企业主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挑战这一架构的立场是极为明确的。据有关人士1994年对拥有资产百万元以上的357户私营企业主的调查，50.7%的人认为“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让市场自然地确定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18.94%的人认为“公有制可以限制在少数最主要的产业领域，发挥主导作用，而非公有制可以在规模和数量上成为经济主体”，12.53%的人认为私有经济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成分，只有13.93%的人认可这一原则规定。1524097可以推测，私营企业主整体上的这种立场会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而与日俱增。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承认、私营企业在法律上被赋予平等地位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被接受认可，以及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促进了私营企业主阶层自我意识的发展，并且努力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实现政治参与。

何为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最早提出“政治参与”概念的是二战前后一些研究比较政治学的西方学者，随着现代化理论与政治发展理论的兴起，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状况，以及作为透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水准的重要指标，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学科性的理论和方法。目前理论界关于政治参与这个基本概念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在此，我们关注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1524098

二是政治参与是公民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以试图影响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它是一种自主行为，是合法活动。1524099

三是政治参与是“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这一宽泛的定义适用于从事这类行为的任何人，无论他是当选的政治家、政府官员或是普通公民，只要他是在政治制度内以任何方式参与政策的形成过程。”1524100

四是政治参与是平民影响公共事务的活动，包括试图影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公共事务为能看见的影响整个社区甚至具体处理时仅涉及社区的一部分事务，包括半官方事务。1524101

综合上述几种看法，用来界定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有失偏颇。第一、二种定义似乎只涉及合法的、自主的活动，实际上，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包括相当多的被动的以及不合法的活动。第三、四种定义涉及试图影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的活动，强调对政治系统决策的作用，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中，通向政策制定过程的通道被紧紧控制。在中国，允许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是有一定限度的，可以安排参加人大会议，担任政协委员，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甚至受地方保护，但要参与决策是不可能的。在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更多的是影响政策的实施活动。实际上，政治参与的活动不仅影响决策，也不仅是围绕政权而展开，大量的是围绕公共事务而进行的。

我们注意到，不同的社会存在不同的参与方式。西方的政治参与概念与制度参与和直接参与有着紧密的联系。政治参与最终意味着个人或群体从获得或改变公共利益出发，进行干预，以影响决策，这种概念以民主立宪的社会为取向，并与民主制度和民主宪法、公民有意识的参与舆论形成与决策过程，以有影响力的集团形式直接贯彻执行政策等联系在一起。中国同样存在着政治参与，只是这种政治参与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政治影响手段。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有状态下，政治参与不是实现直接的社会变革目标，而是注重日常问题和公共事务的直接解决和改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指私营企业主通过正式的、非正式的渠道，使用合法的、半合法的、合理的、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手段试图影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的活动。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新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产物，是执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受惠最多，因而也是最拥护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阶层之一，是始终在市场经济风浪中成长，并始终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沿的先行者，是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率先致富的有产者阶层。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决定了他们程度不同地拥有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当他们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会逐步产生较强的参政要求和政治欲望。作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他们将以某种方式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获得政治权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私营企业主阶层是由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等转化而来的，尽管这个社会阶层产生的时间还不长，目前尚处于幼稚的、自在的发展阶段，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生社会阶层，他们的阶层意识和政治参与已经萌芽，正在产生着阶层意识和政治要求。

实地研究中，笔者听到这么一个故事：2000年的某一天，一群私营企业主在一起商量，觉得确实要与外面沟通，要走出去，光在W市不行。恰在此时，中央党校举办首届私营企业经济管理培训班，发来了通知，但私营企业主们都不相信：“中央党校怎么是私营企业主能进的呢？我们又不升官，怎么可能进入党校学习呢？”当时工商联的一位会长还认为：“每人要交3700元培训费，是不是骗钱的？”私营企业主MX建议：“不管怎样，就是骗钱的，我们到北京走一趟也好，走出去看看也好。你总在家里想这个问题、想那个问题都想不明白。”于是，工商联组织了10位私营企业主赴北京，其中，一大半的人抱着这样的想法，万一被骗了，权且当作是旅游。出发之前，市电视台作了报道，认为这次私营企业主到中央党校可能是个骗局。等MX等一行人到中央党校一看，根本不是所想象的。培训班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私营企业主，讲课的有专家学者和部委领导，内容包括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趋势。听课的私营企业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是初中生，有些是小学文化程度，但听课特别认真，记笔记，录音，“从来没有感受过、受过这样的启发。学了半个月，觉得我们是要走出来，是要不断地学习。”时至今日，说起当年中央党校学习的经历，MX仍是深有感触：“那时舆论对私营企业发展还不是很有利，到了中央党校感受很深，民营企业主能踏入中央党校，感受特别深。”敏感的私营企业主们也意识到从那一刻开始国家开始重视民营企业发展。讲述这一经历的MX倒是没有那么多的惊讶，她是从1990年开始下海办企业的，对私营企业非常了解，她觉得：“这个势头应该就是这样发展，必须是这样发展。”到了中央党校以后，觉得又给自己上了一课，提高了一步。MX说：“我们是从那一刻开始知道经济全球化。一位教授给我们讲当前经济全球化，分析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地方的发展，而且是区域的发展，讲区域发展的优势。那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了这样的理念了。”

