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学说，一个具有演变、发展的历史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多对儒学作如是观，做如此的定位、定性，作为肇始者、代表者当属章炳麟。

回顾历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刘歆《诸子略》中，儒家与其他阴阳、墨、法、名、道等五家，或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九家，都是并列的。在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下，通常儒学总是与“六经”经学结合为一体，处在不受挑战、不被争议、高于诸子的学术地位。而当儒学出现某种危机、陷入衰微时，这种学术地位就会受到质疑。清代后期，在乾嘉学派的余绪中出现了诸子学的兴起。对于这一学术现象，梁启超评断说：“晚清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此种结果原为乾嘉学者所不及料。”1535842应该说，这一评断是很正确的。一方面儒学独尊以来被湮没、沉寂的先秦汉晋诸子的著作，皆有学者校注、厘清讹误，重现理论光芒，是一种“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包括乾嘉学者在内的清代学者校勘、辨伪古书，志在广征博引、疏通经义，将经学推向新的高峰，带来诸子学的复兴，自然不是其意料之所及。章炳麟的业师俞樾，先有《群经平议》之作，后又撰成《诸子平议》，于其《序目》中曰：“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然诸子之书，文词奥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尽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传写苟且，莫或订正，颠倒错乱，读者难之。樾治经之暇，旁及诸子，不揣鄙陋，用《群经平议》之例，为《诸子平议》。”可见，在晚清学者那里，已经兴起的诸子学还是处在经学（包括《论语》《孟子》在内的“十三经”）之下、孔孟儒学之次的位置。到了章炳麟这里，他撰写《诸子略说》诸篇，发表多次国学讲演，开创了将孔子儒家与先秦诸子、汉代以后演变的儒学以及包括佛学在内的非儒家的思想派别或人物，皆放在一个属于义理性质的、一种称为哲学的论域内，予以平等的审视、研判的学术局面。

章炳麟对儒学的定位是：孔子儒家是先秦诸子的一家，儒学是义理性质的哲学，他将儒学与经学、先秦诸子、西方哲学、佛学等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出了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