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进步是从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下摆脱出来，建成了并在日臻完善着一个以人权、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启动了向当代人类社会最高发展水平看齐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改变了儒学的社会角色与位置：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理学形成以后，作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具有法律性社会功能的情形不再存在；儒学以其所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特质，作为一种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的传统精神或基本内涵来表现功能、求得发展了。儒学在新的境遇中有了新的定位，显现了它的新的理论生长点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切入点。从“五四”以来儒学获得的理论进展和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中可以看出，这个生长点就是借助欧美近现代哲学思想，在儒学历史上最后一个理论形态——宋明理学的基础上，重建儒学形而上学，从最高的、终极价值的意义上阐释儒学。这个切入点就是将儒家由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扩展开来的“民胞物与”的对社会、对自然的责任感、义务感，转化为普遍的工作行为、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儒家生活方式中的基本动力和秩序，并从中获得生活意义和实现人生价值。

现代处境下的儒学，跨入了新的理论生长空间，表现了可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理论品质，这是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儒学也面临来自现代社会与现代观念的严重挑战。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根据孔子思想中的“仁”“礼”“天命”三个基本范畴，将儒学视为是由个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观念体系。从这样的理论角度观察，这一挑战中最为突出而根本的就是：儒家性善论会在现代实验心理学的结论中被否定；作为儒家伦理道德实践起点的传统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渐趋解体；儒学固有的形而上追求与现代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冲突。