在实地研究中，私企业主QJ（个案16）谈到：

江泽民“七一”讲话发表后，2002年，市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主到中央党校学习。虽然平时事务非常繁忙，但大家都抢着去。为什么我坚决想去，说是政治经济学，全世界都这样，尤其在中国。国家、民族的命运决定个人的命运，如果一个民族英雄与这个国家不适应的话，或者这个国家、社会不兴旺的话，说是民族英雄，那是个悲剧式的民族英雄。在这个形势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很多游戏规则都已经健全了，你如果不学，如果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法不了解的话，根本不可能发展。那么，通过省里也是学习，通过市里也是学习，这么大的国家慢慢地走下来，有这么个机会到中央去，到制定政策的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去，多好的机会。过去，民营企业家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一开始都是地下的，后来就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各式各样的小草都冒出来了。为什么有的会枯死，有的茁壮成长，这是各个地方的政策或周围环境所决定的，这个环境就是执行中央政策有力还是无力。我们如果直接到中央去感受或者接受它的教育，这样的机会，稍有头脑的人都不能放过，这个阳光雨露，真的是能让你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在中央党校，我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进教室，坐在正中间最前面，而且我还帮我的同学抢座位，当时同浙江杭州来的私营企业主在一起，他们70多人，我们30多人，100人的大教室。双方抢座位，积极性很高。讲课的是国家政策研究室的，是给国家主席讲课的，多难得。我一堂课都没拉，饭不吃没关系，课是要上的。机会多难得，太好了。

我也在学MBA，但到中央党校学习与一般的MBA不一样，最根本的区别是，MBA学的是管理知识，在哪儿都能学到，国内、国外都能学，在国外学的可能还先进，但不一定适应中国的需要。但中央党校的学习，只有在中央党校能学习。我们去的时候什么感觉，很多市县领导特别羡慕我们，要能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和能力，还有党组织准备培养你，多特殊，不仅是我，大家都珍惜。

从中央党校私营企业经济管理培训班学习回来以后，许多私营企业主的意识发生了变化，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私企业主HZ（个案15）告诉笔者：

以前做生意都是想尽可能少交税，2004年在中央党校学了一个星期，思想发生了转变。党校有位老教授给我们讲课，怎样合理避税，但他讲了好一会都没讲到避税上。同班的浙江人站起来喊：别讲了，我们不要听，讲讲怎样避税。我们W市的老总说：讲。老教授讲了如果向国家少交税，国家就没有钱搞科研，军事力量就弱，个人的财富再多都保不住。他举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例子，讲得大家慢慢安静下来，听了以后又议论纷纷，思想是有触动。我是从这儿转变的，觉得要为国家多交税。一个星期的学习时间太短了，3个月就好了，境界就更高了。

在实地研究中，笔者与私营企业主QJ（个案16）进行了一番交流：

笔者：你在中央党校学习有没有觉得开窍的地方？

QJ：有啊，最重要的一条是应该参政议政。以前，我对政治与对其他是一样的，我有一种求知欲。进了中央党校后，我觉得作为我来说，应该参政议政。我知道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自己还没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社会把你的命运已经决定好了。一开始只是一种图解，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不知道为什么。但通过党校的学习，我知道了。还是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永远连在一起的。现在，我觉得有能力关心社会，所以，应该去参政议政。首先我是出自对祖国的热爱做这件事情的。

笔者：你认为中央党校的学习，是否给你们带来这样一个启发，你们还有能力去影响国家政策？

QJ：对，影响国家政策。我可以做，而且应该这样做，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但我不敢说，说了人家会认为我有野心。

笔者：我要是总结你前面的经历的话，你一直在努力影响W市，很多人被你影响到了，只不过你现在有了一个明确的意识了。

QJ：是。那天，一位政协主席说，我与我先生之间好像是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两种经济体制在这个社会的缩影。我先生以前在一家国企纺织厂做老总，在W市纺织行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现在破产了。非常明显，一个起来了，一个下去了，不是两个人的问题，是两种体制的问题。

我先生比我能干多啦，他只是代表了一个不是先进的生产力。不是他的能力问题，是体制问题。也有转制转得好的，我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他那一批人怎么会落得这样一个结果？他那一批人，一是政策的牺牲品，二是他们当初走到那个位置上后，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国家又没有一定的监督体制和机构，最终只有一条，要么碌碌无为，要么胆大了、违规了以后，就进去。有没有一种方法使这一批人能够在新的体制下为社会服务？我说得不好听，是我们政党的失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落马呢？他们难道没有能力吗？早期，他非常努力，也是一个非常刻苦的人，也学习。但为什么？因为国家监督机制没有，他们认为自己就这样。所以，我从中央党校出来有个强烈的愿望要参政议政。

这种参政要求和政治欲望，与私营企业主阶层在解决就业、发展生产、方便人民生活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合拍的，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是同步的，因而，从总体上是积极、健康、向上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而且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私营企业主绝对不是只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负责，也不可能是这样，因为，政治发展和决策直接影响他们的经营活动。许多私营企业主对在政治上发挥影响非常感兴趣。因而，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同样也是社会变革的政治参与的代理人。许多企业主认为，他们创办企业达到了预期利益，而且还要证明，私营经济比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生产经营更有效率。在这种观点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政治态度：对市场经济要素持更积极的评价。包括QJ在内的很多私营企业主认为，从国民经济的高度看，私营企业是充满发展活力的企业，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私营企业主构成了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基础，同时，他们是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虽然私营经济在经济方面非常重要，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却没有相应的改变。现在已是在政治上将私营企业主与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同等对待的时候了。

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物质财富方面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但是，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整体上保持着相对的低调。据W市工商联2004年对全市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私营企业主们目前的打算，见表2-1。

表2-1 私营企业主目前打算做什么

调查中，目前打算做什么的迫切程度以数字1至5表示，1表示最迫切，5表示不迫切。“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这是私营企业主高度集中的愿望。他们都把经营好企业看成是立身之本。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所处的舆论环境并不是很好，“原罪”、“剥削”压得一部分人抬不起头来。因此，私营企业主表态第二多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做一名社会贤达”，同时希望“和社会上其他阶层成员和睦相处”（占第三位）。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对此形成的观点针锋相对。现实生活中，私营企业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争取入党”也不够迫切。

这次调查表明，尽管还存在种种问题，但被调查的企业主普遍认为，中共十六大以来，私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参见表2-2）。对于表2-2所列举的与私营企业发展环境相关的问题，认为有改善的被访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绝大多数占60%以上，只有在私营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上面，认为有改善的人所占比例略低于60%。当然，这些环境有改善，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完善，相反，仍然有着进一步加以改善的需要，也说明私营企业主对完善立法和政府转变职能的期盼很高。

表2-2 私营企业主对于相关环境近两年有无改善的判断

笔者于2004年7～8月在W市对私营企业主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213份，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最关心的社会议题有哪些？”从表2-3我们可以看出，接受调查的私营企业主们不约而同提到，最关心“贷款政策的落实”和“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可见，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这个群体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共识。

表2-3 私营企业主目前最关心的问题

中共十六大前夕，中央党校“利益群体的体制定位与意识培养”课题组，在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带领下，去浙江等省、直辖市进行调研。参与调研的中央党校调研处处长辛鸣博士认为，具备初步阶层自我意识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渴望被划入中国主流阶层，愿意并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们参政议政的目的，仍然是经济性而非政治性。1524102张厚义、刘平青认为：“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活动是为了物质利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私营企业主从事各种活动的出发点。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524103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涵盖全部私营企业主的参政议政动机。

私营企业主为什么要参与政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理论界对公民介入政治动机的分析。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本性说，人们之所以要参与政治，是出于人们的本性。这一观点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二是理性选择说，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认为，人都是有理性的，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理性的指导下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人类政治生活，不再是一种出自本能的驱使和追求，而是一种在理性指导下的合理选择，政治参与是出于人们自己的需要。三是功利选择说，其核心观点是，人不可能实现至善的事务，人们充其量能够做到的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人们的政治生活样式以及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为都是一种对利益比较和选择的结果。而马克思在谈到政治参与问题时认为，所谓政治就是社会各阶级为了维持或改变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试图对社会公共权威加以控制和影响的活动。政治参与也就是通过控制和影响公共权威，来维护或改变一定的生产关系，并使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益。1524104

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背景，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国家不是社会的主宰，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国家是历史发展的特殊领域，市民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普遍领域。“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1524105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1524106从“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前提出发，马克思自然得出“人民民主”这一政治性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参与是广大公民自身的需要，也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标志。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是最早思考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近代观察家之一。他认为广泛的参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平等条件的后果，也是维持这种条件的动力。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在日常事务中的集体行动，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公民都经常、都多样。他进而相信，由于美国人在财产和其他条件方面相对平等，才产生了这样一种趋向。每个人都拥有大体相等的财产，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发挥很大的影响，因此，每个人都不得不参加到集体的社会和政治事业中去。1524107

中国的私营经济是从没有法律地位到获得法律地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从无到有。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变得相当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打破了中国原有的政治格局。联系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具体实践，我们发现，私营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壮大都是在政府有关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私营企业主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国家政治系统的决策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所以，他们在努力壮大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总是想尽方法尽可能地接近政治权力系统，希望政治权力系统能最大限度地倾听他们的心声，反映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最初的愿望和动机，也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需求的逻辑起点。

具体在实际生活中，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我们在实地研究中发现，在具体的参政议政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参政动机、形式、手段、目的呈现出多样性。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有的是出于对社会的关怀；有的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的公开表现出的是对社会的关心，实际上更多的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将社会功能分为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分析，在我们对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过程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尽管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对那些能够成功参与的私营企业主而言，我们分析其参政的动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考虑到政治参与的要求所具有的动态特点，我们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动机的分析，也有助于把握其参政需求的成长规律和特点。这里，我们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按其指向从社会到个人分为五种：推动体制改革型、履行社会职责型、谋求政治保护型、谋取经济利益型、满足个人兴趣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